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论劳动分工对财富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论劳动分工

社会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和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为了便于人们理解劳动分工所产生的这一结果，我们先对部分制造业的分工状况予以探析。某些不甚重要的制造业为少数人提供需求，它所雇用劳动者数量必然很少，不同工种的工人可以集中在同一场所工作，监督者可一览无遗。所以，这类制造业的劳动分工看似完备，但其实际分工却没有重要的制造业精细。与之相反，大型制造业为社会主体成员提供物资，不同部门的雇员很多，企业主无法将全部工人集中于同一场所，无法同时观察同一部门所有人的工作状况。所以，虽然大型制造业与小型制造业相比，分成了更多的部门，但这种分工远不及后者明显，这种划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以制针业为例，其细微的分工往往让人们给予它更多关注。一个工人没有受过制针培训，且不熟悉制针使用的机器，无论如何努力，也许他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针。但是，按该行业现在的生产方式，不仅整个工作是一项专门职业，而且它所分成的若干部门也是专门职业。第一个工人抽丝，第二个拉直，第三个切断，第四个削尖，第五个将顶端磨光以便安装针头。制作针头也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工序：装针头，以及把针刷白，甚至将针装进纸盒中包装也是专项操作。这样，制针的整个工作就被分成大约十八道不同工序。在有些工厂中，每道工序都由不同的工人操作，但在某些工厂中则由一个人负责完成两三道工序。

在其他工艺和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果也与制针业一样；虽然在这些行业中的劳动划分各不相同，制造工序也不能划分得如此细致，每道工序也不能变得如此简单，但只要能对每项工艺进行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就能相应增长。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彼此划分似乎也源于这种分工的益处所致。

在未开化的社会中，某项工作由一人完成，而在进步社会中则由几人按程序分工操作。这就是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分工进行得最彻底的原因。在进步社会中，农民仅务农，制造业者仅从事生产，为生产任何一种制造品所必需的劳动也几乎总在大量的人手中划分。在麻织业和毛织业的每个部门中，有许多不同的手艺人从事工作：从亚麻和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和烫平，或到呢绒的染色和整理，这些工序都由不同的人完成。的确，农业的性质与制造业不同，难以做到如此细致的劳动分工，不能将一种业务同另一种业务完全分割；不可能像木匠与铁匠的工作那样简单划分，也不可能像畜牧者的劳动与农民的劳动彻底划分开。纺纱和织布总由两个工人完成，而犁地、耙地、播种直至收获常由同一个人完成。随着季节的交替变化，农民需要进行不同种类的田间劳作，农民不可能固定从事其中任何一项，不能将同种类劳动进行彻底划分，这或许就是农业生产力的改进始终不能与制造业保持同步的原因之一。

富国的农业和制造业通常都比穷国先进，但富国产业的优越性都体现在制造业而非农业上。富国的土地一般耕种得更好，投在土地上的劳动和支出更多，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产量也更大。但富国投在农业上的劳动并不比穷国的劳动更具生产力，因此，富国同品质谷物的价格并不比穷国更低廉。

尽管法国劳动生产力的改进状况优于波兰，其富裕程度也非波兰所及，但同品种的波兰谷物与法国的价格相近。同理，法国的富裕程度和生产力改进方面都不及英国，但其谷物价格与英国也大致相同。因为，法国的土地比波兰耕种得好，而英国的土地比法国耕种得更好。所以，穷国尽管在田间耕作上处于劣势，却能以其谷物的价廉而与富国竞争，但穷国在制造业方面却无法同富国进行竞争，至少在这些制造业适合于富国的土壤、气候和地理位置的情况下，穷国是难以竞争的。

如法国生产的丝绸比英国生产的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因为，在对生丝进口课征高额关税的情况下，丝织业不太适合于英国，而更适合于法国。但英国生产的铁器和粗毛织物却远远优于法国，价格也更便宜。在波兰，除国家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粗糙制品外，很少制造其他东西，更谈不上竞争。分工使得相同数量的劳动者能够完成比分工之前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因分工而提高；第二，工作之间因连接交换而损失的时间减少；第三，机械的发明为劳动提供了便利，简化了工作，劳动者的工作量随之得到极大提升。

