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幸运儿听到对话

第一节 文景遗产

武帝接手汉政权时，整个社会是一个“中外皆安，公私富溢”的盛世之局。作为这笔遗产的继承者，他可比高祖刘邦幸运多了。因为他所继承的不单单是物质遗产，而且还有约法省禁、休养生息、学术开明等优良的政策传统所产生的精神遗产。有了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双重辅助，他的统治必然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即使在政策选择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人心也不易离散，所以汉王朝才得以维系不亡，生生不息。

自高祖刘邦起，汉初的几代皇帝都把秦朝的灭亡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引以为戒。

统一天下的秦始皇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独揽大权，严格控制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思想、文化等领域，“专任刑罚”，同时还制定了“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世袭系统，以维护家族统治。

秦始皇死后，二世继位，仍以辅助始皇的李斯为丞相。李斯与韩非同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他在给秦二世的上疏《行督责书》中鼓吹“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实行“明君独断”、“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独操主术”、“独擅天下之利”的“帝道”，实施轻罪重罚的刑政，极力维护天子的专权统治。

秦二世以《行督责书》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仍然继续着秦始皇的“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这样怎么能不把国家搞垮？

刘邦也想到这一层：国家不是一个空架子，不能没有人民的支持。有土地更要有人，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国家。况且，这么大的政府机构，没有人民的赋税怎么能维持下去呢？汉朝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恢复经济。而要恢复经济、保证赋税来源，那首先就得收揽人心、招抚流民、发展生产。

如果施行秦朝的强征暴敛，那自己的统治必将同二世一样，昙花一现、迅速灭亡。看来，只有“因民之疾秦法，顺流而与（之）更始”，即顺应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摒弃秦朝的严刑苛法，实行新的统治政策。但是，说是这么说，要真做起来，又该如何呢？这真叫刘邦等人挠头。

汉初的君臣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起于草莽。他们大多深受秦朝政治之害，不得已才铤而走险、取而代之，因此他们在感情上厌恶和排斥秦朝政治。可是这些人大多又是秦王朝的中下层官吏，刘邦是亭长，萧何是县主吏掾，曹参是县狱掾，叔孙通是博士，周昌是卒吏，任敖是狱吏。可以说，他们在执行秦法的同时，又深受秦法的迫害，最后忍无可忍才造反。刘邦等人揭竿而起，占领了长安城之后，刘邦做了皇帝，但他们的脑子里仍有许多秦时留下的东西，如秦朝的制度、秦朝的律法。因此，这些复杂的经历决定了他们复杂而又矛盾的政治特征，即在思想上抵制秦制，在行为上延续秦制。后来，叔孙通在秦制的基础上增减删除，制定出汉朝的宫廷礼仪制度。制度虽然不完善，但是对这群草莽英雄来说，已经十分不错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刘邦，对此极为赞赏，这帮“草莽英雄”们实在提不出更好的国家政权结构！

经过长年的秦末战乱后，汉高祖刘邦接手的是残破不堪的社会局面，稀稀落落的民户、民不聊生的景象：“天下苦秦久矣，民无益藏，民失作业，米石五千，以人相食，死者过半”，当然还有不少流亡山泽者。田地大片大片地荒芜，经济萧条，就连“富有四海”的天子都没有四匹同一种颜色的马可驾乘。

劫后余生的老百姓对秦朝的暴政恨之入骨，可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拯救国家。因此，新政权建立的时候，他们翘首以盼，期待新的君主能制定出利国利民的新政策、新法规，自己能够过上好日子。

由于汉初君臣多为楚人，从小就接受楚文化的熏陶。而楚文化的典范之作就是黄老之学，这无形之中便对他们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影响。

黄老之学纵有流变，但其思想本质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主张君主应无为而治。因此，汉初的君臣实行无为而治的新政策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君臣都想休息无为，从民之欲，不滋事扰民，这种貌似无为而治的政治策略的高超之处，就在于无为而无所不为。高后称制，政不出户，惠帝垂拱而已，委政萧曹二相。他们仍是蠲削烦苛，约法省禁。

