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卧龙之谜

看点22：说徐庶原来的姓名叫作“单福”为何错了？

看点23：诸葛亮读书时“观其大略”的深层玄机何在？

看点24：为何说读书“精熟”是东汉应试教育的产物？

看点25：为什么说读书竞争是三国的根本性竞争？

看点26：谁是三国时期的另外一条“卧龙”？

看点27：两条“卧龙”有哪些相似之处？

看点28： 两条“卧龙”有怎样不同的遭遇和命运？

诸葛亮“卧龙”的美名虽然千古流传，但是相关的种种谜团，大家未必都能够深入了解，所以在这一章中，我们要围绕“卧龙”这个关键词，对相关的多个谜团好好破译、解读一番。

谜团之一，什么是“卧龙”？

众所周知，龙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独有的标志性形象。从大处说，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从小处说，龙又指极少数非常特殊的个人，比如身份最为特殊的天子，或者才能最为特殊的人物。

就指代上述两种人的情况而论，最早都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证据。比如，《周易·乾卦》中说：“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古人的注解认为，“飞龙在天”是比喻圣人处在君王之位，这是用龙来指代天子的事例。又如，《左传》中的“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古人的注解认为，这是比喻潜藏于深处的非凡之人，这是用龙来指代能力非凡人物的事例。

在三国时期，“龙”作为一种对人的指代性称呼，还没有彻底被皇帝一个人垄断，所以极个别的杰出人物，也还可以用“龙”字来形容或称呼。当然，龙要飞腾九天，方能充分展现神力，尽量放射光辉。暂时还没有机会，或者正在等待机会飞腾上天者，就会被称为“卧龙”“伏龙”。

因此，所谓“卧龙”，就是指正在等待时机登上历史舞台大展宏图的顶尖级英才。

谜团之二，给诸葛亮“卧龙”这一美好评语的究竟是谁？

最先给出这一评语者，乃庞德公。《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的《襄阳记》，明确记载了如下几个关键性的历史事实：

首先，庞德公是襄阳土著，且属于当地声望极高的文化名人和社会耆宿。这位老前辈擅长识别人才，给出的评价也非常精准，而且他对于扶持青年才俊尤其热心。

其次，把诸葛亮评为“卧龙”，庞统评为“凤雏”，司马徽评为“水镜”，都是庞德公做出的评价。

再次，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娶了诸葛亮最小的姐姐为妻，所以庞德公是诸葛亮的姻伯（或姻叔），因而诸葛亮对他非常尊敬。

最后，司马徽是北方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人氏，来到荆州避难，虽然比庞德公小十岁，却同样也是文化名人，在识别人才和品评人才上同样擅长而又精准，所以庞德公才会给他一个“水镜”的美名，意思是如水之平，如镜之明。司马徽本人，也对诸葛亮得到“卧龙”的评价高度认同，而且还向刘备积极推荐。

以上史实告诉了我们什么重要信息呢？

一是诸葛亮“卧龙”的评语，虽然最先由庞德公做出，但是，因为又得到司马徽的高度认同，所以就不再是某一个人的偏爱，而是具有更大的认同性了。

二是庞德公和司马徽，又都是当地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因而“卧龙”的评价，又具有更强的社会影响力。

三是庞德公不简单，评贤不避亲。司马徽也不简单，举贤不避亲。年纪轻轻的孔明更不简单，坦然接受美誉。既不忸怩作态，假惺惺地推辞，也不举止轻狂，喜滋滋地炫耀。当时的襄阳地区，竟然有如此通达明智的杰出人物，真不愧是藏龙卧虎之地了！

谜团之三，说他这条“卧龙”很内秀，究竟“秀”在哪些方面？

最为突出的方面有二：首先是志向方面的非同凡响，然后是读书方面的非同凡响。换言之，诸葛亮是一个有志向、有文化的“二有青年”。

先说简单一点的，即志向方面的非同凡响。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意思是说，当时年轻的诸葛亮，每每把自己比作先秦时期的管仲、乐毅，当时的人们大多不以为然；唯独对他非常友善的两位好友崔州平、徐元直，认为他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为何当时的人大多对诸葛亮的自我评价不以为然呢？原来，管仲、乐毅都是先秦时期的杰出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实现了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的大业，是春秋时期响当当的大政治家。而乐毅曾经接受燕昭王的重任，指挥大军横扫齐国，势如破竹，一连攻占七十多座城池，是战国时期战功赫赫的军事家。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你年纪轻轻的农村后生诸葛亮都望尘莫及，还敢说自己比得上人家两位加在一起？那你岂不是既有出色的文韬，又有非凡的武略了吗？你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吧，谁信呢！

