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赵生群“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

陈 曦

（解放军艺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北京100081）

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即公元前135说的持论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用功甚勤，影响最大者，当推袁传璋、赵生群两位先生。笔者对赵先生的“新证”做一梳理。

1993年以来，赵生群先生持续发力，接连发表了10篇文章： （1）《司马迁生年研究综述》，载《文教资料》1993年第2期。 （2）《司马迁生年新考》，载《文教资料》1999年第6期。 （3） 《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载《光明日报》2000年3月3日。 （4） 《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考》，载《苏东学刊》2000年第9期。 （5） 《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载《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也谈司马迁生年考证中的史料鉴别问题》，与尤德艳合撰，载《文教资料》2001年第1期。 （7）《司马迁生年以及相关问题考辨》，载《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8） 《〈太史公行年考〉商榷》 ，载《文哲研究通讯》（台湾）2002年9月。 （9） 《〈玉海〉中一条〈博物志〉佚文的文献价值》，载《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0） 《司马迁行年新考》，载《安大史学》第一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代表性论文是《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司马迁生年以及相关问题考辨》等，彰显了赵先生的主要观点。

赵先生的“新证”，多方考索，试图为《史记》研究的这一重大疑案画上句号。在向赵先生的辛勤耕耘衷心致敬的同时，笔者却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他在考证理念与论证方法上存在明显偏失，导致结果最终未能如其所愿。笔者以下将围绕赵先生的主要论点、论据，一一展开辨析。

赵生群先生在司马迁生年问题上的“新证”，真正具有新意的，实际上只有一条，那就是他在《玉海》卷46发现《正义》引《博物志》与《索隐》相同。今引录如下： （1） 《玉海》卷46载： “ 《史记正义》： 《博物志》云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2）《玉海》卷123载： “《索隐》云： 《博物志》：‘太史令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赵生群先生认为上引资料，为考定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1] 。他撰文《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 ， 2000年3月3日刊于《光明日报》 “历史周刊”第8期，信心满满地论断此为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铁证，并在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的修订本《史记》前言中，直接用《玉海》的《正义》引文断言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 ，未加注明据郭沫若说，更未介绍王国维的前145说，这种做法就是直接画句号了。换句话说，司马迁的生年，无须考证了，百年以来围绕司马迁生年的争论俨然已落下帷幕，只凭《玉海》的这一条铁证就可以定案了。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光明日报》2000年4月20日刊发易平《司马迁生年考证中的史料鉴别问题》对赵文做了回应，从两个方面驳正了赵文。

第一，“赵先生用《正义》佚文可以证明《索隐》引文的‘年二十八’不误，却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可以证明《正义》按语的‘年四十二’是错的”。

第二， “《玉海》录的《正义》佚文，旨在存《博物志》材料而非存张守节说，此不言而喻。正因王应麟这种做法，将这条《正义》佚文史料价值降低到只能‘说明《索隐》引文正确无误’，仅此而已”。易文的两点驳正非常有力。特别是第二点指出“正因王应麟这种做法”，实是指赵生群先生断章取义。王应麟《玉海》不是存录《史记》及三家注原始材料，而是把张守节的按语及依据统统删了，像这样的二手材料，甚至可称为三手、四手、五手材料，怎能用来做铁证呢？只能是“将这条《正义》佚文的史料价值降低到只能‘说明《索隐》引文正确无误’，仅此而已。”易文认为，赵生群先生的发现，恰恰证明了张守节是在驳正《博物志》，也就是驳正《索隐》的元封三年迁年二十八岁，令人遗憾的是，张守节据此驳正《博物志》，以及《索隐》的材料在三家注合刻时被删削了。在没有找到张守节按语依据之前，张氏之说仍是一个疑案。也就是说， 《正义》《索隐》均是持证的果，是假说，而不是已知的因，即两者都不能用作推导司马迁生年直接的证据。

推导司马迁的生年，还得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那就是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采用的“行年排比法”，即用司马迁的行年，来验证《正义》《索隐》两说孰是孰非。

