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第三帝国

罗伯特·格拉特利(Robert Gellately)

当今的历史学家依然在对第三帝国提出各种问题，尤其是因为其史无前例的罪行和它发动了波及整个欧洲的军事侵略。关于这个仅仅存在了12年，却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权的许多研究灵感来自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一个在1914年之前的政坛基本没有实际地位的人。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根本不是德国公民。他在奥匈帝国度过的青年时期内大部分时间表现平平，没有显露出任何在未来可以发迹的迹象。到了20岁，他还是一个毫无教育背景、离群索居的流浪汉。他除了想当个画家，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而且他也没有接受过当画家的正规训练。他粗浅地涉猎过绘画，隐约觉得想成为他所热爱的歌剧的舞台设计师，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也毫无建树。1909年的秋天，他住进维也纳的一家收留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此时他的人生跌入谷底。次年2月，他离开收容所，栖身于简陋的单身宿舍，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多。1913年的5月，由于继承了他父亲一笔可观的遗产，“艺术家”阿道夫·希特勒动身前往慕尼黑，梦想成为一名建筑师。然而他依旧交不到朋友，找不到工作，只能靠画明信片勉强维持生计。鉴于当时严苛而僵化的阶级和政治体系，其所容许的社会流动性相对而言非常有限，所以他似乎注定会因此而一事无成。但接下来，即将在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却使世界乾坤颠倒。正如发生在几乎遍布全球的数百万人身上的情形一样，为德国而战的憧憬激发了这个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很快成了志愿者。这次大战将带来革命性后果，即推翻旧秩序，最终使得像他这样的社会局外人也有可能胸怀鸿鹄之志。

然而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当希特勒从战场归来时，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梦想成为某种革命领袖。他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只不过想着尽可能长久地留在部队。就像许多德国人一样，他深信是国内阵线在背后捅了刀子，背弃了这支“无敌之师”，而且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他至死对此坚信不疑。

虽然已是而立之年，但他实际上毫无作为，依然是一个漂泊流离的独行者，一个溃败之师的下士，囊中羞涩，前途渺茫。然而不久后，他就引起了征兵军官的注意——他们正在物色经过培训就能向正在复员的军人灌输民族主义思想的士兵。接下来，希特勒接受了短暂的学校教育，在此期间，他表现得相当不错。1920年，他帮着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或称为纳粹党。虽然他迅速成为该组织的领军人物，但在当时德国的政治图景下，他们士气低落，该组织也只不过是许多乌合之众所组成的类似的团体之一而已。

令人震惊的是，仅仅过了20年多一点的时间，即1941年秋天，52岁的希特勒已经成为德国无与伦比、万人崇拜的领袖人物，德国的经济已经恢复至能立于强国之巅。而且1940年中期，他已经重建、武装并果断地使用了新命名的国防军来击败波兰。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占领了西欧大部分地区。一年以后，他指挥劲旅直捣苏联。因此在当年12月，德军已陈兵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接近1941年岁尾时，希特勒似乎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尽管不久这一切又灰飞烟灭。他可以审视一个广袤无垠的欧洲大陆帝国，几乎包括整个欧洲——西起英吉利海峡，东达列宁格勒，北到挪威，往南直至高加索，并且沿着往东南方向的大弧线延伸到巴尔干半岛、希腊和北非地区。至此，新生的德国在追求更多“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明基石的核心，并且进行着主要针对东欧犹太人的大屠杀运动。直至其倾覆之前，第三帝国的所作所为成为邪恶的缩影，给欧洲乃至更广大的地区留下创伤。时至今日，这些伤痕依然历历可见。

鉴于事情的发展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转折，1945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一直试图解释清楚为何发生了这一切便也不足为怪了。本书中该领域的专家对已有的研究工作进行精选，展示了他们的最新成果，并提供了当代的阐述，其观点既具有平衡性又易于理解。本书的每一章集中讨论了某些专门的问题和事件。作者指出，随着我们发掘出新的材料和文献，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或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为旧证据赋予新意义的事件，我们能逐渐加深对第三帝国的理解。

最初在1945年，作为战后审判的一部分，来自德国西部的盟军律师和检察官开始调查纳粹高官的罪行。当时关注的重点是相当小的一个罪犯圈子，这是战后早期的作者采取的方法，战前被从德国赶出来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是这样做的。她将国家社会主义描述成一种“主宰性的统治”体制，它“骇人听闻的机器”——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等社会地位卑贱的人物操纵——对犹太人的“行政谋杀”负有责任。这种论调假定，有些类似毫无头脑的机器人或者极权主义人物之类的东西在操作一个运转平稳而高效的政府杀人机器。然而，正如已故的大卫·塞萨拉尼(David Cesarani)所指出的那样，自从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政权不是“极权主义的独体巨石”。相反，“第三帝国是一个由相互竞争、相互重叠的机构组成的多层面体系，希特勒对它的领导毫无章法可循，而且政策的制定是强势个体和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

