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们躺在离前线九千米的地方，是昨天被换下来的。现在吃了一肚子的白豆烧牛肉，饱饱的，很满足。每个人甚至还领到了满满一饭盒食物当晚饭，此外还有双份的香肠和面包——可以了。这样的情形好久都没有出现了：脑袋像番茄一样的炊事员直接放饭，他晃着勺子向每个经过的人示意，然后给大家都打上满满一勺。他看起来相当绝望，因为不知道怎样才能清空装满炖牛肉的大锅。恰登和默勒搞来了几个洗脸盆，把它们装得满满的留作储备，差点儿没溢出来。恰登这么做是因为贪食，默勒则是出于谨慎。至于恰登把食物放到哪里去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谜。他瘦得像排骨，而且一直如此。

不过最重要的是，还有双份的烟草。每个人拿到了十支雪茄、二十根香烟和两盒嚼烟，太大方了。我用嚼烟换了卡钦斯基的香烟，这样我就有四十支了，足够一天抽的。

如此慷慨的馈赠其实本来不是给我们的，普鲁士人并没有这么豪爽，这都得归功于一次疏忽。

十四天前，我们必须上前线换防。当时我们那片还算风平浪静，因此军需官为我们换班回来的那天计划了正常分量的食物，是给一百五十人的连队准备的。但就在回来的前一天，我们意外遭遇了高强度的火力，英军的大炮和密集的碎片持续地落在我们的阵地上。我们损失惨重，回来时只剩八十人。我们晚上才扎营，大家都立刻躺下休息，就为了终于能好好睡一觉。卡钦斯基说得对，当能够多睡会儿的时候，战争也就没有那么糟糕了。在前线几乎是没时间睡觉，而每次十四天的值守也算是相当长的时间。

等我们中的第一批人从简易营房里爬出来时，已经是中午了。半个小时之后，每个人手里都抓着饭盒，到战地厨房前集中，那里正飘着油脂和营养食物的香味。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当然是最饿的：小阿尔贝特·克罗普，他是我们当中思维最清晰的，因此也是我们当中第一个成为二等兵的人。默勒·V，他现在还随身背着中学课本，梦想着有一天参加特考[1]，就连在连天火炮中也在苦读物理定理。长着络腮胡子的雷尔，尤其偏爱军官妓院的姑娘们。他向我们发誓，这些姑娘是受了部队的命令，有义务穿着丝质衬衫，并且在接待上尉以上军衔的客人之前必须洗澡。第四个就是我，保罗·博伊默。我们四个都是十九岁，参战前都在同一个班级。后面紧挨着我们站着的是我们的朋友——恰登，一个瘦弱的钳工，和我们一样大，也是整个连队最能吃的人。吃饭前还瘦瘦高高的他，吃完饭站起来的时候就像只怀孕的臭虫。海埃·韦斯特许斯，同龄人，泥煤挖掘工，他会自在地拿着一块粗面面包在手里，然后问：猜猜看，我的手里是什么。德特林，农民，整天就只想着他的农庄和妻子。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小组的头儿。他四十岁，坚韧、聪明、机灵，灰头土脸，有着蓝色的眼睛和下垂的肩膀，对炮火、美食有着无比敏锐的嗅觉并且总能找到一些轻松的战时工作。营地厨房前的队首就是我们小组了。一无所知的炊事员还在那里站着等待，我们变得不耐烦起来。终于，卡钦斯基朝他喊道：“你的肉汤店可以营业了，海因里希！我们都看到了，豆子已经熟了。”

炊事员一脸困倦地摇了摇头：“得等你们都到齐了。”

恰登咧嘴笑了：“我们已经都到了啊。”

这位二级下士还是什么都没有察觉。“你们是齐了，还有其他人呢？”

“他们今天不需要你照顾了！战地医院和墓地也有吃的。”

炊事员得知这一真相时，顿时失了神。他踌躇着。

“我可是为一百五十个人做了饭。”

