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乐园追忆(4)
“跳级生，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城市。”瑞典佬接着说，“那里以前什么都出产，现在成了世界上的汽车盗窃之都。知道吗？虽然还不是罪恶之首，也够坏了。盗贼大多数住在我们以前的街区，全是黑人小伙子。在纽瓦克每二十四小时有四十辆车被盗。统计出来的数字就是这样。有点厉害吧？这些车是杀人凶器，一旦被盗，就成了四下乱飞的火箭，街上任何人都是目标，老人小孩全一个样。我们的工厂外面在他们看来就是印第安纳波利斯赛车场。那是我们离开的另一个原因。四五个孩子吊在车窗外，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穿过中央大街。父亲买下那间工厂时中央大街上跑的是电车，再下去就是汽车展销房，有凯迪拉克、拉塞尔。那时每条小街上都有生产各种物品的工厂。现在这些街上都是酒馆、比萨店和门面破烂不堪的教堂。街上其他一切都在衰败，到处用木条钉上。父亲买下工厂时，几步远的地方是开勒在生产冷却机、福特冈造消防警报器、拉斯基做胸衣、罗宾做枕头、侯尼格做笔尖——耶稣啊，我这些话听上去像父亲说的一样。他讲得对，他常说：‘跃跃欲试啦。’现在主要的产业是盗窃汽车。坐在纽瓦克任何地方，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四下张望。我是在莱恩斯附近的贝根街遭到袭击的。记得亨利商店吗？公园剧场旁边的‘爱情小店’，就在那里，以前是亨利商店的所在地。我高中时第一次约会就在那里。看完电影，我带黑人姑娘阿丽娜·丹兹格去那里的小亭子喝饮料。在贝根街，白人和黑人在一起就不只是喝饮料那么简单了，这意味着引起世界上最强烈的仇恨。从单行道一辆轿车逆向朝我驶来，四个小子将身子伸出窗外。两个人跳下来，笑着，闹着，用枪抵着我的头。我交出钥匙，一个人把车开走了。这一切就发生在从前是亨利商店门前的地方。真的可怕。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警车，撞击车尾。触发安全气囊，玩转圈游戏。听说过转圈游戏？玩过吗？你没听说过吧？他们偷车就为干这个。高速行驶，猛踩刹车，拉起手刹，转动方向盘，车就拼命打转。以极高的速度不停转圈。对他们来说，撞死行人算不了什么，杀死驾车者也无所谓，丢掉自己的命也可以。刹车留下的痕迹就能吓死你。在我的车被偷走的那一周，他们在我家前面玩转圈游戏就撞死一个妇女，我亲眼所见，就在我动身离开的那天。那车高速咆哮着，发出尖锐的急刹车声音。太可怕了，令人不寒而栗。这位年轻的黑人妇女，只是把自己的车从第二街开出来，但还是倒霉了。她有三个孩子。两天后就轮到我的一个工人，是个黑人。他们才不管是黑人、白人，什么人他们都要撞死。小伙子叫卡莱克·泰勒，运输工人，当时正下班回家。他做了十二小时的外科手术后，在医院躺了四个月，终身残疾。头部受伤，体内受伤，盆骨破裂，肩被撞坏，脊骨粉碎。一个疯小子正开着偷来的车拼命狂奔，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以每小时八十英里车速冲过中央大道，泰勒给撞个正着，驾驶座旁的车门都被摔坏。盗车贼才十二岁，他得把垫子卷起来坐在上面才能看清路面驾驶。他到詹姆斯堡关上六个月后又会放出来，坐到另一辆偷来的车上。我的处境也一样。他们用枪指着我抢走车后，把卡莱克弄成残废、撞死妇女，都在那一周。这就够了。”
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现在只在波多黎各经营。离开纽瓦克后，他有一段时间还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签订合同，除管理自己在波多黎各庞塞岛上的工厂外，还到布尔诺的一家捷克手套厂工作。然而，当他看到波多黎各马亚圭斯附近的阿瓜迪亚有一家他中意的工厂要转让，就从捷克撤回来，那里的官僚从一开始就让他头疼。他在波多黎各买下二手厂房设备，运来机器，建起第二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开设训练课程，又招了三百工人。到了八十年代，波多黎各人的生活也奢侈起来。除了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差不多所有人都到远东发展，那里劳动力充足且价格又低，最先是到菲律宾，然后到韩国和中国台湾，现在到中国大陆。棒球手套这种销量最大的美国手套，以前是由他父亲的朋友登克茨在纽约的约翰斯敦生产的东西，早已挪到韩国生产了。在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三年，当第一个人离开纽约州的格拉威斯维尔到菲律宾去做手套时，人们嘲笑他，就好像他想上月球；而在一九七八年前后他死的时候，这人在当地已有一个四千工人的大厂了，格拉威斯维尔的整个手套产业基本上都迁到了菲律宾。