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削法令妨吏民者，废除挟书律。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废除三族诛、妖言令。文景二帝守之勿失，也多省刑之举。特别是文帝，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又在文帝二年（公元前l78年）除诽谤法，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又废除肉刑法、宫刑。且所用将相皆为旧臣，这些人质朴而厌恶秦政，为人宽厚而耻言人之过失。这种开明的政治格局，最终使得“事少政宽，天下晏然”。

无为而治在经济中的体现就是休养生息，即“便万民之利”，具体措施便是招抚流亡，开放公田，轻徭薄赋，扶持工商业。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下诏“复故爵田宅令”，意在招流亡之民回籍，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的都免为庶人，这样一来，身为奴隶的劳动力又重新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

高祖然后又开放秦苑囿池，与民耕种，通过此种方式来扩大赋税者的范围。他实行十五税一，彻底改变了“赋敛无度”“收泰半之赋”的秦末赋制，建立起来一套新的赋税法规。到了后来惠帝、文帝、景帝，皆重农息民，务劝农桑。文帝迭有减免田租之举，沿至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明确规定了三十税一为汉代的田租制。文帝又改民算赋百二十为四十，徭役减为丁男三年而一事。

无为而治不仅涉及农业，对工商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高惠时，复弛商贾之律；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弛山泽之禁。种种举措，都为工商业制造者创造出一种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最终，汉初的无为政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民间曾流传许多歌谣来称赞丞相萧、曹治理天下，宽厚清静，百姓安宁。史称汉初“官吏循良，安其职守，民务稼穑，人乐其业”。

无为而治首次创造了一种与前朝皆为不同的政宽人和的局面。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繁荣并迅速发展。东汉的应劭称文帝“劝农耕桑，务民之本。即位十余年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

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得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平均每个劳动力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民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仅仅如此还不够，面对农产品的丰富，汉朝政府又实行低物价政策。谷价石钱三十，高不过百余，栗价低列石钱十余。这又使得汉朝的商业更加繁荣。国内形成了统一的市场，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所有物资都可投入流通。

经济发展促使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得到全面的发展，社会空前的安定团结，人口也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而增多，城市又恢复了往昔一派祥和的景象。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

“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

萧何封侯原实封8000户，曹参平阳侯10600户，灌婴颍阴侯5000户，户增至4万，即都达到了原来的二倍余至四倍之多。可见汉初人口发展之快。

西汉时期的天下名城，如燕地的涿县（今河北涿州）、蓟县（今北京市西南），赵地的邯郸（今河北邯郸），魏地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县（今河南济源南），韩地的荥阳（今河南郑州西部），齐地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内），楚地的宛县（今河南南阳）、陈（今河南淮阳），郑地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处在三川（东周以伊水、洛水、黄河为三川）的二周（东周公的封地巩县和西周公的封地洛阳）等，都在文景之治时期开始复兴。城市物丰民富，具有相当的规模。其中，长安城的规模最为宏大，比当时西方的罗马城还大上三倍之多。长安城外的殷富大都，也是四通八达、商人云集，可见当时的商业十分发达。

人心思定，经济繁荣，社会物质财富基础雄厚，最终影响到国家的上层建筑，民风也就得到了相应的改变。“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据《汉书·景帝纪》载：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学术论谈在这一时期也随着经济的活跃而逐渐繁荣起来，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一大批学术文化人物，如：文景时有道家河上丈人、盖公、黄生等，阴阳家张苍、公孙臣等，经学家浮丘伯、申公、韩婴、高堂生、田何等，纵横家蒯通等，思想家史学家陆贾、政论家文学家贾谊、文学家枚乘等。当然还有武帝时期的哲学家史学家司马谈、经学家思想家政论家董仲舒、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等。以及在武帝统治期间极为活跃的严助、严安、主父偃、朱买臣等文学侍从名臣，实际上都是“文景之治”所培育的，史称“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

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固及社会的安定。百姓对政府的种种利民措施十分满意。当时，官府颁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可见当时的汉政府已经笼络住了百姓之心。在这种安定祥和的局面下，谁还有心思造反呢？因此，也就有了“汉兴六十余岁，天下怀安”的景象。

文景之治又把汉初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文帝、景帝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养民政策，统治者无为而治，老百姓安居乐业，创立下了很高的物质精神文明，最终使得天下形成社会安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和文化复兴的局面。

