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根据历史人物的重要影响来思考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自古以来中国史家特别重视的研究门径。所以，2017年春华文出版社提出这个策划思路，向我约稿时，我几乎立即产生了“试一试”的想法。然而在过去两年中我发觉，虽然这本书选取的十几个清代人物对很多人来说都已经耳熟能详，但以自己的学术积累，要想把这本书所包含的清代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真正影响讲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在最后给这本书确定书名时，我坚持以“问清”名之。一则表示在对这些人物的研究中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发掘和探讨；二则清朝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在给我们留下政治、文化遗产的同时，也留下太多值得思索的问题。我没有能力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只能借这本书提出来，与读者们一起思考。

清朝留下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偏安一隅、规模不大的部族为何能够入主中原，开启大清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这其中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满人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二是偌大的明朝为什么会骤然灭亡。对于前者，我们首先需要从清朝最早的三代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身上探索答案。从1583年起兵，到1644年入主中原、征讨天下，后金—清政权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分裂、内斗的危机。因受蒙古文化影响，它必然带有强烈的“内陆亚洲”特性，但是，这个政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又不断通过吸纳、内化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与制度，来改变八王共治、四大贝勒共坐等带有部族性质的政治习俗。以皇权为尊，避免内部分裂，是女真人在历史上三建其国、愈来愈强的政治秘诀，也是清朝近三百年政治稳定的核心内涵。1636年，当仿效明朝的皇权制度建立起来的时候，女真人在由部落到国家的历程中迈出了成功的一步。与许多游牧民族无限向西扩展疆域的特点非常不同的是，自皇太极到多尔衮，他们在对草原的征服上表现出很强的自我约束性，更倾向于循着东胡祖先的足迹，谋求入主中原政治愿望的实现。因此，从皇太极到多尔衮、顺治皇帝，都倾向于接受儒家政治文化，吸收中原王朝的制度优势，这是使清朝皇权超越八旗体制掣肘、走向独尊的必要因素，对清朝政权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清朝能够入主中原也是因为捕捉到千年难得的历史机遇，即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政权同时衰落。元代以后，蒙古人始终没有再回到统一、强大的状态，他们的分裂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更加明显。最后的大汗林丹汗不但对天山南北地区的厄鲁特（卫特拉）蒙古鞭长莫及，还受到强势的土默特部的压制。作为中原正统王朝的明朝，从万历时期开始便已经陷于内外交困之境。高层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都让明朝危机重重。即使如此，明朝还必须出兵朝鲜，反击日本对其朝贡体制的挑战，维护其在东亚地区的大国地位。虽然付出巨大牺牲、将日本人逐出朝鲜半岛，但明朝的财政、军事状况更为恶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最终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东北地区成为各方势力都无暇顾及的真空地带，这为清朝提供了足够长的发展机遇期。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清朝之强盛？清朝不但入主中原，而且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皇帝的文治武功，最终达到极盛，使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基本得以奠定。清朝最大的政治成就，是将各个民族融合、统一到一个国家政权之中，尤其是基本消除了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冲突。能够实现这一点，并将这一格局稳定地保持到20世纪，清朝依靠的不仅仅是某种意义上的族群认同，而且通过整合西北甲兵、东南财富，形成了保障各方利益的政治格局，并在此格局之下实现了各族群对中国高度的政治认同。大一统格局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了传统士大夫经世济民的热情，促使他们奋发进取、积极作为，这又成为清朝发展的重要动力。

然而，康雍乾几代皇帝文治武功的另一面，是以文字狱对士人刀斧加颈、进行毫不留情的摧残与迫害。虽然几位皇帝发动文字狱的目的不同、手段不同，但其恶果罄竹难书。孙嘉淦从逆批龙鳞到噤若寒蝉的转变，表现出士大夫在清朝的政治高压下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这不仅是“专制”的问题，也是这几位皇帝对清朝统治中原之合法性并不自信、对士大夫多有警惕的结果，成为历史上的一大阴影。

第三个问题是：清朝为什么在经历了19世纪极其严重的内忧外患（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外国列强的侵略）之后，并没有立即灭亡，其统治还能延续半个世纪？

以更长远的历史视角观之，尽管清朝统治者身为满人，但过于强调族群优势的政治思想和行为，并非一种历史常态。和珅的倒台不仅是个腐败问题，他成为满汉精英共同在道德上进行谴责的对象，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清朝前期几位统治者“满洲本位”政治观念的难以为继。在嘉庆、道光二位皇帝的治理下，政治生活的价值核心由任用“能吏”重新回到对道德的推崇，传统儒家士大夫那种经世济民为天下计的思想重新成为满汉精英的价值取向。如林则徐被视为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清代经世官僚在面对外敌时的一种合理反应。他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他过去的上司两江总督陶澍那种强势作为的风格。从陶澍、林则徐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其建立的事功虽不同，但秉持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经世思想。这条脉络或隐或现，但不绝如缕，构成中国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当近代中国周围列强环伺时，林则徐面对英国的威胁当仁不让，销毁鸦片、抗击英军；即使被流放新疆，依然忧国忧民。左宗棠以七十高龄挥军西征，再次收复新疆，才使得伊犁一带回到祖国怀抱。可以说，这些经世学者是支撑中国在困境中砥砺前行的中流砥柱。

另一方面，在19、20世纪之交，很多传统的经世学者成为西方先进文化的接受者和倡导者，开始转向皇权专制体制的对立面，改革与革命成为时代主流，这又构成清朝走向穷途末路的主要原因之一。

物换星移，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实际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以及由人所构成的各种势力、各个阶层合力作用的结果。我们无法知晓、解释历史发展的全部真相，但一些关键人物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为什么会那样想，总是构成人们反思历史的重要话题。

本书不是一本研究性的学术著作，只是想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自己的学习心得，探讨一种通过人物发现历史的路径。但本书的定位也没有局限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做简单的描述与揭示，而是想尝试对这些人物的思想来源做一些分析，并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做一些深层次探讨，向更多的大众读者展示清代历史发展中隐含的种种思想脉络。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一些同事和研究生的支持。与林则徐、曾国藩、慈禧太后相关的三个章节分别采择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杨剑利、博士生杨菊丽，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导师杨幸何和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本科生段山应的研究成果。而李鸿章和康有为两章的稿件撰写则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生刘静垚和硕士生李伯禹完成。对他们的辛勤工作，我深表谢意。

本书能够最终付梓出版，也得益于华文出版社宋社长的大力支持和编辑的全程协助，他们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又极富耐心，尤其是在审校书稿的过程中提出很多重要建议，对此我非常感激。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借鉴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出版社考虑到行文流畅和历史普及类图书之通俗性层面的问题，在最后的定稿中删去大部分注释，只保留各章节之后的参考文献著录。对此，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谅解。由于能力有限，本书中还有很多不成熟甚至错漏之处，也希望各位方家批评指正、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