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定是执政的重中之重

1.西方的“稳定”模式

西方国家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他们建立在“一人一票”基础上的民主模式。这种制度实际上很晚才在西方国家开始推行，比如在法国，妇女直至1945年才获得投票权；在美国，直至20世纪下半叶还有多个州对于一些群体——尤其是美国黑人的投票仍存在诸多限制甚至排斥。然而，在很多西方国家，这种代议制民主已表现出很多倒退和缺陷，特别是多年来在民粹主义浪潮兴起以及媒体对于选民和政治人物的影响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随着科技发展，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达，发达国家对于欠发达国家公共舆论的影响与日俱增，从而有可能侵入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这使得发达国家可能指导欠发达国家的选举进程，深层次改变后者政治代表们在大众中的形象，用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引诱欠发达国家的一些边缘群体，而这些边缘群体是不可能跳出发达国家宣传工具（包括纸媒、广播电视以及电影）的蛊惑，产生基于现实的思想的。一位法国作者曾将发达国家的这种宣传称为“无声的宣传”。当今信息和通信领域最强大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制定的这些战略代表了所有社会中干扰的新力量，因而也是一种不稳定的新力量。自从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对于俄罗斯大规模干涉美国大选进程的假设不断引起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呼声，也引起一些欧洲国家对本国选举组织过程的担忧。具有历史性的讽刺意味的是，已经具备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服务于美国宣传战略的广播电视节目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强大能力的美国，如今终于遇到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正如西班牙电影符号专家、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所强调：“美国在信息、知识和科技所塑造的权力基础上传播和扩张‘美言’，进而在被统治者们不自知的默契配合中，建立起可以称为和蔼可亲的压制或是口感甜美的专制。尤其是，这种虚假伪善的权力夹杂着对各个文化产业的控制和对我们的想象的掌控。”(2)

这种掌控使得美国能够“保证对用词、概念以及意义的控制。它迫使人们用美国自己提出的语言描述美国自己产生的问题”。(3)这种掌控拥有一种非凡的，导致其他建立在不同模式、不同代码、不同参照物的社会和文化不稳定的能力。事实上，它常常导致其他文化背景的公众舆论怀疑自己自身的代码、参照物、思维模式以及看待自身历史的视角。然而很显然，一个社会只有在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背景下才能发展进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不幸经历以及它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证明了只有国内稳定才能促进和谐发展。很多外国观察家批评中国领导人强调维护政治稳定，声称这只是维护不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现有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一个托词，他们认为这种体制不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然而，关于全球化的顶尖专家却是承认这种风险的。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教授就认为：

“全球化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反弹越来越强烈。令人担忧的是，这可能对很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产生强烈的有害影响。”(4)

由国际金融机构所谓的“稳定”政策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实际上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并在每个不得不接受其指令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了越来越多抗议的温床。(5)这些金融机构实施的结构调整政策、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国家的战争、2011年利比亚政权的变化，所有这些战略打着让他们接受所谓民主和自由主义的西方原则的幌子，导致整个地区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当然，这不是幼稚或天真的问题，外因不是很多国家陷入不稳定的唯一决定因素，但应看到，迄今为止，外来干涉从未给相应国家带来稳定（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其他最近一些案例）。这些干涉否认那些非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中，经过历史沉淀而形成的当地文化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是为西方列强的利益服务，干涉背后的哲学正是西方列强自殖民时代以来，所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南苏丹的案例尤其发人深省。西方国家由于无法让总统奥马尔·巴希尔服从西方政治的要求，便指责他应为针对基督教徒的大屠杀负责，通过竞选让大多数当地民众为基督教徒的南苏丹获得独立，从而剥夺了苏丹共和国75%的石油储量，以达到让喀土穆政府脆弱、动摇的目的，同时实现让更温顺的南苏丹领导人掌握资源的目标。(6)南苏丹自2011年7月独立以来，便饱受信仰天主教的现任总统萨尔瓦·基尔和信仰新教主要宗派之一的长老会的反对派领导人里克·马沙尔相互争斗之苦，双方之间的战争导致至少30万人死亡，300万人流离失所。此时，导演了南苏丹独立的西方国家却不再像对待巴希尔一样，积极行动起来以结束战争并惩罚相关责任人。

