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似是故人来
宝庆路三号
2014年12月，朋友来微信告知，宝庆路徐元章在郊区去世。寒冷冬夜，我似乎又一次听见徐元章用软糯的上海话说：“离开宝庆路，我走走忒算数了呀。[1]”
其实很多次我都想写写徐元章和他的老房子，但几次动笔又不了了之，直到这次听说他去世的消息，上网翻看纪实频道的节目时才发现，宝庆路的豪宅已经易主。而徐元章，离开宝庆路，被安排去了闵行。像被拔离了泥土的植物，根筋寸断。
他小小的个子，曾身处豪宅一角，靠着门框，发嗲着说：“叫我离开宝庆路3号的话，我是连外面东南西北也分不清爽的呀。”一位老年男性，用这种口气说话，或许会叫人掉一地鸡皮疙瘩。但是在那样的场景里，我听着他双眼湿濡地说出来，知道是其肺腑之忧。
1957年，徐元章的外祖父——上海滩做染料起家的资本家携一众亲眷和细软远走香港，膝下13名子女自此各奔东西。留在上海的母亲，带着13岁的徐元章搬进外祖父留下的这幢豪宅。就此一住，徐元章的命便和这幢房子长在了一起。
宾朋来了又走，人生几经起伏，他却几乎足不出户。世界在洋房外变化着，时间在洋房外翻腾着，而他一直在房子里。
2005年，我在做媒体实习生时想写一篇关于画上海建筑的画家的报道。一位非常年长的本地朋友推荐我：不妨去看看徐元章。“他画水彩，而且他只画老洋房。”给我的地址一看，就是宝庆路3号。
循着地址按响门铃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从小到大，其实很多次走过宝庆路时都路过这里，也曾留意篱笆墙里的洋房。没想到现在门开了，女人一般矮小的徐元章站在我面前，虽是初见，却犹如已经认识我十来年那样熟络而随意地说：“你来得正好，我正在煮咖啡呢，赶上下午茶时间了。”这便是开场白。
去采访对象家里，我从来只是空手带着笔记本去。但不知道为什么去宝庆路之前，我觉得见老派的上海人家应该有点作客之仪，便特地买了一盒红宝石小方才去敲门。带着这盒奶油小方，我跟着徐元章穿过一间低矮的杂物间，转过看上去快要塌了的楼梯，再穿过一间厕所，然后是一条甬道，突然豁然开朗，一间方正明亮的跳舞厅赫然在眼前。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厅，铺着黄色的地板，朝南一侧是一色落地窗，窗外白色的台阶下，便是那五千平方米的草坪。尽管屋内四壁墙纸剥落，堆砌的家具一看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但是这间阔朗的舞厅和这排窗户，依旧不失气势。
舞厅西侧，是一间小画室，暖气开得很足，这才是徐元章平日待客的地方。有几个中老年人慵懒地各自占据一个座位，一看便知是熟客。其中一位自称是律师，自我介绍说兼职徐元章画作的经纪人，主职是为老徐打房产官司。还有一位看上去足有80多岁的老爷爷作猫王打扮。他坐姿笔笔挺，对自己的装扮安之若素，好像他就是穿这细格子三件套西装和香槟色皮鞋诞生到这世上来的。
我用红宝石奶油小方交换到一杯盛在塑料杯子里的咖啡，一碟奶油曲奇和一通关于绘画的访谈。只记得老爷子说着说着开始跑题，半路拿出自己妻女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给我看。他的老婆异乎寻常地漂亮，我看到照片的时候，就知道不是寻常男人能留住的那种。
果然徐元章轻描淡写地说：“改革开放后她出国了，后来把我们女儿也带去那边，再也没回来了。”正说着，猫王探头进来问，周五放什么音乐，老徐想了一想，报了一堆英文歌名。上海话夹英文。后来我仔细想想，在所有徐元章对我说过的话里，竟从来没夹过一句普通话。
徐元章学画，拜过张充仁和俞云阶为师。少年时代，徐元章学画的过程并不是去大师家登门求艺，而是这些大师来他家手把手教他。这似乎成了徐元章后来大半生的写照——外部的世界是到这幢房子里来找他的，至于他，却几乎足不出户。
他不画人物，也不画别的景物，一幅接一幅的作品里，唯一的主角是上海的老洋房。徐元章画的是上海，是上海市民见惯的街景与建筑，但他画的又不是上海，不是这个热闹的时髦都会，而是画家内心世界里的上海，洋溢着梦幻般抒情的气氛。
报道出来后，徐元章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周五晚去参加他的舞会。那个时候我在大学学生会里刚刚学会一点点“慢三”，在有人带我的情况下，勉强能跳恰恰。想到老人家的舞会不外乎是公园里老人跳舞角的那种，应该足够应付，我便欣然赴约。
舞会差不多是7点开始的。一群年过古稀的老人已经陆续就位，找到他们熟悉的沙发和椅子上一一坐定。据说他们当中有医生有退休教师，但是绝大多数人的身份是后裔——昔日上海滩资本家、大班、洋行买办、留美律师医生们的后裔，住在上海滩上只角洋房和花园公寓“好人家”里的后裔。白天斑驳陈旧的地板，夜晚灯光一打，竟然泛出上好柚木的颜色。由于玻璃的镜面效果，这舞厅又显得比平日大了一倍。
“猫王”开始放音乐，作为舞会的伴奏带。我一听怔住，这不是公园里老人家跳舞时听的那种《血染的风采》或者《康定情歌》，而统统是英文歌，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美老歌。他们开始步入舞池，自称的时候不说“阿拉”，而是用更为正统的上海话说“吾伲”，称呼对方都是查理陈、马丁李、密斯黄。向我介绍时，先要说到他们的父辈。“老早上海有一家洋行，他爸爸就是里面总经理呀。”我摇头，一律表示不知。
但这身份，是他们的入场券。
有位老先生过来请我跳舞，年逾七旬，光头、矮个、穿紧身西装，一支舞跳好不带喘气的。倒是我跟不上节奏，一曲舞毕，决定安心做壁花，看着眼前这群老人家。
徐元章不太跳舞，他笑眯眯看着他的宾客们，适时上来加些汽水和饼干。看到每个老中青女人都软语温存几句。中途不断有熟客自己摸着门进来，有些略年轻的老男人（50岁左右的），会带几个娇艳的年轻女孩子来。她们中，有戏校的，也有舞校的。那晚有一个叫Swan的学芭蕾的女孩子不知被谁带来，苗条修长，不管放什么音乐都跳得极美。男人们争着和她跳舞，拥她入怀时，手就势收得紧一些，她也只是回报嫣然一笑。一位老先生上前与她共舞时，一个激动竟然滑倒地上，我几乎以为他要猝死，不料他便就势趴在地上做《天鹅湖》里天鹅之死的动作，一边说“Swan，来看看老天鹅为你而死”。哄堂大笑。我却开始觉得不堪。
临走的时候，我想去和徐元章道别。看到画室里亮着灯便跟着灯光走过去。隐约掩着的门半开，我刚走到门口就发现徐元章不是一个人坐在里面。画室里开着一盏黄色的灯，暖暖的色调照在他和一位相当年轻的女士身上。他们手拉着手，喁喁细语，那位年轻女士的头几乎靠在徐元章怀里了。按照年龄来说，徐元章足够做她的父亲甚至祖父。但奇怪的是，此情此景看起来并不是不自然的，眼前这幅画面看起来是干净的，甚至于，是宁静的。
我帮他们关上了门。
《胡桃夹子》里，被诅咒的王公大臣变身玩偶木偶，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魔法才会解除，这些贵族才能恢复人形，自由走动。对于徐元章和他的朋友们而言，每周五的这场舞会，不啻是有如上意味。那是与屋外现实世界相抗衡的一个短暂而温柔的时刻。
当破旧的舞厅内音乐响起，当七八十岁的老翁滑出精湛的舞步，当少女巧笑倩兮美目四盼，奇迹出现了，皱纹消失了，白发也消失了，剥落的墙粉和起翘的地板不见了，满屋子的老人味儿变成了衣香影鬓的味道。昔日小开名媛后代，在这间屋内重拾十里洋场的鸳梦。徐元章宛如回到少年时代，1957年的夜晚，华丽的豪宅内，那是妈妈和朋友们每夜跳舞通宵达旦的声响和场景，高跟鞋击打着弹簧地板，每一个音符都回来了。
但当舞会结束，人散后，徐元章在干什么呢？
他一生不曾真正工作过，不曾真正呼吸过社会上的空气。多年来除去朋友接济和卖画所得，他的收入甚至还不够他出门上一次馆子。衣服也穿得廉价。一个冬天套着同一身红色棉背心。但他并不以为憾事，他拥有过那些华服美食，现在他还拥有关于那些的回忆。
有一天傍晚，徐元章穿着这件红色棉背心带着我在这片草坪上散步的时候，突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的一位舅舅以前在这片草坪上骑马。他从马上跳下来的样子，永远昂首挺胸。走路的时候，身边跟着一大群名犬。你真是不知道哟……”他突然有点动感情，微微眯上眼睛看着眼前的庭院。那一刻，他明显忽略了我的存在，自顾自站在了记忆的草坪上。然而我眼前实在没什么衣马自轻肥的富家公子和绮梦，我的目力所及，只是一片明显缺乏人修剪而疯长的衰草，失去了原有的青翠，在那上海的秋夜里瑟瑟地抖着。
其实早在徐元章的父母和舅舅一辈，家道已经中落，子女并无长辈的生财之道，但享受之道却日益精进。舅舅玩马玩名犬，妈妈学画学跳舞，万贯家财徒留花架子，内中却在虫吃鼠咬中被慢慢蚀尽。一如这间屋子，金玉其外，但仔细看时，雕花的木头里白蚁飞了出来。
徐元章并不讳言自己其实很穷。但他的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每次去他家，总能看见三两个极动人的年轻女孩绕着他转。而且每次去，这些面孔都不同。问他。他总说：是朋友。
这些“漂亮朋友”有的是舞会上的男人带来的，有的是跟着他学画的女孩子。年龄总在20岁左右，至于那些年纪大的，慢慢就会离开这个社交圈，又会不断有新的女孩子加入。2006年，我正式工作后，带了包咖啡去拜访徐元章。
