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家世渊源及普鲁士王国国势渐弱

1815年4月1日，奥托·冯·俾斯麦出生于勃兰登堡边境地区的申豪森庄园。就在奥托·冯·俾斯麦出生的前一个月，拿破仑一世逃离了厄尔巴岛。奥托·冯·俾斯麦尚在襁褓中时，家乡那些不过半年前才从战争中归来的人，再度参战。数月之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再次率军归来。在乡村的教堂，格罗斯贝伦和莱比锡的人们挂满了在滑铁卢战役中赢得的勋章。普鲁士王国又赢得了一次胜利。此后，欧洲便迎来了长久的和平。直到五十年后，才又有一支普鲁士军队再次出征。

奥托·冯·俾斯麦的家族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普鲁士王国有多位伟大的政治家来自普鲁士以外的地区：海因里希·弗雷德里克·卡尔·冯·施泰因来自拿骚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是汉诺威选帝侯的子民；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和库尔特·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冯·施维林都是梅克伦堡人；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来自荷尔斯泰因。俾斯麦家族来自旧边境地区，是血统纯正的勃兰登堡人。治理旧边境地区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委派的首批边境伯爵。边境伯爵负责维护北方边陲的安定，而霍亨索伦家族直到两百年后才首次进入北方。

我们所知的第一个俾斯麦家族的成员叫赫伯特·冯·俾斯麦。1270年，赫伯特·冯·俾斯麦担任施滕达尔衣商同业公会的负责人。施滕达尔小城是1160年由绰号是“大熊”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建立的。施滕达尔小城周围乡村的居民来到这里，享受着城市生活的安全与便利。毋庸置疑，赫伯特·冯·俾斯麦，或赫伯特·冯·俾斯麦的父亲一定来自小镇西边约二十英里的俾斯麦村。村子的名字可能来源于附近一条叫比泽的小溪，也可能来自村子所属教区主教的名字。赫伯特·冯·俾斯麦也许是第一个使用“俾斯麦”这一姓氏的家族成员。如果赫伯特·冯·俾斯麦一直待在故乡，这一姓氏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冯”仅代表出生地，尚未成为贵族的标志。还有一些来自俾斯麦村的人似乎也用了“俾斯麦”这一姓氏，俾斯麦村附近的普伦茨劳小城也居住着姓“俾斯麦”的人，甚至边境地区的农民当中还有姓“俾斯麦”的。文德人遭到击退后，神圣罗马帝国持续扩张，越来越多勇敢的殖民者越过奥得河，在波美拉尼亚建起了另一个俾斯麦村。

我们对赫伯特·冯·俾斯麦的家族谱系一无所知，但他的祖先很可能是神圣罗马帝国历代皇帝安插在北方边陲的殖民者，占领着帝国从异教徒手上夺取的土地。赫伯特·冯·俾斯麦似乎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当时就已经拥有了双三叶形纹章，且至今仍被其家族各分支沿用。衣商同业公会的记录中多次提及赫伯特·冯·俾斯麦的后人。不知是赫伯特·冯·俾斯麦的儿子还是孙子，叫鲁道夫或是鲁尔的那位，曾代表施滕达尔对抗邻近的布伦瑞克公国。鲁道夫或鲁尔的儿子尼古拉——人们通常叫他克劳斯——为俾斯麦家族创造了财富。克劳斯紧紧追随边境伯爵。在与布伦瑞克公国的纷争中，克劳斯支持边境伯爵，在城镇议会中，克劳斯维护边境伯爵的利益。克劳斯如此忠诚，自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与施滕达尔居民的一次争执过后，克劳斯背井离乡，更加坚定了他为边境伯爵效劳的决心。克劳斯此前或许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这时却获得了伯格施道城堡封地。伯格施道城堡地处边境区和马格德堡主教辖区的交界处，是一个军事重地。此后，克劳斯便成功晋身为施洛斯戈瑟森南的特权阶级，地位仅次于边境伯爵。自那一天起，俾斯麦家族就跻身于勃兰登堡的贵族。克劳斯最后官居勃兰登堡的宫廷总管，即宫廷内的首席官员。克劳斯与教会——哈弗尔贝格和马格德堡的主教们都有过争执，甚至一度被逐出教会。克劳斯的父亲和两个儿子也有过同样的遭遇。