在东欧则形成了战争的另一幅图景，在那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改编的所谓的法西斯代理理论颇为流行。或许该理论最具影响力的系统阐述来自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他在1935年说道：“自大萧条以来，某些‘帝国主义圈子’正尽力把危机的全部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这就是他们需要法西斯的原因。”至于纳粹政权，他总结道，“它是法西斯最反动的变种”，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更像是“邪恶的沙文主义”。它是一种政治流氓政府体制，该体制将煽动与折磨一起运用到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动分子身上。它兼具中世纪的野蛮和兽性。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它对其他民族进行肆意践踏。

这种谴责的影响力极广，只可惜它使学者们偏离了方向，即尽力去搞清楚国家社会主义是如何凭本身的能力领导了这一革命运动，而且它在德国社会根深蒂固这一事实。尽管有些“资本家”在该党从建立到1933年攫取政权的道路上捐助了一些资金，但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的资金都是自筹的。1933年之后，新政权镇压了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会。然而那种认为第三帝国的诸多魅力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的想法是错误的。

20世纪80年代苏联之外的学术界，主要是年轻学者重塑了我们对第三帝国的理解。他们开始研究普通百姓如何经历纳粹时期。他们中还有人研究在被德国占领的那些年，非政府官员和平民是如何参与这个出现在德国、蔓延到从法国到波兰直至横贯欧洲的更远地区的恐怖体系。最近几年，姗姗来迟的大量研究工作集中于纳粹政权如何努力创造出“人民共同体”(community of the people)，这是一个基于种族的、排外的、和谐的社会，是希特勒早在1933年上台成为总理之前就向德国人承诺过的社会。就像以往书写开创性历史的学术努力一样，这种研究方法，掀起了暴风雨般的持续争论。

本书中，我们集中于四个至关重要又相互联系的主题，这些主题连成一体，形成了对于第三帝国前后贯通的阐述。

希特勒的角色

首先，我们要着重强调一下希特勒作为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人的重要性。伊恩·克肖(Ian Kershaw)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方法，撰写了一部至今仍被认为是关于该话题标杆性著作的大型传记。历史学家沃尔克·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在2016年出版了一部作品——这是自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1973年的经典著述以来第一本关于希特勒的德语版传记大作。尽管他也强调了希特勒超凡魅力的重要性，但他发现了新的或者说很少有人使用过的文件，并以此来修正了克肖的描述。如果说这种方法提出了重要的洞见，那么，我们在使用“魅力”(charisma)一词时应该谨慎。自从20世纪80年代这个词开始在日常语言中流行以来，它的意义就变得彻底模糊了。它经常被当作一种积极属性或者是任何拥有巨大魅力或惊人吸引力的人或事物的代名词。

历史学家借用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魅力概念，即“特殊天赋”，他早在第三帝国出现之前就撰文阐述过这一概念。他说，在遥远的过去，宗教或政治领袖在其追随者认为他们拥有“神赋的权利和才华”时，就使用过“超凡权威”。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苦难时期，无论是心理、宗教、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某些“自然的”领导人通过这种独特的权威形式开始统治世界。在韦伯看来，“承认一位有魅力的主宰者拥有个人使命，仅仅这一事实就确立了他的权利地位”。因此，当我们谈到希特勒的魅力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他发出的信息内容，这样真正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他所谓的神奇个性或所谓的迷人的蓝眼睛。我们还应该研究人们如何理解他的使命，他们认为他代表着什么，以及他们接受和认同他的部分或全部使命的程度。

希特勒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拥有这个“特殊天赋”的呢？在他的青年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具有非凡能力的迹象，尤其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或政治人物的非凡能力。如果他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通常是一个腼腆的人，离群索居，没有与统治阶级建立任何“恰当的”联系。1913年，他离开维也纳前往慕尼黑，也许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祖国的征兵。然而，在慕尼黑，他激动地赞美1914年8月战争的到来，为这一消息的宣布而情绪振奋，并迅速志愿为德国而战。在西线的拉锯战中，他赢得了当之无愧的荣誉，但显然他仍然没有什么领导才能，也不愿担任军官。然而，早在1915年，他就开始从心里对他亲眼所见的屠杀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通过一封他在2月写给慕尼黑熟人的信就可以判断，那一年他开始思考这场斗争不祥的方面。在信中，他说到当他和他的同志们回到国内时，他希望他们能“看到一个更纯洁的国家，所有外来异质的东西都被清洗掉了”，“我们数十万人每天所付出的牺牲和痛苦将粉碎德国在国外的敌人，同时也将摧毁我们国内的国际主义——这将比获取任何领土利益都更有价值”。