他在画室里躺着，他身边的，又是一张新面孔了。那是一位活泼丰满的小姑娘，正捣鼓着一盒绿色泥巴为他做面膜。徐听到我进来，要起身犹未起身，一把被小姑娘按回躺椅，她娇嗔道：“帮帮，侬伐要乱动。”徐笑着跟我打招呼，我倒是看得入了神。问他，什么时候改名叫“帮帮”了？他指着小姑娘说，“都是伊，说我们是老人帮，于是叫我帮帮。”
后来我回去想想，这个名字倒真是贴切，这么多特定阶层的老人之所以乐意亲近徐元章，是因为他肯做造梦人。这梦是这群“老人帮”共有的梦，也让徐元章本身乐此不疲。
我问过他一次，何以总能在身边保持固定数量的年轻女孩。要知道，即便是个英俊多金的年轻男人，也未必能做到。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个戏谑的答案，没想到他思索片刻正色道：“第一，从技术角度来说，我这年龄还能做啥呢，我已经无害了；其二，我是个风流人，但我不下流。”
但同样是因为漂亮女人的缘故，后来我便不再去宝庆路3号了。
起因其实是件很小的事，一次我的一位北方女友来上海玩，我做向导。因为恰逢周五晚，淮海路沿线的饭店到处满座，又恰好我们走到宝庆路，于是我建议女友不如和我一起去看看上海老克勒[2]的舞会。女友没意见。她长得漂亮又大胆会打扮。我心想，“老人帮”应该会欢迎。
果然女友走入舞厅时，男人们的眼睛亮了几盏。素来眯眯笑坐在一侧的徐元章看到我们，主动上前邀请我跳了一支慢舞，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舞毕，他说到草坪上走走吧。离开人群，他很莫名地开始说一位朋友的是非。
“那个某某某，你认识伐，”他说，“真是拎不清，他有一次到舞会来居然带了个外地人，我这种地方，是外地人能进来的？”他停顿了一下，“上海小姑娘，”徐看了我一眼，那种一贯含情脉脉的眼神，“我自然是欢迎的。”
我听懂了。但一时也拉不下脸来。赔笑了几句，推脱外面风大，重新回到舞厅。后来自然是我找个借口带女友匆匆离去。再后来因为工作忙了起来，走过路过宝庆路时去看徐无章的闲心也就淡了，当然也是因为有这次的芥蒂在。
但没想到，知道他的后续是从电视上。原来，因为徐元章的母亲20世纪50年代去法国后再也没有音讯，作为失踪人员的子女，徐元章对这幢老宅并无继承权。外祖父的其他子女也一直在争各自的利益。2008年，房子卖给某地产集团。节目组在最后打出字幕：“花园洋房易主后，再也没有联系上徐元章。”那个每周五如约上演的舞会和“老人帮”的舞步，终究成了断章。
实话说，此时此刻，我很想念那扇小小的铁门和里面的那整个世界，徐元章用五十年悉心封存凝固住的时间以及如琥珀般永远活在往昔的人们。
也想念我每次按响他的门铃时，这个瘦小的老人会用那种漫不经心的糯糯的上海话说：“长远不见想我了吧，进来喝杯咖啡吧。”
上方花园
“已经挂牌了，这房子准备出售。”宗伯说，直起腰来，手里还捏着一把草。
我们站在屋脚台阶下，面对着他正在修整的花园。从这个花园走出去，穿过弄堂就是上海的淮海中路。几步之遥让这个小院子虽与繁华为邻，却保持静谧。这是上海老派人熟知的“上只角”生活的代表，民国沪上花园里弄代表作之一的，也是宗伯出生至今的家。可是如今却要卖了。
我陪宗伯站在花园和住宅的分界线上，看着这碧草一片的院子，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滋味。父亲走来，也打量着这修整过的院子，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问：“咦，院角那棵大树呢，怎么没了？”宗伯扔掉手里的草，一边脱下手套淡淡道：
“哦，我处理掉了，树一旦太大，阴影下面寸草不生。”
01
我小时候常来这里玩。“文革”时期，父亲和宗伯同在街道生产组做工，是患难之交。及我长大，每每要随父亲去看宗伯，总是第一个欢呼雀跃。因为宗伯有个和我年纪相近的女儿，我们都是行吊影单的独生子女，难得有机会遇到玩伴，自然难分难舍。
另一重吸引力自然也是因为宗家的住宅。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不过4.5个平方米，全国倒数第一，除了等待单位分房之外只能在祖辈屋内螺蛳壳里做道场，家庭居住状况普遍逼仄，遑论隐私空间。而宗伯一家在这花园新式里弄里竟拥有独栋住宅，占半亩地，仅花园就有150平方米。在孩子眼里，这豪宅豪得已经无边无际。这幢房子，房子里宽阔锃亮的硬木地板，扶手雕花盘旋而上的楼梯，大扇透光的铸铁法式窗，这一切对我都是新奇的，是一个与新村社区截然不同的天地，承载我童年许多想象的梦幻城堡。
然而宗伯一家并不拥有这三层独栋的全部。六房三厅五卫三阳台，总共36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里，他们一家三口，当时仅拥有一间而已。
上个世纪40年代，宗伯的外祖父购下这独栋之初，住在这房子应该相当舒适。但外祖父过世后，其一众子女，子女的后代，后搬进来的工农子弟职员家属，插队下乡后回城的青年和新添的家庭，林林总总，都挤在同一幢楼里，群租一般。
子娶妻孙生子，大房间分割成前后间，洋房的储物间和汽车房也拿出来置家具住人。好在对于80年代的上海人来说，周边所有人的居住条件都逼仄，因此自己的处境也就不觉得难挨。对于一个外来的孩子来说，这一切更是无关紧要。
于我和宗家的女儿而言，这幢房子里那些对我们关闭的门、一些堆到走道的陌生橱柜，以及散发着“生人勿进”气息的区域，只是平添趣味的神秘。于是，我们分明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却要时时小心翼翼地绕开“别人的领地”和“别人的东西”，才能游戏和捉迷藏。
02
发生在的时光，似一张切片，记录下这个城市开埠后的一段历史。
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这一片土地的初代主人，是个洋人。随着开埠，大量欧美移民和商人进入上海，“冒险家”们在这里开设大量洋行工厂，进行贸易投资，也由此滋生了第一代靠上海发财的富商。1839年，上海道台同意辟设法租界，准许外国人在沪建设屋舍，租界便沿着今日淮海路由东到西一直筑路过去，房屋也跟着一路建设过去。至1916年一名英籍犹太人看中今处的土地，在这里建造了私人花园。相比旧南市老城厢，淮海中路当时还是田园风光，简直可算郊区。不过随着法租界对辖区内的种种建设经营，淮海路周边逐渐成为沪上西式高档住宅林立的区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慢慢推及至此。
对于淮海路周边的城区定位，租界的公董局曾在1900年作出决议：必须以欧洲习惯采用的砖石做建筑材料，房屋设计图则要经规划工程师批准。对于街区的绿化，法租界当局要求是所有道路各边的人行道，7—10米之间必须有一棵树，界区内的清洁力度也详细规定到，人行道面“至少每日应冲洗一次，水沟亦应每日以水冲洗”。
包括这一带静谧的本身，也来自于洋人规划。公董局在1933年制定了《管理摊贩章程》，详细限定摊贩在人行道的营业位置和路段，对过境车辆则规定了“行车喇叭，应适当按鸣。不准在住宅区及夜间滥按喇叭，尤其不准同时并用多种喇叭”，对街面噪音也要求“凡商店或其他一切公开性质之机关……或其乐声妨及附近邻居时，即遵照巡捕之通告，立行停止发音”。
至1930年代，华商渐起，能与外商抗衡。中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于1933年从洋人手里购下这一片私人花园，请英资洋行设计，用于建造职员住宅。然而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时局动荡，至1941年才完成建设。自此，这个地处常熟路淮海中路口的花园里弄里，竖起74幢三层西式砖木结构住宅，成为洋行高级职员、知识分子、政府高级官员青睐的寓所。
出版家张元济曾在居住并题名，原国府特刑庭首席检察官徐世贤、原国府经济部常务次长盘序伦都是这里的住户。宗伯的外祖父，一位从福建来沪的商人也在这里购置下住宅，期待一家人日后的生活能如花园的名字一样，“月在上方诸品静，心持半偈万事空”。
03
可城市却不安静，而是进入了一次洗牌年代。
因为居住者的社会地位和阶层，和比邻的新康花园在从1957—1976年的整整二十年里，都少有安宁。宗伯并未享受到祖上的荫庇。他一懂事，就被抛入社会底层，日日在街道生产组和不识字的老妈妈们一起做工，直到青春流失殆尽。
总算他赶上恢复高考的机会，读了大学，幸运挣扎着脱离了日后拉垮这一代人的下岗潮。
在我的印象里，宗伯很搞笑有趣。饭桌上有他，气氛就会活跃。虽然是叔伯长辈但从无架子，是非常善于和小孩子打成一片的那种男人。和我说话时会蹲下来，用儿童视角和我聊半天。有时我去玩，他就会一手带着他女儿一手带着我去临近的复兴公园，那里有当时很少见的整套儿童游戏设备“勇敢者之路”和“时光隧道”。
我壮着胆子爬上游戏区的高台，克服了种种关卡，终于从塑料桶做的“隧道”顺利钻出来。我兴奋地站在高台上用眼光在一大群等候的家长群里搜索他的身影。
我记得我发现他了。他略略离开人群，独自在花坛边出神地抽烟。那是和他平时搞笑的样子判若两人的，有一种疏离感。我一时被慑住，也就没有叫他，而是滑下滑梯走过去，悄悄说“我们玩好了，走吧”。
我想我终究是不会明白的，父辈这一代经历的一切。我从“时光隧道”钻出来只是好玩，但他们却的确在某一个黑洞里，永远失去了什么。
04