但是，唯有诸葛亮的两位挚友，即博陵郡的崔州平、颍川郡的徐庶徐元直，因为与诸葛亮朝夕相处和共同学习，对他有非常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故而相信诸葛亮的自我评价完全正确，认为他确确实实具有管仲、乐毅那样的优秀潜质，将来一定会成为文武兼备的杰出人才。

再来说复杂一点的，即读书方面的非同凡响。

诸葛亮立下了出将入相、文武兼备的非凡志向，可如何才能保障其志向能够得到实现呢？喊口号立下雄心壮志，可以说毫不困难。古往今来能够树雄心、立壮志的人多了去了，可是到头来真正能够实现的却并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保障性的后续措施呀！诸葛亮很不简单，一旦立下雄心壮志，紧接着又有了保障性的后续措施，并且从此贯彻始终，从不懈怠，最后收到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他的保障性后续措施是什么呢？说破了也很简单，就是一种非常独特有效的读书“充电”方法了。

要想说清楚他的读书方法，当然要拿他来与同辈做比较，所以先来介绍他的几位亲密学友。这几位学友，不仅与他年纪相当，而且都是从北方来到荆州躲避战乱的，加之志趣相投，所以他们很有共同语言，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

第一位就是徐庶，字元直，豫州颍川郡人氏。当时颍川郡的行政中心是阳翟县，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关于他的姓名和家世，《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有明确的记载：

庶先名福，本单家子，少好任侠击剑。

意思是说，徐庶早先的名字叫徐福，原本出自一个家族力量非常单薄的弱势家庭，然而他从小就喜欢行侠仗义、舞刀弄剑。

看到这里你会问了，《三国演义》中不是说徐庶原来的名字叫单福吗？怎么这里又说他原来的名字叫徐福呢？难道《三国演义》中把他的原名都说错了吗？

我的回答是，《三国演义》当中确实把他的原名说错了。原来，在上面这段史文中，蕴藏着一个很少有人知晓的谜团，必须在此加以破解。

要知道，上面史文中的“单家”一词，乃三国时期的一个习用语。其准确的含义，是指人丁寡少、家族力量非常单薄的家庭，与“名门”“大姓”“豪族”“冠族”“世家大族”等习用语的含义正好相反。确凿的旁证，就出自《三国志·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的如下记载：

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东诣京师。

意思是说，薛夏字宣声，是天水郡（治所在今甘肃省甘谷县东南）人氏。他学问广博而且很有才干。这天水郡自来就有姜、阎、任、赵四个大姓家族，经常受到本郡的推举尊重，而薛夏出自一个家族力量非常单薄的弱势家庭，却不愿意在这四大家族面前降低人格委屈自己。于是四大家族想要联合起来收拾他，薛夏被迫逃跑躲避，一直跑到东边的京城洛阳去寻找出路。

还有《三国志·裴潜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的如下记载：

严幹字公仲，李义字孝懿，皆冯翊东县人也。冯翊东县旧无冠族，故二人并单家。

意思是说，严幹字公仲，李义字孝懿，两人都是冯翊郡东部县里的人。这冯翊郡东部的县自来就没有著名的世家大族，所以两人都是出身于势单力薄的家庭。

在《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文中，还有不少这样的确凿证据。但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却没有把“单家”这个词的含义真正弄清楚、搞透彻，竟然误认为“单家”就是一个姓单的人家，从而把“庶先名福，本单家子”两句误解为徐庶早先的名字是“福”，原本是姓单的一家人的儿子。于是乎，就让徐庶使用“单福”的名字，前去投奔刘备，所以就有了第三十五回“单福新野遇英主”的回目名称出现。从此，这一谬传流于后世并广为人知，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了。

徐庶后来之所以放弃使用原来的名字“徐福”，很可能是因为发奋读书之后，长了知识，发觉自己与替秦始皇寻找海上仙药的方士徐福重名，于是取名为徐庶。他读书很勤奋，突出的特点是“义理精熟”，意思是对儒家经典的含义和道理，不仅读得精而且读得熟。东汉末年战乱，他陪同老母逃往南方的荆州，在襄阳遇到诸葛亮，于是成为亲密的学友。