第二节 真命天子

刘彻本来是当不上皇帝的，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承法，排名第九、又是庶出之子的他想当皇帝，本是无望的，轮谁也轮不上他。而且，年幼无知的刘彻顶多觉得当皇帝好玩而已，并没有去刻意地追逐皇权，但他的母亲王夫人和后来成为他岳母的长公主一次次成功地运作，终于使刘彻一步步走向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使得刘彻在一来二去的宫廷皇储竞争中，无意中得到了皇位继承权。

汉朝时期的统治者十分重视预立皇储，他们认为皇储是国家的根本，天下之命，悬于太子，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不肯早立扶苏为皇位继承人，所以才被赵高等小人篡权夺位。因此，汉朝的统治者们确立了预立太子的制度。

预立太子的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但眼下又出现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众多的皇子中究竟该选谁做储君呢？况且，皇子各自的母族集团也都想“望子成龙”，盼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潜龙升天。不仅如此，还有一大群皇子的师傅们，他们也都跃跃欲试，渴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早登庙堂，自己当上佐命大臣。总之，宫中围绕立储问题展开的明争暗斗，乃至无情的自相残杀就没有停止过。这种争斗又总是波及外廷时局，造成政局动乱。

封建统治者们为了维持国家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转，皇族内部及上层统治集团的平衡，甚至是皇权和政权的稳定，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计，以解决皇位在交接时可能会发生的种种问题。因此在预立皇储的同时，还规定嫡长子首先拥有皇储的继承权。这种建立在“立子以贵，立嫡以长”基础上的继承法，既能确保皇权的稳固，又可避免皇储争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嫡长子继承制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实施过程中，能够减少纷争，避免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与障碍。嫡长子的皇储资格规定当权者必须按照“预立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的原则来行使权力，这是一种皇家内部的家法，也是一种严格的国家公法，因此不论从制度上还是情理上，皇帝个人都必须遵守嫡长继承制，绝不允许因个人的喜好而另行选择皇储。

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嫡长子具有皇储资格，而其余皇子只有在嫡长子夭折或被废黜后，才能拥有进入皇储候选序列的可能，因此他们的皇储资格是隐性的。通常情况下，他们想当皇帝简直是不可能的，踏踏实实做自己的王爷就好了。

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在汉朝政治制度中还具有一定的宗法性。嫡长子继承法在汉朝初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汉高祖刘邦曾出于私意想废太子刘盈，改立庶出的小儿子赵王如意，可是在叔孙通强硬阻拦和积极劝谏下，高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因此他马上收回成命。

到景帝即位时，由于薄皇后无子，所以皇储的继承人也就只能从庶出皇子中选立。景帝生十四庶子：栗姬生临江闵王刘荣、河间献王刘德、临江哀王刘阏；程姬生鲁恭王刘馀、江都易王刘非、胶西于王刘端；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刘彭祖、中山靖王刘胜；唐姬生长沙定王刘发；王夫人生广川惠王刘越、胶东康王刘寄、清河哀王刘乘、常山宪王刘舜；王夫人生刘彘。刘彘排行第十。

既然没有嫡子，又未定储位，所以这时的14个庶出皇子的皇储候选资格就由隐性转化为显性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有继承皇储的可能，所以说这里同样潜伏着夺储纷争的危险。

可是按照嫡长继承法以长不以贤的原则来说，庶出诸子相互之间，并没有嫡庶贵贱的差别，有的只是年龄的差别。为了减免纷争，还是按照年龄大小的先天性原则来选立皇储。由于栗姬所生的刘荣年龄最长，所以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四月，立刘荣为皇太子，史称栗太子。并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将年仅4岁的刘彘封为胶东王。

既然刘彘王爷的名分已经定了，他就应该没什么其他指望了，但是，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皇帝也不例外。

由于秦汉君主内部制度结构的自相矛盾，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然这也包括立储权，尽管这与嫡长继承制相违背，但这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现象。这样一来，即使在储君地位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也仍然会发生夺储的斗争。看来各皇子集团之间又要各显神通争夺太子的金冠了。