然而，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后，他确信国内阵线背弃了军队，并发现这是一个因革命而四分五裂的城市，右翼反对运动在与邪恶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如果说在11月7日的慕尼黑革命(比柏林革命早两天)中，一些革命领导人，如科特·艾斯纳(Kurt Eisner)，和他在慕尼黑的一些战友真的是犹太人的话，那么事实上，横扫整个德国的革命都是社会对四年战争所付出的牺牲普遍感到不满的产物。

希特勒最想做的就是继续留在军队里担任某种角色。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军官们挑选他去接受训练，让他对即将复员的军人就民族主义问题发表讲话。他的上级还指派他监视慕尼黑的政治团体，比如规模很小的德国工人党(DAP)，这是该地区许多极端右翼和反犹主义政党之一。德国工人党给他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就在1919年9月他参加了该组织一次会议的一周以后，他就加入了该组织，不久就成了该组织的明星，并在1920年帮助它转型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1920年3月31日，希特勒在德国已经待了六年半多的时间。这位30岁男子，不管是否被赶出了军队，他都异常大胆地跃入了政治圈。他开始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心理和政治身份，甚至一种新的人格。不久他就能吸引2000名听众来听他的演讲，而且随着他声名远扬，还有更多的听众慕名而来。

从1919年开始，他就被证实是反犹分子。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唯一可靠的书面证据，他私下里很快就向慕尼黑年轻的法学院学生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 Heim，后来成了希特勒一生的密友)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激进倾向。传记作家沃尔克·乌尔里希最近发现，在写于1920年8月的一封信中，海姆引用希特勒的话说：“只要犹太人的恶劣影响继续存在，德国就无法康复。当说到一个民族能否存在时，人们没能对被蒙蔽的(德意志)民族同志们的生活划定最后的界限，更没能对敌对的、危险的异族部落的生活划定最后的界限。”因此，希特勒预演了他的反犹太主义的“救赎”版本，该版本将民族的救赎与“驱逐”犹太人联系起来，尽管这其中的意味将继续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随着战后失控的通货膨胀在1923年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希特勒发出的讯息得到了越来越热烈的回应，至少在巴伐利亚州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慕尼黑之王”，以至于在当年11月通货膨胀达到顶峰时，他试图发动一场政变，但该政变组织得非常糟糕。这次可耻的失败之后，他确信永远不要超前地走在人民的前面，这是他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详尽阐述的一种政治观点。《我的奋斗》是他的自传，大部分在狱中完成，书中揭示了他的想法和计划。我们现在知道，这本书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问世的，当时竟然没有人读过它，这真是一个难解之谜。我们也知道，希特勒肯定是它的作者。目前尚不清楚这两卷一套的大部头作品，在为他赢得人们的支持方面扮演过什么角色。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不需要转变所有追随者的信仰，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纳粹高层领导人，在看到希特勒之前，已经持有与他类似的想法。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和他一样都有着“拯救”一个战败又分裂的德国的使命感，这一追求开启了某些党内关键人物的职业生涯，他们是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格雷戈尔(Gregor)、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以及两名爱沙尼亚裔德国移民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和马克斯·欧文·冯·舍布纳-里克特(Max 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等。

以德国未来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为例，我们有他的大量日记，这些日记几乎记录了他的每一天，这为研究他个人的政治觉醒提供了线索。和其他人一样，戈培尔也经历了一战后幻想破灭和失去人生目标的心路历程，在这种心理影响和政治氛围双重作用下，早在听说希特勒之前，他就已经成为支持大德国(Pro-Greater Germany)、“反国际”、强烈反犹的人——在那个时代，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背离了左派唯物主义，然而他并非一定反对某种德国社会主义。

虽然在战争结束时，戈培尔还算不上什么活动家，但就像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他渴望一个“伟人”的归来，也许是像铁腕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或者是身为战争英雄和未来总统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那样的人。1924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吐露，德国“曾一度渴望这个独一无二的人，就像夏天的大地渴望雨水一样”。他认为自己可能就是那个人(其他人也这样想过)，至少在他1925年7月12日第一次听到希特勒演讲之前，他是这么想过的。那天他听了希特勒演讲的反应是站在外面，“哭得像个婴儿，躲开其他人”。后来他提到这次经历，感觉就像一次“复活”。“那声音，那手势，那激情，他的样子，正如我愿。”这一句加了强调，仿佛希特勒是他自己的心理投射、他业已实现的梦想。在《我的奋斗》第一册成书时，虽然戈培尔对作者有些半信半疑，但仍然发问道：“这个人是谁？半平民，半上帝!这真的是基督或者正是施洗者约翰？”