第二位崔钧，字州平，安平县人氏。安平县即今河北省安平县，东汉时属于幽州的涿郡，而西晋则属于冀州的博陵国，所以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为“博陵崔州平”。“州平”是他的表字，而不是他的大名。他的大名叫什么，陈寿的《三国志》没有明说，在裴松之注释所引用的众多文献中，也找不到记载。那么谜团该怎样破解呢？

答案在北宋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里。书中《宰相世系二下》记载了博陵郡安平县崔氏家族的世系：

（崔）骃，字亭伯，二子：盘、寔。盘生烈，后汉太尉；生钧，字州平，西河太守。

意思是说，东汉时的崔骃，字亭伯，有两个儿子，即崔盘、崔寔。崔盘生的儿子叫崔烈，当过东汉的太尉；崔烈生的儿子叫崔钧，字州平，当过西河郡的太守。

上述记载很重要，填补了《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关于崔州平记载的两个空白：一是他的大名叫“钧”，二是他籍贯所在的县叫“安平”。前面说过，古人的名和字，在含义上总有一定的关联。崔钧字州平，“钧”字与“平”字的含义，就完全符合这一原则，比如《吕氏春秋·有始》中的“中央曰钧天”一句，东汉的高诱就解释为“钧，平也”。可见“钧”和“平”两个字的含义是相同的。因此，崔钧字州平，完全没有问题。

据《后汉书·崔骃传》记载，崔钧的父亲崔烈，本来是一个社会名流，后来却搞出一桩大丑闻，就是拿出五百万钱，在东汉灵帝时买下一个顶级的高官司徒来当了。当上司徒之后，心满意足的崔烈回家问自己的儿子崔钧：“我当上司徒，位居三公，社会上的反响如何呀？”崔钧说：“舆论很是失望啊，说是您老人家这个官职的铜钱味太重了！”气得崔烈拿起拐杖要来打他。后世“铜臭”的典故，就由此而来。可见崔钧其人，虽然出身官宦之家，却颇有正直的品格，诸葛亮能够与他结为至交密友，并非偶然。

了解到崔钧的为人之后，对于《三国志》中陈寿为何只说他的表字“崔州平”，而不说明他的大名“崔钧”，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崔钧最初也应当是如同常人一般，大名和表字同时在使用，并未偏向一端。但是，因为老爸崔烈闹出买官的大丑闻之后，崔钧深以为耻，就把往常一直使用的大名“崔钧”，废置一边不再使用了，一来是尽量避免沾染上“铜臭”之气，二来也有与老爸划清界限的意思，因为这个大名就是他老爸给他取的呀。后来陈寿撰写《三国志》，也遵从被描述对象的意愿，只提他的表字“崔州平”。这种只用表字而不用大名的现象，后来的文士群体中也很常见，还有三个字的特别形容，叫作“以字行”，即通行使用表字的意思。

《三国志·董和传》记载，后来诸葛亮执掌朝政时，曾对下属回忆说：

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意思是说，我当年初与崔州平交往，就多次从他那里得知自己的得失；后来又结交了徐元直，他也常常对我进行启发和教诲。

由此可见，这两位堪称诸葛亮的益友、诤友，而他对这两位老朋友的尊重，也是终生不忘。

第三位石韬，字广元。他与徐庶是颍川郡的老乡，早年在家乡读书时，就同徐庶亲如兄弟，后来又一起南下，到荆州的襄阳躲避战乱。

第四位孟建，字公威，汝南郡人氏。当时汝南郡的行政中心在平舆县，即今河南省平舆县。他也是来荆州避难人群中的一员。

那么诸葛亮与这些亲密学友相比，他在读书“充电”的方法上有何非凡之处呢？而他之所以有“观其大略”这样的特殊之处，又有什么深层次的玄机呢？这是笔者早在2004年就先后撰文破解过的重要谜团。

《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对此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记载：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意思是说，诸葛亮在荆州的时候，建安初年曾与石韬、徐庶、孟建等好友一同游学。其他三位的读书方法是务求把书读得精、读得熟，唯有诸葛亮是“观其大略”，即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书中的重大问题之上。他会在早晚的闲暇时候，抱着膝盖发出长啸，对三位学友说道：“你们三位今后进入政界可以做到州刺史、郡守这一类的行政长官。”三位好友问他自己又会做到什么样的官职，诸葛亮只是微笑而不明确做出回答。

