论西门庆的经济活动及对贪欲的再认识

姚秋霞

摘 要：《金瓶梅》中西门庆的经商理财多属于投机行为，巨额的不当得利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他的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封建性与腐朽性，对社会的发展与改良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贪欲”在他身上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杠杆。

关键词：《金瓶梅》；西门庆；投资；经济活动；价值

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主角，也是金学研究的热点，其经济活动具有极强的叙事张力，他的所作所为展现了中晚明时期一些商人独特的敛财方式。对于他的阶级属性及经济活动很多学者都进行过论述。如“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形象说[1]（P31）, “新兴商人”说[2]，官商与新兴商人的混合体说[3]……的确，他身上带着那个时代的许多特点，但他又不同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形象，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商人形象，他是中晚明时期从市民中崛起的官商结合体。人们大多认识到了这一形象的特殊性及其意义，但对其价值评判众说纷纭，自兰陵笑笑生从道德的角度对这一形象否定之后，人们又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形象进行观察与评价，不少学者在论述这一形象的许多否定性因素之后，又认为西门庆的经济活动在晚明政治、经济都发生明显变化的新形势下，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中有其相应的价值，因为“贪欲”是社会发展的杠杆，甚至孟超先生还在《金瓶梅人物论》中喊出了“西门庆万岁”。本文的看法与之略有不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剖析西门庆的经济活动，可以对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精明强悍与社会效益的被损害

西门庆在《金瓶梅》中是一个善于经商理财的形象。他是当时市井商人崛起的写照，在他身上处处透着商人的精明能干，他是一个善于抓住商机（也包括其他机会）去攫取巨额财富的人，他的身上带着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鲜色素，强烈的贪欲使他成为一个暴发户的代表，小说中，他的精明强悍、善于经商理财与陈经济的癫狂无能形成对比，这便使人们对这一形象产生歧义，认为他是“商业资本家”或“新兴商人”等，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晚明商业经济发展迅速，善于商海搏击的西门庆是否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答案是否定的。小说中的西门庆的确精明能干，小说第二回交代了西门庆的出身“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起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第二回）[4]（P26）可见其一开始不过是一个混迹市井的“破落户财主”，然而子承父业之后，很快“发迹有钱”，短短五六年，聚起了“数万产业”。就其致富途径而言，除了借婚姻关系谋财外，主要是设店经营，开了四五个店铺，还走“标船”搞长途贩运，借助官场信息及关系到扬州兴贩盐引，以及放高利贷、官吏债，贪赃枉法，偷税漏税等。小说第七十九回写其弥留之际对吴月娘的一番嘱咐：“我死后，段子铺是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贲四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铺，是五千两，……”[4] （P1214）从其家产可大致看出，这在万历年间已属中贾。而其缎子铺的本金已达五万两银子，这样的规模也足以说明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西门庆的善于经商理财更多的属于投机行为。小说中，他在贪欲的支配之下，很少有合法的商业活动，比如他欺行霸市，为了垄断整个县城的药材买卖，以卑劣手段对待蒋竹山。第七十八回中，应伯爵领了李三见西门庆，商量古器买卖。李三道：“今有朝廷东京行下文书，天下十三省，每省要两万银子的古器。咱这东平府，坐派着二万两，批文在巡按处，还未下来，如今大街上张二官府，破二百两银子，于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万两银子寻。……老爹若做，张二官府拿出五千两来，老爹拿出五千两来，两家合着做这宗买卖。……”西门庆却说：“比是我与人家打伙儿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罢，……”很快，他便弄到了批文。[4]（P1188）再如，明代中晚期开中盐引是最赚钱、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往往可获利数倍。小说中，西门庆凭借关系不仅开中三万盐引，并且得到蔡御史的帮助“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四十九回）[4]（P626），转手一倒卖，便谋取了巨额暴利。西门庆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经济学中关于精明的商人的论断意味着这个商人总是在其每一笔交易中打破等价交换的规则，但是一个社会经济的系统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欺骗行为之上，商人不可能从稀薄的空气中抽取利润，那么，利润从何而来呢？显然来源于社会和百姓，或者说是对他人的剥夺。劳动力本身创造价值，而资本只不过是“凝练”的劳动力，通过投资来获取利润如果符合效益分配原则，那就是合法的、正当的，属于取之有道。西门庆并不如此。他在商业活动中更多采取的是投机行为，其资本也多为“投机资本”，即这种资本是“机会主义的”，往往通过从事套利交易、短期交易而迅速获利。经济学中的“套利”可以说是无风险的收益，低价买，高价卖，不冒风险地赚钱。在市场中供给和需求决定着价值，于是“投机者在个别随机事件的机会上下赌注”[5]（P82），西门庆正是这样通过权力、关系及官场得来的信息等不断套利，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了大额的不当盈利。这种行为无形中给社会和他人造成了损害。“假定个人投资的盈利对社会利益是有损害的，那么不管个人投资的目的是不是盈利，或是不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只要盈利的结果损害了社会利益，那就应当受到指责。”[6]（P162）西门庆的商业活动有很多违法之处，而任何违法的个人投资盈利，都有损于社会利益，由此，我们不能认为西门庆的经济活动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由许多不当得利而获取的巨额财富又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合理。经济意义上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性存在的基本条件：一是生产要素供给者的机会均等，他们之间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二是生产要素供给者按效益分配原则取得各自的收入。而西门庆在经济活动中经常没有同其他商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且也没有完全按效益原则取得收入。如果说经济意义上收入分配合理差距的存在会带来诸如效率的增长、生产力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等积极结果，那么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将会进一步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西门庆的经济活动只能造就更多的不公平，随着这种不公平的不断增多，社会矛盾只能日益激化。并且，即使经济意义上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会带来积极结果，而从社会意义上看，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仍然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与不安定。所以，西门庆尽管很精明，谙熟理财之道，但由于违法，及手段的不正当、偷税漏税等，他更多的是给社会带来了损害。