希特勒于1924年底出狱后，几乎从零开始从事政治工作；并与少数忠诚分子一起，很快改进了纳粹党组织。然而，这是一场艰难的战役，直到另一场重大的社会灾难——经济大萧条在1929年降临这个国家，这场战役才不那么艰难。最重要的是，正是这种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让人们在心理上做好了接受纳粹宣传内容的准备，并看到了希特勒模糊承诺的希望。重大突破出现在1930年的全国选举中，这是股市崩盘以来的第一次投票。一夜之间，“处于边缘地位”的纳粹党，连同一群好战的虔诚信徒，成为能够抗衡其他所有政党的力量。第二年初，希特勒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再次宣称自己是先知——这是他最喜欢的姿态之一，他声称“几乎可以神谕般肯定地”预言，他将在两到三年内掌权——这次他是对的。

他于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后，政府做出了一致的努力来宣传这位新的国家领导人，就好像上帝派他来履行神圣的使命一样。很快，大多数人就会对他欣然从命，并因此默认了他凭借超凡权威去行动的权利。然而，马克斯·韦伯明智地指出，如果这一权威被常规性使用，它的革命核心就会开始削弱。希特勒本能地解决了执政中的这一难题，因此，从他执政的第一天起，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在此之前，他就反其道而行之，避免下达官僚主义的任务。也许他只是懒惰，毫无疑问，他现在甚至认识到召开内阁会议(很快就停止了)会削弱他的个人吸引力，使他不再像往常那样表现得大权神授，不再凌驾于政治之上。

尽管希特勒自学成才，读书很贪婪，但他告诉他的至交自己也喜欢通过与他们私下交流观点这种方式进行学习，比如交流关于如何去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话题。然而，他已经倾向于他周围的人称呼他为元首(而不是总理)，以表示他对人民运动的认同，并强调他的身份不同于其他政客。

然而，即使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国家社会主义者也无须营造他们赖以立身的情绪氛围。反魏玛共和国的强烈情绪已经存在，并伴随着人们对《凡尔赛条约》(Versailles Treaty)的非正义性深深质疑，还有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1933年3月底，身为人母、同时也是布伦瑞克的一名充满热情的女性党员的伊丽莎白·赫本斯莱(出生于1883年)被希特勒迷住了，并为他最近选举投票中的胜利而欣喜若狂。她说，直到那个时候，共产主义者才烧了他们自己的红旗，并寻求加入她的运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她写信给荷兰的已婚女儿，“首先，他们必须在集中营里度过三年的测试期，社民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也得如此。”

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继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一直到他痛苦的人生终点。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费利克斯·罗默(Felix Romer)总结了这个男人对盟军俘虏的德国战俘的吸引力。他在一本很有见地的书中研究过这些战俘，该书至今仍未有英译本。罗默的结论是：“在这些人的眼中，元首是国家社会主义中所有积极的和吸引人的东西的化身”，他们把所有消极的东西都归咎于他的那些直接随从，并指责其他当权者，“或不失时机地为他们开脱”。被囚禁的人公开表达了他们对于希特勒的忠诚，这种忠诚跨越了旧的宗教、阶级和政治界限，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任何现在声称拒绝接受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囚犯，往往属于较老的反对派团伙。“人民共同体”至少在心理意义上，依然存在于被俘的国防军心中。即使在1944年6月之后依然如此，当时战败是注定的，这一点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独裁者利用公民投票和选举

我们在书中探讨的第二个主题是希特勒政权的相关概念。希特勒政权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既独裁，但又通过公民投票和选举来向公众发出呼吁以寻求支持。我们可以把这一制度称为公民投票独裁制度。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说他希望有一个由人民支持的威权政权，一旦掌权，就能证明他可以通过选举或《魏玛宪法》允许的公民投票来获得支持。他也不是唯一想把各种问题付诸投票表决的独裁者。然而，当时的许多人和此后的学者都对结果的有效性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纳粹在最初6年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这些选举。但这些事件和公民投票都是固定的并且充满了恐怖吗？尽管历史学家通常坚持这样认为，但本书中呈现出的最新研究表明并非如此。事实上，当地方纳粹集团采取明显的非法措施来阻碍或改变投票活动时，政府或纳粹政党就介入了，因为柏林不想让外界观察者对压倒性的积极结果产生怀疑。

社会民主党的地下成员和纳粹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敌们在他们的秘密报告中写道：“法西斯主义”已经在公民投票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11月的公民投票中，纳粹获得了90%的选票，在同时举行的全国选举中达到了87.9%。社会主义者写道：“持批评态度的外国人”倾向于认为这些结果是通过“武力或恐怖”获得的。唉，社会主义者不得不绝望地承认，这种观点误解了“法西斯意识形态对德国社会所有阶层的真正而深远的影响”。这份地下报告最后勉强承认：总的来说，选举结果是“民众情绪的真实反映”，支持纳粹主义的选民人数表明，“社会正在按照异常迅速和有效的程序变成法西斯社会”。