克罗普捅了他肋骨一下。“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吃饱了。快点，开始吧！”

突然，恰登灵光闪现。他老鼠般的小尖脸开始发光，狡黠的眼睛眯了起来，脸颊抽搐着。他走近一步贴上前去：“好小子，那你领到了一百五十个人的面包，是吗？”炊事员茫然地点了点头，心不在焉。恰登抓住了他的上衣：“香肠也是？”

番茄头再一次点了点。

恰登的下颌颤抖着：“香烟也是？”

“是的，都是。”

恰登神采飞扬地望了望四周。“老天哪，这就叫走运！这些现在都是我们的了！每个人都能拿到——等一下——没错，都能拿到双份！”

然而这时番茄头终于清醒过来，说道：“这不可能。”

不过现在我们也反应过来了，都一拥而上。

“为什么不可以，你这个胡萝卜！”卡钦斯基问。

“为一百五十个人准备的东西不可以只发给八十个人。”

“我们就让你见识见识到底可不可以。”默勒抱怨。

“吃的可以都给你们，但是按份计数的东西我只发八十个人的。”番茄头坚持如此。

卡钦斯基发怒了。“你是打算被换掉，还是怎么样？你不是在给八十个人，而是在为二连分配给养。就这样。都拿出来，我们就是二连。”

我们都走到了这家伙跟前。其实没人受得了番茄头，好几次就是因为他，我们在战壕里很迟才拿到饭菜，而且都凉了。因为火力稍微猛一点，他就不敢把菜桶拎近一些，害得我们的取菜员比别的连队多绕了好大一个弯。一连的布尔克才是个好小伙。虽然他胖得像冬天的仓鼠，但是送饭的时候，他能一个人把菜桶拖到最前线。

我们正群情激愤。如果不是连长出现，肯定要发生点小摩擦。连长询问了争执的原因，一开始只是说：“是啊，我们昨天的损失太惨重了。”

然后他朝锅里看了看：“豆子看起来不错。”

番茄头点头表示同意。“用荤油和肉烧的。”

上尉又看了看我们，他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而且他还知道别的一些事，他是从我们当中成长起来的，刚来连队时还只是个下士。他再一次揭开锅盖，闻了闻。走的时候，他说：“给我也来一大盘。所有按份计数的给养都发下去。我们肯定需要的。”

番茄头还是一副傻乎乎的模样，而恰登已经开始围着他跳起来。

“这对你没有坏处！他只是假装整个军需都是他的。快点吧，你个老寄生虫，别数错了。”

“真该把你吊死！”番茄头吼道。他气炸了，这样的事情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这个世界真难懂。似乎是想表现自己的不在意，番茄头还主动给每个人多加了半磅[2]人造蜂蜜。

今天可真是不错，甚至邮件也到了，几乎每个人都收到了书信和报纸。我们现在准备溜达去营房后面的草坪。克罗普手臂底下夹着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草坪的右侧建了一个大茅房，是个加了顶的挺牢固的建筑。不过只有那些还没有学会活用身边物品的新兵才用茅房。我们能找到更好的替代品，比如四处散落着的小箱子。这些四边形的箱子很干净，通体用木头做成，四周都封好了，还有一个无可挑剔的舒适座位，侧边有把手，方便运输。我们把三个这样的箱子围成一圈，舒服地坐了下来。不坐上两个小时，我们是不会起来的。

我还记得，当我们几个还是新兵的时候，在营房使用公共茅房时的害羞心情。没有门，二十个大男人像在火车上一样一个挨一个坐着，一览无余——因为士兵们得时刻处在看管之下。

时至今日，我们不仅克服了那样的小害羞，我们还学会了更多。渐渐地，我们对许多不同寻常的事物都已经习以为常。

在室外如厕简直是种享受。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当初我们对此总是敬而远之，这其实和吃吃喝喝一样自然。如果不是因为上厕所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并且这是一种全新的如厕方式，或许都不值一提——对其他人来说，这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士兵比其他任何人都要熟悉自己的胃和消化。一个士兵四分之三的词汇都源于此，不论是极度的开心还是深深的愤怒都能在此找到韵味浓烈的表达。其他任何一种方式都不可能比它还要简洁明了。如果我们回家也这么说话，家人和老师一定会大吃一惊。不过在这里，这是通用语言。