这一段极为重要的史料，表现出了诸葛亮年轻时读书方法与他人的不同，后世学者对此非常关注，多有议论。大都认为：诸葛亮之所以如此读书，是因为他胸怀经邦治国、兼济天下的大志，所以读书时注意力集中在吸取治国为政的重大经验方面，而不愿意在章句词语的琢磨上多下功夫。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仅限于从主观方面来观察，还可以从客观环境方面来加以补充。

诸葛亮在荆州游学之际，正是刘表控制荆州之时。这一时期的荆州，与战乱不休的北方相比，不仅社会环境相对安定，而且在学术文化上也出现了引领天下的新风潮。这一学术文化新风潮，是由刘表支持的“荆州学派”所发起的。荆州学派的学术代表人物为宋衷、司马徽、綦毋闿等，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从天下四方前来的青年才俊，有三百人以上。后来效力于蜀汉的诸葛亮、庞统、向朗、尹默，效力于曹魏的徐庶、王粲、刘廙，效力于孙吴的潘濬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关于荆州学派对于魏晋玄学的先导作用，后世的著名学者汤用彤、钱穆、贺昌群诸位前辈史学家，均有开拓性的研究。继后余英时先生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以及王晓毅先生的论文《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等，后出转精，对于荆州学派的治学特点更有深入的论述。他们认为，荆州学派在治学方法上的最显著的特点有二：

一是提倡简约实用，对于传统经学中曾经盛行一时的东西，比如虚浮无用的词章和烦琐重复的内容，都断然摒弃和删除，即所谓的“删剗浮辞，芟除烦重”（详见《后汉书补注》卷十七《刘表传》及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十六所引《刘镇南碑》）；

二是儒、道兼融，互为补充，并不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儒学一家。

由此看来，诸葛亮读书方法上的“观其大略”，就不单单是主观因素在起作用，更有客观环境的深刻影响了。因为读书“观其大略”，正是在治学方法上对简约实用原则的具体运用。青年诸葛亮在荆州游学期间，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性阶段，是他从外界吸收知识营养最为活跃的时期。荆州拥有的这种浓厚开放的新兴学术文化氛围，对于胸怀大志的他，自然有着深刻的熏陶，何况荆州学派的学术代表人物司马徽，还是他关系非常亲密的尊长。因此，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是他读书“观其大略”的形成原因。

与此类似，诸葛亮后来在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儒、道兼容，也可以用上述理由来解释。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临终托孤时，诸葛亮当场流下眼泪，在回答中发誓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他的回答，就是儒家忠君思想的典型表现，而这几句话的原型是儒家经典《左传·僖公九年》中春秋时晋国大夫荀息说过的话语。

诸葛亮在他写的《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种崇尚宁静的思想，又有道家的渊源。《老子》一书就多次提到“静”：如第十六章有“守静笃”，有“归根曰静”，第四十五章有“清静为天下正”，第五十七章有“我好静而民自正”，等等。又《文子》一书，以阐发老子思想为宗旨，其中卷十《上仁篇》云：“老子曰：‘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生。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可见《诫子书》的话语，更是直接出自道家的开创者老子。

在主观方面，诸葛亮注意吸收先秦各家学派的营养，但是荆州学派儒、道兼融的治学风气，确实又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一言以蔽之，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才能做到对诸葛亮读书方法的全面理解。

再来看他三位朋友的读书方法。

目的决定方法，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同。那么这三位的读书方法，又有什么样的谜团呢？

徐庶等三人，追求的是“精熟”。这是依旧在走东汉儒生的老路，在性质上完完全全属于现今所说的“应试教育”的产物了。

这种老路，即是先熟读儒家经典，再经过察孝廉或举茂才，到京城参加策试，然后从基层官员开始，慢慢熬资历，出政绩，等空缺，往上升。

东汉时期的人才选拔，以孝廉、茂才为常科。孝廉一般由郡一级行政长官每年按二十万人口举一人的比例进行举荐。茂才即秀才，由每一州的行政长官每年举荐一人。史书上记载的东汉在册人口将近五千万。假如统统按照二十万人举一人的比例计算，每年举荐的孝廉，当在二百五十人左右。而东汉全国的十三州，每年举荐的茂才不过十三人而已。所以孝廉、茂才虽然被称为“常科”，却以孝廉人数为最多。

