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演进的历史与逻辑

近年来，在产业发展的话题中，关于服务业的讨论日渐增多，尤其在上海，“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然而，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33%左右，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2003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仅为48.4%。这是什么原因？10多年前，自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三、二、一”产业发展战略构想以来，关于二、三产业发展次序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制造业和服务业究竟是什么关系？现在，政府文件、统计年鉴和学术论文基本在使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提法，三次产业的划分和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是等价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区别在哪里？长期以来，我们对服务业（或“三产”）的理解比较片面，常常把它和“灯红酒绿”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仅指餐饮、百货、旅游和娱乐。近年来提出的现代服务业，其内容究竟指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层面给出答案。今天我想从产业演进的历史与逻辑入手，谈一谈与服务业发展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三次产业的划分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

三次产业划分的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费歇尔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的。他当时是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在其所著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他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按照三次产业发展的历史，第一产业是指通过人类劳动直接从自然界取得产品的部门，因此，农业和采掘业属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是指对第一产业和本产业提供的产品（原料）进行加工的部门，工业和建筑业属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指对消费者提供最终服务和对生产者（包括三个产业的生产者）提供中间服务的部门。可见，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就是狩猎、采集、捕捞等，直接从自然界取得食物；然后，进入了以种植、养殖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农业社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工业和建筑业的加工（劳动）对象主要来自第一产业，而后，来自本产业的加工对象大大增加。第三产业也是一样，早期的发展主要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部门，近几十年来，为生产者服务的部门得到了迅速发展。

这一产业演进的历史与逻辑是一致的。三次产业划分的逻辑起点，是经济体系的供给分类。这里的逻辑过程是，高阶（上游）产业的发展单向地依赖于低阶（下游）产业，在各产业内部是如此，在三次产业间更是如此，即第二产业的发展依赖于第一产业提供的原料，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产品供应。也就是说，从低阶到高阶的逻辑过程与产业发展的历史演进是一致的。然而，逻辑分类毕竟是理论上的，现实中的产业分类是一个应用性、操作性的问题。例如，采掘业的产品主要是工业的原料，其生产性质也与工业接近，因此，采掘业在统计时被归入工业，亦称为制造业。这样，所谓第一产业就剩下农业了。可见，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划分是以是否生产或提供各种类型的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为标准的。

那么，第三产业和服务业这两个概念在划分上有什么不同呢？首先，第三产业的界定采用的是剩余法，即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而服务业的范围是以生产或提供服务来确定的。其次，如上所述，按三次产业划分的第三产业是供给分类，它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间是单向依赖关系；服务业同农业、制造业的划分，是以经济体系的需求分类为基础的，它同农业、制造业之间是相互依赖关系。最后，第三产业的经济结构含义主要是相对于国内经济的，服务业的经济结构含义则是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我们知道，服务业中有服务的进口和出口，即从事服务贸易的部门。

二、服务与服务业的分类

这里，不可能介绍所有的服务分类，只能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分类——核心服务和追加服务。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向消费者（包括生活和生产消费者）提供直接的、独立的服务效用。核心服务是市场需求与市场供给的直接对象，其核心价值就是服务。比如，购买旅行社的旅游产品，其核心价值就是旅游服务，支付的货币主要在买酒店服务、运输服务、景点和导游服务等。当然，其中也附着少量的货物价值，如餐饮中消耗的食品。追加服务是市场需求与市场供给的间接对象，是作为商品效用的派生效用，是附加于商品核心价值上的价值。例如，消费者购买家电，他既为核心价值的商品效用付费，也为售后服务的附加价值付费。

一个经济体系包括商品和服务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都有产业分类的问题。1975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Browning）和辛格曼（Singelmann）根据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SIC）的规则，对商品产业和服务产业进行分类。他们认为，一个省略公共服务（因为它是非营利的）的经济体系所提供的服务共有三类：其一，消费者服务，即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满足其最终需求的服务。其二，生产者服务，即生产者在市场上购买的，被企业用作生产商品与其他服务的中间服务，典型的生产者服务又被称为企业服务。生产者服务是围绕企业生产进行的，其特征是被企业用作商品和其他服务生产的投入。在服务业中，生产者服务被认为最具经济增长动力的性质。其三，分配服务，即消费者和生产者为获得商品和供应商品而购买的服务。分配服务是一种连带性或追加性的服务。这类服务的提供和需求都是由对商品的直接需求派生出来的。

