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先秦时期的灾害统计制度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的报灾损免制度就已初步建立。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4]的“田律”、郑玄《周礼·地官司稼》注，秦、汉已有关于灾情报告的规定。其后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至两宋时期趋于成熟，并最终完善于明清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报灾方面未有明确记载，但已有报穷制度。《管子·入国》记载，当时有“通穷”之制，“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通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5]由此来看，上文提到的这种“通穷”制度，主要是针对当地居地社会及家庭成员中的贫困人口而言，但导致这种贫困人口处境艰难的原因则包括水灾导致的饥荒，因此，“通穷”制度，也带有报告灾荒的内容。张文在其文中描述：《晏子春秋》中记载，齐景公时，连日霖雨成灾，“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遂分家粟于氓，徒行见公。曰：‘怀宝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馁不得糟糠，里穷而无告，无乐有君矣！……请奉齐国之粟米委之百姓。”从这段史料来看，晏子对这些情况的了解，不外乎通过对连日霖雨成灾后的情况报告而得之，即报灾制度。另外，还记载：晏子乃命仓官出巡百姓人家，凡“家有布缕之本而乏食者，使有终月之委；绝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三日吏告毕，上贫氓万七千家，用粟九十七万钟。”所以，要了解哪家是“有布缕之本而乏食者”，哪家属于“绝本之家”，不通过报告灾情、查验灾情和受灾程度，各家的情况无法得知的。这一过程当属检灾制度的雏形[6]。

关于对灾情程度的进一步全面了解，必须通过行政报灾和检灾，才能具有可实施性。如检灾行政中，首先要确定受灾程度，以作为对民户进行减免赋税和赈济的依据。先秦时期对灾荒程度的界定多为描述性的，如凶、歉、饥、荒等，是以五谷失收情况而定的。但据《管子·八观》记载[7]：“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遗苞矣。”即庄稼损失三四成以内为小凶，连续三年小凶为大凶。这大概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农田受灾三成、七成等。《管子·枢言》介绍[8]：“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据此看来，先秦时期检灾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数量化标准。《管子·大匡篇》[9]：“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所谓上中下三等年成，是指庄稼丰收的三种程度；根据这三种程度，制定出相应的收取租税或救济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