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格拉威斯维尔大大小小的手套厂有九十家，现在一家不剩，他们或是不再干这一行或是变成了进口商。瑞典佬说：“这些人分不清指岔和拇指，只是生意人，他们知道该进口各种颜色、各种规格的这种手套十万副、那种手套二十万副，但不知道究竟怎么做出来。”我问：“指岔是什么？”“手套上各指之间的部分，是和拇指皮料一块剪下来的一些椭圆形小片。现在有许多人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的还不如我五岁时懂的一半多，却要作出重大的决定。有个家伙要买鹿皮，质量很好可以做服装，差不多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他却要买去剪下巴掌大一块，缝到滑雪手套上。前两天我和他谈过，告诉他花一美元五十美分就可以买很大一块新皮子。要是大的订单，你算算，这就是上万美元的差额。他却一无所知。他本可以把一万美元放进口袋。”
瑞典佬在波多黎各和在纽瓦克一样还干这一行，他解释道，自己已经训练出许多好工人，他们会做手套上的细活，可以生产出达到他父亲那时的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标准的产品。他也承认一家人都喜欢他十五年前建在加勒比海边的度假别墅，而且离他在庞塞的工厂也不远。孩子们都愿到那里玩……肯特、克里斯和斯迪夫热爱冲浪、帆船、潜水和双体船运动……他所说的这些事清楚地表明，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变得很有情趣，但他似乎对自己周围哪些事有趣，哪些事没有趣缺乏判断力。或者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不想使自己的生活有趣。我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他回到开勒、福特冈、拉斯基、罗宾和侯尼格时代，回到指岔和怎样做副好手套的细节上来，甚至回到那个只为一块好料花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买错鹿皮的小子这事上来。但他一讲起来，我就发现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把他的话题从他的孩子在海上和陆地上取得的成就上引开。
我们等甜点上来时，瑞典佬说他除了最喜欢的通心粉外，最近也爱吃容易吃胖的萨巴雍[7]，因为在前列腺手术几个月后，他的体重依然偏轻十磅左右。
“手术顺利吧？”
“还不错。”他回答。
我说：“我的几个朋友做过后都比预料的差。这种手术对男人来说是场灾难，就算由此切除了癌细胞也无法弥补。”
“是啊，我知道，那有可能。”
“一个是丧失了性功能，另一个是既阳痿又失禁，都是我这把年纪。他们真受罪，只好用尿布。”
我所说的“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在波士顿做了手术，除了波士顿的一个朋友外，我谁也没告诉。他陪我度过那段难受的日子，直到我又能站立起来。离开波士顿，我往西开车两个半小时，回到在伯克夏的我独自居住的房子后，我想最好是把做癌症手术和身体虚弱的事埋在心底。
“啊，我还很轻松就过来了。”瑞典佬说道。
“我看你也是。”我语气委婉地附和道，心想这个自我满足的大家伙真的得到了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尊重应该尊重的东西，对什么也没有异议，从不因自卑烦恼，也不因迷惑难受，或者遭受无能的折磨，怨恨的毒害，愤怒的驱使……生活对瑞典佬来说就像柔软的绒线球一样慢慢展开。
思绪将我拉回到他信中关于将给父亲写颂词的专业咨询。我自己不想提颂词的事，然而未解的迷团不仅在于他为什么不提这回事，更在于如果不愿意提，为何要放在信的首位。就我所知，他的一生比较而言既不是太富有，也不是矛盾重重。所以，我只能推测那封信主要与他的手术有关，涉及到后来发生的、与他性格不符的事情，或某种突如其来的情感。是啊，瑞典佬利沃夫的亲笔信源于他迟迟地发现了不是健康而是病态，不是强壮而是虚弱的滋味；知道了没有名望是怎么回事，生理上的耻辱、蒙羞、厌恶和绝望是怎么回事。他也才懂得向他人请教是怎么回事。忽然被曾给予自己保障、使自己优于他人的美妙的身躯所背叛，他一下失去平衡，从所有人中抓住了我，想替他拉回死去的父亲，重新获取父亲的力量来保护他自己。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崩溃，在我看来，以前深藏不露的他已经变成一个冲动、衰弱、急需呵护的人。死亡突袭了他的生活之梦（就像我在十年之中遭遇的第二次那样），令我们这种年龄的人烦恼的那些事并没有将他放过。
