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又如何——二十四岁的小爱

大学毕业后再找工作是很困难的，这个认识已经相当普及了。从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的状况来看，正式就职人数为65.9%（日本文科省2014年学校基本调查速报值）。

在经济逐渐回暖的状态下，找工作难的问题也有所缓解。但是临时工加上既没有就业也没有升学（即没有稳定工作）的人数仍然超过十万，占整体毕业生的18.6%。同时，一方面十八岁升入大学的人数在减少，另一方面大学的数量却在增加，迎来了所谓的“全员入学时代”。目前高中毕业后的本科升学率为48.1%，也就是说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进入大学。但现状是即使上了大学，也未必能找到稳定的工作。通过在大学工作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二十四岁的小爱（化名）。她两年前毕业于关东地区的一所本科学校，我们相识的时候，她正一边打零工一边找工作。

小爱出生在福岛县的一个小村庄。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她是由妈妈一手带大的。高中时她成绩优异，为了将来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她离开家乡考到关东一所四年制的私立大学。小爱非常喜欢与人交往，所以将来想找一份跟旅游相关的工作。为了这个梦想，大学时她选择了旅游专业。

她的妈妈是个体户，靠住在附近的外祖父母帮助，独自一人把小爱培养成人。现在小爱跟母亲的关系还像是好朋友一样，她说她们是“命运共同体”。回顾童年，小爱说，没钱的时候，她们的晚饭肯定是鸡蛋盖饭。

小爱的大学学费是用助学金贷款和社会福祉协议会的贷款来缴纳的。自己的生活费，再加上大学的海外研修费等，光靠助学金根本不够，因此剩下的部分是她打工赚来的。从大三到毕业为止的两年中，她当过大学附近意大利餐厅的服务员、东京巨蛋体育馆的促销员，此外她还在两家居酒屋挂名，一天要奔走好几个工作地点。尽管忙得不可开交，她也没有耽误学习。她觉得好不容易上了大学，要尽可能地学到更多的知识，所以她修的学分超出了学校的毕业要求。

然而就业却十分艰难。受雷曼危机后经济衰退的影响，当时正是就业最难的时期。她想当正式职工，但又不想放弃旅游专业，所以最后决定在当时即将开业的东京有名的观光咨询处当合同工。虽然不是正式职工，但能在著名观光景点做从小时候就梦想着的旅游工作，小爱非常引以为豪。

外出时，她总是挺直腰板，把头发一丝不苟地束起来，化上淡妆。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成熟，说话方式也非常稳重。在著名观光景点咨询处工作，要经常接触游客，因此她随时收集附近景点的最新信息。同时这份工作还要求仪容整洁，因此她在化妆品上也格外费心。

她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但熬了两年就不得不辞职，因为税后工资让她收不抵支。小爱住在东京近郊的一处单身公寓里，租金六万日元。从东京物价来看，作为独自生活的女性，这样的房租算是便宜的。她的生活非常节省，屋内整齐地摆着几件简单实用的家具。我看了一下她的冰箱，里面几乎没有吃的东西。小爱说她一天有一杯冰咖啡就能活下去。实际上，在采访时我有很长时间跟她在一起，除了冰咖啡以外没有看到她买别的东西吃。

以合同工身份在观光咨询处工作时的工资，税后大约有十四万日元。因为工作不固定，所以有几万日元的浮动。干了两年，工作内容也与正式职工相差无几，工资却只涨了十日元，还没有奖金，且即使一直干下去也未必能成为正式职工。她说她还担任过教育新员工的工作，看到自己与刚进来的新员工的工资只差十日元，心里真觉得很悲哀。

生活费中房租、水电煤气费等固定支出为七万五千日元，此外她还每月给母亲寄一万日元，于是剩下来就只有五万日元左右。按理说这些钱也勉强够生活，但是小爱每月还要还三万日元的助学金贷款，这份债务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了小爱的肩上。

六百万日元的助学金负债

小爱有一个老乡名叫真纪，跟她上同一所大学，她们高中时就是好朋友。大学时真纪在卡拉OK店打工，毕业后就直接当上正式职工。她偶尔周末会坐长途汽车来小爱家里玩。每次她们都是边喝冰咖啡边聊天。刚开始她们就像二十多岁的女孩一样，讲讲电视剧啦、已经步入社会的各自的朋友啦，聊得很热闹。

但是不久话题就转到工作和工资上了。真纪虽然是正式职工，但税后工资只有十五万日元。卡拉OK店一周上五六天班，一天十二个小时以上，每个月休息五天，没有奖金。正式职工唯一的好处就是能住上每月租金为三万日元的宿舍。