进入90年代，上海忽然如梦初醒。浦东全速发展，系列隧桥通车，高架兴建，东方明珠日长夜高，外商又回来了，怀旧又出现了。电台里播放着上个世纪3、40年代的金曲，人们著书立传，抢救记忆一般地回访沪上的老克勒、老名媛，回味着西餐旗袍领带舞厅，回味着老建筑。
1994年，奇贵无比的美美百货在对面开门，开启了上海人对奢侈品的第一次想象。1995年，上海地铁一号线一期工程完工，其中常熟路站的一个出站口就在门外。199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挂牌，从此成为优秀历史建筑。
这是全城进入高速建设的十年。我和宗伯的女儿长大了。考高中、考大学，毕业后她出国，我留在上海工作。高楼林立起来的上海，变得像纽约、像伦敦、像东京，总之变得不再是我们童年所熟悉的上海。
时不时宗伯来看我父亲。大家交流些老友的近况，最后话题如回旋镖一样，反反复复绕着一个话题回来：谁最近买了房子，谁在哪里买了房子，谁把房子卖了，谁离开了上海，谁的房子被动迁了、拆掉了、没有了。熟悉的朋友们开始搬到内环外、中环外、甚至外环外，城市一寸一寸变得陌生，因为故人的离去和故园的消失。
可我总是高兴，起码宗伯的房子还在。是不会被动拆迁的。那么只要它还在，就好像我童年的一部分还在。
然而现在，宗伯要把它卖了。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随着宗伯的父母辈逐渐离世，房屋的产权面临着分割。那么多居住者不可能同时拥有它，便只好一起卖了它再分配。宗伯一家，大约占了庞大分母中的一小部分，因他常年在上海，众亲人就委托他处理出售事宜。所有的亲戚住户都搬走了，房屋大修一次，厨卫恢复成上个世纪40年代的风貌，客厅和卧室的硬木地板重新打蜡，“文革”时被劈坏的桌子修葺如旧，窗帘和沙发都按照米白乳黄的色调新配整齐。
曾经充满了各种居住者和杂乱气息的房屋，曾经是我们玩捉迷藏的老房子，一朝被擦去了历史的积尘，时隔几十年之后一次展示出干净、洋派、敞亮的独栋洋房气度，如它在上个世纪40年代被初次交付时那样，等待着城里的新贵买下。
05
儿时，我有一次和宗家女儿玩得兴起，到了回家的时间也不愿意跟父母回，我就在他们的房间里留宿了一晚。晚上四个人挤在一屋，我和宗家女儿睡一张小床，夜里抬头打量老洋房高挑的层高。宗伯新买的窗式空调为了我特意开了整晚，整晚洋房都好安静，只听得到窗玻璃随着空调机轻微地震颤。
宗伯的母亲那时候还在，早晨她来招手，叫我去她房间吃葡萄。葡萄是楼下花园里自己种的。宗伯怕酸，拦着叫我别吃。而我乖乖坐在老太太面前，把小半碗葡萄都吃了。老太太极高兴。这位昔日的大小姐爱唱戏，在“文革”后期风声稍松的时候，就大着胆子叫来琴师和朋友，躲在房间里拉琴吊嗓子。
她终身爱穿高跟鞋，晚年没有离开过。而宗伯要离开了。宗伯的女儿已经离开了。花园草坪上的大树不再，葡萄藤也没了。
我告别出来，站在门口，恰逢有地铁在下面经过，隆隆震动轻轻传到地面，经由鞋底传上来，摇动心志。对面的美美百货早就在商场激战中悄然关门，淮海中路上有人开玛莎拉蒂风驰电掣而过，叫人喟叹，这是一个多么日日新、又日新的“魔都”。
那一次留宿时，我和宗家女儿正在学游泳。夜里临睡前，宗伯太太放了一浴缸水让我们去洗澡，我们却打打闹闹，最后在浴缸里学屏气。这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战乱中，英资建筑商为的住户安下的白瓷浴缸、黄铜把手，边上皆贴雪白马赛克，洗手池上的镜子里都是水汽弥蒙。
我们无忧无虑地手拉手，捏着鼻子一气潜入水中，如潜入未知的海域。
如果你曾见过
吉米·金
01
94岁的郑德仁摊开照相簿给我看，“喏，你可认识？”
早春的阳光，照进他宽敞的公寓阳台。
保姆走过来，在茶几上摆出待客的苹果派和蛋挞。这边郑德仁弯腰起身又坐下，忙着从书橱里捧出一沓沓资料、照片，只见他行动自如，无龙钟之态。可以想象，时光倒推37年，1980年他去和平饭店参与创立乐队的时候，肯定更活力充沛。
一时，对着相册，郑德仁指给我看：
1990年代，郑德仁在各种演出舞台上演出，白头发衬着夜礼服，德高望重的样子；1980年代，他和友人在各家高级涉外宾馆演奏之余，满面春风的留影；1950年代，他坐在上海交响乐团里练习，乐手一律灰色列宁装，中规中矩坐在领袖像下。然后，另一册被打开，画风陡然一变——1945年，年轻的郑德仁梳着大背头，穿着三件套白色西装，和一群旗袍丽人，眉开眼笑地在百乐门前合影。
郑德仁抚摸照相簿上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指着角落里的小伙子，抬头说：“这是我，我当时是上海滩最好的百乐门舞厅里乐队（Jimmy King and his orchestra）的贝斯手。”
“Jimmy King？”
见我不解，郑德仁翻出一沓小照。随着他所指，只见一张小照相纸泛黄，正中间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男子，并不是郑德仁，眉眼间自有一股风流，额角发亮。小开头梳得油光鉴人，白衬衫下压着一截花领带。如当时上海青年们拍照时习惯的那样，他并没有看向镜头，而是微微侧过脸，看着左前方的一点。
“帅吧？”郑德仁问。
“嗯。”我点头。
“他就是。你没听说过吗？当年，上海滩谁不认识百乐门的啊。”
02
我想说，我怎么会听说过呢？
我们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生的一代。百乐门仙乐斯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属于我们祖父母的回忆。我们所熟悉的，是父母叔伯全体上山下乡渴望回城的故事，是蜗居逼仄里弄下岗再就业的故事。而我们自己亲历的，是小平南巡后的那部分故事——资本重现申城、证交所重回申城、西服外商西餐外汇都作为新事物涌现。父母收起列宁装，祖父母箱底翻出锦缎旗袍。电台里重新响起欧美金曲，大人们说这是靡靡之音，但更老的老人们，却竟能跟着轻轻哼唱。
一切都在奋力前进，一切又似乎在飞速回归。同一片土地上，同一个布景里，新与旧不断互换、归零、交错、消弭，令人迷惑。一如1947年，23岁的郑德仁加入百乐门乐队时，肯定没有想到，当年轻的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即将在这里学会的一切新的，会在三十多年后，成为后人怀旧的样本。
1947年，面对夜总会和舞厅所展示的那个花花世界，初出茅庐的郑德仁目眩神迷。相形之下，玉树临风站在舞台正中央的，光芒四射，举重若轻，俨然是一众小弟效仿的偶像。
外界越是风云诡谲，上海的舞厅越是生意兴隆，一个旧时代即将覆灭。而身处灯红酒绿中心的人们似还浑然不觉，觥筹交错不断，好似眼前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会永远持续。
03
郑德仁是家境所迫才去乐队谋生。却是富贵人家的少爷出来玩。
1943年，刚满20岁的郑德仁，应聘到位于南京西路、成都路的高士满夜总会[3]。
任乐师，相比之前做图书管理员的50元薪资，夜总会给他的月收入飙升到200多元，且合同一订就是三年。此时，他做远洋轮海员的父亲出航，因为太平洋战争，与家人失去联系，生死未卜。作为长子，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外出养家。当时，高士满夜总会的乐手们经常演奏美国爵士乐。就这样，一年前还在心心念念要考去西南联大的郑德仁，人生一个拐弯，就在上海的繁华腹地，走上了职业乐手的道路。
1918年出生的，却是含着金钥匙诞生到上海来的。
这个本名金怀祖的男孩，家境富裕，据说其祖父曾是上海法租界的“海上闻人”，其父是国民党中将，吉米在优越的家庭生活中成长，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理工科。从名字一望可知，父母族人希望他光耀门楣，但这个帅小伙却成了十里洋场的纨绔子弟。当时上海滩的乐队多为菲律宾人和白俄乐手垄断。却于1947年建立一支16人的华人乐队，打破原有格局。
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开，闲暇时去夜总会、舞厅消费是一回事，但到娱乐场所工作、把音乐当正经营生则属下流。为此，金家和吉米闹翻，但年轻的吉米却乐得自在，凭借乐队的声名鹊起，他一时成为上海滩有名的人物，也招募了更年轻的郑德仁到麾下做贝斯手。
英俊潇洒的吉米周旋于风月场所，才华横溢，艳遇不断。他结过两次婚，后来他又迷恋上年轻的歌女。除了两任夫人之外，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女朋友很多。
日子本来可以这么花天酒地地过下去，但1949年到了。
04
城中风气改变，不得不带乐队辗转于香港、上海各大舞厅饭店间作短期演出。1953年，上海舞厅全面停业。乐队解散。
在我后来查到的资料里，离开上海，去安徽谋生，于1958年被下放到华阳河农场二场，1974年后在二场学校当音乐老师。据说由于他性格颇为随遇而安，因此即使在当年很艰苦的条件下，他也就自己养些小鸡小兔自得其乐，且与人为善，所以未遭到多大的冲击。但整整27年，他再也没有碰过曾嗜之如命的爵士乐。
昔年十里洋场、如云美女、灯红酒绿，宛如一梦。
而当年，在同一个乐队里，如小弟弟一样崇拜跟随他的郑德仁，则走上另一条道路。
