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业余无线电的起源及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1.2.1 业余无线电通信的起源
业余爱好者在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舞台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7世纪科学家麦克斯韦建立了完整的电磁场理论。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第一次用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将这些科学成就应用到实践中，则首推业余无线电鼻祖意大利人马可尼。1895年，21岁的马可尼在意大利波伦亚他父母的别墅楼上与1.7km的附近山丘之间成功地进行了电报通信实验，他的这一业余科研成果使无线电通信成为现实。经过不断实验，1901年12月马可尼又成功地实现了电波横跨大西洋的实验。先驱们的行动激励了世界各地更多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Radio Amateur）去进行探索和研究，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分别于1910年、1913年、1914年先后成立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组织，爱好者的队伍日益壮大。
在商业和政府对无线电通信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业余无线电通信被赶到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实用价值的短波，爱好者们开始了新的试验。1921年，意大利罗马近郊发生了一场火灾，一台几十瓦功率的业余电台在短波段上发出了求救信号，结果却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丹麦业余电台收听到了。1923年，美国的两位业余爱好者正在本土用短波相互联络，法国的一位业余爱好者意外地在欧洲听到了他们。于是，3人完成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远距离通信。短波可以用于远距离的通信的事实引起了轰动，从此成为远程通信的主要波段，这也成为短波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首先发现的经典证明和传颂故事。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执着不懈地涉猎各种未知的通信模式。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空军发展新一代的轰炸机，在设计时去掉了报务员的位置，不用电报只用语音通信，但也带来了原有的调幅、调频通信难以满足距离的要求。贝尔实验室估计需要花费上亿美元的研究费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空军中的无线电爱好者莱曼和葛利斯伍德将军十年前就开始在自己的业余电台上试验“单边带”，这是一种效果比传统方式好得多的新技术。他们把自己的业余电台装到了一架飞机上，环球一周，始终保持了与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的司令部的联系。这种通信设备后来被无线电界广泛应用。
1.2.2 中国业余无线电简史
中国的业余无线电活动始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涌入和无线电广播业在华夏大地的萌动，激起国人对无线电技术的爱好与追求，他们从简单的矿石机收听起步，进而提高自己的收信水平直至发信，成为中国第一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如张让之（AC8ZT/XU8ZT/C1ZT）从光绪卅年（1904年）就迷上了电器机械，20世纪初，他又请友人从美国带回一套3灯机的材料，装成后昼夜收听CW（电报模式，见本章1.4.1），开始了业余无线电通信的研究。1930年他又开始研究短波发射，此后一直为我国业余无线电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直至1949年逝世。而供职于天津海关的蒋宗衡（X2AY/AC2AY/XU6AY），1923年就用X2AY的呼号开始了业余短波通信。
出现在中国最早的业余无线电组织是由在华的外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于1929年成立的“中国国际业余无线电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mateur Radio Association of China，IARAC）”。他们虽然在将业余无线电活动介绍到中国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却无视我国主权，自定AC（Asia China的意思）呼号冠字、擅划中国业余分区。他们在业余界的霸道行为，引起国人的愤慨。
第一个由中国人建立的业余无线电组织为“中国业余无线电社（China Amateur Radio Union，简称CARU）”，系“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校长方子卫（AC8FG）基于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而发起。方子卫于1931年10月在《新闻报》上呼吁我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组织起来，效法欧美各国，平时进行科学实验，一旦国家需要即服务于国家。呼吁发出，得到爱好者的积极响应。1932年年初，CARU在上海正式成立，方子卫（AC8FG）任会长，由当时在无线电界有较大影响的张让之（AC8ZT）任副会长并进行实际运作。
