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0年之前的罗马-法兰克礼拜仪式

为了便于理解高卢元素是如何渗入罗马礼仪的，我们必须简要地观察一下七至八世纪开始运用的各种类型的礼仪书。正是通过这些礼拜用书，罗马礼仪的基础被带入了法兰克王国。

决定这些早期礼仪书的特点与内容的因素有二。首先，它们只包含那些为教皇所举行过的最重大的庆典圣事。这些特别盛大和豪华的圣事如果在较小的教堂中由较少数量的教士来施行，就必定需要简化。但是，它们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由于细节都被写定，这就为礼仪在别处施行提供了稳固的保障。

影响礼仪书内容的第二个因素，是它们依照不同的仪式参加者或群体所做的划分。因此，“圣礼书”[sacramentary]是为主祭的主教或神甫预备的。它一般只包含不同节庆之间变换的经文。那些不变的经文则被单独抄出，或者干脆事先熟记。读经的部分原来直接取自《圣经》，但稍后也产生了专门的包含《使徒书信》和《福音书》的“全年礼拜用经文选”[lectionaries]。此外还有指示手册（ordo [《圣务指南》，复数为ordines]）描述庆典过程的顺序和祭祀环节。

用来歌唱的文本被集中在别的书册中。一开始弥撒所用的合唱书被称为“交替圣咏集”[Antiphonary]，因为其中只有进台、奉献和领圣体过程中被交替咏唱的经文。还有一种特殊的用书“歌咏集”[cantatorium]包含在读经后由会众应答歌唱的短小圣咏。当合唱队承担了这些歌咏中的应答部分时——我们称之为升阶经和阿里路亚——它们也就成为了“交替圣咏集”的一部分。由于开始包含应答圣咏，弥撒音乐的用书后来被称为“升阶经集”[Gradual]，这一名称延续至今。不过，许多中世纪的弥撒圣咏书[chantbooks]仍然被冠以“交替圣咏集”的名称，这一定不能与包含日课用圣咏的交替圣咏书[antiphonaries]相混淆。后者总是和弥撒音乐用书分开来，一开始按照其相同的基本原则划分为不同类型——作为整体合唱圣咏的交替圣歌以及包含独唱者的应答圣歌。后来，所有的日课圣咏都通常被整合在一部单独的交替歌集中了。

我们现在来检视丕平和查理曼从罗马输入礼拜仪式书的后果。正如我们所知，圣咏书只包含那些要被咏唱的经文，但却缺乏任何音乐记谱。为了将歌唱曲调也传进来，就需要输入那些会唱圣咏的歌手。从礼拜仪式的角度视之，来自罗马的最重要的用书是“圣礼书”，因为这种礼仪书只包含教皇本人主持的重大祭祀的圣事，而这些圣事必须适应当地状况并扩展到整个教会年中去。例如，当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在785—786年间寄给查理曼所谓的《格里高利圣礼书》[Gregorian sacramentary]时，其中甚至没有包括常规的非节庆的周日弥撒。于是查理曼指派宫廷学校的校长、英格兰的阿尔昆来补充和完善这一圣礼书。在完成这一任务时，阿尔昆很自然地吸收了当地素材。如此，罗马礼仪在进入法兰克王国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和高卢元素融合了。

历史学家们最近热衷于讨论所谓卡洛林文艺复兴的意义。如果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包括由早期卡洛林诸王所支持的智识活动以及后来发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组织），那么它对于教会音乐和礼仪的未来长期发展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无论如何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在814年查理曼去世后的数个世纪，罗马礼仪成长迅速并占据了法兰克-日耳曼的土壤。在法兰克土地上还萌生了多声部音乐并将其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准。公元800—1300年之间的音乐史重大事件几乎都发生在曾经的查理曼帝国之内并非偶然。

荣格曼曾经注意到，两种“深植在当地人民心理之中的特质”——即“对戏剧性的嗜好和对漫无边际的长篇祈祷文的喜爱”——极大地影响了罗马弥撒在法兰克地区的传布。[8]尽管荣格曼在这里谈论的是作为整体的弥撒仪式，但我们可以不断从音乐发展进程中印证这一观点。音乐在弥撒的戏剧性庆典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简朴的信众齐唱让位于独唱者和受过训练的合唱队的精心润饰的圣咏。音乐和文词两方面的附加成分大量延伸至弥撒的各个部分。到了十二世纪，以多声部形式出现的立体性装饰表明，对横向的长度的偏爱已经不能限制祈祷者们了。这些发展的细节内容将成为随后几章论述的重点。

如果说高卢地区因素融入罗马弥撒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后者的高卢化形式最终取代了罗马本地的礼仪就难以解释了。表面上的原因似乎可以从十世纪罗马风气败坏的局面和神圣罗马帝国政治权威的兴起的对立之中去寻找。意大利的手抄本制作活动一度已经停止，对新的礼仪用书的需求只能由北方的修道院抄写者们来提供。十世纪中叶的记录表明德意志地区的弥撒书被带往意大利，998年教皇格里高利五世还吩咐莱歇瑙[Reichenau]的修道院寄一份圣礼书给他。像奥托大帝（962—973）这样的神圣罗马皇帝频繁造访罗马，也提供了许多输入手抄本和让德意志教士参与罗马当地圣事的机会。在一次事件中，德意志君主的直接干预永远改变了罗马礼仪的面貌。当亨利二世于1014年在罗马加冕时，他要求在弥撒中歌唱《信经》，就如同在北方经常所做的那样。从那时起，至少在周日和特别的节日中，信经成为了罗马弥撒的一个必备成分。

一旦罗马-法兰克礼仪被罗马所采用，西方教会便再次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仪式统一性。但也不能过分地强调这种统一性。十世纪北方的礼拜仪式书已经大致具备了我们现今所知的弥撒的基本构成形式，但其细部还远未定型。在保留了继承自老罗马圣礼书的许多因素之外，不同地区、城市，甚至个别教堂都发展出了基于基本结构的自身变体与修饰。这些变化具体体现为截然不同的习俗或“惯例”[uses]，如同它们被称呼的那样。例如“塞勒姆惯例”（索尔兹伯里教区[diocese of Salisbury]）成为英格兰大多数地区的标准。“塞勒姆惯例”[Sarum Use]后来由于宗教改革而消失，但另一种法国里昂的特殊惯例却保留至今（当然已经有所变化）。直到十六世纪中叶特伦托公会议刮起礼仪改革之风时，罗马惯例才被整个天主教世界所接受。为了界定这种惯例，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追溯一下在基督教的第一个千年中所形成的礼仪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