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三号码头：戴逸如曾经的水手人生（代序）

沈轶伦

起风了，已经快到黄浦江入海口了，这里万籁俱寂。夜幕降临后，黑暗笼罩，极目远眺，已经丝毫不见陆地灯火。

泥驳船停在江上，戴逸如站在甲板上。顶上是星光璀璨，船下是江波滔滔。船身随着波浪起伏，他的身体也随之起伏。1971年，在远离城市喧嚣的船上，戴逸如作为一名小水手，看到了繁华上海不为人熟悉的这一个角落。

1968年，戴逸如高中毕业后被分进上海长兴岛前卫农场果园。等到1971年听说能回市区工作，已然是欣喜万分。等到上班报到后，戴逸如发现自己被分配进上海航道局。航道局是做什么的呢？彼时他还一无所知。20岁刚刚出头的青年，就这么因缘际会，循着水流而下，触摸到上海发展的源头。

110岁的“浚浦局”

上海，因水而兴。

不过在17世纪前，上海港航道无专门管理机构。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后，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规定把上海辟为通商口岸。上海被迫对外开埠以后，进入上海的外国商船数量增多，吨位提高，产生了航道水深与船舶吃水不相适应的矛盾，外国列强普遍关注黄浦江航道的治理。清同治元年（1862年）起，由港务长管理港口内外的航标、灯船及航道测量。同治七年，海关设船钞部（又称海务处），在上海建立中央区巡工段，设巡工司（又称上海巡工司），主管本港助航设施。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企图通过《马关条约》得到黄浦江航道疏浚权，未能得逞。光绪二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不得不全盘接受帝国主义要求，被迫在《辛丑条约》中写进关于疏浚黄浦江航道的内容。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六（1905年10月5日），皇帝在《改订修浚黄浦河道条款》奏折上朱批“知道了”后不久，上海道台袁树勋奉命于同年十二月初一（1905年12月26日），设立“浚浦工程总局”，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第一任总工程师为荷兰人奈格。经过四年整治，下游新航道水深由2—3英尺（0.6—0.9米）增深到19英尺（5.8米），并逐步得到刷深，这对上海港的航运贸易产生积极影响，这一时期无论进出口净值还是出口总值都增长了一倍以上。

宣统二年（1910年）改设善后养工局。民国元年（1912年）重设开浚黄浦河道局（简称浚浦局），先后主持航道整治及管理。浚浦局的主要职责，除疏浚整治上海港航道设立保护航标外，凡港域内所有挖河，修缮、建造码头，均须报经该局核准。

等到日军侵华时，浚浦局损失惨重，日军扣留并强行“租”用大批船只去日本，1938年10月28日，上海《申报》称：“上海浚浦局被日方所扣挖泥技术船，计有建设、海马、海龙、海虎、测量船等大小十艘。近以黄浦水流及航路均已引起重大影响，淤泥日积，致河床日狭。”国难当头，众多浚浦局职工弃业从戎。

新中国成立后，曾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控制多年的上海港口治理养护权，终于回到人民手中，经过多次更名，1964年，被划归交通部北方区海运管理局领导，同年9月更名为上海航道局。

1971年，国产挖泥船“劲松”“险锋”投入长江口使用。为了尽快改变港口面貌，国家先后投资3.3073亿元，引进大型耙吸式挖泥船等十余艘。

也就是在1971年，当戴逸如兴冲冲去位于海关大楼内的上海航道局报到时，满心以为自己从此可以在这幢“高大上”的外滩建筑里上班了，然而工作人员却把新来的小伙子们领到了东风饭店对面的外滩三号码头。

跨过防汛墙、走过长长的栈桥码头，江风凛冽，天气也阴沉下来。戴逸如心里一凉，只见眼前随着江潮起伏着一座庞然大物，是三条已经破旧的趸船，原来这才是上海航道局船队办公室。

从码头出发

外滩三号码头，这个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地址，当年是几百名船员集中水上办公，以及每天搭乘交通船上班的地方。

当时，黄浦江上，百舸争流，各种工程船舶遍布。第一天上班，在登上趸船后，戴逸如和其他新员工又被带领上了交通船，被逐一送去江上各处工程船上工作。随着一次次停靠，伙伴们一个个被安排下船去了不同的工程船，而戴逸如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船越开越远，风景中的人烟越来越稀少，交通船一直开到吴淞口才停下来，只见眼前漂浮的浮桶上，停着一条吃水很浅的空驳船，这就是戴逸如上班的地方了。

这艘船两面是钢板空气舱，中空，可开底，被戏称为“脱底棺材”，专门用于将疏浚出的河泥拖到长江口排放。船上十几个水手，清一色的男人。上一次班就是上船住三昼夜。初来乍到，戴逸如负责系缆绳和冲洗甲板等。但就是这样看似简单的活也蕴含风险，有一次他被挖泥船忽然抽动的缆绳迎头砸在脸上，顿时帽檐粉碎，满面血流不止。

江上的生活是单调枯燥的，工余闲暇时，戴逸如自己抽出书本阅读，一边安慰自己，“嗯，美国著名大作家马克·吐温，也是密西西比河上的水手出身。”

就做小小航标灯

有一个细节，戴逸如一直不能忘记。

那是在吴淞口上班的日子，夜里睡在船上，四下没有了市声喧嚣，只闻波浪声和船的马达声。他发现在水路上，隔一段路就有一点不起眼的灯光，光线微弱，但有规律地持久不灭。他心头一震，便问老水手，老水手告诉他，这就是航标灯。

戴逸如猛然想起，当时有一部海军纪录片的主题曲——《航标兵之歌》里这么唱过：“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点燃了那永不熄灭的灯光。”歌曲旋律极优美，在年轻人中传唱甚广，而自己却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航标灯长什么样子。这个瞬间，对于戴逸如来说，犹如一个醍醐灌顶的启示：“一个人活在世上，不一定去奢望如日月星辰一样耀眼，只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就像这航标灯一样，微弱而不可缺，就行了。”这个对于别人来说一闪而过的场景，却在之后影响了戴逸如一生。

不久，因为能绘画又会写文章，戴逸如被从泥驳船调回外滩三号码头，加入工人创作组的美术组。为了采风，他登上了沿江的各种挖泥船、吹泥船、拖轮和泥驳船，每天画速写、采访工人、体验生活，有时一天的素材就画满了一本速写本。

回到外滩三号码头，在随浪起伏的趸船里绘画、阅读、吃饭，都习惯了。水浪的声音和节奏，成为那几年里戴逸如最熟悉的环境。

1991年，外滩综合改造工程中，按千年一遇的标准，黄浦江沿线208公里防汛墙都要由当时的5.8米加高到6.9米，从外白渡桥东侧起，到十六铺为止共1852米防汛墙，由当时防汛墙的位置向江中推出6至39.5米不等。结合这一段新建防汛墙工程，外白渡桥至延安东路之间的所有码头全部搬迁，防汛墙边建人行步道。在所有被搬迁的码头中，外滩三号码头的名字赫然在列。

戴逸如此时已经离开上海航道局，调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工作，1992年起在《新民晚报》担任编辑。但当年在江上度过的那段日子，决定了他日后的方向，他常年用醒世的“文并图”形式，提醒着人们对不良现象保持警惕。

一如当年在江面上，这位年轻的水手曾对着航标灯许下的心愿：“尽管我的作用是微小的，但也会尽力做一个对世风、世人有用、有帮助的人。”

（原载《解放日报》2016年4月15日）

小沈此文，不徐不疾写来，从容、平实、有回味，颇耐咀嚼。承蒙应允，借作代序，谨致谢意！——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