如果将分配服务的“获得商品”部分划入消费者服务，将“供应商品”部分划入生产者服务，服务业则可合理地简化为消费者服务和生产者服务两个部门。这一分类的重要意义，就是给出了关于服务业、服务经济的分析框架。

三、服务业的增长

在人类历史上，服务活动早已有之。然而，服务业作为一个完整概念被提出并被系统研究，以及服务业作为一个产业在整体上的迅速发展，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生的。伴随着技术进步、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及生产规模和流通规模等因素的变动，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在20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突出特点是，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主要表现在服务业产值和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一现象。“配第—克拉克定理”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的经典理论，它揭示了一个国家内从事三个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变动，农业劳动力急剧下降，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比重与经济增长同步，而服务业的劳动力比例则不断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服务业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发展。

对服务业增长起决定作用并能做出一般解释的是“社会分工”因素。社会分工促进服务业的增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促进了消费者服务业的发展。譬如，在现代社会中，家政服务的快速发展，其实质是市场服务取代了家庭服务，即由家庭自我提供服务发展成为向市场购买家庭服务；其二，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主体）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产者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则是原先作为企业内部的研发、设计、会计、营销、咨询等服务职能部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市场主体的结果。服务业这种由“内在化”向“外在化”的演进趋势，是专业化分工逐步细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这一演进趋势得以实现并延续下去的内在机制，在于分工产生的收益大于因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各制造业公司则更加专注于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而把许多与产品有关的服务活动外包给相应的专业化公司。

在三次产业出现结构性变化的同时，服务业内部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具体表现为，服务业从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并正在进一步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主的服务业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者服务业作为服务业中最具活力的部门，其发展速度已超过了制造业；而在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生产者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经济越发达，这一现象越是明显。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目前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在服务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已达40%左右。如果其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为70%，那么，生产者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就接近30%。这些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并开始重新思考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

与此同时，专家们认为，服务业增长的原因还来自以下因素，如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妇女参工率、政府规制、技术进步水平、人口密度、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和服务外包的兴起等。

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及其整合

这里，通过三个角度来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

第一，分别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角度看。①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服务业则是制造业的补充。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制造业是服务业产出的重要需求部门，没有制造业，社会就几乎没有对这些服务的需求。②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服务业部门的扩张有两条途径可以使制造业部门受益：引起进一步的专业化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投入到制造业部门的中间服务的成本，将有效地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第二，从制造业和服务业互补互动的角度看。经济学家认为，制造业与服务业二者已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关系。随着经济规模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扩大，对服务业的需求会迅速增加；服务业部门的增长依靠制造业部门中间投入的增加。在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者服务业的异军突起，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彼此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生产者服务作为产品生产或其他服务的市场化中间投入，具有高人力资本、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特征，极大地提高了产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和增长效率。

第三，从产业融合的角度看。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两者间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趋势。这一现象在高科技产品中最为明显。在高科技产品中，服务价值的比重往往超过实物价值的比重。譬如，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事实上不再是简单的销售产品，而是在销售产品的同时，提供与该产品配套的包括电子控制、信息系统、软件包、操作程序以及维护服务在内的一个完整的服务系统，也称为“产品—服务包”。因此，许多制造业企业同时也是服务业企业。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改变了许多服务难以储存、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需要实体接触等特征，使大量的服务物化，具有与产品同样的特征，从形态上已很难说它们属于产品还是服务，如录像带、软件光盘和电子书籍等。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些密切关系，以及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性，显然，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思想和行动方案，都必须体现“整合”这一来自现实的要求。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整合，以获得整合基础上的产业发展空间和最大化效率。我们认为，推动服务外包的发展，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是现阶段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整合的主要途径。