在我们看来，整个如厕过程由于被迫在公开场合进行反倒有了一丝纯洁的意味。不仅如此，它是如此不言而喻，以至于顺畅地完成它在我看来就像打牌时没有好牌需要依靠精心的布局赢得胜利一般值得重视。人们把各种各样的闲话称作“茅厕流言”不是没有道理的，厕所就是用来闲聊的角落以及服兵役时替代聚餐会友的存在。当下，我们感觉在这里比在铺着洁白瓷砖的奢华卫生间还要舒服。那里顶多比较卫生，但这里却十分美妙。

这是什么也不用想的美好时光。头顶着蓝天，地平线上挂着被照得明晃晃的黄色系留气球[3]以及高射炮留下的白烟。有时，瞄准飞机的炮弹会像一束锥形光束极速飞向高空。

从前线传来的低沉轰隆声在我们听来就像是远处的雷雨，耳边嗡嗡作响的大黄蜂都能盖过它。

在我们四周是鲜花盛放的草坪。青草纤弱的花穗摇曳不止，菜粉蝶在一旁翩翩起舞，它们飘荡在夏末轻柔温暖的微风中。我们一边读着书信和报纸，一边抽着烟。帽子被我们取下放在身旁，微风拨弄着我们的头发，也拨弄着我们的话语和思想。三个小箱子在一片亮眼的红色虞美人中间——我们把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上，这样玩纸牌就方便了，克罗普随身带着牌。每打完一局零和纸牌[4]就插入一局改良拉姆仕玩法[5]。我们能一直这么坐下去。

从营房那儿传来一阵手风琴的声音。有时我们会放下手里的牌，张望一下。接着有人说道：“孩子，是孩子。”或者，“差点儿出错了”。在这个瞬间，大家沉默了，内心升起一种强烈又压抑的情感，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不需要过多的言语。我们今天差一点就不能坐在小箱子上了，当时的情况可真是千钧一发。也正因为如此，一切才显得格外新鲜、强烈——红色的罂粟、好吃的食物、香烟以及夏日的风。

克罗普问道：“你们中有谁又见过克梅里希吗？”

“他正躺在圣约瑟夫呢。”我应声。

“克梅里希的大腿被打穿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家了。”默勒补充道。

我们决定下午去看看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坎托雷克让我问候大家。”

我们都笑了。默勒扔掉烟头：“我希望他此刻就在这里。”

坎托雷克是我们的班主任，矮小严厉，穿着灰色的燕尾服，长着一张尖尖的老鼠脸，身材和绰号叫“克洛斯特堡的噩梦”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差不多。世上的不幸经常是由身材矮小之人造成的，这一点着实令人惊奇，他们比身形高大的人还要精力充沛、不好相处。我一直小心谨慎地避免落到小个子连长的分队里，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盘剥者。坎托雷克在体操课上给我们做了长长的演讲，直到我们班在他的指挥下统一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我至今都记得他是如何透过眼镜片用灼灼的目光盯着我们并且用激动的声音发问：“同志们，你们会一起去的吧？”

这些教育者经常在背心小口袋里准备好自己的感情，每隔几小时就掏出来一些。不过那时的我们没有考虑这么多。我们中的一个有些犹豫，不太想去，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和善的胖小伙儿。不过后来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会让自己声名扫地。也许那时不少人都和他有一样的想法，然而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置身事外，因为在那个时候就连父母都会对这样的行为脱口说出“胆小鬼”。而所有人都不清楚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其实贫穷的普通人才是最清醒的，他们立刻把战争看作灾难，而那些处境稍微好一点的人还在兴奋得不知所措，虽然他们才应该是早一点意识到后果的人。卡钦斯基宣称，是教育让这些人变成这样，教育让人愚蠢。卡特[6]说话都是经过思考的。