二、经济活动呈现的封建性与腐朽性

西门庆是在独特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畸形儿，他头脑清晰、果断精明、敛财迅速，但其泼天的富贵并没有能够促使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他死后，尽管又出现了第二个西门庆——张二官，让人产生错觉，似乎这是一股充满活力，欣欣向上的新力量，但正如西门庆的毁灭一样，张二官等也一定不会有好的结局，这不仅是道德上的恶有恶报，更多的是其经济活动充满了封建性与腐朽性，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7]（P45）而且，“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8]（P252）然而，中国的晚明时代，社会并没有健康地朝这一方向迈进。明嘉靖以后，东南沿海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重新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并向其他地区延伸，传统的纺织业、陶瓷业兴旺发达，而矿业、冶铁业等也具有相当的规模。中国的确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也空前繁荣，商业资本雄厚者比比皆是：“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者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9] （P77）但由于封建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压制和掠夺日益严重，以及市场运行机制的不健全等，使得大量的商业资本找不到好的出路，最终没有能促进产业资本的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较好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真正的“资产阶级”无法形成，西门庆也并没有蜕变成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的父祖，自然，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封建社会的掘墓人。虽然西门庆的悲剧也被人认为是“专制体制下商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的悲剧”, [10]（P64）不可否认，封建的专制政体的确是商业资本的绝境，然而，除了制度、社会等因素外，西门庆的所作所为无疑又加剧其经济活动的封建性、腐朽性。我们从西门庆的经济活动中可看出他有着与传统商人共同的心理诉求及不同的道德追求。