赵生群先生显然是认可王国维的“行年排比法”的，试图从司马迁的叙述中找到“考证司马迁生年最有价值的时间坐标” [2]609 ，以此推导司马迁的生年。然而，赵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可以说新意不多，主要是李长之“十论”的演绎。须知，国内学术界一般以郭沫若为前135 说的代表。其实，该说的祖述者为李长之。李氏举证十条以立其说，文章题称《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以下行文简称“李文” ） ，最早发表于1944年5月出刊的《中国文学》一卷二期，后收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李氏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半个多世纪以来，持建元六年说的后继者的论据，基本上是李文的延伸和演绎，赵生群先生也不例外。他对李文“十论”的演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李文“十论”第二条——“与《报任安书》不合之说”的演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元、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在《报任安书》中，他说：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矣。”司马迁何时出仕？ 《报任安书》 （以下简称《报书》）作于何年？成为验证司马迁生年说的重要时间坐标。李文假设司马迁做郎中是紧接二十南游的事，并采用了王国维的《报书》作于太始四年说，按司马迁生于前145年，到太始四年（前93）是53年，减去20年就是33年，这是初入小学蒙童就会的加减法，李文据此得出结论“应该说待罪辇毂下三十馀年了” [3]20 以此否定前145说。赵生群先生延续了李长之的这一思路，做了两种努力。首先是利用吴汝煜、赵光贤、陈必超等的说法，极力强调“二十而南游江、淮……过梁、楚以归”与“于是仕为郎中”两事相距时间必不甚远，“文中‘于是’二字表示时间很短，很可能即在同一年中”①。他推断司马迁南游约需两三年的时间，归来出仕为郎官时应在二十二岁左右。其次，他采用了清人赵翼的《报书》作于征和二年说。征和二年是前91年。赵先生同李长之一样做蒙童加减法，按司马迁生于前145年，到征和二年（前91）是55年，减去22年也是33年，与《报书》 “二十馀年”不合。赵先生的这一做法，看起来像是在做考证，其实，与李长之何其相似，仍是以假设为依据。司马迁二十南游了几年，何时为郎，这些问题的关键节点李长之没有做任何考证，赵先生同样也没有考证，凭着一个蒙童加减法，再加一个假设就提出了一个证据，太轻率了。我们试用蒙童减法，假设司马迁南游了四年，三十三减四等于二十九，不就是“二十馀年”了吗？考证不是蒙童的加减法，而是要做严肃的文献挖掘与语词训释。由介词“于”和代词“是”组成的介宾词组“于是”，有“在此时”“在此地”等意；此外， “于是”在先秦时期业已虚化为“连词”，连接两个句子，表示前后句子所说的两件事情，具有时间上先后相承或事理上相承的关系。[4]778-779“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在《太史公自序》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于是”正确的解释是作连词，连接“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一前一后两件事情；若翻译成现代汉语，可直接译为“于是”，或译为“在这之后”。司马迁说，他南游归来之后，重大的事件就是“出仕郎中”，并“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而不能把“南游”“出仕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当作连续紧接发生的事，而是他人生经历的重大事件，三者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出仕郎中有一定的条件，当了郎中到奉使为钦差大臣，还要经过若干年的历练，因此不是紧接连续的事。据施丁考证：“司马迁始仕郎中，肯定在元狩年间，至迟在元狩五年。” [5]20元狩五年为公元前118年，再用蒙童的减法，元狩五年下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是二十五年，下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是二十七年，当然合于《报书》的“二十馀年” 。更何况有史料证明，《报任安书》的写作与征和二年任安死于巫蛊之祸一事并无关联，该文并非作于征和二年[6]259-271 ，因而，赵生群先生试图以征和二年作为时间坐标点做蒙童加减法，数字一定是不可靠的。

其二，是对李文“十论”之第四条——“空白说”的演绎。

李文说：

司马迁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如果照郑鹤声的《年谱》（他也是主张生于前一四五的），司马迁在元朔五年（前一二四）仕为郎中，一直到元封元年（前一一〇），前后一共是十五年，难道除了在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奉使巴蜀滇中以外，一点事情没有吗？……假若真是过了十四年的空白光阴（算至奉使以前），司马迁不会在自序里不提及。看他说：“于是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似乎中间为时极短。倘若生于前一三五，则仕于前一一五或一一四之际，跟着没有三年，就有扈从西至崆峒之事（前一一二），奉使巴蜀之事（前一一一） ，不是更合情理吗？[3]20-21

赵生群先生演绎李文的“空白说”道：

如果说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 《自序》（笔者注：指《太史公自序》）在时间上就存在着一段很大的空白。根据《自序》，司马迁二十南游，至元封元年出使还都报命，见父于河洛之间，按照王国维的推算，此年司马迁已三十六岁。自二十至三十六岁，中经仕为郎中、出使两件大事，前后时间长达十五六年，按《自序》行文之例，理应交代各事间隔之年岁。相反，如汉武帝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则不存在这一问题……[2]609