2.稳定是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

中国领导人吸取了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教训，将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放在执政的重中之重，使得渐进式演变没有任何可能在中国上演。很多外国观察家在媒体上毫不犹豫地声称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改善，这恰恰证明了他们对中国当今现实情况的刻意忽视。随着后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出现了各种不稳定的苗头。政治方面，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和宗教地区动荡不安、在大批国企下岗职工中宗教派别势力上升、腐败现象迅速滋生、地方一级势力影响下的制度退化等各种问题。经济和社会方面，隐形经济(7)的发展、跨国走私、毒品走私、地下暗娼以及其他和经济过快发展相关的问题未能得到较好控制，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有所加剧。为了社会和谐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保证改革继续开展，需要采取坚决措施遏制这些危险的苗头。

这其中的不稳定因素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社会和谐：一小撮分裂势力。这些问题直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因为其结合了内部需求和外部干扰。除了有时具有一定合法性的简单文化诉求之外，企图令中国变得不稳定的诉诸暴力的行为却受到外部势力的鼓励，这种行为将阻碍中国的发展和中国迈进全球强国行列的步伐。

由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诉求的上升——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谓的“小分歧的自恋”，关系国家主权和统一的问题在国际范围内日益凸显。一些国家不断地分裂成按民族或宗教划分的更低层次的集合，甚至还有按语言划分的案例,比如今天的喀麦隆内部法语区和英语区发生的冲突，这场反对“共同生活”的冲突仍在不停加剧。交流手段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其差异的认识，而且为外部干涉提供了便利，这些干涉的动机通常带有经济或战略目的，或两者兼而有之。自“9·11事件”以来出现的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国际恐怖主义，加剧了这些分离运动对国家和人民安全构成的威胁。

随着叙利亚战争爆发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出现——这是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并推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直接后果，中国的新疆有外部势力渗透的影子。早在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1759年征服了天山地区,并将该山脉北部命名为“准噶尔”，南部命名为“东突厥斯坦”。清朝最终确立在这一地区的行政统治，命名为“新疆”。当时，新疆的最高管理者驻地位于伊犁（后来清朝把建立的新城称为“惠远”，老城称为“宁远”，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斯坦族称为“Ghulja”，今天称为“伊宁”）。新疆对于清朝来说只是一个前突的军事哨所，用于监视帝国的周边地区，如浩罕汗国(8)、塔什干、布哈拉、巴达克山、阿富汗、克什米尔，等等。新疆日常事务的管理依然由当地领袖，尤其是相当于伊斯兰教公益信托基金的“瓦克夫”的负责人来主持开展。清朝和伊斯兰教中的神职人员进行合作，后者则可以享受永久免税的待遇。这一政策使得那些掌管陵墓和宗教建筑的“酋长”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发家致富。哈密、吐鲁番等享有世袭自治权，当地的王子们完全自治，但中国在当地的移民则受中国政府直接管理。出于宗教原因，19世纪时中国政府在新疆平定了多次叛乱，尤其是张格尔（大和卓之孙）之乱。张格尔在叛乱之前在位于阿富汗的巴达克山避难，1820年发起反对清朝的“圣战”。清朝镇压了这次叛乱，并于1831年允许汉族迁往新疆甚至是南疆的主要地带，以安抚该地区。此前，为了维持和这些特别敏感地区的宗教领袖的关系，这样的移民是被禁止的。汉族人，尤其是商人开始逐渐扎根新疆，汉语也成为除了各种源于土耳其语的语言之外的一种常用语言。值得一提的是，和欧洲人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殖民相反，清朝以及1911年之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大屠杀的方式来实现对土地的占领。出于维持当地人口结构的考虑，多次对反叛的镇压都仅仅是针对叛乱者本身，并没有针对当地民众。然而在美洲，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使得当地的印第安人在数十年间锐减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印第安人尽管一再签订旨在保护自己权力的条约，最终仍几乎丧失了全部土地。今天的历史学界公认的是，1500年左右，在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土地上，生活着600万~800万印第安人；到了1800年，当地的印第安人只有约60万人；到了1900年，进一步下降到37.5万人。疾病、屠杀、当地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了法国历史学家帕普·恩迪亚耶（Pap Ndiaye）所说的历史上十分罕见的人口灾难(9)。欧洲殖民者在澳大利亚也采取了相同的政策，英国法律甚至因澳大利亚原住民稀少将澳大利亚称为“无主之地”(10)。另外还要记住的是，殖民者的政策还包括把原住民的孩子从他们自己的家庭中带出，交给“白人”家庭领养的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这符合“文化种族灭绝”的定义。最近，法国也曝出丑闻：1966年至1982年间，2150名法属留尼汪岛出生的孩子被法国政府从他们的家庭中带出到法国本土，以增加法国外省乡村地区的人口。(11)