西汉的孝廉被选拔到京城之后一般不再进行考试，而东汉时期则不同。南宋学者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六“孝廉”条下自注云：

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

意思是说，西汉时期从郡国举荐出来的孝廉，还不用进行文字考试。到了东汉，孝廉从地方推举到京城集中之后，还要进行文字考试：学生出身的“诸生”，考的是各家学派解释的儒家经典，即徐天麟所谓的“家法”，经典读得不精不熟，就会被刷掉；至于文书办事员出身的，要考公务文书的撰写，写得不合规矩的，文辞鄙陋的，也要被刷掉。这种考试办法实际上就是后世科举制度的前身。

东汉儒生讲读经典图景画像砖拓片（四川省博物院藏）

另外，在东汉时，即便考试合格当了官，处理公务、判决案件往往也要援引儒家经典的义理，如果经典读得不熟也不能应付下来。

于是，在东汉一朝，阅读儒家经典的风气大盛。而读经方法的突出特点，便是“精熟”二字。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京城集中考试的试题，是从众多儒经中任意抽取一段文字，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如果对儒经不能达到一个“熟”字，便会面对试题无言以对。而对儒经的阐释，如果想做得深入和透辟，又必须对经典的内涵进行琢磨，如果做不到一个“精”字，要想考出好成绩，同样也无法实现。

由此可见，徐庶等三人的读书方法，既是在走东汉儒生的老路，更是一种东汉应试教育的产物。一般来说，运用应试教育的死板读书方法，多半只能培养出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诸葛亮之所以说徐庶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其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随着朝廷政治状况的日益衰颓，文化教育方面一种简要清新的读书方法，也开始在有识之士中进行尝试，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

诸葛亮读书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走过去老儒生的死路，他是要想辅佐理想的领袖，当一个文武全才式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需要的知识，是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明确指导，是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等。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若把浩繁的儒家经典逐一读得“精熟”，不仅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会陷入字词句的泥淖中难以自拔。

他的方法，是与“精熟”完全不同的“观其大略”。此处的“大略”二字，是重点和要点之意。他“观其大略”的读书方法，具体而言应当是指：在必读书目的选择上，要从大处着眼，真正对自己实现远大目标有用者才读，不是每一本书都花时间去细细阅读；即使是必读的书目，阅读的时候也要注意选择那些对自己真正有用的精华部分，重点消化，有效吸收，而非平均用力，面面俱到。

以往有人认为，诸葛亮的“观其大略”，就是读书时随便翻翻，不求甚解，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只消对比一下曹魏大臣贾逵的情况就会明白。

《三国志·贾逵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

始，逵为诸生，略览大义，取其可用。

意思是说，起初，贾逵年轻时在学校当儒生的时候，读书就只注意重点、要点，取其具有实用价值的部分。

贾逵的读书方法，可谓与诸葛亮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的“取其可用”一句，就完全说到了点子上，也是对诸葛亮读书目的的精当注解。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诸葛亮、贾逵二人读书方法的记载，都出自裴松之注引的同一本书，即鱼豢所著的《魏略》，因而更具有可比性了。

从诸葛亮以后进入仕途的表现来看，他在隆中对策时能够展现出非凡的大局观，在赤壁之战时能够提出联吴抗曹的大谋略等，都不是对儒经“务在精熟”的迂阔书生所能做到的。

三国是一个典型的竞争时代。后世的人们，看到三国的风云人物在以谋略竞争、在以勇武竞争、在以辞令竞争，但是往往忽略了根本性的一点，那就是读书上的竞争。这也是需要破解的重要谜团。

上面诸葛亮与徐庶等三人，已有在读书上进行竞争的意味，而三国君臣之间在读书上的竞争，单单是在陈寿《三国志》当中，就有如下的记载：

比如蜀汉方面，就有《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记载刘备对儿子刘禅的遗诏：

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

此处记载蜀汉君臣所读和所抄写之书，明确标出书名的就有《汉书》《礼记》《六韬》《商君书》《申子》《韩非子》《管子》七种，内容则涉及史书、儒经、兵家、法家、诸子等诸多方面。