“太辛苦啦！”

“好想去喝酒，还想买包包啊。”

“想归想，但不能买。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助学金还有五百万要还呢。”

“我有六百万呢。”

“高中的时候还以为马上就能还上。上完大学，再找个正式工作，用奖金还就行了。”

“是啊，想得太天真了。”

从女孩们的谈话中无意间跳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真纪的父母是做室内装修的。由于经济不景气，父亲的工作量锐减。进入高中后，学杂费等支出都是她自己在快餐店打工赚来的。真纪说打工可以很好地积累经验，所以她并没有觉得辛苦，但遗憾的是不能参加学校的俱乐部活动。每周有五天，放学后要到餐厅打工到晚上十点，高中时代她就是这样度过的。

父母的辛苦她一直都看在眼里，所以学费也没跟父母伸手要，“自己东拼西凑就上了大学”。语气间隐隐流露出后悔。

现今全国有一百四十一万人靠助学金上大学，三人中就有一人是依赖助学金的。助学金分为两种：一种是毕业后不需要还的免费型，另一种是贷款型。90%的大学生申请的是贷款型。

拖欠三个月以上的助学金还贷总额最近十年增加了三倍，根据助学金发行机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援助机构的调查，有近一半人的拖欠理由是收入低。助学金制度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提供了升学机会，但同时也让很多毕业后就业状况不理想的年轻人为还贷而苦恼。

没想到等待我的人生竟会是这样

小爱和真纪才二十几岁就负债累累，两个人的话题继而转向对未来的担忧。

“以前我以为小爱你会早结婚呢。”

“不可能的，虽然我也想结婚……等我还完钱都四十五了，到那时再考虑吧。”

“其实助学金也是负债。如果说我欠债六百多万，男人听了会怎么想呢？”

“没人会喜欢对方有一身债吧。”

“我也没想当有钱人，能过上像普通人那样不必为钱发愁的生活就可以了。”

“真的只是很普通的生活就行了。”

两个人都有结婚的愿望。她们两个虽然吃过苦，但是也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具有社会基本常识，待人温柔体贴。同时她们有劳动意愿，想必将来一定能够组建幸福的家庭。她们正处在结婚的最佳年龄，可是生活的困苦却让她们对结婚望而却步。

正如“看不见的贫困”一词所形容的那样，她们穿着得体、妆容精致，看上去靓丽动人。这样的女孩竟然谈论着希望像普通人那样的生活、好想过上不必在意贷款的生活之类的话题。这让我重新认识到贫困的一种存在形式。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在怀揣梦想的大学生时代，完全没有想到毕业后等待着她们的竟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真纪说，高中时要是知道将来是这种情况，她肯定不会借钱上大学。

我问真纪，从自己现在的角度出发，有什么想对社会呼吁的吗？她说：“人们常说，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大家才不辞辛苦地借钱上大学。但是现实却是，大学毕业根本找不到好工作，也还不了助学金，形成恶性循环。虽说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很多像我们这样家里没钱的孩子也想到大学读书，希望社会能给他们一个机会。”

目标是成为能力可以得到提升的正式职工

小爱离开了以合同工身份工作了两年的公司，为了收入不中断，她又回到学生时代打过工的餐厅。两年后重回意式餐厅做服务员，时薪与以前一样，还是八百日元。不愧是曾在观光咨询处干过的，迎客礼仪上她做得最到位。虽然工作起来很顺手，但她的心情却很复杂：“都大学毕业了，我这是在干什么呀！本应该是以客人的身份来这里的……”

为了过上安稳日子，小爱一边打零工一边找正式工作。对于合同工与正式工在薪资待遇上的差距，她现在有了切肤之痛。所以她想要找一份差距尽可能小的工作，她的下一个目标是人才派遣公司的正式职工。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白皮书（2013年）统计，合同工中想要成为正式职工的，即所谓“非自愿的非正式雇用”超过30%（二十五到二十九岁的女性）。但是干合同工、短时工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转正。

小爱不知道投了多少份简历，虽然能够努力争取到面试机会，可是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开朗的小爱一直情绪低落，找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她曾多次这样问我：“村石小姐，您觉得我到底是哪里不够好呢？”

“起步工资少于二十万也没有关系，我是那种非常有上进心的人，我希望有公司可以聘用我，在那里我的能力会不断得到提升。”小爱边填简历边低声说道。

合同工不仅是在工资上与正式职工有差距，很多时候也会失去企业内部的培训和能力开发的机会。现在的雇用方式需要考虑如何才能做到不打击像小爱这样有强烈劳动意愿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