19世纪，新疆这一地处中亚边缘的地区发生了10多次叛乱和入侵，被当时的俄国和另一殖民主义强国英国所觊觎。英国当时已征服印度，并使用武力强行在中国推动鸦片战争。自1877年起因反叛而导致不稳定的俄国因其商业活动受到严重破坏促使其再次占领伊犁地区。伊犁在1865年—1877年间落入反叛者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之手，后来被清朝军队打败。1871年，俄罗斯首任土耳其斯坦总督康斯坦丁·冯·考夫曼带领军队占领了伊犁。俄国人认为中国无法收复新疆，便于1872年和阿古柏签订商业条约，一年后英国人也如法炮制。但1877年，新疆全境被清朝收复，仅剩伊犁还掌握在俄国人手中。1881年2月24日《圣彼得堡条约》签订后，沙皇俄国将伊犁交还给中国，1884年新疆作为一个省融入中国版图中。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疆的历史由于内部伊斯兰教人士的诉求而动荡不安。1979年随着苏联士兵入侵阿富汗，新疆再次兴起一场规模浩大的行动，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了真正的威胁。苏联入侵阿富汗意味着无神论者占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的土地，这引发了“圣战”。这一“圣战”吸引了数千名来自各个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武装分子，其中就有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并成为以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派思想为基础的中亚逊尼派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兴起的催化剂。当时，美国给这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圣战”分子提供物资和金钱援助，到头来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位于中国边境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死灰复燃，“圣战”分子对抗苏联军队的暂时的胜利，创建了“阿富汗伊斯兰酋手国”的塔利班执掌阿富汗政权。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新疆的分裂主义分子死灰复燃。中国政府于1990年掀起了第一场打击“宗教激进主义”的斗争。然而形势依然并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的背后存在着外部势力的干涉，一些外国组织以“自由斗士”的名义来维护这些恐怖分子。2008年以来，新疆又多次发生歹徒袭击民众的严重事件，不稳定的阴霾挥之不去，这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维持新疆的秩序和安全。

对于中国中央政府来说，维持新疆这样一个暴露的边境省份的稳定和安全是极其必要的。这种重要性的程度随着2011年起，来自阿富汗以及中亚国家的维吾尔人前往叙利亚参加“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分支——“征服沙姆阵线”和“伊斯兰国”组织而更加提高。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崩溃、各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在叙利亚节节败退，这些驻扎在叙利亚-土耳其边境的城市和乡村中的维吾尔战斗分子和他们的家庭自然地就撤退到土耳其境内，由于土耳其并不想长期收留他们，他们最终又返回到中亚地区，对中国的安全形成较大的威胁。由于连接中国和欧洲以及近东与中东地区的各类基础设施（公路、铁路、输油管道、天然气管道）都会经过中亚，这种恐怖主义威胁是非常真实的，令中国政府感到担忧。更令人担忧的是，地区外的一些国家行为者可能会利用这些极端分子让新疆难以长治久安，甚至影响整个中国的稳定，就好像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反抗苏联时的例子一样。维吾尔分裂主义者的主要人物之一——热比娅·卡德尔以及其他很多反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人就受到美国的庇护。