又如孙吴方面，也有《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权谓蒙及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至统事以来，省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孙权叙述自己所读之书，就有《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以及诸家的兵书；而他明令督促大将吕蒙、蒋钦所阅读的书目，则有《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其读书数量还更多，其中的主要门类，则是史书和兵书。

再如曹魏方面，也有《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其中记述曹操“老而好学”的情况时说：

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

意思是说，曹操三十多年军旅生涯中，一直是手中离不开书本；而他所读的书，白昼时重点是“武策”，即兵书，夜晚时重点是“经传”，即《春秋》和《左传》之类的书。

由此可见，三国的君臣，在金戈铁马的沙场之中，都在抓紧时间努力读书“充电”。所读之书，是当时最为急用的史书、兵书、法家等的代表性著作，在读书“充电”上展示出极其强烈的竞争态势。三国的竞争，从根本上说，乃读书“充电”的竞争；而读书“充电”的竞争，又着重在书目选择和读书方法上的竞争。在这个时候，知识便充分显示出它真正的强大力量来；而后世所谓的“急用先学，活学活用”，才真正是他们在读书方法上共同提炼出来的八字箴言。

谜团之四，三国时期是不是只有诸葛亮这一条“卧龙”？

正确的答案，有可能会颠覆你已有的印象。原来，这个美好的名号“卧龙”，并非诸葛亮一个人所专有。就在三国，竟然还有另外一个非凡的杰出人物也有“卧龙”的美称，他就是曹魏末期名列“竹林七贤”之一的大名士嵇康。

也就是说，三国时期竟然有两条卧龙：一条是三国初期蜀汉的诸葛亮，可以简称为“卧龙亮”；另一条是三国末期曹魏的嵇康，可以简称为“卧龙康”。

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两条“卧龙”还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既然我在这里专门话说“卧龙”的有趣谜团，那就应当把与三国一头一尾的这两条“卧龙”相关的谜团破解清楚，以免留下空白和遗憾。

根据《三国志·王粲传》和《晋书·嵇康传》提供的确凿史料，诸葛亮与嵇康两条“卧龙”的相似之处，竟然有如下十个方面之多。

一是先世都曾改变姓氏：诸葛亮的先世，是由葛氏改为诸葛氏；而嵇康的先世，是由奚氏改为嵇氏。

二是父亲都有同样的命运：两人的父亲都曾经当过中级官员，但又都是很早就撒手人寰，于是造成他们两人都是所谓的“早孤”。

三是早年都生活艰难：诸葛亮早年家贫，所以在隆中躬耕陇亩，以从事农业来自食其力；嵇康也曾生活窘困，所以与好朋友向秀以打铁为生。一个当过农民，一个当过工人，都在社会的底层经受过艰苦的磨炼。

四是身材都修长挺拔：诸葛亮身长八尺，嵇康身长七尺八寸。前面说了，三国时期一尺相当于现今的24厘米。八尺是1.92米，七尺八寸是1.87米，都是身材修长的伟男子，而且身高相差很小。

五是风采都非凡出众：诸葛亮潇洒，嵇康也是风度翩翩。

六是修养都有同样取向：诸葛亮看重“淡泊”和“宁静”，而嵇康为人“恬静寡欲”。恬静就是宁静，寡欲自然就会淡泊。

七是文学才能同样出色：诸葛亮擅长文章，一篇《出师表》慷慨悲壮，千秋传诵；嵇康也文采照人，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文情并茂，雄视文坛。

八是学养之中都有玄学的因子：诸葛亮在隆中，深受荆州学派的感染，而荆州学派乃魏晋玄学的先导；嵇康生活在魏晋玄学形成之后，乃玄学名士的中坚。

九是志趣之中都有山林情结：诸葛亮曾多年在隆中的山林中啸傲隐居；嵇康也曾长期在山阳的竹林中自在悠游，是“竹林七贤”的领袖。

十是才艺之中都有音乐爱好：诸葛亮爱好高声吟唱《梁父吟》；嵇康擅长从容弹奏《广陵散》。

看了这样的比较，不禁令人突发奇想：要是二人能够相遇，并肩出现在公众场合，那是多么难得的珠联璧合，多么难得的相映生辉啊！

三国时期持续的年代并不算长。从黄巾起义的中平元年（184年）算起，到280年西晋统一全国为止，也不过九十六年而已。然而就在这不到一百年的同一历史时代，一前一后就有两位各方面如此相似，而且又都有“卧龙”美誉的杰出人物出现，这在中国悠久的古代历史文化长河中，堪称是难得一见的大奇事。

