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谷文集(卷六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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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忆路遥

1972年深秋,在西北大学图书馆第一教室门口的女贞树下,我结识了路遥。

这时,他是延川县郭家沟的农民,被借调到文化馆编小报,路遥说想上西北大学,因县上有人告他“文革”中当司令的什么问题,正在周旋之中。他瘦瘦的很强悍的样子,神态有点像他日后作品中的高加林。贺抒玉发现了他,在恢复后的《陕西文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优胜红旗》。其间,路遥在《朝霞》发表了散文《江南春夜》。我读到谷溪、陶正、路遥、闻频编印的《山花》文艺小报,我在上边发表了在延安实习写的诗作《访英雄》,署名为“都和蛮”,谷溪、路遥后来告诉我,陕北有姓都的,没见过姓和的,以为排字搞错了,改了过来,结果却搞错了。在小报上读到梅绍静《兰珍子》,同学施光华说作者是她女朋友。第二年,路遥上了延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在《延河》杂志当编辑。这时间,我们来往较多,他的《人生》等作品使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我们结伴去延川讲课,在观看县上文艺队演出时,他指着台上一位扎小辫子的漂亮女子给我悄悄说,那是他的初恋情人。那女子的样子,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巧珍一样叫人爱怜。我们爬到对面坡上,寻到他的一位旧友海波,他要吃蒸南瓜,黄澄澄一桌,又香又烫手,他吃了不少,说是真解馋,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在街头遇上他的小弟,正拉着架子车卖菜,他陪着一起消失在集市的人群中了。

之后,我和他在陕北榆林的一座旧庙里住了一个多月。我在修改与陈江鹏合作的《李子洲传》和《清涧暴动》电影剧本,他是应一家杂志社之约写一部叫《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中篇小说。他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要写完十页,也就是三千字,才可以休息。有时思路不畅,到了后半夜,他还伏案“受苦”。陕北人把干活叫受苦,他说,你看我们这些写字的人,也跟牛一样,还不如到坡上抡镢头去受苦哩!写不下去时,他躺在炕上,呼天叫地,有时是长长地趴在炕上,抱着脑袋,好像疼痛难忍似的。柳青的《创业史》一直伴随在他的左右,经常翻动着,在其中寻找智慧和力量。有时,在窗外见他伏案疾书,人笼罩在烟雾中,活神仙似的。当地的朋友雇了一位婆姨给我们做饭,每天少不了一顿民歌里唱的“死死活活相跟上”的“荞面圪坨羊腥汤”,他也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写完早了,我们就去城上的沙漠里晒太阳,他教我唱电影《人生》里的歌“上河里鸭子下河里个鹅”和《三套车》。后来他在弥留之际,曾想起这片沙漠,对朋友说,他理想的死法是躺在沙漠里,让一夜的风沙把自己给埋了。

这一次回来的路上,他回了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他说他要回两个家,一个是清涧的生父母家,一个是延川的养父母家,既觉得温暖,又感到难受。他这个大孝子做得不容易,常处在两难之中。后来,他的《平凡的世界》在出版其间,复印了一部分给了我和子页主编的《长安》发表,说要换几个稿费,救济家里的困难,给父母治病。他一拿到钱,说是帮了他大忙,就直接去了邮局汇款。一次我去他家,说到他的长篇小说的名字,当时拟为《普通人的道路》,三部曲分别为《黄土》《黑金》《大都市》,可能也征询过其他朋友的意见,当时我手头正在读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的《广漠的世界》,建议他用《平凡的世界》。后来,路遥的弟弟王天乐撰文说,“书名是和谷或子页建议改动的”。

曾在他写这部书时,有一次捎话让我去,说他写到一位领导干部拨乱反正时用了我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的一些内容,还有写水灾一节用了我写安康水灾的一点资料,请我谅解。我开玩笑说,是我借了你的光,应该感谢你。事后有热心的读者写信给我,并复印了几个作品的有关章节,查明先后发表时间,询问其缘由,我如实道来,如此而已。之后有人要拍摄他的人物电视片,路遥叫我撰写解说词,他看后很满意,这篇文字叫《路遥的脚夫调》,发表在《文学报》上。