2015年12月27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这一法律旨在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合法机器，该法第71条首次宣布，在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可以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国家安全显然是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最注重的工作之一，2015年12月出台的新反恐法也清晰地体现了这一主张。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必须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正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12)

在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反恐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需要“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13)。中亚局势的复杂性使得各国的情报合作十分必要，因为地区局势稳定对于各国经济继续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新疆在农业、油气等经济领域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中国国防的重要价值——中国核试验基地罗布泊位于新疆，直到1996年北京宣布暂停试验——都使得新疆成为对于中国稳定大局至关重要的一个省份。

3.饱受外部势力干涉的西藏问题

另一个和多种外部势力干涉密切相关的不稳定的焦点是西藏。这个“西藏问题”是由身份认同问题、现代化问题以及外部势力助推而形成。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公元后的最初数百年。自公元7世纪起，源于青海湖地区游牧部落的吐蕃王朝开始开疆扩土，逐渐占领了西至帕米尔地区、南至今天的云南省、北至塔里木盆地之间的土地。唐朝安禄山之变后，吐蕃王朝还将自己的疆域扩大至今天的青海和甘肃的范围内，切断了唐朝当时在西部的驻军和东部的基地之间的联系。不过吐蕃王朝对唐朝西部国土的占领十分短暂，从公元842年起，吐蕃王朝就开始逐渐瓦解，导致它最终放弃了曾占领过的土地，也不再对中原构成战略性的威胁。

西藏文化中的不少内容脱胎于印度文化，和中原文化大不相同，其神权统治模式也和中原的政治制度格格不入。由于这些原因，西藏贵族们虽然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接近中原和适应中原的文化，比如派遣自己的子女去中原学习，鼓励和唐朝贵族的联姻，但这些努力最终收效甚微。尽管19世纪时期西藏出现过一定的民族主义觉醒，但西藏喇嘛集团内部各派系的政治斗争使得西藏不可能重新变得像历史上那样强大。在最近数百年来，位于中国历代王朝周边的西藏或许会给中原地区带来一些麻烦，但已不可能形成重大的威胁。

一个与外界的广泛认知截然相反的事实是，西藏不仅有佛教，还有在佛教入藏之前就存在的本土宗教苯教，另外还存在伊斯兰教。西方大多数公共舆论将达赖喇嘛奉为神一般的存在，以为他是佛教在全球范围内的领袖，却不知他实际上只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流派——格鲁派的代表，格鲁派也是藏传佛教四大流派中最晚出现的流派。绰号“小西藏”的巴尔蒂斯坦就曾是信仰十二伊玛目派的伊斯兰王国，库鲁地区的印度拉者治下的拉胡尔-斯皮提县也长期逃避基于拉萨的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政权的统治，其他的例子还有拉达克、锡金、不丹以及西藏康区（1911—1949年间被称为“西康”），后来被划入四川、青海、云南以及西藏自治区的多个地区。西藏王国由官僚贵族统治，由几个封建封地组成，往往相互冲突。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达赖喇嘛年纪较轻，西藏实际上是由多个摄政王统治。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多次演变后，西藏在19世纪末终于形成了神权和封建制合一的政治制度。

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按照历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权。1652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1727年，雍正皇帝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处理西藏事务。