首先，劳动者工作熟练程度的提高势必提高其工作量。分工使得各劳动者固定于单纯操作之中，其熟练程度自然提高。一个普通的铁匠尽管能熟练使用铁锤，却从来没有制造过钉子。我确信，如果让这样的铁匠去制造钉子，即便是质量极差的钉子，他一天也做不出几百枚。

即使某人惯于制钉，但制钉并非其主业，无论他如何努力工作，他每天也很难制造出上千枚钉子。我曾见过几个以制钉为职业的青年，当他们体力充沛时，每人每天能造出两千三百多枚钉子。可制钉绝不是一种简单操作，同一个人既要拉动鼓风炉，又要搅动或调整火力，把铁烧热，不停锤打钉子的每个部分；锻造钉头时还得使用其他工具。制造一枚针或金属纽扣的分步操作比制钉工作要简单得多，终身从事这种操作的人其熟练程度极高。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你绝不会相信他们能达到如此熟练的程度。

其次，因分工而省下的工作交换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一个人不可能很快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例如，织布匠同时也耕种一小块土地，他在织布机和土地往返中必定会损失大量时间。即使两种不同的劳动能在同一地方进行，虽然其损失的时间稍微少些，但当他从一种业务转向另一种业务时，势必不能马上适应。刚开始新工作时，他很少能立即全神贯注。农民每隔半小时就得改变其工作和工具，以进行下一项劳作，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循环操作20种不同的工作。所以，他必然会养成闲荡和漫不经心的习惯，即使在最紧迫的场合也不能全心投入。因此，除劳动者在熟练程度方面的欠缺，因工作交换而损耗的时间也必然使其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幅度减少。

第三，利用适当的机械能在什么程度上简化和节省劳动量，人们应十分清楚。因此，使劳动得以简化的机器的发明是劳动分工所致。当人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一个目标时，他们就更有可能发现较容易和较迅速达到目的的方法。由此设想，只要工作性质允许改进，从事每项具体劳动的人定能很快找出完成自己工作的便捷方法。在劳动分工最为细致的制造业中，所使用的机器大都由普通工人发明，他们每人都从事非常简单的操作，自然会用心找出完成工作的便捷之法。如果你去参观这些工厂，常会看到一些非常精美的机器，这就是工人的发明，他们用以简化自己的工作。

最初，蒸汽机运作时，常要雇一男孩在活塞上下或升降时打开或关闭汽锅与汽缸之间的通道。后来，有个贪玩的孩子发现，用绳子将开闭该通道的活门把手系在机器的另一部分上，活门就随之自动开合。于是，他就可以与同伴们玩耍。这样，自从蒸汽机发明以来，其最大的改进之一就由一个想节省自己劳动量的小孩发明出来。

分工使得各种产品能够成倍制造和激增。在井然有序的社会里，各劳动者除满足自身所需之外，还有大量劳动产品可供出售，这种现象在各个阶层都普遍存在。由于劳动产品极大丰富，以致可以提供给最下层人民。于是，社会各阶级都普遍富裕起来。

总之，如果我们考察所有产品，并考虑每种产品所费的劳动时间，就会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相互帮助与合作，即便是文明社会里的普通人，他也无法得到满足其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必需品。

论劳动分工的起源

劳动分工源于人类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倾向，这种倾向为人类所特有。但是，劳动分工并非人类智慧的结果，因为人们交换的目的是出于利己，而非利人。这种交换为满足个体需求而存在，它最终导致了职业的分化和社会财富的显著增长。

尽管人类能够预见劳动分工将导致普遍富裕，并设法通过劳动分工加以实现，但劳动分工带来的诸多利益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而是人类互通有无这一潜在倾向随其自身发展而得以实现的。这种倾向是不是人性的本能之一，是不是人类理性和言语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这种潜在倾向为人类所特有，是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具备的。比如，两只猎犬追逐同一只兔子，它们有时似乎在协同行动，每只猎犬都把兔子赶向同伴，或在同伴把兔子赶向自己时予以拦截和抓获。然而，这并不是任何契约的结果，只是出于捕获同一目标的偶然契合。两只狗不会用两根骨头进行公平而有意识的交换；也不会用姿势或嚎叫表示什么东西属于自己，什么东西属于对方，并愿意与对方交换。一只动物想要从人或另一只动物那里获得东西时，除了博取对方的好感外，它没有其他能够说服或劝诱的手段。小狗只有向母狗摇尾乞怜才能得到它所期望的食物；家狗竭力做出各种娇态，目的是为了吸引餐桌上主人的注意，以便能得到奖赏给它的骨头。