《长安》杂志和西安市作协先后办了文学院,我具体操办,曾邀请萧军、刘绍棠、周克芹、蒋子龙、张贤亮等讲课,路遥、忠实、平凹等省市名作家几乎全部亮了相,在新城剧场的讲座持续了三个月,每场讲座都是座无虚席。并辗转铜川、安康等地巡回讲演。

一次在作协院,路遥写东西的小屋,发现陈设极为简单的屋里,大书架上没有一本书,而是一层层一排排的香烟盒子。他说,烟是好东西,抽完烟也不扔掉烟盒,摆着看着,是一种留恋。烟、茶水、灯光,和一摞摞写完与没写的稿纸,伴着一个健壮的中年男人。他喘息着,呼呼地作响,像一架纸上写字的加工机器,一头牛,正呼呼哧哧地曳犁,翻卷的泥土一畦畦留在身后。饿了,向谁家要一个馍,一根青葱,香香地嚼着,饥肠便安妥了。再么就是咖啡,雀巢牌的,这是肠胃对于洋玩意儿的需要,品尝着,扮一个崇尚欧式生活品位的角色。这阵,他已患有肝病,在小屋里熬中草药喝,这绛色的苦汁完全不同于咖啡的味道。而香烟对于他,既是生理需求,更是精神依赖。路遥嗜烟,是不断更新品牌的,消费超前,在周围烟民中是有竞争优势的。他经常搬出抽烟是爱国行为的理论,抽得多,抽好的昂贵的,更体现爱国的程度。当然,这是一种有经济学成分的戏言。别人抽金丝猴时,他抽黄果树;别人抽黄果树时,他改抽三五;别人抽三五了,他抽上中华。路遥的抽烟品牌,总比别人高出一个档次。他常敬你烟抽,毫不吝啬,好像是赐予,又像是在显示。他说,人活着,就这么点嗜好。有朋友粗算了笔账,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洋洋百万言,花费了六年时间,每天平均两包烟二十元钱,六年就抽掉了四万余元,按当时的稿酬,还不抵烟钱。他要熬干那部机器,留一部巨著在人间。

20世纪90年代初,由陕西调往海南省任司法厅长的习正宁,物色我去大特区创办法制报刊。临走时,与路遥在他家阳台上话别,路遥说,你先去闯,不成再回来,到作家协会来,不怕,有我哩。之后,我从海南回西安印杂志,去医院看望病中的路遥。他说想吃酸石榴,我和同行的竹子又去街上寻买到了,返回病房。他是想重新站起来,但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躲开护士,和我们一起抽了支烟,诙谐地笑着。有人说,路遥是累垮了身子,心劲太强。有人说,是抽烟得的,他抽得太厉害。路遥说,我如果得的是肺病,是抽烟的过错,肝病似乎与抽烟没直接联系。那你说,不抽烟的人也得肺病肝病癌症,毛泽东邓小平抽烟也是高寿,世界上的道理谁也讲不清。病中的路遥,已近弥留的日子,他还是让我扶起他靠在床头,拿出一包好烟,一支一支抽起来。护士进病房来,说不许吸烟,路遥像做错事的孩子,央求着说对不起,就抽一支。他抽烟的时候,精神进入一种自然状态,悠然而深邃的目光很动人。

几日后,路遥与世长辞。我是等到一起把他送入火葬场的熊熊炉火后,才回到海口的。他比我大不了几岁,有着近似的经历,他就这么走了。在海南的几年里,我每次走进书店,都要去翻一翻路遥的书,与他重逢,也在一旁观察一双双怎样的手去触摸它,带走它。

2013年10月24日

《陕西文学三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