18世纪末期，随着1751年清军攻入西藏，1792年又攻打西藏和尼泊尔，清朝对西藏的影响达到巅峰。但首都位于北京的清廷和西藏的关系却存在歧义。对于清朝来说，达赖喇嘛只不过是皇帝指导下的一位宗教显贵。但是，由于王国统治中僧侣的绝对统治，王国的最高要人却认为皇帝的地位低于达赖喇嘛的地位。乾隆皇帝在1792年就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这是对传统方式的一种革命。英国对该地区的残酷入侵及其对西藏的战略利益，促使拉萨和清朝更加亲近。清朝派军队推翻了1819年已在西藏执掌权力，并为了维持自己权力而刺杀了达赖喇嘛多个“转世”化身的策墨林活佛。策墨林被流放到满洲里。19世纪期间，清朝在外来军事势力的压迫和干预下日益衰弱，对西藏事务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有限，从而使西藏从1913年起事实上保留了某种形式的自治。但是1946年，西藏人还是参加了南京的共和国宪法的修改工作，因此回到中国的管辖之下。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随后伴随着中美较量的朝鲜战争等事件，都使得西藏和它所在的高原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控制这块高悬于中国内陆平原地带之上的土地，将使得美国拥有一个理想的位于中国边境线上的观察室，或是为印度在和新中国的竞争中提供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因此，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以确保西藏地区是新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彻底打消西藏独立的企图。抛开历史原因造成的主权问题，1951年开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地下活动也证实了西藏的战略地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此之前其实已经派遣使者前往印度和美国代表会谈，并获得了美方的支持以对抗中国。中央情报局当时为西藏人提供物资援助，并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基地内为数百西藏人提供军事训练，再把这些人送往印度然后潜入中国，在中国境内开展游击式的反华行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两名哥哥——土登晋美诺布和嘉乐顿珠(14)自1951年起都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聘，前者负责募集资金和宣传造势，后者组织武装抵抗力量，并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15)。中国中央政府准备在西藏开展以消灭对农民的剥削为宗旨的改革——当时120万西藏居民中有70万是农奴，饱受神职人员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政权的横征暴敛，这自然遇到了寺庙僧侣们的强烈抵抗。在美国的支持下，由接受了专门训练的西藏人开展的颠覆活动取得成效，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叛逃到印度。从那时起，以印度的达兰萨拉为基地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承担起一个为美国反华外交政策服务的历时极长的游说职业，说服国际社会相信其反抗中国政府的合理性，希望西藏终有一日独立。1959年以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以个人名义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取薪酬，他对此还始终否认，一直到美国相关档案资料解密才真相大白。

中国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局限在彼此提出不能接受的谈判条件。2008年7月达赖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备忘录中似乎体现出坚持不妥协和排外的倾向。比如，该备忘录第4条第1款要求将藏语作为西藏自治区官方语言，排斥使用汉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少数民族语言被允许在尊重父母意愿的基础上成为学校教学的主要媒介，然而由于就业机会不平等，这种做法导致社会和经济鸿沟加深。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叛乱集团提出的“广泛自治权”的行政框架下，西藏自治区内的藏族人就业的未来应该被限制在自治区的排他性框架下吗？这是违背职业流动性规律和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平等的规定的，因为它是一种新的歧视。中国和很多国家一样，不是联邦政府，中国必须维护使用同一种语言、同时保留地区性语言的地位的原则（在很多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直到最近才变得如此）。那么诸如西藏这样一个自治区，区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应该被强制学习该地区的语言吗？其他少数民族恐怕不见得支持这样的主张。另外，达赖集团的主张也有点自相矛盾。他们谴责中央政府歧视西藏，认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落后于中国其他省份是歧视造成的，从统计数据上看，这种落后似乎显而易见。然而，如果西藏儿童仅仅在寺院中深入学习藏语，他们如何能够接受用汉语开展的高等教育呢，如何走出拉萨到别的地方学习呢？又如何在别的省份找到一份工作呢？这一备忘录中关于语言的导向实际上把藏族和其他民族“隔离”起来。带着明显的恶意，该备忘录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里也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正如我多次看到的那样，在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并补充说“这一条款认同了教育的主要载体必须是藏族的观点”，这加大了对西藏人的经济和社会歧视的风险。境外藏人所提出的这种语言和文化自闭的诉求早在19世纪时就已经受到法国哲学家厄内斯特·勒南的驳斥。勒南在他的知名著作《何谓民族》中写道：