凭在爵士乐队学会的贝斯技能，郑德仁考上上海音乐学院专攻大提琴，毕业后被分配去上海交响乐团当大提琴手。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为上海工部局乐团，这里的乐手曾都是白俄人，随着上海解放，外侨渐渐离沪，中国人成为乐团主力。郑德仁脱下西装、穿上列宁装，坐在领袖像下，叫拉什么便拉什么，安安分分地养育女儿、工作度日。
在手下的时候，郑德仁曾练出一绝：即不论什么外国电影刚上映，就去马上看了记谱。如电影《出水芙蓉》在大光明影院首映时，他一天连看四场，忘情速记，第二天主题曲就在百乐门舞厅奏响。顾客们乐疯了，吉米也乐得满面红光。
但这样的技能，此时此刻，只堪屠龙。
05
近40年过去了。一代人出生，一代人老去。
郑德仁没有想到，在暮年之际，他会再遇到。就像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手中，还会再度响起爵士乐的旋律。
彼时浩劫结束，城市解冻。一批嗅得先机的外商开始来沪考察。尘封许久的涉外宾馆再度热闹起来。但那时的上海，几乎没有可供人娱乐的场所。那些重新装潢起来的酒店大堂、酒吧饭厅，需要乐队助兴，以留住客源。在这样的需求下，郑德仁晚上开始去饭店拉琴，一则养家，一则也为怀旧。起初他在锦江宾馆演奏轻音乐，后来被和平饭店的负责人看中，邀他去和平饭店酒吧组建乐队。
和平饭店酒吧的场地不大，不能放一支大乐队，放一支七人小乐队倒是合适。郑德仁和他的朋友们，这群1920、1930年代出生的老人家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开始奏响自己青年时代最熟悉的音乐——1980年，年过六旬的老乐手们在和平饭店奏响了爵士。
原来，有些旋律，一直萦绕在心底。即便被禁止30多年，即便自己都垂垂老矣，但只要还一息尚存，那看似死寂的余烬里，依旧热烈存留着昔年的火焰。
是他们曾有过青春的证据。是这城市曾经走过的痕迹。
06
就是以去涉外饭店演出为契机，郑德仁重遇。
这天在客厅里，郑德仁迅速翻回1980年代后期的照相簿，翻到一张刚刚我未留意的两人合影。看上去是很寻常的两个老年人在饭店的留念。郑德仁指着女士说，“这是我夫人。照片是我拍的。她身边的就是。”
我讶然一声，凑近仔细看。郑夫人身边的老者，穿着朴素的外套。笑容随和慈祥，但一丝一毫也看不出年轻时风流倜傥的神色了。
郑德仁说，我们夫妇啊，是听说他从安徽华阳河农场出来后，特意去南京找到他的。1985年，南京“金陵饭店”开业，饭店的老板娘说自己年轻时候在上海去过百乐门，特别迷恋的乐队，这才特意找到吉米，把他从安徽安排到南京，住在饭店里，重做领班。
他说，在金陵饭店时，老板看他孤身一人，居无定所，就允许他住在饭店内。但几年后，许是年迈体弱，吉米渐渐神思不清，举止失当，影响到住店客人，不得不离开饭店。其后他迁移到张家港市，在老朋友的接济下，住在朋友家开设的养蜂场的乡村别墅。不久去世，时年73岁。
在最后一次和相聚时，这个昔日光彩照人的翩翩美男子，曾向小阿弟郑德仁吐露，说自己的两任妻子都离开了，和儿子也无往来。看到郑德仁夫妻和睦、孩子成才，他感慨自己是“老来苦”，但转念一想，他又说，“我曾经风流过，所以，也没什么，一切都是公平的。”
“你不知道，年轻的时候，多少人喜欢。女朋友多哦。”郑德仁说，“但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很正常的，真的。”说罢，抬起眼睛看看我，这一次，一直笑眯眯的他反而收了笑。
我想这大概就是时间给老人家的某种特权。郑德仁94岁了，如果吉米活着，100岁了。一切已经盖棺定论。他们见证过一个时代的尾声，然后又目睹一个新时代的开头。只是两边的舞台，都不属于他们了。
07
大约本世纪初，我还在读大学，曾做过一天地导，陪来校做访问学者的美国教授转转上海。我带他循例上了东方明珠、逛过豫园和朱家角后，他自己取出一本英文的上海旅游指南，翻开折角页，给我看“重点推荐”——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吧。
书里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奇迹！在“红色”中国，还能保留这样一支演奏美国爵士的乐队。乐队被称为三老：乐手老、乐器老、乐谱老。但过境政要，都会慕名而去。这里被美国1996年的《新闻周刊》评为世界最佳酒吧之一。
那晚陪老教授，我第一次走进这个著名的爵士吧。台上的老人彼时都已经过七旬。乐器已经更新了，演出服也是新的。他们头发雪白，夜礼服乌黑，酒吧灯光暖黄，座中顾客，呈现各种肤色和年龄。
1926年，犹太商人沙逊来到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投资建立了供侨商和高级华人落脚的华懋饭店。1949年，这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办公地点。1956年恢复饭店业务，改名为和平饭店。1980年，外商再次可以出入这里，但消费都需要出示外宾证或者使用外汇券。而到了新世纪，这里已经不是外国人拥有特权的场所，谁都可以进去消费。慕名而来的游客、甚至下班想小资一下的白领，都可以到这里坐一坐，喝一杯，点一曲。
不知道那些来怀旧的客人中，是否有人听说过。
1947年，在百乐门创建了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的，英俊潇洒风流浪漫的，女朋友无数的，背叛了家庭，当他孑然一身地在安徽华阳河农场，在从青年变成老年的漫长岁月里，当四顾无人的时候，他会不会对着饲养的小鸡小兔，轻轻哼唱一段属于过去的曲子。
少爷
1956年，金泰钧26岁，已经在鸿翔时装公司上了12年班。这是他伯父金鸿翔和父亲金仪翔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女子时装公司，也是他自记事起几乎每天必来的地方。但26岁的这天，他走进店里，眼前什么都不认识了。
楼下店里，营业已经停止。楼上办公室里，长辈们被限制出门。这是上海解放第七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最热阶段。在南京西路开了39年的上海最大女装店——鸿翔公司，挺过日占和内战年代，现在，面对一个新的时代巨浪。
公司将公私合营。伯父和父亲对此沉默不语。金泰钧回店后，也坐在办公室里。偌大一个城市，这生他养他的城市，何处可去？他坐在椅子上，仔细看着这个房间里每一样他从童年起就熟悉的摆设，像第一次看到它们一样。
14岁，从位于英租界的育才中学毕业后，金泰钧就来鸿翔上班了。金家此时已是富贾之家，本不需要他那么早出来工作赚钱。按照长辈的意思，金泰钧作为家中少爷，本可以升高中读大学。但小小年纪，他的主意却很坚定：不管读什么书考什么文凭最后都是要来鸿翔工作。那么全上海又有哪所学校比鸿翔的店堂更能教会他设计、裁剪和经营之道？毕竟当时上海谁不认，鸿翔是西式女装的第一块牌子。
金泰钧的父亲金仪翔协助兄长金鸿翔在南京西路打下的这份产业，也是西风东渐影响上海的一个剖面。上海女人和全中国所有女人一样，本来日常着装都是旗袍。女装的裁缝们也都只做旗袍。但在19世纪初期，随着外侨在沪人数增多，西服的需求量陡增。起初，外侨妇女的女式西服由专做男式西装的西服店兼做，随着来沪外侨妇女人数增加，这一行当的需求量扩大，一批中式裁缝开始转行专营女式西服。逐渐地，形成一支名为“拎包裁缝”的专业队伍——提着包去各家府邸公馆为太太小姐们量身，再回店里制衣。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上海“拎包裁缝”在城隍庙轩辕殿后面设立公议同行事务的场所，取名“三蕊堂公所”，这就成为上海时装业同业公会的前身。同一时代，原籍江苏省川沙县（现属上海市）唐墓桥（现唐镇）黄家宅的一个男孩赵春兰继承父业，学习本帮裁缝。二十多岁时，到上海城内（原南市区）一家成衣铺作客师。由于客人中，有一位美籍传教士台维斯有做西装要求，他就根据客人需求学会了西式剪裁，并机灵地学会了英语对话，3年后，这个还留着清朝辫子头的男孩跟台维斯去美国学艺。等一年后回国，已经是当时上海滩绝无仅有地拥有留美背景、现代商业思维和设计理念的裁缝。赵春兰自设洋服铺于南市曲尺湾，并收同乡子弟为学徒，服务对象也从洋人发展到上海上层社会的妇女。赵春兰的弟子中，有一位叫张云洲的裁缝，他的徒弟张明其又收同样来自川沙的小同乡金鸿翔和金仪翔兄弟为徒弟。1917年，金鸿翔家族借600银元作流动资金，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863号租借了一间铺面开设鸿翔西服公司，由此创立“鸿翔”品牌。
起初，鸿翔只是一开间的小铺，由于生意不错，后来变成三开间的大铺。兄弟俩决定不以低价展开竞争，而以高品质和高质量作为卖点。他们创造立体裁剪法，成衣贴体不走样，在管理方面，一旦发现偷工减料或营业员得罪顾客以及有损店誉的行为，立即解雇。此外，鸿翔还率先发行购物礼券。一系列颇具前瞻性的创举，让鸿翔声誉日隆。
1927年，鸿翔已经成为一家约有200名左右职工的大型公司。这一年，金鸿翔倡议在三蕊堂公所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市时装业同业公会，并任理事长。店铺也从三开间发展成为在原址上建立六开间三层楼的钢筋水泥结构小楼，内设柚木地板和装有暖气设备的豪华试衣间。到1932年，又在今南京东路754号开设鸿翔公司分店，即今日鸿翔时装公司（东号）。全盛时期，鸿翔雇有职工400余人，分工为店员、采购、裁缝三大类。同时公司改名为“鸿翔时装公司”，以订制女子西服，也就是“时装”为主业。