约1385年，克劳斯去世，此后的两百年，俾斯麦家族一直生活在伯格施道城堡，产业不断增加。霍亨索伦家族的康拉德受封边境伯爵和选帝侯之后，获得了伯格施道的贵族们的有力支持。康拉德与自己的继任者们常常去伯格施道猎杀鹿和野猪，甚至还有狼和熊。伯格施道城堡附近的森林里满是这些动物。从古至今，霍亨索伦家族一直热衷于户外运动，这让他们的封臣们吃尽了苦头。1555年，勃兰登堡选帝侯阿尔布雷希特三世的后人汉斯·格奥尔格从阿尔文斯莱本家族手中购得邻近的莱茨林根庄园，并在莱茨林根庄园建了一幢房子。这幢房子至今仍是普鲁士历代国王的首选狩猎居所。不久，汉斯·格奥尔格又对伯格施道辖内广袤的森林和保护区垂涎不已，暗示希望拥有这些地方。俾斯麦家族为此反抗了许久。最初，俾斯麦家族被迫交出狩猎权，但这远未结束。汉斯·格奥尔格的胃口越来越大，声称“要彻底摆脱俾斯麦家族的影响”。汉斯·格奥尔格提出用近期遭到查封的几家修道院作为交换，而俾斯麦一家——这个由同住在一座大城堡中的两对兄弟组成的大家庭——始终表示拒绝。他们抗议道，俾斯麦家族的先辈们一直是忠诚的封臣，他们为选帝侯奉献了热血与财富，只希望“一直留在全能的上帝赐予的这块舒适之地”。然而，一切抗争都是徒劳的。汉斯·格奥尔格固执己见，激怒他只会带来大麻烦。俾斯麦家族最终妥协，交出了伯格施道城堡，接受了申豪森庄园和一座充公的女修道院——克列维斯。俾斯麦家族可以获得女修道院，条件是必须供养遭到驱逐的修女直到她们死去。为此，俾斯麦家族不得不每年提供大量食物及十八桶啤酒。

俾斯麦家族产业的四个主人均无子嗣，但人称“转变者”的弗雷德里克除外。弗雷德里克把俾斯麦家族的全部财产重新聚集到一起。自从弗雷德里克迁往申豪森庄园后，俾斯麦家族便定居于此。古老的申豪森城堡如今片瓦不存，但那座建于13世纪的教堂仍是哈弗尔河和易北河之间土地上最古老、最美丽的一座建筑。房屋与教堂并排矗立在一小块俯瞰易北河的高地上。俾斯麦家族之所以长久居于此地，多少是因为家道中落，他们丧失了财富与地位，境况大不如从前。此后的两百年，俾斯麦家族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既与附近的乡绅通婚，也参加了每一场战争。弗雷德里克的儿子鲁道夫在法兰西为胡格诺派而战，而后又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指挥下与土耳其人作战。弗雷德里克的孙子奥古斯特也被征召入伍，成为萨克森-魏玛公爵伯恩哈德麾下的一员。后来，奥古斯特参加了法兰西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战争，始终为新教而战，最终选择为勃兰登堡选帝侯效力。

奥古斯特在世时发生了一次巨变，改变了后世子孙的命运。1640年，腓特烈·威廉——人称“大选侯”——继承了父亲乔治·威廉的爵位。腓特烈·威廉奠定的政体使一个德意志小小诸侯国发展成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欧洲君主制国家。腓特烈·威廉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对峙；和波兰人开战，逼迫波兰国王扬·卡齐米日交出东普鲁士，同时还驱逐了瑞典人。此外，腓特烈·威廉也加强了对自有领土的治理，为柏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改组了行政机构，并集结了一支规模小但能力强的军队。不过，腓特烈·威廉的力量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贵族们的牺牲为代价的，腓特烈·威廉收回了贵族们原本享有的诸多特权。腓特烈·威廉的儿子，即后来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继承了父亲开创的事业；腓特烈·威廉的孙子腓特烈·威廉一世继位后，创立了普鲁士行政管理体系，并组建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后来随腓特烈大帝南征北战。

组织严明、力量强大的普鲁士王国日益壮大。随着普鲁士王国的日益壮大，贵族们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德意志南部的男爵们成功摆脱了领主的控制；除了身在远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还能掌控他们，德意志南部的男爵们并不受任何控制。他们用几乎独立的权力统治自己的小小领地，拥有自己的法律、货币及军队。

在德意志北部，荷尔斯泰因的梅克伦堡及汉诺威的贵族们形成了最具影响力的阶级，控制了整个国家政府。普鲁士领土境内的男爵们发觉自己面对着一股比他们更强大的意志与势力。北部贵族虽然丧失了独立性，但得到的远比失去的多。作为立国之基，北部贵族不再将高超的军事技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斗或佣兵活动上，而是在普鲁士的军队和行政机构中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腓特烈大帝的一次次胜利使普鲁士跃升为欧洲强国，而勃兰登堡的贵族们正是他最忠诚的子民。勃兰登堡的贵族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很少离家，在德意志南部或其他国家都鲜为人知，也极少与自己阶层以外的人通婚。捕猎是勃兰登堡贵族的主要娱乐项目，打仗则是主业。从未有哪个国王拥有如此多的精兵强供其差遣，勃兰登堡贵族指挥着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为腓特烈大帝赢得一次次胜利，也为普鲁士的强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仅克莱斯特家族便有六十四人在七年战争中战死。