五、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

现在我们来回答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

首先，消费者服务业滞后的原因。一是我国消费率长期偏低（约低于国际水平1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长期低于GDP和投资的增长。这就表明，消费整体滞后，服务消费滞后当然不能幸免。二是城市化滞后导致消费者服务业滞后。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到40%。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况下，消费者服务业发展滞后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生产者服务业滞后的原因。这主要与市场化、产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低有关。与商品市场相比，服务市场发育滞后。由于要素市场的发育在总体上滞后于商品市场，因此，属于要素市场的生产者服务市场滞后的程度大于消费者服务市场。这个滞后，一方面是由服务业行业垄断和市场准入，即服务业产业化水平低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我国经济专业化水平低，具体表现就是服务外包水平低造成的。前者的典型行业是通讯业、金融业；后者的问题就是我们长期讲的“大而全”“小而全”。在这些方面存在着深刻的体制问题。

消费者服务业滞后主要是需求的滞后。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即收入增长决定消费增长，因此，收入增长不理想、低收入人群占比大，必然影响服务的最终需求。服务供给的滞后也显而易见地存在着。这既有来自政府体制和政策的管制，也有厂商自身不善于把握市场、细分市场等方面的因素。由此就会使许多现实需求无法实现，许多潜在需求无法转化为现实需求。

最近还有一些研究表明，诚信体系的缺失，对服务外包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抑制作用。事实上，这与我们的经验是一致的。而且，事实还表明，不同所有制经济对诚信体系有着不同的敏感程度，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对诚信体系的敏感程度高于国有经济。可见，如果诚信体系的问题得不到改善，尽管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有更大的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倾向，但仍然不可能达到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最后，谈谈统计方面的原因。在各国以GDP为核心的核算体系中，三大产业分别所包括的部门是不尽一致的。如上所述，无论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部门分类中，还是在大部分国家的应用性统计分类中，建筑业都被列入服务业；而在我国，则将建筑业列入制造业。又如公共事业部门（主要是电力、供水和煤气），在有些国家被纳入服务业统计，在另一些国家则被纳入制造业统计，我国属于后一种情形。因此，服务业滞后也可能是统计口径所致。这一原因造成的滞后是名义上的，只要做统计口径的调整，滞后就不存在了。另外，在各国，服务业统计的遗漏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在我国，服务业统计遗漏是比较严重的。这也是统计所造成的服务业名义上的滞后。

六、从制造到服务：我们别无选择

人类社会在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后，已经（指发达国家）或正在（指发展中国家）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就像当年工业革命成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标志一样，今天，以信息化为平台的服务业革命正悄然而至。从制造到服务，将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人们可能较多的是从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来看从制造到服务的过程。然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就意识到，服务经济的兴起，使传统的衡量生产力的方法变得过时了，“消费者的知识、经验、诚实和动机，影响着服务行业的生产力”。就像从农业到工业，并不是农业不复存在一样，而是农业的工厂化、工业化；从制造到服务，最典型的表现是上述产业的融合。从居民生活的角度看，消费支出中购买服务的比重替代恩格尔系数，应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基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已基本进入以服务业带动的阶段，而后者则还停留于主要由工业带动的阶段。这一基本区别决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区别。例如，由于推动增长的产业结构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又如，在服务经济中，由于客户得到的价值远大于服务的成本，它的柔性定价机制产生了更大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这也就意味着更多地增进了社会福利。

当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时，提出从制造到服务，好像有点不合时宜。其实不然。从制造到服务的提出，是基于时代背景的变化提出来的。这既是一个前提，又是一大趋势。首先，尽管我们的工业化没有最终完成，但是，现在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就是要走出一条不同以往的工业化道路。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其次，在全球化格局中形成的新的产业分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领域都有具体体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不仅在制造业的分工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要在服务业的相关领域参与分工。最后，这还要求我们认清发展趋势，把握发展机遇，更加有效地进行资源整合、市场整合和产业整合，以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效率。

（原载于《解放日报》，2005年3月9日；《新华文摘》2005年第9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