再举一个例子，在1936年，由于初步采取了恢复经济和“良好秩序”的措施，希特勒已经在公众的掌声中大放异彩，这一点不容忽视。这一成功无疑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所允许的萨尔全民投票(1935年1月)的积极结果上得到了体现。1936年3月29日在德国国会大厦举行的另一次公民投票选举，据称是为了授权希特勒重新在莱茵兰建立武装，虽然他早就采取了这大胆的一步。这一举动藐视了备受憎恨的《凡尔赛条约》中的某些规定，因而在此次选举中，希特勒政权竟然惊人地获得了98.8%的选票。尽管地下社会主义者通常在描述人们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时强调分歧和矛盾，但在1936年3月17日，他们在慕尼黑的观察员目睹了新命名的国防军阅兵式后，不得不承认：“场面太热烈了。整个慕尼黑都站了起来。”他补充说：“人们可以被迫歌唱，但他们不能被迫如此热情地歌唱。”这似乎是回应了他的同志们以及未来的历史学家用纳粹恐怖来解释希特勒政权背后明显的共识。这位记者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现在他只能说，“(当时的)宣战对我的影响不能与3月7日希特勒接见民众的场景对我的影响同日而语”，“这位领导人赢得了民心”，“受到了很多人的爱戴”。

希特勒为什么需要选举？尽管他和约瑟夫·戈培尔对待选举非常严肃，事实上，他并不是那么需要选举。但正如这位宣传部长在1933年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希特勒政权想向全世界表明整个国家都在支持该政权，因此政府将对外展示德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团结一心。如果说街坊邻居或纳粹党对选民施加了某些胁迫或进行了一些道德规劝，要求他们出来投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话，那么当时的社会党人的地下观察者则认为这里面有恐吓介入的成分。

这个民族怎么能这么快就一边倒支持希特勒呢？部分出于心理原因。德国学者在1945年后回避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德国大部分国民一度都是支持纳粹主义的。事实上，加入纳粹党或者其附属党组织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全国上下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该党党员。战后许多学者强调该政权的压迫性及其前所未有的罪行，但同时这些学者将该政权所享有的社会支持问题搁置一旁。然而经过几代人的研究和写作，我们现在已经得出了相当不同的结论。正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乌尔里希·赫伯特(Ulrich Herbert)最近所指出的那样，在第三帝国时期(最后几个月是明显例外)，或许95%的德国人口“在纳粹政权下相对安全、相当平静地生活”，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未受到国家威权的丝毫压迫”。

纳粹主义的社会视野

贯穿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人民共同体”，这个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在传播了，纳粹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概念。鉴于希特勒将犹太人和许多其他被认为是“劣等种族的人”“医学意义上健康状况差的人”或政治上可疑之人排除在这个概念之外，人们又会多认真地去看待这个备受吹捧的社会愿景呢？

1934年，几百名纳粹党员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奥多·艾贝尔(Theodore Abel)教授的赞助下，在一场著名的竞赛中提交了论文。艾贝尔承诺将为最好的自传颁奖，尤其是那些能够讲清楚是什么力量引导他们奔向了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作品。大多数人强调，他们当时希望建立一个“人民共同体”，结束阶级冲突，“恢复”社会和谐。相当一部分人说，他们当时也希望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被驱除出去。另一些人加入该党主要是因为他们被希特勒以及他(极其模糊)的改革承诺所吸引。这些论文，现在陈列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里，我读过很多，也非常同意艾贝尔的结论。因为这些作者当时是在为一位美国教授写作，也许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他们的反犹主义，但这种偏见还是以多种方式间接地被表达出来了。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争论这个政权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广为人知的“人民共同体”。尽管一些人认为，这样一个神话般的共同体根本就不存在——那只不过是一个廉价的宣传工具，但简单地否定“共同体”这个概念未免太草率了。正是纳粹意识形态的这一因素决定了“人民共同体”这一被允诺的乌托邦结构。的确，从来都没有过让社会上所有人都平等的尝试，因为只有种族纯洁的人才被重视，任何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人都会被排斥在外，真正的阶级差异依然存在。然而，上层社会的大多数人却有着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他们属于特殊的种族团体。

纳粹政权设法让社会上更多人能够享受到那时只对社会精英开放的奢侈品和娱乐活动。因此希特勒许诺了全民都可以拥有的国民轿车，即大众汽车，数百万人每周预付五个帝国马克，“为的是四年内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汽车”。