勃兰登堡的贵族们完全可以认为，他们协助建立并用生命守护的普鲁士是属于他们的。即便勃兰登堡的贵族们成为普鲁士人，也永远是勃兰登堡人，他们对普鲁士国王的忠诚永不动摇，因为他们深知国王与他们同在，而国王是不会这样对待其他子民的。普鲁士国王也许会到遥远的柯尼斯堡继承王位，但只有勃兰登堡才是国王真正的归属；普鲁士的国土也许会因战争而有所增减，但霍亨索伦家族只要还有人活着，便不会放弃边境地区的子民。勃兰登堡贵族抱有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为国家强盛奠定了最稳固的根基。在神圣罗马帝国其他地区，德意志人所称的“特殊主义者”一心希望赢得独立，与此不同的是，身为普鲁士人的勃兰登堡人更希望在王国内拥有支配地位。

同属勃兰登堡贵族的俾斯麦家族再次分成两个分支，其中一支居住在克列维斯，曾有几位成员在普鲁士政府机构中担任高官，但这一支在1780年左右消亡；另一支仍居住在申豪森，家族成员多数选择从军。奥古斯特的儿子同样叫“奥古斯特”。这位奥古斯特重建了“三十年战争”中被瑞典人破坏殆尽的房屋。这位“奥古斯特”曾官居“兰德雷斯”（即其居住地区的行政长官），还娶了名门望族冯·卡特家的一位小姐。两家的房屋紧挨着。冯·卡特家族曾有个不幸的年轻人因协助腓特烈大帝出逃而被处以极刑，“奥古斯特”的夫人正是这个年轻人的姨母。这个年轻人的坟墓至今仍在伍斯特，在距离申豪森数英里的一条河的对面。而在申豪森建起的一座保留至今的新房子里，冯·卡特家族的纹章与俾斯麦家族的双三叶形纹章保存在一起。俾斯麦家族产业的继承人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军人，娶了冯·迪波维兹小姐，获得了波美拉尼亚的几处新房产，这几处新房产是他们现在主要居住地。

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官至上校。在1742年对抗奥地利人的查图西茨会战中，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官战死。在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垂死之际，腓特烈大帝陪伴在他左右，称他为“好伙伴”。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的儿子卡尔·亚历山大·冯·俾斯麦继承了申豪森庄园，其下一代则延续了家族的军事传统：四个兄弟中有三人都是职业军官，并在德意志解放战争中与法兰西作战。1813年，这三个当职业军官的兄弟中有一个在默克尔恩阵亡，还有一个晋升为中将，剩下那个也参与了德意志解放战争。因为剩下的这个兄弟的儿子——俾斯麦-波伦伯爵特奥多尔在格罗斯贝伦负伤，这个兄弟身为父亲便立即前往顶替，这才使俾斯麦-波伦伯爵特奥多尔在恢复期间，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役的俾斯麦家族的成员未曾减少。两年后出生的奥托·冯·俾斯麦，一定会经常听说三个叔叔和堂兄在那场大战中的历险故事。俾斯麦-波伦伯爵特奥多尔后来官居要职，活了八十多岁，见证了德意志与法兰西的另一次大战。耐人寻味的是，俾斯麦家族的部分成员在整场战争中都为法兰西而战，这反映出了彼时德意志内部的分裂状态。俾斯麦家族有一支定居在德意志南部。这一支的领袖弗雷德里克·威廉·格拉夫·冯·俾斯麦效力于符腾堡公国，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骑兵将领，满腔热血地效忠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在拿破仑一世远征俄罗斯帝国的战役中，弗雷德里克·威廉·格拉夫·冯·俾斯麦表现卓越，最终在莱比锡战役中被德军俘虏。

卡尔·亚历山大·冯·俾斯麦的四个儿子中最小的卡尔·威廉·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早早便退伍了。这个和蔼的人喜欢家庭生活。在家族产业分配中，卡尔·威廉·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得到了申豪森庄园。此后他便在申豪森庄园定居下来，过着安静的生活。卡尔·威廉·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曾做过一件事，想必在亲朋好友间引起了不少议论：他娶了一个与自己阶层不同的妻子。卡尔·威廉·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的妻子不是来自克莱斯特家族、卡特家族、布雷多家族、阿尼姆家族、阿尔文斯莱本家族或周围任何一个贵族家庭的小姐，而是家境普普通通的威廉明妮·路易丝·门肯。不过，威廉明妮·路易丝·门肯的出身也不错：她的父亲是莱比锡大学一位教授的儿子，曾就职于普鲁士政府机构，后晋升为最高级别官员，先后担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内阁秘书。威廉明妮·路易丝·门肯的父亲品格高洁，颇有能力，深受法兰西的自由主义甚至革命学说的影响。当时，不少行政官员都受到了这种思想和学说的影响。

