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河海”师生的爱国革命活动

“河海”创建于我国内忧外患交困、新旧思潮激烈争斗的动荡时代，“河海”学生绝大多数是来自四省的公费生，出身较贫寒，生活较朴实，勤奋好学，与劳苦大众具有天然的亲切情感。而教师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大都怀有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和爱国热忱，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紧要关头，大多能明辨是非，挺身而出，主持正义。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中，“河海”师生成为南京学界反帝爱国斗争的旗帜和先锋，曾被称为“红帽子大学”。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促进了师生的思想觉悟，少数骨干和先锋在斗争中锻炼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战士和先驱。

“河海”在“五四运动”之前已开始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学生中争相传阅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及其他进步书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潮流已经波及校内，在部分学生尤其是一些先进青年中产生共鸣。“五四运动”序幕一揭开，师生们首先响应，在南京地区最早向北京、上海各界通电声援，最早实行罢课，在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中都是中坚与先锋。校长许肇南被公推为南京学界联合会临时主席，后来正式选举时又被选为参事长。一年级学生梅成章被选为南京学联交际部长，刘善乡（字英士）被选为赴京请愿代表，在京被捕入狱数月，英勇不屈。“河海”学生中涌现出许多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先进青年，其中出类拔萃的是张闻天、沈泽民等无产阶级革命先驱。

张闻天，又名张荫皋，化名洛甫，江苏南汇县（今为上海浦东区）人，1900年出生，1917年入校，1976年病故。沈泽民，字德济，浙江桐乡人，1899年出生，1916年入校，1933年病故。张闻天、沈泽民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新青年》《觉悟》等进步报刊和中外文马克思著作，向往苏联“十月革命”，共同探求救国救民真理，成为“五四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倡导科学民主新思想、新文化的反帝反封建先锋战士。他们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联络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先进分子，共同探讨人生道路和中国的根本出路，为许多进步报刊撰写文章。1919年6—9月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是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张闻天、沈泽民都是该刊编辑科科员和重要撰稿人（“河海”学生中还有刘英士、董开章、丁绳武3人也是编辑科成员），以张闻天撰写的文章最多。现在仅存的51期日刊上，就有15期刊载张闻天的文章，其中政论文3篇，随感录、杂评近30则。他在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中，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得出要依靠工农劳苦大众起来才能推翻统治阶级的结论。

1919年11月和12月，沈泽民和张闻天先后加入了当时中国最大的进步社团之一的“少年中国学会”，为救国救民并肩战斗。1919年10月和1920年初，张闻天和沈泽民先后离校去上海，张闻天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学习，沈泽民到上海创办《少年世界》月刊。张闻天于1920年初也脱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参与该刊的校勘工作。1920年7月，他俩同赴日本东京留学。

1921年沈泽民回国，在上海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之一，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发起组13名成员之一。1923—1924年受党的派遣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是当时南京地区党、团组织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河海”在南京地区各学校中政治空气比较活跃，进步力量较强，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比较多。那时候党、团中央领导人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同志经常到南京来活动，时常住在“河海”的学生宿舍里，与学生们促膝谈心，介绍进步读物，谈论国家大事，使“河海”师生有机会更多地实际接触共产党人，更真切地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更紧密地团结在党团组织的周围，成为南京地区进步学生运动的中坚和先锋。1924—1926年，在南京地区学生联合会担任主席的一直是河海工科大学的学生严俦。“河海”的学生曹锐、严俦都是中共南京地委早期的领导成员，在党领导的各项运动中，他们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带领“河海”和南京青年学生走在运动的前列。

据现有史料确知，当时“河海”校内的共产党员有曹锐（1922年入校，鄂专班学生）、严俦（1922年入校）、乔德仁（1923年入校）3人。青年团员有石愈白（1923年入校）、张献三（鄂专班学生）。据上海地委组织部于1924年9月18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记载，当时“河海”的团组织是南京团地委下属第四支部。

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工科大学存在的12年半时间中，师生一直高举反帝爱国旗帜，站在斗争的前列，特别是建立了党团组织之后，革命活动更为活跃，校内创办了平民夜校帮助校内外工人学文化，学时政常识，成立义务工程师协会，参加平民戏剧社，组织演讲团、募捐团等。“五四”时期，为坚决抵制日货，“河海”学生甚至还开设了“国货贩卖部”作为呼应。师生团结一心，爱国爱校风气甚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