刘彘的生母王夫人，扶风郡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人，平民王仲之女。王仲之妻臧儿，乃是燕王臧荼的孙女，她曾生有一男两女，长女志就是刘彘的生母。丈夫王仲死后，臧儿带着这几个儿女，改嫁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田氏，生男氋、胜。后来，长女志嫁给了金王孙为妻，后生一女名为俗。可是母亲臧儿有一天让人算卦，卜者说她的这两个女儿今后都能很贵显。臧儿心想金王孙只不过一介平民，有何贵显！于是竟硬生生地把长女志又从金王孙那里夺了回来，一来二去，长女志被送入了还在做太子的刘启宫中。太子刘启后来即位，当了皇帝，史称景帝。景帝对志十分宠爱，先是封她为美人，不久后又被册封为夫人。这样长女志便成了王夫人。

王夫人与景帝生得三女一男，长女平阳公主，次女南宫公主，三女隆虑公主，而这唯一的一个男孩就是彘。据《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载，王夫人怀彘时，曾梦见过太阳投入她的怀中。王夫人还把这梦告诉了当时还在做太子的刘启。可是《汉武帝内传》则说刘启是做景帝之后，“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两者所说如此歧异，究竟是谁的证据可靠一些呢？其实这都是不可信的，《汉武帝内传》乃是魏晋人托名班固而撰写的，原文多为怪诞神异。说彘孕十四月而生，本身就违反生育常理，再说刘启为太子时，王夫人还尚未孕彘呢，怎么可说捧日而孕呢？

因此，这个荒诞的梦很有可能是王夫人怀孕时，甚至是在生了彘之后，编造给景帝听的，其用意也无非是想暗示景帝她所生的如果是儿子，那一定是真命天子，为自己的儿子制造当选皇储的有利舆论罢了。《汉武帝内传》评价王夫人，说她是一个工于心计、很有远见的女人。果然不错，她的这一计策引起了景帝刘启的重视，刘启当时觉得此乃吉祥之兆，心想这个孩子今后绝非等闲之辈，连说：“此乃贵征啊，贵征。”

封建社会讲究天命，皇家信奉皇权“天”授，当然更讲究天命这一学说。梦日入怀的“贵征”自然也就成为刘彘后来被景帝选为太子的重要因素。

景帝做太子时，由文帝母薄太后做主，娶她的娘家侄女为妃。景帝即位后，又立薄妃为后，后因薄后无生育能力而失宠。至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四月，薄太皇太后死，薄后失去了靠山。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九月，薄后被废。于是，后位出缺，皇储争夺战又与后位争夺战交织混杂在了一起。

栗姬原本是最受景帝宠爱的妃子，她又是太子荣的生母，所以按照次序理应立为皇后才对。景帝也是这样想的，因此在生病之时曾嘱咐栗姬，我死后，你要好好照看诸皇子。立她为后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可是栗姬胸襟狭窄，妒心太重，怒而不应不说，还出言不逊，惹得景帝很不高兴，最后只得把立后的事往后推。从此，栗姬也失去了景帝的宠幸，错过了当选皇后的最好机会，她开始愈加怨恨起景帝来。

景帝有个同母姐姐馆陶氏公主嫖，称为长公主。长公主在景帝内宫围绕争后争储的斗争中，可是起了关键的作用。

嫖先是下嫁给功臣陈婴之孙堂邑侯陈午为妻。窦太后非常宠爱这个独生女儿，临死前曾遗诏把东宫的所有财产全部赏赐给长公主。长公主常常出入宫闱，与景帝关系也很是亲密，景帝对她所说的话很上心。因此，基于这两点长公主在宫廷中很有势力，后宫的姬妾们也经常巴结她，希望她在景帝面前能为自己美言几句。

这长公主有一个女儿，名叫阿娇。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能做皇后，于是就想把阿娇嫁给太子刘荣，于是派人上门与刘荣母栗姬提亲。可是栗姬气量小、心胸窄，她怨恨长公主经常给景帝介绍美女，分夺了景帝对自己的宠爱，所以她断然拒绝了这门亲事。从此，长公主与栗姬结下了恶怨，开始重新勾画女儿的未来。最后，她看中了王夫人之子刘彘，当她向王夫人提亲时，心明眼亮的王夫人怎会放过这等好事，别人想巴结这门亲事还巴结不上呢，现在倒好，自己送上门来了。王夫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