尽管客户必须提前支付很高的费用，且不能收取任何利息，但很快就有数万人注册了，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拿到成品。不过，历史学家哈特穆特·伯格霍夫(Hartmut Berghoff)强调了他们“虚拟消费”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虽然“种族内的同志们”(racial comrades)没有像被承诺的那样拥有自己的汽车或房子，但围绕着这些和其他梦想所进行的宣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获得了作为消费者的满足感。他们可以想象开着自己的车在新高速公路上行驶。此外，德国政府历史上首次对普通民众表示了真正的关切，发起了清理和美化工作场所以及小城镇和村庄的运动，这些努力给许多昔日的怀疑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有机会欣赏歌剧或乘游船到外国度假，在那之前，这些娱乐活动都只为富人所享有。普通民众看电影的次数成倍增加，参观美术馆、听交响乐、观看歌剧和参观展览的次数也在与日俱增。还有“德国艺术日”这样的节日。节日期间，游行的花车上装饰着德国历史人物的形象。通过这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清晰地呈现出来。除了试图赢得工人的支持，新政权还试图吸引整个社会，包括经常被忽视的农民在内。1933年9月，德国政府推出了以古老传统为基础的别具一格的丰收节，在下萨克森州的比克堡(Bückeberg)吸引了数十万人。此外，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丰收节的活动。

当然，如此多的人转而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政权结束了失业，尽管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创造工作机会的项目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相比之下，重整军备在解决失业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研究经济的历史学家对其军费开支做出了各种不同的估算，然而所有人都同意，从希特勒统治的第一年到战争爆发，军费开支一路猛增。汉斯-乌尔里希·威勒(Hans-Ulrich Wehler)认为，军费开支从1933年在国民预算占比的4%上升到1938年的58%。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注入还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一些社区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此外，随着1935年3月军事草案的重新出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武装部队。这一年之前，在军队服役的人数被限制在20万人以内；但到1936年8月，一项新的军备计划要求军队的战时兵力要在1939年10月1日之前达到462万人之多。相比之下，用于建造备受吹捧的高速公路所需的人数并不多，从1933年12月的4000人缓慢增长，到1935年5月才首次达到10万人。

如果说战胜大萧条是一场长期的斗争，那么德国最终还是成功了。毫无疑问，希特勒通过表现得信心百倍和设置新的心理基调来加速斗争胜利的进程。即使是在1933年之前反对纳粹主义最强烈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成员，也不情愿地承认德国经济在好转。事实上，沃尔克·乌尔里希已经表明，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大多数工人异常轻松地改变了对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负面看法，有时甚至是一夜之间。一位同时代的人深情地回忆道：“突然间一切似乎皆有可能。”

这并不是说，在1933年初的暴行之后，恐怖就完全停止了。然而，这种恐怖并不是随机发生的，因为它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已经害怕的人，比如惯犯；或者被鄙视的人，像流浪汉、吉卜赛人和“他者”。有专门的运动来清除街上的妓女、皮条客和色情物品。成文的法律已经明确禁止同性恋行为，手握大权的警察更加严厉地执行了这一法律，而新的法律使得对任何被认为有种族或身体“缺陷”的人进行绝育成为可能。此外，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方案”并不是战后发明的。尽管被选择性地使用，其首先是用来打击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然后在1944年至1945年，用来追踪抵抗和犯罪的窝点。虽然很难概括“好公民”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反应，但有证据表明，许多人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欢迎这种打击行动。最近，当被问及这类犯罪时，一位老奶奶坦率地说道：“我们并不为之担心。”如果后来她的犹太朋友或熟人轻易地消失了，她说：“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任何疑问，也许我们是吓怕了。”

战争与帝国

书中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是关于战争和纳粹帝国的。希特勒认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建立“人民共同体”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全面计划。在他执政的头几年里，即使是那些兵不血刃的、小小的外交胜利或者他那些呼吁和平的演讲，也使他备受欢迎；与此同时，他也变得更加自信和武断。20世纪20年代认识他的人在30年代末再次见到他时，几乎认不出他来。

德国精英们的普遍梦想是，一旦他们在国内创建了一个和谐、无冲突的社会，德国就能摆脱几乎所有德国人都认为是非正义的、战胜国在1919年强加给他们的战后和平解决方案。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想要的更多，包括击败外部敌人，然后占领东部的生存空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征服者们将深入乌克兰，也许到莫斯科，甚至是乌拉尔山脉；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即“优等民族”日耳曼人的乌托邦，新的定居者会把原先土地上已经存在的民族驱逐出去，奴役甚至杀害他们。

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上所取得的初步成就，鼓励了人们对东方的生存空间展开这种野蛮的幻想。最重要的是，无休止的宣传感染了纳粹党中的许多人。除了领导人之外，其他阶层的人都梦想着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的计划，连同学术专家和党卫军的计划，要求的无非是故意让数百万人挨饿。如今这些幻想以及比如那些属于“东方总计划”的其他幻想，读起来就像恐怖故事，充斥着征服、掠夺和奴役的战争——这场战争向未来推进，可能一直持续到与美国最后的一决雌雄才会结束。奇怪的是，即使在德国开始输掉战争后，这种野心仍在扩大。