CARU奉国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遵循的6条规例为《业余无线电家之法典》，办有社刊《QSP无线电杂志Amateur Radio》，积极宣传业余无线电，努力引导爱好者开设业余电台。为抵制外人擅用的AC呼号和擅划的业余分区，CARU在国际分配给中国的字头中启用了XU为业余呼号冠字，划定了全国的业余分区，活动开展后又向政府主管部门提交了由正副会长签署的请愿书，要求政府颁布法规，使业余电台活动合法化，但未果，政府对业余无线电仍采取抑制态度。由于CARU是以无线电工程学校为依托的群众团体，发展的会员多为本校学员和周边地区及各地极少数积极分子，活动又得不到政府支持，所以到1935年年底后就逐渐淡出业余无线电界了。但这是我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起来的业余无线电团体，在普及无线电知识与技术、振奋科学精神、团结和启蒙爱好者开展业余无线电活动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
CARU淡出后，全国各地仍有不少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进行业余通信。为把大家团结起来，争取政府对业余电台活动的认可，并以团体的力量来抗衡IARAC，1936年4月，杭州业余无线电家赵振德（XU8UX）发起成立“中国振中业余无线电研究社”（Chinese Calling Radio Club of China，CCRCC），同年11月更名为“中华业余无线电社”（China Radio Club，CRC）。
CCRCC-CRC是一个管理较为完善的团体，由各地爱好者代表组成了理事会，发起人赵振德（XU8UX）、济南黄小芹（XU3ST）分别被选为正、副社长，出版社刊《QSL》，建立全国QSL卡片管理系统，统一分配和管理社员呼号，重新划分业余分区，定期举办社员联谊会、技术讲座，组织竞赛活动、为抗日募捐等。不到一年时间，CRC社员及电台数量迅速增长，远远超过IARAC。一些大专院校也加入成为团体会员，大、中城市成立起分会、支会，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CRC也曾向政府提出申请，以便合法进行活动，但这种热情不仅未得到主管当局支持，反而在1937年5月被交通部下令解散。
而此时日寇侵华步伐加快，不久就在卢沟桥制造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更是义愤填膺，愤于报国无门，赵振德又先后与杭州、上海的原CRC理事、干事和积极分子多次协商，于1937年8月1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请愿大会，一致决议成立“中华业余无线电社非常时期服务部”，并于9月派出专人前往南京向政府提出申请。迫于当时国共合作、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形势，申请很快获准，正式命名为“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业余无线电人员战时服务团”，后更名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业余无线电人员战时服务团”（以下简称“战时服务团”）。
“战时服务团”团长实为挂名，实际领导人为副团长朱其清（XU4KT/C1KT），隶属于郭沫若为厅长的第三厅，成立时间为1937年10月，从此业余电台活动得到了合法的地位。
“战时服务团”成立后，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如向抗日游击队提供通信设备，为抗战培养无线电人才，侦察、干扰日伪电台，宣传抗战、揭露日寇罪行，坚持敌后联络等。有爱好者更是直接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战斗，如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冶金厅厅长的高振洋（XU7CK）等。
1940年5月5日，“战时服务团”创办了第一届空中年会，并将此日定为中国业余无线电节，每年举办一次，1949年后虽有中断，但自海峡两岸相继恢复业余电台活动后，又开始并延续至今，为爱好者相互交流、向社会宣传业余无线电活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
1940年9月，“战时服务团”转名为“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Chinese Amateur Radio League，CARL）”，获准在社会部登记备案，原来的正副团长改为正副会长，实际负责人仍为副会长朱其清。
CARL有完整的协会章程、会徽、会歌、会员证、广播电台，并根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新划分的行政区域，划分了业余无线电分区，决定全国业余电台统一使用“C”为呼号冠字，印制了业余电台执照，制定了电台设台手续和管理规定，颁布分会、支会组织法，完善了协会各级组织，出版会刊《CQ协刊》和《无线电世界》，还面向社会举办无线电讲座，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为国民政府第七届全运会提供通信服务等。同时，CARL积极介入国际交往，1947年加入“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IARU），朱其清还作为业余无线电界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1947年在美国大西洋城召开的国际电联（ITU）大会，到会后又被聘为“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IARU）代表。到1949年，CARL会员数量已逾5000，电台超过400部。
朱其清在上海解放一个月后，代表CARL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探讨业余无线电如何为新中国服务，上海分会还专门在原爱多亚路的南京大戏院西邻租房办公，发展会员、举办讲座、出版刊物、号召爱好者为新中国出力。一些地方分会的爱好者为了迎接解放，保卫新生政权，在保护设备免受破坏、剿匪、监视国民党残余势力活动、宣传新中国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CARL时期是解放前我国业余无线电活动发展的鼎盛时期。