前后对照，赵先生对李文的因袭，可谓一目了然。是否存在所谓“空白”，需要用考证来证明。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李、赵的考证。还好，施丁、张大可等，在这方面做了深入探索。据施丁先生考证：

自元朔三年南游至元鼎六年奉使西征之间，有如下内容：

元朔三年（前126） ，开始游历。

元狩元年（前122），此年左右， “过梁、楚以归”。

元狩五年（前118）， “入寿宫侍祠神语”。

元鼎五年（前112）， “西至空桐”。

元鼎六年（前111），此年春， “奉使西征”。

仅以此而言，十六年间的“空白”并不多；当然，也就说不上景帝中五年说有什么“大漏洞” 。[7]

又据张大可先生考证：董仲舒致仕后家居茂陵，排挤陷害他的公孙弘卒于元狩二年，而对他敬重有加的张汤第二年迁为御史大夫，但仍不见起用董仲舒，很可能元狩末董仲舒已经去世；孔安国为博士、谏大夫，元狩六年出为临淮太守。司马迁向孔安国问故，师从董仲舒，正在出仕之前的元狩年间，即司马迁南游归来，在二十八岁出仕之前的二十三、四岁到二十七岁之间这几年向大师学习。[8]还有元封二年司马迁扈从武帝封禅，并负薪塞河。如此说，更不存在“空白说”。司马迁写人物列传，不是开履历表，不是记流水账，而只写每个历史人物的特点和重点。《太史公自序》着重写司马迁父子怎样写《史记》，对司马谈出仕三十年只写了《论六家要旨》、培养司马迁、临终遗言三件事。“空白说”屡有追捧者，这只能说明他们未仔细读历史传记书，更未仔细读《太史公自序》。

其三，是对李文“十论”之第八条——“司马迁交游说”的演绎。

在这一条，李文试图通过司马迁与郭解的交往，否定前145年说。郭解被杀于元朔三年（前126） ，他在死前曾到夏阳安置外祖老小。李文说： “倘此年为司马迁之九岁，则司马迁在十岁学古文之前还在家乡，因而见郭解是最可能的。否则这一年十九岁，未必有见郭解的机会了。” [3]程金造、张大可等，则以有理有据的分析，得出了与李文正好相反的结论，此不赘述。[8-9]

那么，赵生群先生又是如何演绎李文此条的呢？他将论述方向做了巨大的调整，不是以司马迁与郭解的交往来考索史公的生年，而是反过来，声称“现在司马迁生年既定” [10] ，就可据此考察记载郭解事迹的《游侠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这样做是倒果为因，将他试图论证的论点当作论据，推导出关于“司马谈作史”的论点。

同样的思考模式，也用于他对司马迁与平原君子、公孙季功、董生、冯遂等人交往问题的分析上。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公孙季功、董生（非仲舒）曾与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有樊他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而此三传所记，史公或追记父谈语也。自冯遂以下，皆与公同时。”程金造、徐朔方则通过时间推算，认为司马迁是有可能与平原君子、公孙季功、董生、冯遂交往的①，并进而指出司马迁若生于前135年，就因年龄小而不可能与这些人相及。赵生群先生借鉴了程、徐等人的考证结果为己所用，认定“在《正义》引《博物志》之文发现之后，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就已不是假设而是事实” [10] ，这样一来，在他那里，程、徐等人的推断就可以用来证明如下记述平原君子、公孙季功、董生、冯遂的《史记》篇章——《郦生陆贾列传》《刺客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是出自司马谈之手。

但是，这种结论是建立在赵生群先生对《玉海》所引材料一厢情愿的价值认定上，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析，那些材料不能用作考定司马迁生年的“直接证据” ，司马迁生于前135说，绝非什么定论，故而以此为出发点去推导“司马谈作史”问题，得出的也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的推测。

总之，赵生群先生在司马迁生年问题上的“新证”，实有新意有限的遗憾。在论证过程中，又有鉴别史料不客观、以假说为依据、考证缺乏、倒果为因等偏差，延续了前135说的祖述者李长之的错误理念与方法。赵先生以为通过他的努力，《史记》的这一重大疑案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王国维率先垂范的“行年排比法”，以扎扎实实的文献考证，真正建立起司马迁的几个人生坐标点，进而才能有理有据地推导出司马迁的生年。

参考文献：

[1] 赵生群.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N].光明日报， 2000-03-03（Z07）.