出人意料的是，贝姆是最早牺牲的士兵中的一个。他在冲锋时被射中了眼睛，我们以为躺在地上的他已经死了。由于必须急速赶回阵地，我们没法儿把他带回来。到了下午，我们突然听到贝姆在叫，原来他当时只是昏了过去。由于眼睛看不到，疼痛又让他狂躁，贝姆没有利用掩体。结果在大家设法接近把他带回来之前，贝姆就被对面的敌军打死了。

人们当然不能把这件事与坎托雷克联系在一起——如果人们想说这是他的罪过，那么世界也无法运转了。像坎托雷克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深信用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而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失败也正因于此。他们原本应当是我们通向成人世界的介绍者与引路人，引导我们通向工作、义务、文化、进步的世界，通向未来。虽然我们有时会嘲笑他们，用些小恶作剧捉弄他们，但在本质上我们是信任他们的。在我们的思维中，他们是权威的象征，代表着更高的理智与更人道的知识。然而，我们亲眼见到的第一个牺牲者粉碎了这种信念。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比他们要诚实得多，他们只是在说空话和耍机灵方面领先于我们。首战的炮火揭露了我们的错误，他们传授给我们的世界观也在炮火之下崩塌了。

他们继续在写、在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战地医院和死人——他们把为国家服务称作最伟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明了，对死亡的恐惧比伟大还要强烈。我们不会因此就变成叛徒、逃兵和胆小鬼——他们总是如此轻易地说出这些词，我们和他们一样热爱自己的家乡，我们在每次进攻时都勇敢向前——但是，我们现在有了分辨的能力，我们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我们看到，他们的世界荡然无存，我们在突然之间就孤立无援——而我们必须独自克服这一切。

在动身去看克梅里希之前，我们把他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他在路上的时候应该要用到这些。战地医院里一派繁忙景象，闻起来始终都是煤焦油、脓和汗水的味道。出身兵营的人可以适应很多事物，但这里真的让人不舒服。我们问了一路才找到克梅里希。他在一间大厅里躺着，用混合着高兴与无助不安的虚弱表情迎接了我们。他在战场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偷走了他的手表。默勒摇了摇头：“我一直和你说，不能随身带这么好的表。”默勒有点笨拙和自以为是，不然他不会开口，因为大家都看出来，克梅里希再也不能走出这间大厅了。他还能不能找回自己的手表已经无所谓了，人们最多会把表寄回他家。

“感觉怎么样，弗朗茨？”克罗普问道。

克梅里希垂下了脑袋。“还行——就是脚疼得厉害。”

我们看向他的床罩。他的一条腿在一只铁丝筐下面，厚厚的被子在筐上裹成了拱形。我踢了踢默勒的小腿，因为他差点儿就准备将医生在外面和我们说的话告诉克梅里希：克梅里希已经没有脚了，他的一条腿被截肢了。

克梅里希气色极差，蜡黄又苍白，脸上已经长了之前没有的皱纹。我们很熟悉这种皱纹，因为我们已经见过无数次了。这其实不能算是皱纹，更多的是一种信号。皮肤下面已经没有生命在跳动了，活力已经被赶到身体的外缘，死亡正从体内贯穿到体外，眼睛早已被它占领。我们的伙伴克梅里希就躺在那里。不久之前，他还和我们一起烤马肉，在弹坑里闲坐——他仍是那个克梅里希，他又不再是那个克梅里希了。他的形象开始扭曲、模糊，像是一张底片上拍了两张照片。就连声音也听起来像是灰烬一般。我回想起当时出发的场景。克梅里希的母亲，一位胖胖的善良女性，将他送到了火车站。母亲不停地哭，她的脸都因此变得浮肿。克梅里希则显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自己的母亲是所有人当中最不能自已的，她都要哭脱了形。克梅里希的母亲边哭边注意到了我，她一再抓着我的手臂请求我在外面照顾照顾弗朗茨。克梅里希还长着一张娃娃脸，骨头脆弱，背了四个星期的书包就得了扁平足。但是战场上如何照顾得到别人！“你很快就能回家了。”克罗普说，“不过还得等上三四个月才能去度假。”