“这种对语言的排他性考虑就像对种族的过分关注一样有着同样的危险和坏处。当我们夸大这类问题时，我们就会把自己封闭在一种被锁定的、视为某个民族的文化中；我们自我束缚，闭门幽居。我们离开人类这个广阔的呼吸空间，把自己局限在爱国者的狭隘空间中。心灵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文明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厌烦。在把自己圈禁在这种或那种语言、这种或那种种族、这种或那种文化之前，首先不能忘记的是这一基本原则：人是一种理性的、道德的生物。在法国文化、德国文化、意大利文化之上的，是人类文化。”(16)

这个备忘录的另一条款是关于环境问题，该条款明确说：“西藏民族的环保传统是基于不分人类或动物，敬重一切生命而不予伤害之理念所产生。西藏曾经是一个偏远的地区，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不受影响。”这种解释特别滑稽。喇嘛教和西藏人民的系统性混淆损害了这场争辩的可信度。西藏在历史上曾出现征服性和毁灭性的军队。2008年3月在拉萨发生的骚乱中，公众可以在视频中看到西藏的僧侣们攻击和虐待在拉萨的穆斯林商人，这种形象和藏独分子希望展示的天使般形象大为不同。

这个备忘录里还有一种特别危险的宗派特征。如果中央政府不应“鼓励”人们在一些地区定居，那么禁止（“允许”）他们这么做的想法本身就是令人不安的。这种想法强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愿望的渗透，这种愿望此前已屡次被同样的一些西藏人吹捧，似乎是想将西藏隔绝于全球化之外。如果和法国作比较，这种想法就类似科西嘉岛的独立派或自治派提出的拒绝“大陆居民”在科西嘉岛安居（非“强制性 ”的）的主张，这种要求在法国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在教学中使用国家语言，同时保持在包括行政部门的常见机构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可能性，是一种保证少数民族成功融入中华民族所需要的进步。在历史上，欧洲曾广泛发生这种融合进程，从而产生了稳固的民族实体。以法国为例，中小学曾长期禁止使用地方语言，儿童如果说法语之外的语言是会受到斥责和惩罚的。2008年，法国仍拒绝批准《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这一宪章在欧洲委员会主持下于1992年起草，法国在1999年签署了该宪章，它要求签署国承认地区语言是文化财富的表现。法国要想批准这一宪章需要修改宪法，然而2015年法国参议院否决了这一修宪。当时的参议院议长（法国右派共和党成员）解释说：“如果批准政府如今向我们提交的《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将会产生一种法律冲突的风险，会在我们的宪法中注入社群主义的原则，在实践中也是没有用的。”把中国和法国进行对比是比较有趣的，因为两国都不是联邦制国家，两国的民众都说很多不同的方言，然而，法国却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不停地要求中国推行“更大的语言自由”，明显忽视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真实状况及其推行的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政策。（法国领土上有75种语言，在法语占有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大多数语言都在消亡。）

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在背后支持的动荡纷乱，脱离西藏目前的现实情况的长期宣传，由想重新获得失去的特权并控制公共教育的僧侣阶层推动的内部示威，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西藏自治区和临近多个省份的不稳定，尽管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在近四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央政府为翻修寺庙、建造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建造中小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寺庙作为教育——自然是宗教教育的核心机构，掌控青少年的做法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和世界的对抗而逐渐被淘汰。西藏的宗教社会依然是封建家长式的，达赖喇嘛目前的亲信中以及流亡藏人的代表中完全没有女子信徒等迹象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保护西藏的文化认同和西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完全不冲突的，但西藏以及新疆要想持续发展，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而政治和社会稳定却被外界在背后支持的、旨在威胁中国国家统一的稳固性的骚乱动荡所损害。

