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大军(华文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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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古老的伊比利亚半岛军队

精彩看点

相关史料来源——军官的回忆录与公文——普通士兵的回忆作品——英军士兵在19世纪开始大规模写日记与回忆录——辉煌胜利激发大量文学作品涌现——法兰西局势激发严肃的思考——部分官兵转向宗教

过去九年编写《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的过程中,我做了大量笔记,收集了各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虽然不是1808年到1814年各种战役的实际记录,但本身具有极高的价值,并且能为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总过程提供佐证。粗略地讲,这些笔记或者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领导的那支著名军队的特点有关,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支军队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或者与这支军队的内部机制,即管理细节有关。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谈到军官和士兵,也会谈到伊比利亚半岛军队的日常生活、礼仪、习俗及伊比利亚半岛军队的组织和结构。我描述士兵的篇幅绝不少于记录军官的篇幅,并且还会留出几页讨论那些好奇心重的、通晓多国语言的军队追随者们。这些人紧跟在伊比利亚半岛军队后面,时常提一些不仅上校和副官,甚至让伟大的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也忧心忡忡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像新闻报道、一般命令和团报这样的官方文件及军事法庭记录中收集到大量有趣的有关伊比利亚半岛军队生活的内部资料。但在很大程度上,我将利用非官方信息。非官方信息都是从一些参加过大战的人写的、流传下来的日记、回忆录和一系列当代信中收集来的。其中不乏一些曾经有争议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流传了许多年。当时,伊比利亚半岛军队的一名幸存者在一篇文章中发现了他认为对自己、朋友,以及他所在的团和师有害的言论。这些言论中最著名和最多的是关于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出版的言论。这本书的陆续出版导致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军队中一些杰出的军官参加了抗议活动,包括威廉·贝雷斯福德子爵、劳里·科尔爵士、亨利·哈丁子爵、本杰明·德本等。其中,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子爵是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的重要攻击对象。他也用不太好听的话回击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内皮尔。这一系列“苛责”主要涉及阿尔布埃拉战役,但也有一系列更小的、没那么有趣的有争议的小册子,主要涉及《辛特拉公约》、约翰·穆尔爵士的退兵、1810年的布萨科战役、巴达霍斯战役和其他一些主题。

当然,回忆录和自传吸引了我大部分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士兵的作品并不比军官的作品少很多。如果有几十篇上校、上尉和中尉等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那么至少有几十本中士、下士和列兵写的小书。这些作品大多十分古雅,印刷于地方的出版社,如珀斯、考文垂、赛伦塞斯特、劳斯、阿什福德,甚至科孚的出版社。一些军人或平民朋友经常劝说久经沙场的老兵写些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或者是某个乡村客栈的炉边故事。这些故事通常是很好的读物,但往往传达的是团队精神,而不只是伊比利亚半岛军队功绩的准确记录。这些朴实无华的老兵故事中有一两个展现了有关军队中那本令人愉快但过于自信的马塞兰·马尔博式回忆录的所有特征。我认为一一列出这些故事中最优秀的作品及其作者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这些作品中的一两本,尤其是第九十五团中题为《步枪手哈里斯》的那本书,很值得出版,但我们仍在等待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天。或许将来某一天,我们可以再次读到这些优秀的士兵故事我相信,约翰·希普的书是在过去十年里士兵所写书中唯一被重印的一本。威廉·亨利·菲切特先生在他的《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士兵们》一书中引用了詹姆斯·安东和其他人书中的几个章节。——原注。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初,英军士兵和军官们开始大规模地写日记和回忆录,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当然,我并不是说18世纪没有类似的作品。除了记录凯恩、斯蒂德曼、塔尔顿等人的军事史,有关个人冒险的记叙性文章也确实存在,这些文章由像侦察兵罗伯特·罗杰斯少校这样的军官或某名贫嘴幽默的匿名记者撰写。这名记者与坎伯兰公爵威廉参与了卡洛登战役——更不用说半杜撰的《卡尔顿上尉回忆录》。但这样的作品很少,普通士兵的作品更少。当然,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普通士兵的作品,譬如,追溯到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时期的士兵信、一两本印第安回忆录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罗杰·兰姆中士的《日记》。然而,这样的作品也是少之又少。但可以肯定的是,1805年到1815年,军队中军官与士兵的写作数量比整个18世纪的都要多。

那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指挥的所有战役都辉煌无比、鼓舞人心,使其麾下的军官和士兵们都感到自豪,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军官和士兵都更渴望把自己的功绩诉诸笔端。如果一个人关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个人冒险故事,或者想记录七年战争期间的起起伏伏,那么他一定是位积极乐观的人,因为对大不列颠王国来说,美国独立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灾难。然而,对每一位明登人或魁北克人来说,七年战争期间存在一段像泰孔德罗加堡垒或克洛斯特-坎彭的不幸记忆。人类本能地不喜欢回忆悲惨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在几本回忆录中找到有关法国革命战争前期英军参加的战役,即1793年、1794年和1795年,约克和奥尔巴尼公爵腓特烈王子的军队不愉快的行军和战役记录。据我所知,对此,只有一些守卫士兵的带脚注的打油诗,还有苏格兰燧发枪卫兵团的约翰·史蒂文森中士和科尔德斯特里姆卫兵团的罗伯特·布朗下士的简单回忆录。对一场长时间的战役来说,这个产出十分小,因为战役期间,大约有三万支军队驻扎在战场上,并且出现过像法玛尔战役和维莱昂科希战役那样英勇的胜利。然而,并不是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愉快地回忆整个故事。因此,毫无疑问,这段时期的回忆录极其匮乏。