我不知他是否愿意再回忆一下卧病在床时的脆弱，这会让他真正了解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家的生活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否愿意再回忆一下那种阴影像有毒的霜冻偷偷侵入一层又一层生活的满足之间。他总算如约前来。这意味着无法忍受的痛苦还在，自我保护没有恢复正常，紧急状态并未结束？或者前来露露脸，轻松地聊聊难以忍受的一切就是他想借以摆脱最后恐惧的方法？看他坐在对面吃着萨巴雍，显得那么单纯、诚实，我越想越远。这人的本来面目令我难以琢磨、无从把握。我苦于对瑞典佬这种混乱不堪状态的担忧，只能看到他的外表，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不能形成确切的看法。我明白自己到处寻根求源、要弄清这家伙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这个谜团我可解不开，仅靠推理攻克不了他。这是关于他的谜团的谜团，我这么干如同想从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嘴里得到信息那样艰难。
我在信中告诉过他电话号码，如果他不再为死亡感到恐惧，为何不来电话取消约会？既然一切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他又夺回了曾使他无往不胜的那种鼎盛荣光，还找我干什么？不，他的信没有道出全部真相，否则他是不会来的。肯定有迫切想改变的事，或者是曾经使他大病一场的东西并未离他远去。一种未经检验的存在再也不能适应他的需求了，他要让人把某些事情记录下来，所以找到我：写下可能忘却的事情。被省略或被忘却。会是什么事情呢？
或者他只是个幸福的人而已，幸福的人也确实存在，为什么不可能？我对瑞典佬的动机进行的胡乱猜测不过是职业性的急躁，对瑞典佬利沃夫有一种托尔斯泰对他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怀有的偏见，这个人物在他严厉苛刻的小说中被大大贬低，用专业术语讲，那是因为他创作的初衷就在于要无情地暴露看似平常的东西。伊凡·伊里奇是个身居高位的法官，过着“社会公认的绅士生活”，但在临死时深受焦虑和恐惧的折磨，他不由得想到“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从一开始，托尔斯泰就总结性地写道，作为大法官，在圣彼得堡有漂亮的住房，每年有三千卢布的可观薪金和身居高位的朋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也许是吧。在一八八六年的俄国可能是这样。但在一九九五年新泽西州的旧里姆洛克，当这位伊凡·伊里奇打完上午的高尔夫和朋友回到俱乐部吃午餐，得意洋洋地宣称“没有比这更好的”的时候，这也许比托尔斯泰笔下的情形更接近实情。
瑞典佬利沃夫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但按美国的标准却最了不起。
“杰里是同性恋吗？”我突然问道。
“我弟弟？”瑞典佬笑了，“你真会开玩笑。”
我也许是在开玩笑，恶作剧似的问这样的问题，想冲淡这烦闷的气氛。但我忽然记起在他给我的信中，他曾提到他的父亲“在心爱的人遭到打击时他是多么地难受”，这使我又开始乱猜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也想起杰里那次遭受的羞辱。我们高中一年级时，杰里极力想赢得班上一个相貌一般、大家认为轻而易举便可到手的女孩的欢心。
作为情人节的礼物，杰里用仓鼠皮给她做了一件衣服，把一百七十五张仓鼠皮晒干，用从父亲厂里偷来的弯针缝制，他就是在厂里才想起这么干的。有人赠给学校生物系约三百只仓鼠用于解剖课教学，杰里装出很勤快的样子，从生物系学生手里将仓鼠皮收集起来，他的古怪和天赋使大家相信了他说的要在家里进行“科学实验”。他还设法把那女孩的身高弄清楚，设计了样式。在车库顶上把仓鼠皮晒干，去除臭气（他以为全部弄干净了），再仔细地缝制，并用白色降落伞上的丝绸镶边，那还是哥哥从北卡罗来纳的切里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寄给他作纪念物的次品降落伞。帕里斯岛球队在那里打赢了陆战队棒球锦标赛该季度的最后一场。杰里将衣服的事只告诉了我，他的乒乓球搭档。他打算用薰衣草纸包好，扎上天鹅绒带子，放在母亲的班贝杰百货公司的大衣包装盒里给那女孩送去。但衣服做好后变得很硬，他无法折叠起来装进盒子里。他父亲后来解释说是由于他那种愚蠢的干燥方法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