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国际博览会上，“鸿翔”大衣和礼服获银质奖。“电影皇后”胡蝶结婚时，鸿翔为她设计了一件绣有百只彩蝶的中西合璧式礼服。婚礼上，礼服大放光彩，鸿翔进一步声名鹊起。之后，金鸿翔又约请胡蝶在百乐门舞厅穿着鸿翔礼服跳舞，增强鸿翔公司的声誉。1935年胡蝶访问欧洲，鸿翔向她提供了百套时装。这样的明星效应，将鸿翔的名字进一步广而告之，风头一时无二。1936年，国内抵制日货运动高涨，人们对本土品牌的依赖度前所未有地增加，北大校长蔡元培来沪时曾在鸿翔公司制衣，亲笔题赠“国货津梁”匾额。同年，金鸿翔获悉英国伊丽莎白公主即将举行婚礼，特精制大红缎料中华披风一袭，满刺金线，极尽描鸾绣风之巧，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转赠公主。事后，英领事馆送来英方谢帖，金鸿翔即将礼服复制品连同谢帖一起陈列在大橱窗内，以招揽顾客。
就这样，鸿翔从同乡合作的裁缝小铺子，真正成长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大公司。当1944年，金泰钧以职员而不是家族小辈身份走进鸿翔时，鸿翔已经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有名的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女子时装商店。众多的名流政要如旧上海市长吴国桢夫人黄卓群，电影明星白杨、张瑞芳、李丽华、陈云裳，京剧名角言慧珠、童芷苓，还有宋氏姐妹和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等都是鸿翔常客。金泰钧记得，每一件高定服装在制作过程中，父亲金仪翔都要亲自过问。
因为在中学学会英文，金泰钧进店，先跟父亲金仪翔和驻店的犹太裔设计师Hirskberg学习时装设计及剪裁。当时因为二战之故，上海曾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颇有商业头脑的金氏兄弟，前往虹口区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特地保释出了几位有裁剪技艺的犹太人，并聘请他们到自己的公司工作。其中一位就是金泰钧的师父Hirskberg。另一位犹太人，则专门做手工花色纽扣。此外一起入职的，还有一位非常漂亮苗条的犹太女子，担任试衣模特。如无鸿翔聘书，他们不能离开隔离区寸步，因此格外珍惜这份工作，每日臂上别着“通”字袖章作为通行证赶来上班。
而对金泰钧来说，那一阵子，他每日作息就是从位于吴江路的家到南京西路店上班，然后下班即从店回到家，不过五六分钟步行距离。日日在这个小范围里盘旋，金泰钧不觉得闷，只觉得兴奋，自己根本不用到外面的世界去看风景，因为当时上海滩最好的风景，会到他面前来看他。
像当时上海大部分富商那样。在有余力的时候，金家在虹桥地区的水城路买了别墅。金泰钧结婚的时候就在那里拍照留念。我在金泰钧家里看到这张被郑重裱在金色相框里的照片。他像一切老派上海人一样，因为知道有客人上门，特地嘱咐女儿预先备好了红宝石奶油小方、雪糕和曲奇。他和我讲过去的事情，他的女儿在边上热情地张罗下午茶。她穿着样子简洁的真丝衬衫，我夸她衣服好看。她笑着说这件衬衫已经穿了十几年，金泰钧批评她不会断舍离。我端详那衬衫，质地还是上乘，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件旧衣的色泽样式比大部分百货商店目前在售的衣服看起来更像一件新款。
在老先生结婚时的合影里，妻子鲍越明容貌秀美端庄，身材苗条。她是英美烟草公司大中华地区大班鲍定邦先生的二小姐。结婚照中，夫人着织锦缎旗袍、戴珠花，金泰钧着西装，站在金家位于水城路的私家花园草坪上，两张年轻的脸庞上，眼睛都盈盈含笑，对着镜头。他当时对未来有许多构思和设想，却没有一种设想能料到，自己会离开鸿翔。
1956年，公司收归国有。金泰钧不愿就此走到职业尽头。在那间被限制离开的办公室里，他问伯父和父亲：不管政局如何变化，上海总还有女人，女人总还要穿西服，那么作为裁缝，总有一口饭吃，对不对？他主动请缨，离开鸿翔，去上海市服装公司上班。后来，他又到上海市第十五服装厂工作，该厂是当时上海留下的绝无仅有的面对外部世界的小窗口，出售旗袍创汇。厂里的工人们喜欢这个皮肤白净戴着一副眼镜又很懂服装的年轻人，也多多少少一直保护着他，但等到1960年代一来，服装厂的工人们也保不住他了。金泰钧被下放农场改造。
曾经的富家小姐鲍越明辞退保姆，变卖首饰，将三个孩子抚养长大。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鲍越明学会了打肌肉针，做过小学老师、电车售票员、中药店配药工、棉毛衫厂质检员。女儿含泪回忆妈妈：不论做什么工作，鲍越明总是勤勤恳恳，穿着朴素衬衫走去里弄生产组里工作，也好像还穿着织锦缎旗袍一样身板笔挺。
“文革”结束，金泰钧担任上海市服装研究所副所长，并担任上海纺织工业职工大学服装教研室主任，后在新成立的服装分校任副校长。人们纷至沓来，重新来问他关于西服的事、旗袍的事、民国的事、胡蝶的事、经商的事。他都一一回答。只有一样，他是切切不敢再让子女经商了。
在金泰钧老年，大家极力想重新恢复的那些东西，不正是金泰钧青年时，大家不遗余力打压批判的东西吗，而再往前溯，这些东西，又正是他的父辈明明已经掌握了的东西。从青年到白发，金泰钧见证的，是一个浪头起来，又下去，一个浪头又回来。
在金泰钧家的客厅里，他坐在桌子对面，笑吟吟地示意我把蛋糕全吃下去。她女儿在一边补充说些往事，说到她童年，因为父亲右派身份而不得不谨小慎微度日，说到他们母亲的去世，说到因为时代而被蹉跎的升学机会和商机。她是含着一点眼泪的。金泰钧满头白发，听着女儿补充，却始终笑吟吟，他不插嘴。他自己也一勺一勺吃蛋糕。
几年后，我们有个机会一起吃饭。在长宁区新开的来福士的一家餐厅里。我去时，金老先生和女儿已经到了。餐厅生意不错，座中有许多时髦人士，都穿入时的衣服。但很奇怪的是，我一眼在人群里看到金泰钧。他反而是现场最惹人注目的。老先生只是坐着，穿着半新不旧的衬衫，身量并不高大，但身姿笔挺，气质与众不同。
陪他来的女儿说，老先生听力比几年前稍逊，让我说话大声些。我们继续闲聊往事。说到1980年代对外贸易恢复和出国大门打开时，我问金先生为什么没有听从海外亲友建议出国。金泰钧摆手。“不去的。”他说。
女儿也帮着我问他：“为什么不去？”
金泰钧说：“以前店里有犹太人，还有马路上，我也见过的，来上海的白俄人。流亡者。我们叫他们‘外国瘪三’。一个人要是去过这样的生活，我不去的。”
女儿就笑了。说改革开放后，他们子女想出国或者做生意，父亲都是不赞同的。我想老先生不知道1980年代出国的中国人在海外遇到怎样的生活，但他切切实实见过1940年代来中国的外国难民是怎样的处境。但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许多不知道1940年代来中国的外国难民处境的中国人，切切实实知道5、60年代没出国的人是怎样的遭遇。所以最后，我有个疑问，为了让他听清楚，不得不凑过身去问这个问题：
“金先生，1956年回到店里的那一刻，您怕不怕？”
他女儿在边上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这问题。
笑嘻嘻的老先生不笑了。他看着我，一只眼睛因为白内障已经浑浊。
但另一只眼睛明亮。
阿姨的愚园路
“阿四！起来！起来！”
睡梦中听见妈妈呼唤。他睁开眼睛，发现室内通明，灯光照亮天花板。母亲瘦削的身影被拉成细长条投射到墙上，她正在走动，一边大力翻抽屉。屋内阵阵哮鸣，似未关紧的门板漏风的嘶叫。是窗外的北风吗？他听着那风声，忽然之间，他明白过来这嘶鸣意味着什么，赶紧坐起来，低头一看，果然哥哥满脸潮红坐在地上，双手抓紧衣角，哮喘病发。
妈妈满面泪痕，云鬓凌乱，过来催促少年穿衣服，“阿四，去，快到阿姨家借点钱，哥哥发毛病，我们要送医院，但现在，十块钱也凑不出来了。”
少年一骨碌跳下床，穿上鞋子就冲出家门。脚一踏到屋外，恰似一头栽进冰水。半夜时分，愚园路上，万籁俱寂，寒风凛冽。这是他从小出生、长大、玩耍的街区。一切建筑和小径他早已熟悉如自己的掌纹。但这一晚，所有的房子都收敛了白天的温度，似末日审判的官员，肃立黑幕中，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疾奔。
少年奔去阿姨家。那不是阿姨的家，是阿姨在沪西别墅帮佣的人家。阿姨原来是他的保姆，但因为家境日下，实在付不出工钱，阿姨才就近又找了一处雇主。少年一口气奔到那户人楼下。陌生的门牌、陌生的窗户。他气息未匀，但也不敢耽搁，开口就叫，“阿姨阿姨。”
沉沉夜色里，一扇窗户亮了。暖黄的光芒照亮少年双眼。少年辨认出来，那是这家人家的灶间，是阿姨夜里搭床入睡的地方。他摸到门口，果然是阿姨出来开门。少年几乎落泪，但逼着自己镇定下来，说了情况，阿姨立即转身回屋要去拿钱。那一瞬间，少年听得分明，是这家主人在屋内扬声骂道：“这么晚了还来叫，死人啦！”