谜团之五，这两条“卧龙”后来都有同样的遭遇吗？

非常遗憾，相似度如此之高的两条“卧龙”，后来的遭遇却截然不同，有着天渊之别。

首先是人生的结局截然不同。诸葛亮因为得到“卧龙”的美誉，被求贤若渴的刘备三顾草庐，礼聘出山，做出了一番开创蜀汉王朝的丰功伟业；而嵇康却因为得到“卧龙”的评价，被心生猜忌的司马昭强行加上种种罪名，惨遭杀害在京城洛阳的东市。

其次是在史书中的“待遇”截然不同。陈寿在《三国志》中，专门为诸葛亮安排了整整一卷的传记，而且在传文中，陈寿又特意列出自己亲自整理完成的《诸葛氏集》目录，详细叙述其整理的经过，整个传文的文字分量很重。纵观《三国志》全书，臣僚独自享有整整一卷的文字分量者，只有诸葛亮和陆逊两人。但是，对于嵇康这位完全属于三国时代的人物，陈寿却根本没有为他立传，只是在《王粲传》中，附带用了寥寥二十七个字提到他：“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相形之下，这样的待遇实在是过于菲薄。

由于陈寿《三国志》没有给嵇康立传，唐代编撰的《晋书》为了弥补，才给他撰写了一篇传文。后来的《三国演义》受了《三国志》的影响，也没有提到嵇康。这样一来，就造成后世不少人的极大误解，以为他是西晋时期的人物。其实，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死于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他近四十年的一生，完全生活在三国时代，属于不折不扣的三国人物。《三国志》本应该为嵇康立传，却没有给他立；《晋书》本不应该给嵇康立传，却为他立了。你去仔细翻阅上面两部正史，就会发现这件事情上的诡异和离奇。

陈寿《三国志》没有给嵇康立传的真正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三国志》的撰写，开始于西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之时。而杀了嵇康的司马昭，正是司马炎的父亲。如果知道了嵇康的为人以及因何而死，自然就明白：陈寿如果为嵇康专门立传，那是极其危险的事。但是嵇康这一人物，《三国志》又不能完全不提，只能采取不立专传，尽量简略而隐讳地加以表达。因此，在《王粲传》里，用寥寥二十七字带过，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谜团之六，三国时期的两条“卧龙”，其命运为何会有天渊之别呢？

所处时代不同，是最为关键的原因。诸葛亮处于三国之初，正是东汉王朝崩溃、群雄割据之时。群雄为了生存壮大，必须选贤用能；而贤能之士为了充分施展抱负才智，也会认真选择自己的老板。这是一个“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双向选择时代，此时诸葛亮遇到刘备，自然会留下“三顾草庐”的佳话。反观比诸葛亮小四十三岁的嵇康，生不逢时，正好处于三国之尾，那是政治格局已经相对稳定的时代。牢固掌控着曹魏军政权力，并且随时准备终结曹魏王朝寿命的司马昭，完全没有谋求生存的压力，只有清除异己的考量。此时此刻，越是具有非凡才干的“卧龙”型杰出人物，越是会受到司马昭的特别注意；而这样的杰出人物，不幸又在政治上站在了强权人物的对立面，更会遭到残酷的打击。嵇康之死，就是这种“生不逢时”的必然后果。古语云：“时势造英雄。”至少在嵇康的身上，此言堪称点中了要害。

但是，如果从文化的价值体现来观察，诸葛亮和嵇康的结局，又有“异曲同工”的深长意味。诸葛亮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壮志未酬，遗恨千古，体现出一种完美事物带有缺陷的悲剧美。嵇康才情美善，志向高洁，横遭迫害，血溅刑场，也展示出一种完美事物遭遇毁损的悲剧美来。

有人曾经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诸葛亮、嵇康两条“卧龙”，就这样以不同的形式，“毁灭”在史册当中。而悲剧性的美感，又具有最能撼动人心的力量，难怪千载之下的人们，读到他们的史传和文章，依然会心生感动，泪满衣襟。这正是：

唏嘘不已悲凉事，请看三分两卧龙。

要知道孔明这一条“卧龙”，如何会碰上了天赐的机遇，等来自己理想的辅佐对象，从而毅然决定出山，为之奉献出自己的一生，请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