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抗战前线

1939年，我被调到黄埔军校17期通信科教育班补训一年。

开始时，学校设在湖南沅江浦市，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学校先转移到长沙，后又撤退到贵州麻江。

1940年春，我从通信科教育班毕业，调任26集团军通信3团1营3连，担任有线电排上尉排长。我们排跟随司令部驻扎在湖北兴山县。

就在兴山，我又一次遇到了老同学蒋仲苓。他担任集团军总部参谋处中尉通信参谋，刚好与我对接，我们俩共同度过了两年多生死与共的战争岁月。

未久，宜昌失守，南津关成了江防重镇，时有“小宜昌”之称的南津关一时成为战略要地。如果南津关守不住，日军就有可能长驱直入，进逼重庆，危及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因此，南津关的攻防备受中外媒体及全国老百姓的关注。

日军步步紧逼，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军将士殊死激战，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日寇的野蛮进攻，南津关始终处于我方军队的牢牢控制之下。未料，日军在南津关久攻不下，耍起了花招。1941年1月21日，敌军利用他们掌控的宣传工具，向国内外做了有声有色的报道，谎称日军已经攻陷南津关，直逼重庆，以动摇我方的抗战决心。

重庆大本营看了这个报道后，大为震怒，了解到南津关依然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责令前线立即对外做出报道，以正视听。由此，26集团军总司令周岩、参谋长吴仲直二人立即将我叫到指挥部。

吴仲直对我说，我们必须迅速反驳敌军的谎言，草稿已经拟好，通信参谋正在编码。编好后交给你，必须在1月22日零时前发出。同时，他命令我去兴山县电报局坐镇督促，负责监督线路接转，如完不成任务，以军法论处。

接着，通信参谋蒋仲苓将一份加密电报交给我，向我透露说，美联社随军记者发出的报道是，我军最近在宜昌外围歼敌捷报。因此，我们将此电报发至重庆军委会转美联社，由该社向全世界公布。

我接过电文，只见那是一份有810个字的特长电报，过去经我拍发的电报，最长也就只有500多个字。当年我军仍使用莫尔斯有线电报机，拍发电报须经过几个电报局的继电器转接，由此，电讯信号会明显减损，如果速度一快，符号就有可能有漏点，造成差错。因此，拍发时必须稳中求快，不能有一丝一毫疏忽。于是，我选择我排的曹守康担负这个重任，他是黄埔17期学员，素有办事稳健干练之称。由于他熟练的技术提前完成了这个任务。

次日，美联社就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战场前线的真实状况》的新闻，驳斥了日本媒体的谎言，大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由此，我与曹守康同时受到了总司令的嘉奖。自此以后，这个“810个字”成了我们的外号。

记得前几年我到台湾，那时已是深夜，我打电话给曹守康。他的家人回说：“他干了一天工作，已经睡着了，不便去打扰。”

我说：“你只要告诉他，‘810个字’打电话来了，他肯定会接。”

他在睡梦中听到“810个字”这句话，果真心领神会，一跃而起，过来接电话了。后来我们见面时，还不断地说：“你果真厉害，不简单！”

1942年，重庆军委会军训部招考8名少校督训官，我被送到中央集训团训练。结束学习之后，接到上级通知调任重庆警备总部任少校参谋。

几个月后，我申请调到陆军通信兵学校，担任少校教官。此后，我就在通信兵学校任教官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

1949年年初，国民党政权南迁广州，全国面临着解放。当时我对蒋介石的统治已经非常厌恶，决定不去台湾，回到了原籍绍兴。

1947年，郑以淼（后排中）在南京通信学校研究处任助理研究员，与在京同学及家属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