4.一个中国原则

另一个和国家主权相关的不稳定因素就是台湾地区。台湾岛的情况自然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自1949年以来它就和大陆分裂，海峡两岸之间的现状十分脆弱。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的质量随着台湾领导人的政治倾向而改变，尤其是2000年至2008年间陈水扁发出让台湾完全独立的威胁、蔡英文和唐纳德·特朗普分别当选最新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美国总统以来对大陆采取挑衅态度。对美国来说，除了部分美国领导人出于反共意识形态、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派，台湾的地位问题也是一种对中国施加压力和长期制造不稳定的有用的“发痒粉”。1978年12月16日(17)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曾精确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18)

但关键问题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并未在达成这一公报的谈判过程中得到解决。这一问题至今仍是中美和台湾三角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人们认真研读公报的内容就会发现，从法理上来说，对台军售明显是违背承诺的，因为这种涉及一国国防部和另一政治机构的销售行为是不可能纳入“非官方关系”的范畴的，而“商业”关系的概念也是很难应用到这种关系里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后，马上表示希望利用与台湾的关系作为对北京的压力。但至今为止收效甚微。美国在台湾问题中的直接干预就和其直接介入其他一些复杂冲突的后果一样，往往导致相关各方的关系不平衡。由于“美国保护伞”的存在，台湾方面的谈判意愿也减弱了。美国人是健忘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重新控制了岛屿。国民党对整个权力机器的运用损害了台湾人的利益，让台湾陷入经济危机中，这导致1947年2月28日台湾发生了叛乱。国民党军队对这一叛乱的镇压十分粗暴，数周之内屠杀起义民众三万多人。尽管出现一些要求独立的呼声，大多数台湾民众在要求自身特殊性得到承认的这一时期，表达出台湾属于中国的意愿。自1661年台湾被支持灭亡的明朝的郑成功所占据起，从大陆迁至台湾岛的中国人发展出一种特别的台湾文化。不仅如此，1885年10月，台湾岛成为清帝国的省份之一；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使得台湾随后经历了50年的日本殖民时期，这些历史都给台湾民众带来深刻的影响。然而，1945年日本军队撤出台湾、台湾重回大陆怀抱时，仍然受到台湾人的热情庆祝。1947年3月6日，在台湾政治危机和镇压浪潮的顶峰之时，台湾有媒体断言：“无论台湾人有多么兴奋，他们属于中华民族的概念都不会改变。”(19)

就分裂主义者所希望干预的美国而言，只是提醒了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原则。华盛顿打算支持恢复岛上民族主义者的权威，尤其是在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推进之时。他们武装了1947年3月8日在基隆港口下岸的数以千计的军队。面对随后持续了两个星期的暴力镇压行为，美国驻台北领事处的工作人员表现出一种完全的冷漠。1948年，华盛顿认真研究了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以完善其日本-冲绳-菲律宾的战略之弧的可能性。当时在美国基督教团体的支持下，一场支持蒋介石的运动在美国兴起。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坚定地希望把中国转化成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抵消那些即将统治全中国的一群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野蛮人所呈现的东西。当国民党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完全胜利后避难台湾时，国民党努力摧毁一切表现本地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的东西，甚至禁止使用台湾地区的方言以及引用非汉语的报纸。至于原住民——台湾的第一批居民——他们被封闭在山区的保护区内，这是美国征服西部的模式。事实上，台湾身份认同的萌芽被国民党几乎完全铲除，该党强力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以普通话作为“国语”，并引用中国灿烂辉煌的历史作为参考，甚至日本的音乐和文学也被禁止。这一重新汉化的进程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反共宣传，在蒋介石看来，反共宣传应该是有助于形成新的台湾认同的。1949年，在台湾有一万多人因涉嫌对共产主义或“台独”主张较为热情被逮捕和处决。

