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为人妇

1893年，徐自华二十一岁，她在回给祖父的诗里不无感慨地说，“蛾眉那得振家声”，那时的她，大概已经知晓自己很快将走进另一种生活。

在那个年代，婚姻是决定女子一生的大事，这是谁也逃脱不了的命运，更何况是望族门第的大家闺秀。就在收到祖父赠予“一介书生”翠章后不久，这位“堪比书生、性厌脂粉”的才女，也迎来了身着红妆上花轿的那一刻。

因是家中年纪最大的女儿，徐氏长辈对徐自华的婚事非常重视。那时的婚嫁，门第观念根深蒂固，男女双方家庭财富地位相匹配才可谈婚论嫁，尤其是有地位的家庭更是讲求门当户对。作为石门县城的望族，徐氏这一次相中的亲家是南浔望族梅氏。

说起南浔梅家，在当地颇有声望，那时最出名的应该是梅鸿吉和他所创办的梅恒裕丝经行。“梅恒裕”主要经营的是当地特产辑里丝生意，产品还曾在西湖博览会上获奖。所谓的“辑里丝”，其实就是南浔附近特有的水土而产出的一种特优蚕丝。由于经营有道、家财渐丰，梅家便成了当地“八牛”之一，指的是当地家财在五百万两左右的富户。

徐自华的公公，正是梅鸿吉的同胞兄弟梅谦吉。与哥哥梅鸿吉一家几代人都经商不同，梅谦吉一家则过着另一种生活。梅谦吉是个读书人，家中并无田产，不以务农为生，也不做当地红火的蚕丝生意。那么，一大家子究竟用什么来维持生计呢？用现在流行的词汇来说，就是做“包租公”，也就是房东。梅谦吉一家便是靠着家中的几间店房出租，收取租金过日子。不过，由于很会积累钱财，所以也有些家底。

于是，门户相当的徐、梅两家便商定结为姻亲。佳期来临之际，江南正值草长莺飞、春暖花开的时节，徐自华就在二十一岁那年出嫁南浔，成了梅家的新媳妇。

徐自华所生活的年代，女子出嫁之后，责任便是相夫教子、侍奉公婆。不得不说，在娘家度过的这些年，家中长辈对孙儿的成长很是宽容，徐自华一直过着比较自由的生活。到了夫家，一切都变得不同了。当一个称职的妻子、儿媳并不容易，有太多东西需要一样一样去学。她只好暂时放下对诗文的热爱，努力去适应角色上的迅速转变。

一般来讲，官宦人家的闺女总难免有些大小姐脾性，徐自华却是个难得的例外。她从小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长大，再加上年龄较长，后来还一直帮着母亲操持家务，缝纫炊事、洒扫应对都难不倒她，全家上下对她有口皆碑。相信这待人宽厚、勤劳节约的作风，一定能为夫家众人所肯定。

不过，这桩看似美满的婚姻背后，有些冷暖只有自己知晓。

徐自华的丈夫梅福均是家中独子，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养成了他平庸懦弱的性格，凡事少了些进取之心。小时候倒还读书考试，却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抱负，才刚刚考中了秀才就有些自我满足，不再继续往上努力争取，就连诗文也束之高阁了。他做事不够勤勉，甚至有点懒散马虎、得过且过。这与徐自华自小要强的性子形成了反差，再加上梅福均文才亦是平平，两人便少了很多共同语言。

徐自华当时曾和妹妹徐蕴华不止一次谈起与丈夫相处之事，常常会感叹“天壤王郎”。“天壤王郎”这个典故出自《晋书·列女传》，相传才女谢道韫有次回娘家闷闷不乐，长辈询问缘故，她便以此话来形容丈夫王凝之太平庸。当然了，与谢道韫一样，徐自华不过只是在娘家人面前抱怨几句。她到底是端庄温和的大家闺秀，与丈夫梅福均的相处还算和睦，并不存在什么大的矛盾曲折，虽没有达到琴瑟和鸣的程度，还是相敬如宾的。