[2] 赵生群.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 M]//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五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3]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古代汉语虚词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5] 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6] 陈曦.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7] 施丁.司马迁生年考——兼及司马迁入仕考[J].杭州大学学报， 1984 （3）： 124-131.

[8] 张大可.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考辨[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4（2）： 71-74.

[9] 程金造.从史记三家注商榷司马迁的生年[J].文史哲， 1957（2）： 1-7.

[10] 赵生群.司马迁生年以及相关问题考辨[J].南京师大学报， 2001（4）： 145-149.

（原载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张大可（1940—），男，重庆长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渭南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史记研究。

① 桑原文的《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参见1922 年刊于日本《东洋文明史论丛》， 1929年重发于日本《史学研究》第一卷第一号，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桑原文核心论据为“早失二亲说”以证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35年。中国学者李长之直接引入自己的论文《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之中为第一条立说证据。

② 李长之文《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最早发表于1944年5月出刊的《中国文学》第一卷二期，后收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李氏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

① 例如，赵光贤在《司马迁生年考解》一文中就说，怎么能把张守节来历不明的说法，凌驾于有最高价值的《博物志》原始材料之上呢？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73—79页。

① 参见郭沫若的《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① 袁传璋说： “《索隐》注引《博物志》《正义》按语在证明自身准确无讹前，不能作为推算司马迁生年的‘直接证据’。”参阅袁著《太史公生年著作考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赵生群说： “从理论上说， 《索隐》《正义》都有可能产生讹误，也都有可能不误。”参见赵著《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载《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0年9月。

① 综观袁、赵二氏的考证，对司马迁行年的考证，没有走出李长之十条无据考证的范围，而特别倚重的“新证”，总在《索隐》《正义》的“年二十八”上做文章，意在绕开行年考证，是徒劳的。

① 汉承秦历，以十月为国家纪年之岁首，故十月至第二年之九月为一年。

② 汉武帝从建元六年至元鼎六年径略西南夷前后长达25年，历经唐蒙、司马相如、司马迁三位大臣，唐蒙、司马相如皆以郎中将奉使，推知司马迁亦当为郎中将。

① 司马迁二十南游江淮，历经大江南北，南至今湖南衡山、浙江会稽山，北涉山东汶水、洄水孔孟之乡，讲业齐鲁，过梁以归，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最短时间要两三年。个别学者，持前135年说论者赵光贤推断为一年，持前145年说论者郑鹤声推断为五年。

① 参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袁传璋（1940—），男，安徽当涂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① 桑原骘藏： 《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自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附录4 转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176—184页。

①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新阳侯吕清之后尚有郭蒙于“六年正月戊午”封东武侯的纪录。按：高祖六年正月丙戌朔，三十日为乙卯，后此三日的“戊午”系二月初三日。 《史表》误记为“正月”。 《汉书·高帝功臣表》承袭其误。

① 程金造《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之来源与真伪》 ，原载《新建设》 ， 1960 年第2期。后对内容做重大增补，易题为《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之管见》，代表程氏关于《史记正义佚存》系日人伪托的最后意见，编入程氏著《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清代邵晋涵《南江书录》，清光绪聚学轩丛书第五集第七， 《南江书录一卷》第4页，贵池刘世珩校刊。

陈曦（1966—），女，广东潮州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文学博士，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史记》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史研究。

① 赵生群引用赵光贤语，见《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载《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页。

① 公孙季功、董生是司马迁交游圈中年岁最长者。徐朔方推定司马迁能与此二人相及： “《刺客列传》记载公元前二二七年荆轲刺秦王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而篇末太史公曰：‘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夏无且‘奉药囊’，而这个药囊可以用来投掷人，可见他不是主要医师，假定年龄二十来岁。又假定他在七十来岁把他目击的事实告诉二十来岁的公孙季功和董生，公孙季功和董生又在七十来岁把这一段故事告诉司马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这时是虚龄十九岁，时代正好衔接得起来。” “……司马迁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以创作《史记》，那就得有意识地去和年纪比他大得多的人相交，正如同现在为了写工厂史、革命史，要向老工人、老红军做调查访问一样，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见徐氏《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