但我想,19世纪开始大量出现军事文学作品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种作品数量剧增开始于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爆发前。关于1801年征服埃及、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总督之战中的印第安战役及短暂的梅达战役,都有一些十分优秀的个人故事记录。我认为这是因为在长期与法兰西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压力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比看到战争开始的人要严肃和聪明得多,并且他们明白大不列颠为之奋斗的结果的重要性及威胁英国存在的危险。在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不列颠王国曾处在危险之中,但其对手从来没有像红色共和国的雅各宾派那样可怕和可恶。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领导下的法兰西王国从没有像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样令英国人感到厌恶和恐惧。在大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反革命战争很快演变成一场反对“共和主义、无神论和暴动三头怪物”的改革运动。为了自身的存在,也为所有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如宗教、道德、宪法、法律、自由,大不列颠必须斗争。这种情感使大不列颠人渴望战斗,但他们的祖先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威廉·贝雷斯福德子爵

劳里·科尔爵士

亨利·哈丁子爵

约翰·穆尔爵士

坎伯兰公爵威廉

约克和奥尔巴尼公爵腓特烈王子

路易十五

路易十六

在大不列颠人急切想做这件事的诸多原因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想在战争中记录自己的个人经历。只有这样,我才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与之前的作品相比,随着战争的进行,当代的日记和日志会变得越来越优秀。后来写的自传和回忆录在争论中并不算数,因为在法兰西革命战争结束后很久,人们才开始编纂和印刷这些自传和回忆录,并且当时的人们已经理解了战争的伟大。但在战争期间,能被记录下来的有价值的材料这些材料经常被送到出版社。——原注数量之多令人震惊。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确信,我们应该把这些材料能被记录下来归功于我刚刚提到的原因。例如,我们当然应该将林内多男爵托马斯·格雷厄姆有趣的长篇军事日记归功于此。作为一名改革者,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战争。正如谈到他非凡的职业生涯时我解释的那样,他在四十四岁时开始了军旅生涯,抵押财产组建了一个营,突然从一个正常的辉格党议员变成一位执着认真的士兵。他反对法兰西第一帝国及其思想——无论它们是在林内多男爵托马斯·格雷厄姆第一次拔剑时,是从雅各宾派的狂热滑稽行为中,还是在他后期,从拿破仑·波拿巴残酷的专制统治下表现出来的。他的日记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的记录,他觉得尽其所能击败法兰西王国军队,自己履行了一个好公民的基本职责。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

我认为,在这二十年多事的岁月里,许多一直忙于写作的人内心深处都有同样的想法。有人坦率地说,他们参军其实是违背了他们原本的生活计划,但因为他们看到了国家的危险,所以准备参与其中。“入侵的威胁点燃了每个男儿披上军装的热情。”参见约翰·金凯德:《步兵随记》,伦敦,1835年,第8页。——原注

如果没有爆发战争,那么在我曾经读过的回忆录和信的作者中,有些人可能会成为律师,如赫西·维维安男爵,或政治家、医生、公务员、商人。我想,在这段岁月里,军官们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由于与军队有家庭关系或者热爱冒险而参军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出许多。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具有强烈的宗教倾向,我觉得这在18世纪的军队中是最不寻常的事情,尽管我们不能忘记詹姆斯·加德纳上校。一位年轻的日记作者记录在第一次参加的战斗时,他做了长长的祷告这是第十八轻骑兵团的约翰·伍德伯里。——原注。另一位士兵以寄给亲戚的最后一封信开始了征途,他说:“在努力履行军事职责时,一个人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宗教职责,履行军事职责而抛弃宗教职责的人与文明的牲畜无异。”参见《威廉·戈姆爵士传》,伦敦,1881年,第31页。——原注

伊比利亚半岛军队的军官主持祈祷会,并且建立了宗教协会。这并不完全是为了取悦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参见1811年2月6日,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从卡尔塔舒发出的关于传道军官的公文。——原注,因为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十分古板,与所有乔治王时期辉格党主教的观点一样,无法容忍“狂热”。一些有趣的战争日记出自乔治·格里格、亚历山大·达拉斯和查尔斯·布思比等人之手。战争结束时,这些人成为牧师。普通士兵中的一两位作者有同样的倾向。在1812年的战役中,军需官威廉·瑟蒂斯正经历一场痛苦的转变。威廉·瑟蒂斯发现,对精神经历的回忆使他在那段时间对团命运的回忆变得迟钝和麻木不仁威廉·瑟蒂斯形容自己“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就像心烦意乱、痛苦地挣扎着的人,希望似乎永远不去想那些事”。威廉·瑟蒂斯:《在步枪旅的二十五年》,伦敦,1881年,第172页。——原注。在一本由第四十三团一位爱尔兰中士写的书中,作者以更多篇幅描述了宗教思想而非行军和露营他把自己的回忆录叫《半岛战争前后第四十三轻步兵团中士回忆录》,其中包括他从天主教教徒转变为新教教徒的记述。——原注。另一位同类型作者在标题页将自己描述为“英国步兵卫队服役二十一年,非委任军官十六年,卫斯理班长四十年,负伤一次,战俘两年”。苏格兰燧发枪兵团的约翰·史蒂文森。——原注

林内多男爵托马斯·格雷厄姆

拿破仑·波拿巴

赫西维维安男爵

詹姆斯加德纳上校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掌握的有关这场与法兰西第一帝国战争后半段的军队内部生活信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提高,不仅是因为英国面临的危险和危机激发了许多参与者的想象力,更多是因为军官队伍中有比以往更多深思熟虑和严谨的人。普通士兵也是如此。当然,其中最有趣的信息是由一群热情多话的人提供给我们的,他们被士兵们的冒险经历吸引而加入战斗,并且将士兵生活独特或幽默的一面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