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债务

两年前，由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我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了一个游园会。游园会上的客人都非常友好，组织者格雷默神父（Father Graeme）更是亲切异常且极富魅力。但我还是感觉有点儿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自己出现在那里有些不合时宜。其间，格雷默神父向我走过来，径直说我肯定希望认识附近喷泉旁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位衣着整洁的年轻女士。她是一位律师，格雷默神父解释道，“但更像是激进主义分子。她工作的基金会为伦敦的反贫困团体提供法律帮助。也许你和她会有许多共同语言”。

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她向我介绍了她的工作。我告诉她，我参与“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已有多年——如今，媒体一般将它称作“反全球化运动”。她很好奇：她当然十分了解发生在西雅图、热那亚的事件及那些催泪瓦斯和骚乱，但是，我们真的通过这一切取得了一些成就吗？

“实际上，”我说，“我认为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们取得的成就是相当令人刮目相看的。”

“例如？”

“嗯，例如我们几乎完全破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她恰巧不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什么机构，于是我解释道，这个组织大体上扮演着世界债务幕后推手的角色，“你也可以说，它是那些想要弄折你的腿的家伙所控制的极其复杂的金融工具”。我从历史背景开始讲起，解释了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新增了巨额财富，而后向西方银行中存入巨额资金，导致银行没办法找到合适的项目去投资。于是花旗银行（Citibank）和大通银行（Chase）开始向世界各地派出业务专员，劝说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和政客从银行贷款（当时，这种举动被称作“银行向前冲”）。这些银行在拓展业务初期施行极低的贷款利率，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的货币政策收紧，于是贷款利率一飞冲天，达到20%左右。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高利率导致第三次全球债务危机出现。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继续融资，跳出来坚称，贫穷的国家有义务停止对基本食物的价格扶持政策，甚至要求这些国家停止执行战略性食品储备政策，停止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这一切使得地球上最穷困、最脆弱的人群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言谈中，我提到了贫穷、对公共资源的掠夺、社会崩溃、流行性的暴力、营养不良、绝望和破碎的生命。

“但是你们的立场是什么？”这位律师问道。

“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我们要求取缔这个组织。”

“不，我的意思是针对第三世界债务的立场。”

“噢，我们要求免除那些债务。最迫在眉睫的要求，就是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施行结构性调整政策，正是这些政策直接伤害了那些贫穷的国家。不过，这一要求的实现速度快得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更长期的目标就是免除债务，类似于《圣经》中提到的禧年（Jubilee）。”我告诉她，“对我们而言，在过去30年里，财富一直从最穷的国家流入最富有的国家，是时候停止了。”

她提出了反对意见，仿佛她即将陈述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们借钱在先！当然要偿还自己的债务。”

就在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这场交谈和我预想的完全不同。

从何说起呢？我可以向她解释这些贷款是由未经选举的独裁者借入的，这些人把大部分贷款都存入了自己在瑞士银行的个人账户。然后我再要求她好好想一下——债权人得到的还款并非来自那些独裁者，甚至不是来自他们主宰的国家，而是通过夺走饥饿儿童的食物换来的——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正义。或者想一想，许多贫穷的国家已经偿还的金额是它们最初借入本金的三四倍，但是拜神奇的复合利率所赐，这些国家甚至没能明显减少自己背负的欠债本金。我想论述以下两种做法的区别：其一，债权国可以向债务国提供贷款的再融资支持，但附加条件是，债务国必须遵守某些在华盛顿或苏黎世设计出来的所谓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是债务国的公民现在不会、以后也永远不会同意的；其二，债权国一方面坚持要求债务国实行民主体制，但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不论谁赢得选举，都无权调整自己国家的政策。我还可以论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政策从来没起过作用。但是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债务一定要偿还的假设。

实际上，“欠债还钱”这个观点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即使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它也是不正确的。债权人理应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不论多么愚蠢的贷款都能获得偿还，例如不存在破产法，那么结果将是毁灭性的：还有什么理由阻止债权人放出愚蠢的贷款呢？

“好吧，我知道你的观点听起来像是常识，”我说，“但有趣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那并不是贷款应起的作用。金融机构的作用应该是将资源向可赢利的投资渠道引导。如果不论银行做什么，它们都一定能够连本带息地拿回借出的钱，那么整个金融系统就失效了。例如，我走进离这里最近的一家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支行，说：‘你们知道吗，我刚刚得到了一条非常可靠的赛马内幕消息。你们能借我几百万英镑去下注吗？’显然，他们会嘲笑我是个疯子。但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一旦押错了注，他们就没有办法拿回借给我的钱。但是，如果有法律规定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们一定能够取回借给我的钱，即使那意味着我需要让自己的女儿卖身为奴或卖掉自己的器官来筹钱，想象一下，那将出现怎样的情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借呢？难道非要等到一个带着可行的项目计划的人走进来（例如，开一家自助洗衣店），才能贷款给他？基本上，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的情景——这就是使得银行愿意把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借给一帮明显是骗子的人的动因。”

但我没能把这一整套理论说完，因为一个喝醉的金融家走了过来。他注意到我们正在讨论货币，然后就开始给我们讲述关于道德风险的有趣故事。可没过多久，他话锋一转，道德风险的故事最终转变成他众多风流韵事中的一件，冗长又无聊。我听得昏昏欲睡。

回头来看，我并不确定应如何理解那次谈话的内容。一位推崇激进主义的律师真的从未听说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吗？或者她只是在温和地戏弄我？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那句话仍然在我的耳边回荡。

“欠债还钱。”

这句话如此有力的原因，就在于它实际上并不属于经济学范畴，而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一个论述。毕竟，道德的全部内容不就是围绕人们应该偿还自己的债务而建立的吗？还给人们应得的；接受责任；履行对别人的义务，就像期望别人也履行对你的义务一样。背弃已给出的承诺，或是拒绝偿还债务，还有比这更直白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逃避责任吗？

我意识到，正是这种不言自明，使得那句陈述颇为阴险。这是那种能使可怕的事情也显得无比温和与平淡的描述。这句话听上去无懈可击，但是一旦亲眼见证了它带来的后果，你就无法维持对它的认知。我已经见识过了。我在马达加斯加的高原上居住了将近两年。在我到达后不久，当地爆发了疟疾。这次疫病的爆发是致命的，因为很久以前疟疾便已经在马达加斯加高原上消失了。所以，经历过几代人的繁衍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对疟疾的免疫力。问题是，政府需要经费来维持灭蚊项目的运转，因为灭蚊需要对蚊子进行周期性的测试，确保它们没有重新开始繁殖；而一旦证实蚊子开始繁殖，更需要马上开展灭蚊运动。尽管需要的经费并不算多，但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削减开支项目，政府必须停止蚊子监控项目。有一万人在这次事件中失去了生命。我见到许多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自己的孩子而悲痛欲绝。花旗银行不负责任地贷出一笔款，金额小到对它的财务报表毫无影响。但是为了确保花旗银行不在这笔贷款上赔钱，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牺牲一万人的生命——这很难说得通。但是在这里就有一位非常体面的为慈善机构工作的女士，她认为那是不言自明的。毕竟，他们欠债，当然必须偿还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