人类之间有时也会采用相同手段，当他无法使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时，唯有百般乞怜、阿谀奉承，以博得对方欢心才能达到自己目的。但是，并不是他每次都有时间这样做。在人类社会，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别人的合作与帮助，而他整个一生也许都难以交上几个知己。在动物界，几乎每一个个体成年时都是全然独立的，在这种自然状态中，它并不需要其他动物的帮助。但人类则不同，人们总希望得到他人的帮助，而且很多时候也的确需要他人的帮助。不过，就人类个体而言，单凭其善意无法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如果诉诸人的自利之心，表明自己要求他人所做的事情对他人也有好处，那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帮助。

任何想与他人进行交易的人都这样表示：如果给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每项交易的意义。正是通过这些方式，人们彼此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帮助。我们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中得到自己所需的食物，而是从他们的自利打算中得到。我们唤起的是其利己心，而非利他心。不是我们所需，而是他们所要。除了乞丐之外，没有人完全依靠他人的仁慈生活。即便是乞丐，也并不完全依靠施舍来满足。施舍行为虽有可能为乞丐提供全部的生存资源，却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地满足其日常需要，乞丐的大部分日常需要还是要通过与他人交换满足，即通过契约或购买。乞丐用别人施舍给他的钱财去购买食物，用另一个人给他的旧衣服去交换适合于自己穿的旧衣服。他们通过这些方式以满足自己所需。

由于我们所需帮助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获得，可见劳动分工最初产生于人类的这种交换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部落，善造弓箭者常用弓箭与别人交换家畜或猎物，他发现与别人交换而得的东西比自己亲自捕猎的更多。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便将制造弓箭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于是成为一位弓箭制造者。此后，社会上出现了专门的房屋建筑者、铁匠或铜匠、制硝皮者或制革者等，其原因与之相同。这样，每人都把自己劳动生产所得的剩余部分与他人交换自己所需，从而鼓励人们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职业，并磨炼和完善该职业所独具的天赋或才能。

人们具有的天赋资质各有不同，不过其实际差异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壮年时期，人们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的各异才能，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不同职业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归因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所致。例如，在六岁或八岁之前，哲学家和普通搬运工的天赋并没有显著差异，他们的父母或玩伴很难发觉他们之间有何不同。随后，他们开始接受有差别的教育和生活方式，直至从事不同职业。于是，旁人开始关注其不同才能，并逐渐将其放大。最后，哲学家的虚荣心使他不肯承认与搬运工再有任何相似之处。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彼此交易的潜在倾向，部族中的每个人就必须亲自生产自己的一切生活必需品，每个人都要履行相同的责任，从事同样的工作，那么就不可能有职业上的差异，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才能上的差异。

造成不同职业者才能差异的原因是人类的交换倾向，使这种差异成为人类所需的根本原因也是交换倾向。在天赋方面，哲学家与搬运工之间的差异如同猛犬与猎犬、猎犬与长耳狗、长耳狗与牧畜家犬之间的差异一样，微不足道。但这些同种而不同属的动物并没有相互利用，因为它们没有交换的能力和倾向，不能将其不同资质与才能整合为共同资源。人类的情况则大相径庭，他们彼此间能将极不类似的才能互换为用。凭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潜在倾向，人类把需要依靠各种才能生产的物品整合为共享资源，使每位成员都可以在这个资源中随意购买到自己所需的其他生产物。

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社会分工的程度受市场对商品需求的限制，受市场交换能力大小的影响，而一国内陆市场的范围通常又受限于邻近地区的富裕程度和人口数量。由于水路运输较陆路开拓的市场更为广阔，因而早期分工的变革都始于可通航的海河流域，之后才向内陆延伸。

交换能力萌生劳动分工，因而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制于交换能力的大小，也就是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场大小的限制。市场过于狭小则不能鼓励人们始终专务一业，因为人们不能用剩余物随意交换自己所需。