可景帝却对这门亲事不是太满意，他认为阿娇比刘彘大上好几岁，并不是很般配。长公主便略施小计，有一天当着汉景帝的面问刘彘，“儿想娶个媳妇吗？”刘彘答：“想。”长公主左右常有侍女百余，她把她们一一指着问刘彘，刘彘都说不喜欢。最后长公主指着自己的女儿问他“阿娇好不好？”小小的刘彘这才笑着说：“好！如果能娶阿娇为妻，我一定要造一所金屋子给她。”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汉景帝从中看到了刘彘的聪明伶俐，这才同意了这门亲事，金屋藏娇的故事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此，长公主积极活动，推动景帝立王夫人为后，立刘彘为储君。她经常向景帝称赞刘彘，诋毁栗姬，说她挟邪媚道，如果她做了皇后，悲惨的“人彘”事件难免不会重现。景帝认为事实确是如此，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王夫人贤惠，刘彘又很聪明伶俐，于是，又自然地想起了旧日王夫人怀孕的“贵征”。

汉朝宫中的美人甚多，受景帝宠爱的又岂止栗姬一个人。况且，立皇后又牵涉到储君的问题，储君岂能轻易改动，再加上窦太后的内侄、太子太傅窦婴极力反对易储，所以立谁为后的问题一直搁置下来。

王夫人也并非庸人，为了争得正位中宫，用了一招离间计，最终使得景帝与栗姬的最后一点恩爱都没有了。

当王夫人得知栗姬失宠后，她便暗中指使人去挑唆大行去向景帝建议，册立栗姬为皇后。大行的主要职责，就是掌管宾客之礼，他认为此事责无旁贷，于是想都没想，就向景帝秉奏了此事。他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应宜号为皇后。”景帝以为是栗姬让他来奏的本，于是怒气大发，当众厉声斥责大行，为了杀鸡儆猴，大行竟然成了皇权争夺的刀下冤魂。景帝也因此终于拿定了主意，在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春正月，不顾太尉周亚夫、太子太傅窦婴的反对，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

栗姬没当上皇后不说，还莫明其妙地砸了儿子的储君之位。这回倒好，现在连景帝的面都见不上了，想找人说理也找不到，愈想愈怨，愈怨愈恨，最终含恨而死。

在争夺储位的第一回合中，太子刘荣由于母亲栗姬的过失而丢掉了储位，使得刘彘在母亲和姑母长公主的帮助下变被动为主动。现在储君之位出现空缺，刘彘又拥有了皇权储位的继承权。前进的路上，又露出了希望之光。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可以说前途还算是光明的，但道路还是比较曲折。原因是什么？原来还有一个强劲有力的皇储竞争人正在处心积虑地窥视着皇位。这就是景帝的同母小兄弟、刘彘的叔父梁孝王刘武。

文帝生有四子：景帝、梁孝王刘武、代孝王刘参、梁怀王刘揖。景帝与刘武同为窦后所生。刘武原封代王（治代县，今河北蔚县西南），后徙封淮阳（治陈，今河南淮阳）、梁（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窦太后极为喜爱这个小儿子，对他宠爱有加，恨不得景帝之后，便让他登基为帝。而景帝同样对这个弟弟感情颇深，经常是同辇进出，平起平坐，甚至在传位问题上，也曾不顾汉初父死子继的传统制度。

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当时还未册立太子，一次家庭内部聚会上，景帝曾坦荡地对刘武说：“在我千秋万岁之后，我一定把这皇帝的位子传给你，让你来大展宏图。”刘武表面上推辞，内心里却暗自欢喜，坐在旁边的窦太后看到兄弟的友爱也非常高兴。可是当时陪席的还有掌管皇后与太子家事的詹事窦婴，他当即敬酒谏阻说：“今天下者，乃高皇帝的天下，汉初之约，父子相传。陛下怎么可以传位给梁王呢！”在场之人很是尴尬，窦太后也因此与这个至亲结下了怨仇。窦婴本来就嫌官卑职轻，此事之后，他就告病离职，无心再干了。后来窦太后又除了他的门籍，不得朝请。

梁孝王刘武在政治上一直是野心勃勃，他恃宠骄奢，用天子旌旗车驾，出入皇宫如同皇帝，他还招揽四方豪杰，多作弓弩兵器数十万。当立太子为储君之时，刘武曾心灰意冷，失去了对皇位的野心，可是太子一废，他又蠢蠢欲动起来。