官商结合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现象，从历史上徽商等许多商人的发展史可看出，商人有钱后，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身份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等，需要为官，即使是虚职也让他们感受到一种保障。而官府一向财力有限，并且当时官员的俸禄又较低，我们可以从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了解到明代官员的薪俸之低，于公于私都很需要商人的支持，官与商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即使官、商结合，但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或者我们把他们称为真正的封建商人），他们在经商行贾时，多数人在求“利”的同时能恪守较为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在古人崇尚的“仁、义、礼、智、信”中更多地崇尚“信”“义”。而西门庆生活的背景是明中后期，明中叶后，从王守仁的“致良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到李贽等人的“好货好色”，传统的道德规范解体，张扬“人欲”的同时，伴随着礼制的颓堕，道德的沦丧，西门庆作为这一时期的反面代表对传统道德更不屑一顾，这个带着新鲜色素的商人在其商业活动中已不再尊崇固有的职业道德规范，而是以各种手段聚敛财富，油锅里的钱都敢捞出来花，典型的奸商形象，其商业活动的封建性与腐朽性比其他商人更突出。他无法摆脱对封建官僚的依赖，甚至想尽办法拉近关系，让封建权力成为他的依靠和获取巨额利润的工具，其“暴发”的过程就是巧取豪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过程，这在晚明有一定的代表性。行政公权在西门庆的手里不再是服务于社会，而是服务于个人私利，服务于他不正当的商业活动，这深刻显现了封建经济关系的典型特征。并且，由于他的钱财并不属于产业资本，而是投向商业活动、放高利贷、个人奢侈消费以及政治投资等，对封建经济的解体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发挥作用，甚至起了阻碍作用，垄断与特权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西门庆的商业活动处处都充满了浓厚的封建性与腐朽性。

三、对“贪欲”的再认识及本文的结论

综上所述，从西门庆的投资理财到其经济活动显示的特点，可看出他对于社会的发展与改良，对社会经济的整体促进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西门庆的经济活动外表上看，显示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那种蒸蒸日上的特点，生机勃发，但在他充满活力的占有欲下，却给社会带来了损害。西门庆精明能干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极度的贪欲，他的贪欲是否促进了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来认识贪欲的作用。历史上人们曾认识到贪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黑格尔明确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恶劣的情欲”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他指出：“我们对历史的最初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源泉。”[11]（P58）即：“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都是一切行动的最后源泉。”[11]（P59）恩格斯也承认：“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2]（P233）贪欲是人们对物质的欲望和需要，它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条件和依据，它引发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运行机制，从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这其中，肯定的是人的情欲的积极道德价值，人的欲望和需要驱使着人类不断去追求利益的满足，探索未知的世界，从而开创文明的奇迹。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会认为贪欲是人们一切行动的唯一源泉和动力，它支配着人的行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推动力，是社会历史的支点。然而，“在一定条件下，人的欲望和需要是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但并不是人们所有的欲望和需要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只有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才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相反，而在其他情况下不但不起推动作用，反而会起阻碍和破坏作用。”[13]（P309）“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地方、时候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14]（P24）显然，西门庆的经济活动已超越这样一个范围和程度，尽管他有精明强干的一面，但其行为对社会更多地起了负面作用。在社会现实中，人的一切活动都有赖于资源的消费和收入的分配，经济利益构成人们一切利益的基础，并且，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必须要考虑“条件极值”，必须把他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当成自己的约束条件，否则，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从经济学的角度认识、解读西门庆这一独特的形象，有助于我们理解张竹坡所说：“作者直欲使此清河县之西门氏，冷到彻底。”（《金瓶梅读法》）[15]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部作品的叙事张力，西门庆的经济活动不仅体现着个人的特点，也体现着中晚明的时代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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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M]．唯真，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

[15]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91.

（原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姚秋霞（1963—），女，河南新乡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元代文学学会等会员。

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金瓶梅》研究、元明清专书研究、行政管理学、文学名著鉴赏等课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地方文化研究，先后主持并参加省级、厅级、院级等科研项目、教改项目多项。在《唐都学刊》《广西社会科学》《名作欣赏》《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