少年站在屋外，浑身冰凉，脸却通红，但不敢发一声。阿姨也一声不吭，默默回屋取了钱出来，让少年先回家。这一晚，就是这位前任保姆雪中送炭借来的十元钱，让母亲能把哥哥及时送到同仁医院，救回一条性命。
少年说，阿姨是为他来的。
他是家里第四个孩子。出生前夕，因为预计添丁会增加家务，父亲请来了阿姨。阿姨是象山人，嫁过人，还怀着孩子的时候，丈夫死了，阿姨只身去地主家帮佣，只能托人照顾孩子，但后来，孩子病死了。战乱之中，阿姨从象山到宁波帮佣，又跟着宁波的东家从宁波迁到上海。
阿姨没有了男人，也没有了孩子，一心一意扶持还在乡下的两个弟弟。她到了上海，把钱都寄给弟弟们。但只听闻小弟弟出海打鱼，再也没有回来。又过了几年，一天，少年傍晚放学回家，推开房门，没有循例看到阿姨忙碌的身影，正疑惑中，少年打开灯。只见阿姨默默呆坐饭桌边，两眼直愣愣，桌上摊开一页信纸：阿姨的大弟弟在舟山军用基地当民工，因救火被深度烧伤。
阿姨自此，把少年一家，当成了自己的家。
那时候，少年的父亲是纺织厂的科室干部。本来工资还不错，但1966年后，父亲被革掉工资，家里逐渐靠典当度日。最后，必须要靠借贷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每月只能付给阿姨3元钱零用，但阿姨毫无怨言。当一家老小在一起吃饭时，她靠在门框上报菜钱，会因为1分钱的误差而扳着手指反复划算。
阿姨说，她吃长素，花不了几个钱。她愿意在少年家，哪怕不领工钱。但母亲实在过意不去，劝导再三，让阿姨再另找一户雇主。阿姨流着眼泪，烧完了最后一顿中饭，才离开少年位于愚园路烫衣铺弄堂的家，到斜对面的沪西别墅找了新东家。
父亲被下放车间，结果从高高的布堆上掉下来，双手都摔成骨折。大热天，自己不能吃饭，大小便都得靠两个儿子帮忙。长久的抑郁，几乎难以为继的生活压力，最终让父亲罹患喉癌，1970年代初，父亲住院之前，召集全家人在愚园路上的长影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父亲强颜欢笑，自觉是最后一聚。
父亲接受了手术，声带被全部切除，从此口不能言，但身体和经济境遇却缓和了起来，阿姨闻讯，立即辞别沪西别墅雇主，跑也似的回到少年家。孩子们都大了，一室户的房间里，没有空余的地方。母亲为阿姨找到一间小屋，阿姨就白天来帮佣，晚上回小屋睡觉。有人为她介绍了一个铁匠，阿姨却不肯再婚。她一分钱也不动用，把所有收入都积蓄下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举市哀恸。阿姨整个人垮下来，说：救星没了。
9天后，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举行。少年已经15岁，正读中学，一早去了人民广场。到了中午回家，姐姐告知，阿姨在凌晨忽发脑溢血去世。
象山一个从未听说的远方侄子赶来上海，将阿姨一生的辛苦钱和骨灰带走，说是会回乡好好安葬。但此去一别，再无音讯。
“她养大我，但我没有送别阿姨最后一面。”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徐锦江在报社食堂里说出故事结尾。
徐锦江是家里排行第四的孩子。在愚园路度过童年、少年和整个青春。我们在食堂碰到，他说起往事，一顿晚饭从5点吃到7点半，直到面前饭菜俱凉，直到餐厅里人声渐渐低微。他说，“别人会觉得奇怪，你父亲只不过是个普通职员，怎么能请得起阿姨。但的的确确，我人生的前15年有过一个阿姨。”
我说，徐总，您应该写一个小说。
他摆手道：“这样的故事，你回去问问你父亲，那代人里，不稀奇的。”
但他还是写了。花了好几年，他写了散文集《愚园路上》，又编著了《愚园路》。将这条路从100年前工部局越界筑路到历年名人住户的情况，梳理成文。他热切地对这条路刨根问底，再三自嘲，何苦要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但也许，一切的驱动力源于某一个清晨。
这条叫愚园路的路上，有过一个叫阿四的少年，有过一个象山保姆。少年调皮挨了打，阿姨哄了他一晚，让他靠着她的背平息啜泣渐渐入睡。清早，一大牵一小，曾从这条街，而不是从别的街上走过。
阿姨允诺，给他做好吃的。
这是属于阿姨的愚园路。
时髦
我有驾照六年，上路次数不超过十次。可以说是懒，但归根到底是怕。
“有什么好怕的，”梁雅雯说，“我妈妈1930年就开车了。”
我抬头看梁雅雯，既羞且愧，只好自辩说：“三十年代马路上车那么少。”
梁雅雯一笑，说：“我妈妈反正是不怕的。她骑马，也开车。驾驶技术也不是很好，有次开到杭州去，撞在行道树上。要是差一点点，我妈就走掉了。但拍拍灰爬出来，她后来照样开。”
梁雅雯说：“我妈妈关紫兰她最最喜欢杭州了。后来要办身后事的时候，她就和我们小辈说，把她洒去西湖好了，离上海又近。她说以后也不拘泥是清明或冬至，想她了就去西湖边走走，又算祭祖也是旅游，不是很灵吗。活着的时候开开心心，等到死的时候潇潇洒洒。”
我心里喝一声彩。
01
梁雅雯八十岁，穿一身黑色皮草，更衬得皮肤雪白。她坐在宾馆大堂茶室一角，几乎像个发光体，真心卓尔不群。待看到我，她微微欠身，说不巧身体抱恙，故此精神不济。我心里暗忖，已经这样耀眼，那要是精神焕发该是什么样呢，要是早三四十年看到她，恐怕我会移不开眼睛。
但梁雅雯不是自谦，是真的觉得自己状态不够理想。八十岁的人了，还好像有人在背后提着她的衣领，在指出她不达标一般。她歉疚地重复道：“我妈妈看到我要说我的。她最要好看了。”
2007年年初，上海南京东路“王开照相馆”地下室一根水管爆裂引发水灾，工作人员紧急救出几只存档的旧纸箱。等到事后查看时，大家发现，这是一批已尘封四十年的老照片。照片中，一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子的侧面照格外引人注目。其姣好的容貌、优雅的气质一度令人猜测是电影明星阮玲玉。直到有人见报后告诉梁雅雯，她一看惊呼：那不是阮玲玉，是我的母亲关紫兰。
就是有这么好看。想那养尊处优的底气，又比艺人多一份从容。
在茶室小小的桌面上，我打开信封，看梁雅雯母子带来的一沓关紫兰的照片，心想的确这样的女人，是有资格提点女儿要注意打扮的。
1950—1980年代，在长达三十多年的语境里，一个女人若是费心于服饰搭配、妆容发型，那都是要受批判的行为。但在这个观念形成之前，早在1930年代的上海，富商独女关紫兰已形成了自己的审美。之后的一切的风气，或可让她收敛，却不足让她改变。
“做女人，时髦最要紧。”梁雅雯说出母亲对她的教导。
我想着母女俩在本城经历的这一个世纪——经过战争、饥荒、运动，经过凡事凭票证的计划经济年代，经过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消费主义时代。我不禁要问：“那具体，怎么样才算时髦？”
梁雅雯握住桌上的茶杯，看了看落地玻璃窗外的行人，然后回转头来对我正色道：
“时髦不是人云亦云。流行什么穿什么的，那都是大路货。时髦就是要别具一格。”
02
大约当代人能附加在民国名媛身上的所有想象，于关紫兰不过是日常生活。
生于1903年的关紫兰，是粤籍商人独女，住法租界豪宅，购欧美同款衣物。因为要好看，就雇了发型师和照相师，专职为她拍照。一个女人岁月里最娇俏的样子就这样被留在底片里。微微烫出波浪的卷发，看上去朴素无华的旗袍，小小的项链坠子，每一样搭配看上去都不见奢华，好像是女孩漫不经心取出的，但其实更见审美。
一次一位日本画家上门为关紫兰画像，因为难以决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关紫兰随手叫来五六位仆佣，各捧一叠衣服列队而站供画家选择，此情此景，让日本画家在过了大半个世纪后还记忆犹新。
也因为太要美，关紫兰专门拜师学画。1930年代，在那个大部分女孩都没机会受教育，或者早早嫁为人妇的年代，关紫兰只身从日本留学归沪，在金门大酒店开画展。别人以为这千金小姐涂两笔不过是闲来消遣，但此后，她真的凭油画家的名声在乱世谋生，并立名传世。
她生下梁雅雯后，家里还常年有过四五个佣人。一个照顾幼儿，一个买菜司厨，一个打扫保洁，一个开车，还有一个不做其他事，每日专职负责清洗熨烫关紫兰的衣物。梁雅雯说到这些事，很骄傲，也很担心。1950年代开始，城中风向改变，风华正茂的女儿梁雅雯都晓得擦掉口红，挑件灰蓝的衣服出门，但关紫兰还是头发照烫，香水照喷。
“妈妈，求求你不要喷香水了，唯恐人家闻不出吗？”梁雅雯说。
“你妈妈怎么回答呢？”
“她说我真是不懂时髦。”梁雅雯说。
所以即便到了八十岁，梁雅雯依旧腰背笔直。黑色皮草里藏一条亮色丝巾，从脖颈处仅仅露出一角，恰到好处打破黑色的沉闷。她的头发是烫过的，也焗了油。这是长年累月和南京理发店几代师傅磨合的产物。还有，在她边上坐久了，能闻到一点香奈儿五号的馥郁。
在一个女人身上，你若留意，便总能看见她母亲的影子。
03
但我要说的仅仅是最后这一段话。
就是在采访结束后，随意聊天时，梁雅雯问我是否婚育。
我立即反射性地做好要被洗脑的准备。在过去无数次和老人家对话时，那些父母祖父母辈的人，不论年纪职业，都一律会不能免俗地催婚催育。我也等待着，年长的梁雅雯说出类似的话。
不料她轻轻一笑说，（婚育）早不等于好。“何必要和别人看齐呢，你做好准备的时候，再去做合适的事情，那才是好。”
一个女人的价值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她是一个单独的美的灵魂。不因为为人妻母才有价值，不因为独善其身而减少价值。
我心里惊愕，对梁雅雯说您真是开通，从来老人家都是往早婚早育里劝的。一个个都商量好似的苦口婆心。