国民党应对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捉襟见，因而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起初对于支持国民党较为犹豫。但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深刻地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战略态势，并使得华盛顿决定将自己的保护延伸到台湾，为台湾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帮助，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台湾。尽管国民党以凶猛的方式建立的一党制，由一个家族支配掠夺台湾的财富，这种体制甚至完全缺乏基本的自由，这一切却似乎并未引起和美国的对立。四十年来，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成为台湾人称之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军事法庭处理了3万~7万件控诉案，受害者的数量上升到20万人。最后两个政治犯一直到1984年才被释放。台湾的绿岛地区曾经开设了一座监狱，一度关押了2万名囚犯，1000多人在绿岛被处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受到在台湾的美国福音派秘密支持的分裂主义主张在台湾始终受到强烈的压制。只有在取消戒严令的时候，这一讲话——基于台湾特定身份和激进的反共主义的观点——再次出现，这无疑促成了陈水扁在选举中的胜利。陈水扁在自己的两个任期内，推行教育和文化的“台湾化”政策，以加强对台湾独立地位的诉求，但这种台湾“民族主义”的政策仍和岛上分化成两个阵营——“历史的”台湾人和“大陆的”台湾人的情况相互冲突，支持向北京靠拢的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表现就体现出这一点。2013年2月，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正式访问北京，和新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会面。连战在会见中提出“一个中国，两岸和平，互利融合，振兴中华” 的十六字箴言。毋庸置疑，国民党领导人无疑有可能通过和平统一最终解决他们与北京的分歧。两岸在经济方面的融合已经较为深入。到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已经超过七万家，生活在大陆的台湾人已经超过百万。习近平主席2014年2月18日在和连战会见时清晰表达了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我知道，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特定的心态，包括特殊的历史悲情心结，有着强烈的当家作主‘出头天’的意识，珍视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希望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20)

为了表达善意，他补充说：

“至于两岸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我们愿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有什么想法都可以交流。世界上的很多问题，解决起来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只要谈着就有希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来。”(21)

始终出于对两岸关系的牵挂以及怀着彻底解决问题、稳定地区局势的愿望，习近平主席2015年11月接受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进行会面，这是近七十年来双方领导人的首次历史性会面。习近平主席的这一决定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因为他在他的新政策的框架下，表现出灵活机动和重视和平的愿望。他本人也表示，这次会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22)

习近平主席回顾了海峡两岸达成的“九二共识”的重要性，并表达了他的相关观点，概括地说，就是除了独立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可以谈的。对他来说，自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不再是冲突性的，也不是敌对性的，而是建设性的，而为了双方的利益，这种方向是不可或缺的。习近平主席强调，主要的障碍在于“‘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他们是敌意和对抗的源头，对海峡两岸的和平和稳定造成威胁。台湾的新领导人蔡英文自2016年5月当选以后拒绝承认使得两岸关系显著好转并使得贸易增加的“九二共识”(23)，导致两岸之间的沟通被打断。

虽然台独分子经常表达独立倾向，但与中国人民军队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仍然是大多数台湾舆论所要极力避免的。但是，美国在一种明显的遏制中国东部地区发展的战略框架下将这种分歧工具化的行为，使得台湾政治格局的民族主义边缘依然抱有在美国军事保护下，尽快获得“台湾独立”的臆想。美国的这一政策直接损害了海峡两岸开展的一切缓和的谈判，但是却符合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多亏了军售。但是，这一政策也是一个威胁中国和东亚地区稳定局势的主要因素，因为它令“台湾独立”的假设蔓延，而这种独立恰恰是北京无法接受的，并可能会无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武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