有些职业只能在大城镇存在，如搬运工，因为小村落不能给搬运工提供稳定的职业。在荒凉的苏格兰高地，那些人迹稀少的小乡村，每个村民既是农夫，又兼任屠户、烙面师、酿酒师等职。很难在20英里范围内找到其他铁匠、木匠或泥水匠，离那里相隔最近的村落也有10英里，所以村民们必须学会做大量琐碎的工作。木匠不单是木匠，他还是个细木工、家具制造工，甚至还是雕刻工、车轮制造工、耕犁制造工、手推车和四轮马车制造工，他要做使用木材的每种工作。而铁匠的工作范围更是多种多样。在城市，如果制钉工人每天能生产1000枚铁钉，他们每年能生产出30万枚铁钉。但在苏格兰的穷乡僻壤，即便像制钉这样的行业也不可能存在，因为一年不可能售出1000枚铁钉，狭小的销售市场限制了他们的生产量，也就限制了劳动分工的精细程度。

在货物的运输方面，水路比陆路运输开拓了更宽广的市场，因而各种产业的分工变革都始于水运便利之处。由于水运好处巨大，工艺和产业的最初改进自然开始于此，而这种改进推广到内陆地区则会经历漫长的时间。由于与海岸或海航河流隔离，内陆在长时期内不可能为货物找到其他市场，而只能在邻近地方出售。因此，其市场大小必然与邻近地方的富裕程度和人口数量成比例，其进步改良也必然落后于邻近地方。在英格兰所属的北美各殖民地，种植园常常建立在海岸或通航河流的两岸，很少扩展到内陆。

据资料记载，最先开化的国家是那些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陆间海，没有潮汐，除飓风引起的风浪外，没有汹涌的波涛，水平如镜，岛屿众多，又有绵延的海岸，因此对发展航运事业极为有利。那时没有指南针，人们不敢远离海岸，以防看不见海岸而迷失方向；又因为造船技术低下，人们不敢置身于远离大陆的惊涛骇浪之中。在古代很长时期内，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被视为最不可思议的、最危险的航行。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是古代最优秀的航海家和造船家，即便如此，他们也是在很晚才敢对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这种艰险的航行予以尝试，而且他们也是当时唯一敢于尝试的人。

在地中海沿岸各国中，农业或制造业发展最早、革新最彻底的国家首推埃及。尼罗河及其支流遍布埃及全境，它稍稍借助于人力技术，便可在各大都市间、在各村落间，甚至是在村野部落间提供便利的水上运输。内陆航行的广泛及便易便是埃及进步发达的原因。

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各省，以及中国东部诸省，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进也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虽然我们从自己掌握的历史资料中还没有对其古老程度加以实证，但他们对欧洲的影响显然是存在的，这可以从欧洲与之进行了若干世纪的贸易加以证明。

在孟加拉，恒河以及其他几条大河形成了很多可通航的河道，这些河道的作用与尼罗河在埃及的作用相同。中国东部各省也有几条大河，众多支流形成了复杂的河道网，它们彼此交错，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或恒河，甚至比两者加在一起还广阔的领域。不过，无论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他们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他们似乎全都是从内陆航运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在整个非洲内陆，在黑海和里海以北遥远的亚洲地区，古塞西亚（即现代的鞑靼和西伯利亚）、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地，似乎历代都处于某种野蛮之中。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鞑靼海是不能航行的冰冻海洋，虽有一些大河流经鞑靼，但它们却彼此相距太远，无法从事商业和交通往来。在非洲，没有任何如此巨大的内海或港湾，像欧洲的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欧亚两洲间的地中海和黑海，以及亚洲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和暹罗的海湾那样，可以将海运作业带到内陆。非洲各大河流彼此也相距太远，不能进行大型的内河航运。如果一条河流支流不多，而在入海以前又流经另一个国家，那么，其河流两岸的商业就绝不可能得到很大发展。因为下游国家总有力量阻止上游国家与海洋之间的交通。多瑙河的航运对于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都没有巨大用处，但如果它们中间任何一国独占该河注入黑海以前的整个流域，情况就会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