纵观民国时期的业余无线电活动，从CARU开始到CCRCC-CRC再到“战时服务团”CARL，这些由国人组织起来的业余无线电团体及其创始人、组织领导者和许多老业余无线电家们，在中国业余无线电发展历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逆境中奋进，热爱科学、热爱国家，勇于奉献的精神，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鉴于形势需要，业余电台及其相关的活动被全部禁止。1952年，根据刘少奇同志的建议，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国防体育”活动，以便向军队输送技术兵和作为国防后备资源。无线电作为“国防体育”的一个项目，在各地“国防体育协会”下属的“无线电俱乐部”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群众中尤其是青少年中被广泛开展了起来。
1958年，“国防体育”合并到体委系统，各项活动改由各级体委组织管理。原来这些科技含量较大的项目，融入了更多的体育比赛内涵。当时无线电活动开展的项目为工程制作和报务（即抄收和拍发电报）两项，主要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和青少年科技活动场所开展。20世纪60年代初，又增设了无线电通信多项和无线电测向两个项目。
为便于对外交往，1964年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hinese Radio Sports Association，CRSA）成立，隶属于体育总会，不发展个人会员。
业余电台的恢复得益于1958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快速收发报竞赛”。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报到后随即建议设立业余电台供参赛各国有执照的爱好者联络，组委会采纳了这一提案，并由竞赛总裁判长、原邮电部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部长王诤亲自负责，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业余电台，并亲自命名呼号为BY1PK（寓意中国第一个业余电台在北京），结束了祖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没有业余发信的历史。该电台限用CW且只能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络。1963年后，北京、长春、西安、长沙、成都各建起一座集体业余电台。
1975年，军事体育（即原“国防体育”）在全国恢复，无线电活动也逐步开展起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众多老业余无线电家积极呼吁恢复业余电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老业余无线电家周海婴（BA1CY）还向全国人大提交了提案，外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或团体也通过各种渠道希望中国开放业余电台。
1981年6月，我国无线电通信界的老前辈，原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孙俊人院士，在北京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和部分老业余无线电家、无线电及电子行业的老专家开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恢复业余电台活动。根据会议精神，国家体委于同年11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恢复开展业余电台活动的请示》，获准首先恢复集体业余电台活动。关闭了16年之久的BY1PK终于在1982年3月恢复发信，并且取消了只准联络社会主义国家的限制，不久又取消了只能使用CW操作的规定。同年国家无委、国家体委联合颁布《业余无线电台管理暂行规定》，用法规形式确定了开展业余电台活动的积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集体业余电台在全国得到迅速发展，各地有条件的体委系统以及很多大、中学校和青少年教育基地，乃至有些小学和工商企业都先后建台，分布范围达20多个省份和全国10个业余分区。
1984年6月我国在“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IARU）的席位得到恢复。这一时期集体业余电台的活动，在普及科技知识、拓宽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的知识领域、丰富人们文化生活、宣传业余电台活动以及加强国际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业余电台活动积累了管理经验，为恢复开放个人业余电台打下了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爱好者们要求恢复开放个人业余电台的呼声不断增长。1992年3月16日，老部长孙俊人再次邀请主管部门领导、老业余无线电家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就进一步发展我国业余无线电台活动，恢复开放个人电台问题进行研讨，大家一致认为，应加快步伐，尽快恢复开放个人业余电台，以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会后国家无委办公室根据会议精神和有关领导的指示，于4月22日向国家无委主任朱镕基副总理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开放业余无线电台的请示”，很快获得批准。根据批示，国家无委和国家体委共同制定了《个人业余无线电台管理暂行办法》，并于1992年8月14日正式颁布。