窦太后提出让刘武为嗣，景帝向大臣们征求意见。大臣们都表示反对，甚至连辞官在家乡养病的大臣爰盎都从安陵（今陕西成阳东北）赶到长安进言纳谏。窦太后的议请未能被景帝接受。刘武自己又上书试探，毛遂自荐，求为储君，但同样遭到了爰盎等大臣的极力反对。

由于刘彘从小聪颖机智，一向受到景帝的喜爱，所以最后的太子之位还是传给了他。据《太平广记》卷三引《汉武帝内传》中有载，汉武帝刘彘3岁时，景帝曾把他抱坐在膝问：“儿愿意做天子吗？”刘彘回答：“做天子，由天不由人。儿愿意每天居住在皇宫，在陛下面前戏耍。也不敢逸豫，以致失了天子道。”如此机警乖巧，怎能不讨景帝的欢心。所以，在废栗太子的同年，景帝便立王夫人为皇后。过了不久，又立刘彘为皇太子。因刘彘“圣彻过人”，景帝又给他改名为“彻”。

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三月，临江王刘荣因触犯汉朝律法，畏罪自杀。同年夏天，梁孝王刘武由于竞争储位失败，怨恨爰盎等议臣，一气之下派刺客暗杀了爰盎和议臣等十余人。景帝查明案情，派田叔等为专使，准备追捕参与暗杀阴谋的梁王臣羊胜、公孙诡时，梁孝王为了杀人灭口，被迫令羊胜、公孙诡自杀，景帝虽然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但是对梁孝王慢慢疏远了。后来，梁孝王虽然没有被治罪，但终因遭到冷落，最后郁郁寡欢，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抑郁而死了。

至此，对刘彻储君之位所有的威胁基本已告解除，刘彻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做皇太子了。

第三节 大器早成

纵观汉武帝的登基之路，表面上风平浪静，无惊无险，实际上背后却暗藏着各种杀机。他只有不断塑造自己，提高自己，才能在父皇的心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印象，以巩固自己太子的地位。

刘彻小时候就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明才智，本来就为汉景帝所宠爱，这次被立为太子后，景帝对他更是精心培养。

在景帝时期的汉宫廷之中，黄老气氛十分浓厚。汉初统治阶级视黄老之术为“帝王南面之术”，宫廷之中把它作为领导统治的必修课，据《史记·外戚世家》记载：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皇太子是国家的未来，整个民族的希望。因此，汉初统治集团极其重视对太子的教育。贾谊曾经说过：“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黄老思想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所以就出现了学术民主，诸学共存，百家并进的景象。刑名、儒家等各个学派在宫廷中都拥有不可低估的实力。尽管当时的黄老之学是汉初无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是朝廷中和社会上的主流思想。主后宫的窦太后又好黄老，不好儒术，菲薄《五经》，更不许人怀疑和贬视黄老。但在汉初黄老无为、各学派共存并进的前提下，儒家还是在不断地振兴发展。

好儒术的窦婴就当上了前太子刘荣的师傅。因此，儒生们希望刘荣能成为儒家在政治上的代表，帮助他们获得最终的儒学大行天下的思想宝座。而当时正在做皇后的窦太后曾命令宫中太子和王子们研读黄老之书，尤其是梁孝王刘武从小就跟在母后身边，在母后的督促和熏陶下，思想倾向自然与窦太后一致，因此窦太后对他自然也会宠爱有加。而窦婴对太子刘荣大量灌输儒家之学这一举动，就不能不引起窦太后的警惕。

窦太后先召来精通《诗经》的专家辕固生来对话。可谁知辕固生瞧不起黄老之学，竟然当着窦太后的面说老子的书是妇人之见、家人之言。这下把窦太后给气坏了，一气之下，罚他到兽圈里去打野猪。辕固生看来这次只能是背水一战了，幸亏景帝给了他一把快刀，这才使辕固生在与兽圈里的野猪搏斗时，能够一刀命中其要害，捡回一条性命。儒家思想对黄老之说的第一次挑战就算以失败告终了。