克梅里希点了点头。我看不太清他的手，他的手像蜡一样，指甲下面还有战壕里的污垢，蓝黑色的，像毒。我想到，克梅里希停止呼吸之后，这些指甲仍将继续生长，能长很长时间，变成幽灵般的地下植物。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指甲弯曲在一起变成了酒瓶起子，它们长啊长，长啊长。同它们一起长的还有裂开的头颅上的头发，像是肥沃土地上的野草，和野草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呢？

默勒弯下腰：“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弗朗茨[7]。”

克梅里希用手示意了一下，“放在床下面吧。”默勒照做了。克梅里希又开始谈起那块手表，我们怎么才能在不让他起疑的情况下安慰他呀！

默勒拎着一双飞行靴直起身子，一双用柔软黄色皮革制成、品质极好的英国靴，长达膝盖，有绑带，是件人人都想要的物品。默勒一看到它就喜欢得不得了，他托着鞋底和自己粗陋的鞋子比了比，问道：“弗朗茨，这双靴子你打算带回家吗？”

我们三人想到了一处：就算克梅里希恢复健康，他也只能穿上一只鞋，这双靴子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价值了。这双鞋摆在这里只会令人惋惜——因为医生肯定会在克梅里希死掉之后立马顺走它。默勒重复道：“你不想把鞋留在这儿吗？”克梅里希不想把它留下来，这是他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可以用别的东西跟它换。”默勒又建议道，“这里的人需要这样的鞋子。”但是克梅里希没有被打动。我踢了踢默勒的脚。他犹疑地把这双精美的靴子放回了床下。我们又随便聊了聊，接着就告别了。

“好好的，弗朗茨。”

我向他保证明天再来。默勒也这么说，他还想着那双系带靴子，因此要来这里守着。

克梅里希开始呻吟，他发烧了。我们在外面拦住一位医生，劝说他给克梅里希打一针。

医生拒绝了。“如果我们给每个人都打一针吗啡，那么得有满满的几桶才够。”

“看来你只会为军官们服务。”克罗普愤恨地说。我很快行动起来，先给那位医生递了支烟。他收下了。然后我问道：“你有权给人打针吗？”

他感觉受到了侮辱。“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干吗还要问我？”

我又往他手中塞了几支烟。“帮我们个忙吧。”

“唉，好吧。”他回答。克罗普和医生一起走了进去，他不信任医生，想要在一旁看着。我们在外面等。

默勒又说起那双靴子。“它配我简直完美。穿着现在的拖鞋，我的脚都跑出水疱了。你觉得，克梅里希能坚持到我们明天换岗之后吗？如果他晚上就走了，那我们看到的那双靴子……”

阿尔贝特回来了。“你们认为……”他接着发问。

“完了。”默勒最后说道。

我们回到了营房。想到明天要给克梅里希母亲写的那封信，我顿觉手脚冰冷。我想喝杯烈酒。默勒拔了几根草放在嘴里嚼。突然，矮个子克罗普把香烟扔到地上疯狂地踩，他向四周张望，神情张皇失措，怅然若失。他结结巴巴地骂道：“该死的，这些该死的事情。”

我们继续走了很长时间。克罗普平静下来了。这种情况我们熟悉，这是前线暴怒，每个人都经历过。默勒问他：“坎托雷克究竟给你写了什么？”

克罗普笑了：“我们是铁一般的少年。”我们三个都气笑了。克罗普开始咒骂起来。他很高兴自己还能说话。——是啊，他们原来这么想，这么认为，这群成百上千的坎托雷克！铁一般的少年，少年！我们一个个都还没超过二十岁。但还年轻吗？少年？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已经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