梁雅雯不以为然，抿抿嘴道：“1930年代，我妈妈留学、画画、教书、开车，直到35岁才结婚，你觉得早不早？”
直到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富家女，这对富家母女，是真正的时髦。
闪亮的日子
01
回信终于来了，却是不敢在厂里拆开的。只能任它一整天放在口袋里，如一块烙铁烫人，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其存在。这一天太漫长了。
“外国人”好不容易等到中班结束，连澡也不洗，就冲出车间门小跑去取自行车。夜色里，他两腿飞蹬，英俊的混血儿脸蛋被汗水浸润，路灯下闪闪发亮。回到自家小屋，他才发现自己手指颤抖。这个平时抡起钢锤也没问题的小伙子，紧张到拆不了信封了。
但到底把信封撕开了。信里写得分明：“鸭绿江还没黄浦江宽。包在我身上。”落款是丹东大哥。“外国人”把“包在我身上”一行字来来回回看了十遍，狂跳的心才落回腔子里。刚刚猛骑一通的疲累此时才慢慢觉出来，他浑身滋汗，几乎是下意识地，他站到了窗边。
这是“文革”后期的一个夜晚，星空下杨树浦万籁俱寂。触目所及风景，不外是成片的工厂、农田、人高的草地。“外国人”不止一次和小兄弟私下抱怨“没希望了，没前途了，一切都死掉了，没用了”。他想念他熟悉的一切。早饭的面包香味、父亲的领带、母亲的唱片，他那绑着金色发髻的祖母。他后来所得的这个“外国人”绰号，他的混血儿脸蛋，都来自法国籍的祖母。可是解放后祖母已经回去巴黎。等到祖母立稳脚跟打算接儿孙出来，“外国人”已经处于一个不能再出国的境遇。别人哪里有他清楚，外面还有一个世界。但大门已经关上了。他如何能出去。
所以当在大串联中认识一位来自丹东地区的大哥后，“外国人”立刻就留了心。他凑上去递了烟，又请人吃了饭。最后很婉转地问丹东大哥，听说一直有人从丹东偷渡去朝鲜。没想到丹东大哥这么心领神会，回丹东后，就给他来了信。
厂里要好的小兄弟们，早明白“外国人”的打算。几个人凑钱送了他车票，几个人请了假骑车载他去火车站。站台临别，大家恋恋不舍，又都有点激动，知道此情此景之后，是今生不复相见。
又好像是送壮士出行，他们仰慕着“外国人”能去做一件他们想做而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不管报上怎么批资，其实大家都知道，“外国人”要去法国，法国意味着过好日子。
火车鸣笛。风萧萧兮易水寒。大家都是预先调了班出来的，大日头下没有站在锅炉前，而是穿着工厂制服站在站台，心里发虚。又因为实在年轻，故此也觉得是在做地下工作一样紧张刺激。
“外国人”心里却畏缩起来，他是老早就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但事到临头，他几乎是求助一般，勉力问一个车间小兄弟。“其实……我也可以带你们一起走。我们一起从丹东去朝鲜，然后再想办法去法国。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阿奶一定也会接待你们。”
他并不期望有人会和他一样冒险。
没想到一起送行的小兄弟里，竟真有一人跳下自行车说，“我和你一起去。”
02
丹东大哥白天带“外国人”和小兄弟去了鸭绿江边“踩点”。显示出轻车熟路的样子。
大哥以北方汉子特有的豪爽，一路鼓励这两个上海青年定心。“我们一直弄人出去的。你看江就这么窄，一下子就游过去了。你们等到了法国别忘了咱就行。”
小兄弟颇为雀跃。“外国人”却一路不响。到了住处，他扭捏再三，和小兄弟说：“我不想走了，我想上海了。我想爸爸姆妈了。”小兄弟跳脚道：“我跟着你才出来的。”
“外国人”把头埋在手里，哭起来了，“我不想走了。”
小兄弟决定把心一横。
当晚入夜，小兄弟就和丹东大哥去了预先踩点的江边。“外国人”一人留在室内，焦躁不安，百感交集。从床踱步到窗，从窗踱步到门。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忽然，一个激灵。他意识到，从床踱步到窗是七步，从窗踱步到门是七步。这正是别人以前告诉他的，牢房里的距离。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走，横竖只有七步。
“我在一间牢房里！”“外国人”暗叫不妙。
电光火石间，门口喧闹起来。一群公安破门而入，瞬间把“外国人”反扭压倒在床。原来公安事先早在江边埋伏。丹东大哥和小兄弟刚一下水，就被抓了现行，供出了“外国人”。
03
“后来‘外国人’被判了十几年。那帮小兄弟、送行的人和凑钱的人都判了刑。‘外国人’被押送回上海，入狱前，还在厂里大会堂接受批判，以此教育工人本分守己。我们当时所有青工，都被组织去看的。”管新生说。
与共和国同龄的管新生是个工人小说家，在铝材厂工作了一辈子，也写工人题材的小说。我们约在杨浦的五角场万达广场底楼星巴克见面。背景音乐嘈杂，他和我讲往事，两个人不免都提高了嗓门。
从落地玻璃窗看出去，来来往往青年男女时髦靓丽，各国品牌林立，创智天地就在不远处，大学辐射效应明显，智慧杨浦，充满机会，真是国际化大都市的一角。管新生微微一挥手说，这里以前，都是工厂环绕，夜里没有灯光，两边都是芒草过人高。你知道吗？
“后来，‘外国人’怎么样了？”我问。
管新生说：“后来啊，大概十几年前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一个衣装笔挺的有钱人走过来，看到我就打招呼。是‘外国人’，虽然老了啊，还是那么一张混血儿的脸，风度翩翩，派头十足。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来上面写着某某集团总裁。原来‘文革’结束后，他阿奶从法国通过领事馆写了信来说情。但‘外国人’毕竟吃过官司嘛，因此放出来后找不到工作。他只好做个体户。谁知道阴差阳错，赶上改革开放，发了！”
管新生道，“外国人”坐牢十几年出来，倒是最后发财。厂里其他老老实实的工人做了十几年工，临到末脚倒都下岗了。“我妻子45岁退休，妹妹、妻妹人到中年拖家带口要去自谋生路。我一个要好工友做公园保安，一个和老婆要点豆浆来磨豆腐去卖，一个工友下岗后打工猝死在更衣室。”
“以前做工人是最荣耀的事情。穿着厂服走在街上，大家都高看一眼，觉得铁饭碗咧。那个时候都要挤破了头才能当上工人。有一份厂里的工作不要太满足哦。我们走出门都是这样的。”管新生示意，扬起下巴。
然后，我们静静坐在一点儿也看不出曾是产业工人集聚区气息的五角场，默默喝着手里的星巴克咖啡。宛如刚刚听过了一个史前的故事。
开往绿杨邨的轮船
01
鼓点儿密集起来，是打秧歌的队伍又从弄堂里经过。母亲起身走过去关了窗子。
窗户闭上，外面的喧嚣被隔绝，更显得房里如坟场一般安静。没了外头的风，窗帘先停止了飞扬，满地碎纸和衣料碎片也跟着停止了飞扬，一屋子家具已被贴上封条，显示着产权发生了转移。客厅里，还属于主人的，大概也就只有这点碎屑了。他的父亲颓然坐在地上的碎屑中。这个平素即便在暑热天气也要坚持纽上衬衫所有纽扣的科学家，此刻领口解开，裤管被剪，两眼茫空。边上一只沙发已经被昨天来的人戳成蜂窝。
他放学回来站在门口，看到父亲这个样子，第一反应想去搀扶，但腿脚却似被钉住，胸口刺痛。
还是母亲发了话，朝他招手叫他过来，等他靠近了，母亲费力掏出一点碎钱来，努嘴让他留意父亲，小声说：“斗了一天了，什么也没吃。你去绿杨邨买两只菜包回来。”
他如蒙大赦，赶紧拿着钱离开，从二楼跑下来，门口花园两边，一堆是父亲焚烧西服领带后的灰烬，一堆是他家小猫的尸体。尸体边上金光灿烂，是他家从美国带回来的银餐具，小丘一样堆在花园当门口。阳光下面，餐具折射的光线扎眼。他闭上眼睛，避免去照面这些东西。
从他家洋房跑到绿杨邨，平时步行只要十分钟。他又是学校里的田径健将，若是小跑起来五分钟就能来回。但这一天，他却故意慢慢走着，希望他能够永远看不到绿杨邨的招牌，这样也就可以避免回家。
但绿杨邨到底就在眼前了。门口招牌上写得分明：净素菜包有售。
02
他第一次吃到这菜包，是在横穿了整个太平洋之后。之前他和父母，住在美国。人生转换于4岁，当年生日礼物是一张船票。这一年，是1949年。父亲说服了母亲，两人中断在美的教职，卖掉房屋，决定立刻回新中国报效。轮船上，他呕吐得不行。父亲带他去甲板上吹风透气，许诺“到上海就给你买好吃的”。
夜里大海一片茫茫，无边无际，似刻意隐藏了一切未知。相形之下，纵使体积庞然的大船也不过是一粒微芥，在没有坐标的波浪里颠簸漂浮。父子两人站在微芥上头。他闻到自己小领结上了沾染了呕吐物的气息，求助地抬头望向父亲，只见父亲向来一丝不苟的三七分头已被风吹皱，但底下一双眼睛里眼神发亮，好似在大海里看见了什么顶顶美好的东西。他便也安静下来。
当晚船到香港，回国师生悉数被当局扣留。船上与父亲同行的教授学生就地分成三组，一组留港，一组赴台，一组辗转买到船票去仁川。父亲毫不犹豫，选择第三组。全家再次搭船，从香港取道仁川，到天津最后回到上海。船停虹口区公和祥码头，一家人终于踏上故乡陆地。一如父亲在太平洋上许诺，他一觉醒来后，在上海开口吃到的第一样东西是绿杨邨的菜包子。
到了8岁生日许愿，他说将来要在绿杨邨做大厨，全家笑话了他一个夏天，那是1953年夏天，公私合营开始。祖父从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退下来，无所事事，只好天天在洋房花园里溜圈子。祖父偶然看见他会抚摸他的后颈，希望孙子和儿子一样成为科学家。