而且正是在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的背景下，这个政权开始了对所有欧洲犹太人骇人听闻的屠杀。尽管纳粹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灭绝犹太人的问题，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一个或多个决定是在1941年6月与苏联开战之后所实施的。

早在1933年，德国的犹太人就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社会，因此他们不会轻易接受纳粹掌权后他们的生活会发生多么根本性变化的事实。犹太人是这个国家的少数群体，虽然他们只占总人口的不到1%，但在大城市中却很突出，甚至在纳粹驱使反犹主义更加盛行之前，德国的一些舆论就对他们深恶痛绝。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000多年，早在1871年建立的新德国，他们就依法获得了平等权利，并享有几乎世界上最多的社会进步机会，但这些事实现在都无关紧要了。

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来说，当务之急是推翻犹太人享有的这些权利并迫使其离开。然而大多数公民对反犹主义并不十分重视。因此在1933年4月，官方发起的抵制犹太人企业和专业人士的活动是一次宣传上的失败。然而，希特勒对意大利大使维托里奥·塞鲁蒂(Vittorio Cerutti)悄悄说，他想要的远远不只是这样的抵制，他令人震惊地预言道：“在500年或600年后，希特勒这个名字将被普遍奉为一个光荣的名字，因为这个人一劳永逸地根除了犹太人这一全球瘟疫。”的确，他的反犹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恶毒。

当希特勒赢得了民众的普遍支持，并在国际压力下获得了更多的行动自由，对犹太人官方和非正式的歧视也随之逐渐升级。特别是在1938年9月，德国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获得苏台德地区，一个月以后，11月纳粹发动了这个国家漫长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之一——骇人听闻的“水晶之夜”。此后，犹太人不得不在所谓的“雅利安化”(Aryanization)运动中以低廉的底价卖掉自己的财产，这场运动是政府支持的抢劫，在战争年代，这种抢劫遍布德国人所到之处。

随着1939年9月对波兰的征服，第三帝国发现自己面临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当时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处置这些犹太人。1941年6月反苏战争一开始，特种部队就开始在东部向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枪，迫使数百万人进入犹太人聚居区。7月10日晚上，希特勒的一名副官瓦尔特·休厄尔(Walter Hewel)在元首所在的掩体里录下了一段特别可怕的陈述，他引用希特勒的话说：“我感觉自己就像政界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他发现了杆菌，并为医学科学指明了新的方向。我发现了犹太人是导致所有社会腐败的细菌和酵素。”这种想法使已经在进行的谋杀行动合理化，因为当时特种部队射杀的不仅是男性犹太人，还包括妇女和儿童。

1941年9月，希特勒做出了一项具有突破性的重要决定：驱逐留在德国(旧帝国)的所有犹太人。按照克里斯托弗·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结论，事实上，到10月的最后一周，“从希特勒身边亲密的小圈子，渐渐地扩展到其他人，都已经知道希特勒期望他们去做什么，并且知道他们大致计划朝哪个方向前进”。11月初，第一个以制造死亡为唯一目的的灭绝营开始动工，这一事态发展鲜明地表明，在此前不久，希特勒就已经下达了命令或者表达了想在他的军队所能达到的范围内杀死欧洲所有犹太人的愿望。此外，近年来，历史学家指出，纳粹领导人在1941年12月12日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发生在希特勒宣布对美国开战之后，对美宣战并不是与日本之间缔结的条约所要求采取的步骤。终于在那天世界大战爆发了，希特勒第一次“预言”(1939年1月30日)过犹太人将会遭遇什么的时刻到来了。他曾说过结果将“不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人种在欧洲的灭绝”!

除了历史学家之间持续争论关于希特勒下令或决定大屠杀的可能的日子或时段之外，最近的研究还强调了“普通”德国人——即不属于纳粹党或者党卫队的男性(和一些女性)——的作用。他们自愿在警察队伍中服役，并很快发现自己身陷杀戮战场。国防军中的数百万人不仅目睹了这些事件，还经常与党卫军合作，有时还参与了杀戮。当然，德国占领军在东欧的杀戮中不必寻找合作者，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当地人都争相利用了这种形势。

战争期间，困扰希特勒的，很大程度上也困扰着武装部队的军官甚至其高层指挥官——就是害怕重演1918年“背后捅刀子”的悲剧。这种恐惧困扰着党卫队和纳粹党羽。据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内战线抛弃了作战前线，导致了一战中德军的战败。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政权在1933年以后的和平年代，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其中一部分是为了确保历史不再重演。因此，希特勒不想要求德国人去做出太多牺牲，导致戈培尔为了赢得对“全面战争”的支持而进行了艰难的斗争，等到他得到批准时，已经为时过晚。