1992年12月22日，第一批20多名老业余无线电家的个人业余电台正式发信。不久又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个人业余电台操作证书”考试，取得证书的爱好者纷纷建台。从此大批爱好者，尤其是青年爱好者源源不断地加入，业余无线电人数迅速增加。到2012年年底，我国内地业余电台数量已逾十万，并几乎涉足于世界业余无线电领域的所有项目。由我国爱好者自行设计、参与制造的业余卫星“希望一号”，于2009年12月15日搭载“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升空，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在各种突发自然灾害和紧急救援中，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社会对业余无线电的认知度不断提高。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2年年底颁布《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2013年2月，工信部发布《关于实施〈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若干事项的通知》。新法规理顺了管理体制，简化了设台的审批手续，方便了爱好者们对无线电技术的探索、研究和各类活动的开展，体现了国家对业余无线电更加开放、更加人性化的政策，为更加有序、迅速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1.2.3 我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突发事件中的几个真实故事
业余无线电在突发事件中的积极作用，早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近年来如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以及2004年的东南亚大海啸中都有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做出贡献的事迹。随着我国业余无线电活动的深入发展，中国业余电台和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也创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业绩。
1988年5月5日，中国、日本、尼泊尔三国联合登山队，分别从南北两侧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成功地实现了两支队伍在顶峰会师并分别从另一侧顺利下撤的“双跨”壮举，在世界登山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然而在登顶、会师过程中，当北侧的中方队员第一个登上顶峰后，却迟迟不见南侧队员到达。已在高寒缺氧的顶峰创纪录地不用氧停留了80min的中方队员，还要不要继续等待下去，必须由北京总指挥部决策。而此时的主峰，云雾缭绕气候变化莫测，盘旋在上空的侦察飞机也无能为力。设在大本营的业余电台BT0 ZML将顶峰及两侧队员的情况，通过拉萨业余电台BT0LS及时传到CRSA的集体台BY1PK，使前线的情况及时到达总指挥部，指挥部的决策命令又从同样的路径返回传达到了登顶队员的耳中，这一“路径”一直保持到会师、下撤。5月8日23点50分，由于天气迅速变坏，北侧大本营三国指挥员对是否还要进行第2次、第3次突击顶峰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必须请示北京总指挥部做出最后决策。可是通信网的约定联络时间已过，北侧大本营业余电台操作员想到了世界各地随时都会有爱好者活跃于业余频段上，他立即发出“普遍呼叫”（见第2章2.7.2）。求助信号被一位日本爱好者听到了。这位爱好者马上从东京通过长途电话唤醒了在北京的总指挥。零点刚过，北京的业余电台即开机发信，传达了总指挥部的决策命令，圆满解决了难题。
1991年夏，洪水肆虐苏南大地。6月的一天，江苏省无线电运动协会业余电台（BY4RSA）的爱好者正在进行对外联络，一位澳大利亚业余电台着急地要求通话，原来操作者是该国业余救灾通信网的主任。他说，他们那里的爱好者已经做好准备，要为中国灾区募集医药物资，要组织医疗队到中国来。江苏的爱好者立即和有关方面取得联系，并和澳大利亚业余救灾网保持了不间断的联络。不久，美国的业余救灾网也加入进来。经过爱好者们的努力，10多吨医疗物资分别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送到了江苏灾区。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业余无线电通信以其台站数量大、分布范围广、爱好者技术全面勇于奉献等优势，在抢险救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地震发生后不到3min，成都的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网启动并开始呼叫，立即得到省内外的大量HAM响应，十几分钟内，就从各地爱好者的报告中得知震中及省内其他所有震区的位置，还和有业余电台的震区取得了联系，并得知汶川及很多重灾区的正常通信已全部中断，于是又立即动员了省内外爱好者携带设备进入震区和交通中断的地区。经无线电管理局同意，13日四川省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网指挥中心组成，以BY8AA作为主控台呼号，纳入省抗震救灾指挥系统，对所有参加四川救灾的业余电台进行统一指挥、调度。在正常的通信系统恢复前，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网成为抗震救灾指挥通信的主要渠道。为了尽快恢复各地的通信，13—14日，各大无线通信设备经销商、运营商和信息产业局等有关单位全部出动，但是技术人员出现很大缺口，指挥中心又从省内外调集了多批技术全面的爱好者前往支援。各种专业通信网建立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的主要工作又转向了为志愿者的行动及救援物资调度等提供通信服务。到5月17日，电台值班联络日志上的记录就有300多页，仅在日志上出现的HAM就有1900多名。投入各类通信设备超过6000台套，参与调动车辆8000余台次，转运伤员近万名，以上仅是短短6天的不完全统计。“生命救援”阶段结束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继续为后续救助提供服务，依托迅速有效的通信手段，形成了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民间志愿者调度枢纽。HAM们在抗震救灾期间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当地政府、无线电管理机构、商业无线电部门以及民众的一致赞扬，美国无线电转播联盟ARRL也将《2008年人道主义奖》授予了四川抗震救灾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