至于梅家上一辈人，公公和婆婆的确善于积存财富，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难免有些过于看重钱财。财富的积累无非在于开源节流，梅家的收入来源并不多，只好把眼光放在用度上。徐自华小妹徐蕴华曾经说起梅家在金钱上如何精于算计，哪怕是新媳妇想要用一点零花钱，还得自己去向娘家要。想必，这种财富观或多或少影响了家庭氛围，徐自华的日子过得一定不如从前那么舒心。

婚姻生活里总有些不如意，好在聪慧如她、勤奋如她，徐自华很快学会像大部分传统妇女那样经营家庭生活。不过，梅家的这位少夫人的确有着与众不同之处。当时，在南浔妇女之中盛行一种比美的风俗。闺中大概很是无趣，便开始比较起各人身上珍珠、翡翠之类的首饰，甚至为了争论出谁的首饰更为奢华，常常因此互斗，闹得不可开交。徐自华素来不喜涂脂抹粉，对于这等风俗自是无法融入，见多了便有感而发即兴作了一首诗。“竟将粉黛斗妆新，失却天然面目真。翠羽明珠非我好，孟光岂是绮罗人。”这首诗题为自嘲，读来对这奢靡风气有讽刺的意味。尤其是末句提及东晋贤妻孟光除却绫罗、告别富贵，与丈夫粗茶淡饭、举案齐眉的故事。这一个闺中生活的细节，足以显出徐自华的不俗。

常居深宅内院，喜好又不从众，幸好，徐自华还有最爱的诗文相伴。尽管不能像以前那样整日写诗填词，至少也能作为平淡日子里的一种慰藉。婚后的那些年，尽管她为人妻、为人母，却从未完全放弃过诗词写作。有时候，孩子生了病需要在病榻前守着，与其任由心情低落，不如写上一首诗，就当是排解烦闷。徐自华曾在诗中自嘲“痴呆生性终难改，暂得偷闲又咏诗”，可见诗文在她生活里的分量。或许于她而言，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爱好，更是心灵的寄托。我手写我心，在诗中，徐自华比任何时候都自由。她借由文字的翅膀放飞思想，用以描画草木春秋，感慨似水流年，抑或想念故园家人、遥祝远行亲友。不过，诗人的眼睛所看到的远不止这些。

此时正值19世纪末，短暂平静期早已过去，侵略者卷土重来。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1896年沙俄诱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短短几年里，清政府的统治频频亮起危险的信号。

南浔与上海距离较近，有不少居民时常往来两地做生意，相对而言消息并不那么闭塞。想必，徐自华对这些事亦有所耳闻、心怀感触，在她的诗中都可以找到痕迹。一天夜里，她身体抱恙，心情亦是苦闷，便就着昏暗的灯光写了一首《病中感怀》，其中有一句“每因时局增烦恼”，便透露了她的心事。1897年，徐自华二十五岁，她去杭州拜谒岳王坟，英雄的故事令她颇为触动，便写下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一句“饥餐胡虏悲歌壮，未报君仇怒发冲”，相信是对时局有感而发吧。

那些年，眼看强敌入侵、民族危在旦夕，并不是没有仁人志士站出来试图挽救，然而却因为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1898年，戊戌变法在坚持了一百零三天后宣告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就义。当年的秋天，徐自华奉父亲之命为重九日品菊吟诗的聚会和一首诗，诗里有“我望燕云挥热泪，无心赏菊再衔杯”，又有“已知黄种争存晚，赏到黄花感触侬”。这个时期徐自华所作的诗词中，已开始表现出不一般的见识与情怀，未满三十岁的她在诗作创作中逐渐崭露头角。

可惜的是，在当时那个传统观念依旧的年代，无论是才华还是思想，这一切都只能放在女性的家庭角色之后，深埋于心底，亦被深藏在庭院之中。对于大多数女子而言，自盖上喜帕的那一刻起，后半生的生活已经注定了。从贤妻到良母，由从夫变从子，直至年迈归尘，生命里可能再无“自主”的权利，只能走这条从开头便可以预知到结局的路。

然而遭逢风雨乱世，人生更是无常，徐自华生命里的重大转折，从她二十八岁那年开始，一桩桩、一件件地接踵而至，打乱了既定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