为了避免敌人的宣传可能会瓦解己方士气，政府宣布收听外国电台(如BBC或莫斯科电台)为非法行为；警方会立即采取措施逮捕违反者和所有潜在的“内部敌人”；集中营的人口在不断增加。这场战争还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迫使被抓来的数百万劳工去补上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几百万德国人的空缺。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波兰和苏联西部。他们被打上标记，被当作奴隶对待，并被警告如果他们胆敢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将被处以死刑，这种威胁经常被付诸行动。

在东部占领区建立的集中营帝国开始侵占国内阵线，特别是在1942年9月希特勒允许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在现有工厂的房地上建立分营地时。希姆莱希望把工业搬进集中营，但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则偏爱私营企业，结果很快德国人就与被奴役的外国工人或集中营囚犯并肩工作。正如马克·布格伦(Marc Buggeln)在对汉堡集中营和分营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机构不是与社会隔绝的独立自主的实验室，因为接触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工作场所穿着条纹衣服的囚犯不正是以“劣等种族奴隶”的身份出现来证实“人民共同体”的存在吗？许多工人认同纳粹政权，并心甘情愿地支持对所有集中营囚犯的压迫，或者说他们至少是接受了奴隶制，只是冷漠地耸耸肩而已。

正如乌尔里希·赫伯特所提醒的，战争结束时，集中营里“不到5%”的囚犯是德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包括来自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他们是在1944年至1945年全面紧急状态下被带到德国的。几乎没有一家公司对使用集中营囚犯表示担忧，市政府也是如此，甚至那些向军方提供基本物资的公司也没有为囚犯提供更好的待遇。比如，在战争结束时，他们都希望党卫军把囚犯带出汉堡市以防止骚乱发生，并避免将要到来的协约国有可能把该城市视为拥有奴隶制的城市，从而给城市形象抹黑。

德国以外的灭绝营是另外一回事。其中最糟糕的有三个：贝尔赛克、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是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t)的一部分，这三个灭绝营一直开到1941年底或1942年初，1943年底之前才完全消失。这些灭绝营的目标是杀害波兰的两百多万犹太人。

奥斯维辛，是规模最大的、专门从事谋杀的集中营，其最后一次撤离始于1945年1月，当时许多幸存者和其他集中营的囚犯开始了所谓的死亡行军。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卫兵驱赶着虚弱的囚犯，穿越城镇和村庄，去往未知的地方。这时各家各户德国人肯定听到了集中营里虐囚事件的传言，灾难被披露出来。但在此情形之下，当地市民或纳粹党员还是帮助纳粹追捕任何逃跑的人。

苏联红军部队首先发现了灭绝营和纳粹所犯下的滔天战争罪行。在战争期间，克里姆林宫开始进行审判，还派遣了一个名字很长的“负责调查德国法西斯和他们的同伙在苏联领土所犯暴行的国家特殊委员会”(简称CHGK)前往。他们的报告提供了侵略者罪行丰富的细节，令人震惊，而这些罪行往往是在当地人协作下完成的。苏联政府当时选择性地使用了一些材料，然后将其中的大部分放入档案。直到1991年，这一证据才比较容易查到。今天，读者可以在《苏联犹太人黑皮书》(因为苏联审查机构的审查而推迟出版)中找到这份文件的精选译本。《未知黑皮书》(2008)中经常有戏剧性的个人证词。然而直到最近几年，学者们才开始将这一材料和苏联保存的其他文献纳入对希特勒政权和大屠杀更广泛的研究之中。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这本书参考了许多影像资料。它使用了照片、绘画、宣传图片和许多其他材料作为纪实性证据。我们基于各种不同的渠道，包括官方资料、电影，以及当代业余摄影爱好者、外国人和盟军所拍摄的照片，拍摄了这些不同种类的图像。战争期间，罪大恶极的场景转移到了东欧，德国当局下令全面禁止拍摄大规模处决的照片；禁止拍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场景；禁止拍摄撤离或死亡游行以及战争回到德国本土后发生的类似事件。然而，一些士兵或平民，无论是犯罪者、旁观者，甚至是幸存者，都设法拍摄下这些罪行，使之“名垂青史”。“一些抵抗者或潜在受害者冒着生命危险拍下这些照片，记录了所发生的事实。”伊扎克·阿拉德(Yitzhak Arad)就是这么说的。他是一名犹太幸存者，后来逃了出来，在地下作战，最终成为以色列的一名将军，后来成为以色列著名的亚德·瓦谢姆博物馆(Yad Vashem Museum)的馆长。此后，他出版了几本极其重要的书，最近出版的是《苏联大屠杀》(Holocaust in the Soviet Union)。他最早于1990年出版的英文版《大屠杀画报》(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现有许多版本。阿拉德指出，尽管就某些主题和事件而言，影像材料很丰富，但一旦涉及东欧的广大领域，我们却很少有照片证据。

本卷书书写了一部第三帝国的最新历史。随着最后的幸存者、目击者和他们的直系亲属的离世，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展出的那些证据，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