十六岁成婚的威廉明妮·路易丝·门肯是一个聪慧的女子，儿子奥托·冯·俾斯麦跟她一样聪慧。奥托·冯·俾斯麦遗传了父亲卡尔·威廉·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的亲切、温暖和幽默。因为双亲的关系，奥托·冯·俾斯麦的性格体现了普鲁士立国的两重根基：从父亲卡尔·威廉·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那里继承了善战贵族的血统，又从母亲威廉明妮·路易丝·门肯身上习得治学与为官之道。在奥托·冯·俾斯麦的一生中，他怀抱成见、感情用事的特点主要源自其贵族血统，而从母亲威廉明妮·路易丝·门肯那里继承的机敏睿智则帮助他克服自己所属阶层固有的偏见。

年轻的卡尔·威廉·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夫妇早年并非一帆风顺，几个孩子都夭折了。由于普鲁士战败，遭到其他国家占领，申豪森庄园也被法兰西骑兵夺走，至今庄园内有个门的横梁上还能看见骑兵军刀留下的痕迹。于是，卡尔·威廉·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只好带着妻子逃进森林，躲避法兰西人的侵犯。

夫妻俩最终保住了三个孩子：1810年出生的伯恩哈德、1815年出生的奥托·冯·俾斯麦，以及1827年出生的玛尔维娜。

奥托·冯·俾斯麦在申豪森居住的日子并不长。在奥托·冯·俾斯麦一岁时，卡尔·威廉·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就带领全家迁往波美拉尼亚，定居在奈弗夫和屈尔茨庄园。这两处房产是奥托·冯·俾斯麦的祖父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冯·俾斯麦结婚时得到的。当时，波美拉尼亚是普鲁士贵族最钟爱的一个居住地：比边境地区树木更加繁茂，休闲活动也更多种多样。茂盛的草地、宽广的石楠荒原和树林都比旧省份大片的农田和沙荒地更吸引人。奥托·冯·俾斯麦正是在这样近乎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中度过了童年时代。这里的生活远离了文明社会的喧嚣与混乱。距离庄园最近的城镇诺沃加德远在五英里之外，交通很不发达，因为普鲁士政府直到1815年后才开始修建公路。虽然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波美拉尼亚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个偏远省份的生活就和过去一样。波美拉尼亚的大多数土地归大地主所有，而贵族们就和过去一样，在自己的私有土地上主宰一切。贵族掌握着律法的实施，人们必须在贵族的庄园法院里才能求得公正，但庄园法院不是以普鲁士国王的名义伸张正义，而是以庄园主的名义。波美拉尼亚贵族与当地人共同生活，通常拥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耕作，既没有英式乡间宅邸的奢华，也没有法兰西贵族般的精致。这里的贵族日出而作，管理田间事务，和农民们用乡间悦耳的“低地德语”交谈，女人们则负责家中琐事。贵族们会花很长时间骑马或乘车去往邻居家中。有时贵族们也会去打猎，因为乡间到处都是鹿和野兔。冬天时偶尔会去趟柏林。至于更远的地方，就少有人去了。多数波美拉尼亚乡绅都到过巴黎，但只是在大战结束时以胜利者的身份去到那里。

波美拉尼亚贵族极少被现代政治思想影响，而是和过去一样满足于普鲁士的统治。当时的普鲁士是宗教社会，不止神职人员，农民和贵族都多多少少保留着对德意志新教朴实的信仰。他们几乎不受18世纪的理性主义或19世纪的自由主义影响。乡村教堂里少有盛大的礼拜仪式，但人类生活的各个重要阶段——出生、结婚、死亡——都需要教会的祝福，并且每年都会举行一到两次肃穆的告解和圣礼。

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是紧密关联的，因为教会也只是普鲁士的一个组成部分。普鲁士国王是军队的统帅，同时是大主教，因此教会之神圣不可侵犯就此成了王权之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贵族和农民，批评或反对普鲁士国王本身就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伴随君主头衔的“托上帝洪福”一语绝非胡言乱语。现实社会仍是依靠传统的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位于底层的是农民；农民之上是贵族；再往上是“我们仁慈的君主”，即居于柏林的普鲁士国王；最顶层则是天国里的上帝。

对于德意志南部和各城镇的居民，居住在波美拉尼亚偏远地区的贵族们，即所谓的“容克地主”的封建生活、中世纪信仰和纯粹的专制主义，无不体现着他们在政治上的愚蠢。在波美拉尼亚贵族看来，自由主义仿佛是另一种形式的无神论。然而，正是在波美拉尼亚这样一个的避世之地、在大平原的清新空气中，才成长起这样一群人：他们与自己的父辈一样，时时刻刻都准备开战，去攻占更多新的地区，为自己的国王开拓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