窦太后的儿子梁王刘武争储失败了，她终究无法改变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度和传统，因此，她的黄老之学没有了继承人。而前太子刘荣经窦婴的指点，不可能不表现出儒家的倾向，窦太后当然也不希望未来由他掌权。所以当刘荣之位被废了的时候，窦太后并没有从中否定景帝选择刘彻当太子的建议。原因很可能在于刘彻年龄尚小，可塑性还很强，日后还可培养，再加上爱女长公主的吹捧，窦太后自然也就同意了。

景帝学黄老之言，但也好刑名之学，向法家张欧学刑名，现在他要把太子刘彻培养成一个集百家之长的全面型人才，因此他给刘彻物色了一个儒学教师，这就是刘彻身边的左右侍从儒者卫绾。

卫绾是个全能型的学者，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不仅精通儒学和文学，还懂得一套修车驾车的技术。他曾辅导过河间王刘德，使得刘德也成为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贤人学者。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卫绾因指挥军队作战有功，被升为中尉，后来又被封为建陵侯。《汉书·卫绾传》说：“上（景帝）既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卫绾迁御史大夫后，王臧拜为太子少傅。王臧是申公弟子，也是儒者。这位独行儒学、能文能武的卫绾培育了刘彻六七年之久，这对刘彻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幼年时期的刘彻因此接受了多种学术教育和学术民主的影响。从窦太后所创造的宫廷氛围中，受到了黄老之学的熏陶，又从父皇那儿受到了刑名的启发，而自己的老师卫绾又系统地给他传授儒学之说。这样的宫廷生活和思想教育，对少年时期的武帝性格、气质、志趣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无疑会使他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活动呈现出多元性。

刘彻被立为太子后，更是深得景帝的喜爱。有一次，景帝在宴请条侯周亚夫时，因席上无箸，周亚夫心中不悦，面现怨色，叫尚席取箸。坐在旁边的刘彻一直看着周亚夫。最后周亚夫被这小小的刘彻给看“毛”了，只好悻悻离席而去。周亚夫走后，景帝好奇地问刘彻：“你为什么要这样死死地盯着他啊？”刘彻答：“此人可畏，日后必能作虐。”景帝笑道：“看他如此怏怏不服，确实是不适合做少主的臣啊。”后来，因周亚夫儿子违法，他也受到了牵连。景帝命小吏先去质讯，周亚夫闭口不答。最后，气得景帝骂道：“吾不用也！”然后改命廷尉拘审，周亚夫不甘受辱，在狱中绝食五日，吐血而死。这样一来，景帝就为刘彻除去了一个强悍难驭的大臣。

在刘彻14岁这年，廷尉呈请景帝审理一件凶杀案，庶人防年因继母杀其生父，防年一怒之下杀了继母，而被廷尉以杀母律论处，判防年大逆罪。景帝觉得此判决不够准确，有失公允，他诏问刘彻，想看看刘彻对此如何看。刘彻分析说：“继母与生母不同，儿女与生母存在着血统关系，而继母只是由于父亲娶她为妻，她的地位才如同生母罢了。防年的继母既然杀了防年的生父，他与继母就不存在母子的关系。理应按照一般的杀人案判罪，不应判大逆罪。”景帝觉得言之有理，命人把防年按一般杀人罪处罚，改判弃市。大臣们也都称赞刘彻判罚得当，从此对这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另眼看待了。景帝因此对这个自己未来的继承人愈加器重了。

刘彻的少年时期属于早熟早慧，《汉武故事》载：

“少而聪明有智术，与官人、诸兄弟戏，善征其意而应之，大小皆得欢心。及在上前，恭敬应对，有如成人。”

既受景帝的器重，又讨得宫廷上下大小的欢心，刘彻的储位更加巩固了。

少年刘彻十分用功，他不仅刻苦学习儒学经典，而且还对骑射、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读到著名文学家枚乘的赋时，感慨万千，十分佩服枚乘的才华，并一直想亲眼见到枚乘本人，与之一谈。后来他做了皇帝，真的用安车蒲轮把枚乘接进京。武帝少年时期还跟随出生在匈奴的韩王信的后代韩嫣学习骑射。

王侯将相本无种，能者为之。汉武帝刘彻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皇储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除了母系集团的帮助外，与他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少年时期的刘彻就已经展现出了能文能武、有胆有识、思想活跃、心境开阔的优异性格，这一切为他未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