但他大学没能毕业。“文革”开始，导师下放，无人再为他授课。他回到家里，母亲正在关窗。他只好去绿杨邨买点包子。吃完那最后的一餐，当夜全家打包，虽然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收拾。凌晨前他们搬到自家洋房的汽车间，就此住到1978年。
03
他说，我后来离开大学，再也没碰书本，就跟着师傅学打拳。我的功夫好到一个街区里都有名，再也没有人敢上门欺负父亲。读书有什么用，我算知道了，最后还是要靠拳头说话。
他挥动拳头，展示上臂的栗子肌肉，让我猜测他的年纪。70岁的人了，这肌肉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一起在这个初夏的早餐，在绿杨邨新址门口排队，他排在我后面，粗声大气地问售货员为何前天下午来买菜包子时柜台里说不卖了。售货员说不会卖完啊。他便立即敲着桌板，骂骂咧咧地表示要找前天的售货员“问个明白”，“侬叫伊当心点，不要给我碰着伊！啥人敢弄怂我试试！”适逢有人试图插队，他回头一吼，就把人家吓跑了。
然后他开始说话，在等待新净素菜包出笼的一刻钟里。他讲述了他的前半生。
他说：“我后来有两个孩子，一个在牛津读博，一个在苏黎世做事。大女儿入外籍的时候，还哭着打越洋电话来说心里好纠结。我说，这有啥好哭的啦，因为都看穿了呀。”
队伍前后的人都不在听，一个个眼睛盯着蒸笼出来的方向，盘算着待会儿能不能买到这紧俏。只有卖包子的售货员点点头，偷偷瞄一眼、瞄一眼地看向这个穿着西装衬衫，却举止不好惹的高大老头。
这个早上我们一起等了15分钟，新出笼的包子到位后，他买了10只净素菜包。
走出绿杨邨，他把袋子一边一个挂在助动车上，扎紧袋口。新鲜热乎的包子隔着袋子透出热力，一下下地撩人手背，好像里面藏着一窝活的雏，争先要跳出来似的。
他拍拍袋子，顺势把住车龙头。然后他用力一蹬刹车架，翻身骑走了。车子滑入清晨的车流，不远处是梅陇镇广场，上海赴美签证处所在。晨风里人们排着队等待着面签，等待着去美国的机会。这个老头，昂着头从人群之侧骑过。
两边把手上挂着的包子塑料袋，随着他前行的节奏，像两面小帆，一鼓一鼓。像一艘驶离了绿杨邨的轮船。
十字街头
事后，他忆起婚礼那天的场景，才觉出嫌隙。但当时他身在其中，深信这差距只是一种差别。
喜宴上双方父母首次集体亮相。左边是他父母，穿深蓝列宁装，戴灰色帽，脚踩簇新布鞋，大声说一口北方话。右边是新娘父母，岳父三件套西装配金丝边眼镜，大背头用发油擦得纹丝不乱，岳母一身绛紫旗袍配珍珠项链，足蹬淡黄色皮鞋，正按着宾客亲疏远近，颔首或者握手，都是轻声沪语。
新郎的几个小兄弟都是新进的大学生，“文革”后第一批恢复高考的骄子，哪个不是伶俐的，这会子正站在门口帮着发烟敬糖，对眼前迥异的画风感到有趣。
“听说新娘家刚刚落实政策，家产都归还了。还有好些洋文书。”
“新娘爷爷是资本家，现在洋房归还。海陆空，36只脚，倒是一条不落。”
“我们兄弟的父母都是1949年打进上海来的，这才叫威风。”
新郎没有留意到这一切。或者说当时留意到了，也没往心里去。他一心一意都在美丽的新娘身上。两个年轻人都在上海长大，学堂里都说普通话，私下里沪语同样流利，一起读书讨论人生，共同志趣多多。
记得有一次离开街道生产组，他送她回家，那个时候她家的洋房已经72家房客，而她和家人一起挤住在自家花园的汽车间里生煤炉。等到他发现她家原来就是洋房旧主人，就说起年少淘气，也曾溜进她家花园偷摘葡萄，最后被主人家的狗痛咬一口。向来清丽的女孩子闻言突然妩媚地一笑，他不觉看呆。
浑然忘了他的父母跟着部队南下上海，就是为了要阻止她父母这样的人继续“剥削和寄生”的生活。
她没告诉他，那只德国进口的黑背被人捉走煮食。他也没说，自家父母被关进干校时他一度流落街头。他们挨过知青岁月考上大学，都有些惺惺相惜。只是以大学为起点，她打算听从父母建议，将来远离是非，而他亦听从父母建议，一心要投入建设。两条命运线在花园前的这个瞬间交汇。两个年轻人相视一笑，恍然以为彼此了然心意，觉得是在百废待兴的当口找到了同路知己。
生了孩子后，她告诉他，她有个出国进修的机会。他知道她一直想出国，心里也很高兴她能得偿所愿，也觉得单位委派出去就是买了往返票的保证。他便留在国内照顾幼儿。小孩子半夜起来哭着要妈妈，他哄着夜哭郎沿着婚后租住的小屋子一直走，走到洋房楼下。岳父母已经安睡，他不敢惊扰。朗朗月光照下来，是洋房下花园里的葡萄闪烁初熟的光泽。他轻轻吻孩子湿漉漉的眼睛，耐心等着怀里绵软的小身体安静下来，等着远方的妻。
那个时候出国音讯不通，寄信邮资之费都是奢侈品。孩子会爬了，又会走路了。她偶然来信，告诉他自己的进修项目要延期，自己要读硕士，后来又说要读博士。他想他们毕竟都有了孩子。她总归会回来的。
她回来了。伸手要孩子抱，孩子果然飞扑过去，但到了身前，孩子看看眼前时髦女郎，又发起愣来。他害怕起来，对着眼前的陌生人，感到自己优势尽失：大学生、机关干部、单位分房，放在上海哪个择偶市场都是亮点，但对一个在西方世界生活了那么久的她来说，这些算什么呢。他佝偻起来。她却垂下眼睛，拉着孩子的手坦然相告：他们分别太久了，她希望分手。单位的委派是双程票，她人回到了他身边，但生命里的一部分却坐了单程票，早已有去无回。
她央求说太久没有看见小孩，想单独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一阵。
那个周末来得毫无征兆。他去前妻的住所时猛然发现人去楼空。直到这时候他才惊觉她已经不声不响地换了工作办了出国手续。他跑去洋房，敲响平素不会惊扰的岳父家的门，才发现岳丈一家已经都去了美国探亲。一手带大的孩子，甚至还没有告别一声，就这样从他眼前消失。
他大病一场。很久以后，她才托人带口信，她已携孩子到美国与娘家团聚定居。那个时候一道太平洋如同天堑，他哪里能够说出国就出国。他连她在美国哪个城市也不知道。妻子孩子一夜人间蒸发，他似乎一下子就老了二十岁。
他以为他们同样劫后余生，可以白头到老。但在一片土地上经历同样的时代，他的父母和她的父母，对子女的期许，是截然不同的。
他病愈后，上海已经进入1990年代初，出国开始变得松动。妻子的人生轨迹到底还是影响了他本来稳妥的职业规划。他也辞职了，跟着那几年城里涌动的出国潮，去了日本。
从最底层开始打工，他极其辛苦地熬着，慢慢升职为高级管理阶层中的一员。他开始微微有些发福，不时对工人发火，偶尔下馆子唱歌。他娶了新的妻子，对方只是孤身在他手下打工的年轻女孩。小家庭添了一个儿子，婴儿圆圆的脸上有他似曾相识的笑容。当孩子第一次开口叫爸爸时他突然一怔，十几年来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未曾掉过一滴泪的他，那一日紧紧抱着儿子，慢慢别过头去。感受着温热小身体在他怀里绵软蠕动，他心里似被剜去一块，苦楚难言。
新世纪后他回上海，带着资金开厂，又过几年跟着经济形式的阶梯转移去了江浙一带新兴的工业区开拓业务。因为步调准确，早已钵满盆满。等再回上海时，他买下的好几处豪宅都已经升值数倍，出入的好车上，司机恭敬地帮着拉门。
他邀请当年的小兄弟一起吃饭。席间友人问他有没有回去看过那幢别墅，妻子边哄孩子边问，什么别墅？他微笑。友人见说错了话，连忙打岔：你真是衣锦还乡！
但等妻子去洗手间时，他突然放下杯子，说：“我去了美国好几次，但茫茫人海，我根本找不到他们。我托了多少关系，但就是找不到。”大家一时不响。直到女主人带儿子回席，才又重新说笑起来。他伸手揽住妻儿，晓得她们绝对不会离开他。她们都超级喜欢上海的繁华和机会，触目所及都是好的。
后来他还是一个人经过了昔日的结婚礼堂，也犹豫再三，还是经过了那幢别墅。花园洋房易主多年，现在是高级的会所。几十年日晒雨淋，旧的那些几乎认不出了，新装修的部分又考究异常。这一刻，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炙手可热的业界精英，也忘记了纵横商界的骄傲。他努力向栏杆内的世界探出头去，一如当年随父母南下的少年，初见这个新鲜的远东大城市。
然后他一眼就看到，葡萄藤不在了。当然不在了。
似是故人来
1965年，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决定在所内新建一幢麻腮风生产大楼。建筑共8层，高约35米。那一年国庆节，郦强华跟随父母走进这幢全新的大楼。湿漉漉的水泥和石灰的味道新鲜、清爽，带有令人愉悦的冰凉感，扑面而来。一家人走进大厅，大厅回响着他们的脚步声。他们走进电梯，这在当时还是罕见的高科技设备，轻易不能被人触碰。但此刻，电梯张开怀抱等待着他们，也簇拥着他们随电梯一级一级升高，直到楼顶。登上顶楼，微风吹来，这里是当时长宁区的制高点，向东远眺，一路看过去，并无高楼，视线开阔，能一直清晰地看到人民广场，这一晚，国庆烟花绽放。犹如为他们一家，单独绽放。
这一年，郦强华先生13岁。
郦强华的父亲就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领导。有这样的身份，平素郦强华来这个院子玩，职工总另眼相待。我问郦强华，这种优越感，像不像小王子啊。郦强华微微笑笑不答，只是看着窗外。
我们坐在番禺路60号的孙科别墅里。这幢房子，在1949年后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领导办公楼。我们所在的二楼位置，就是郦强华父亲当年放办公桌的位子。从这里望下去，有一小片草坪，一个中国风味的亭子，一个池塘，上面覆一座石桥。
郦强华看着窗外，这些亭台池桥都在雨幕中，如水流冲刷着一幅卷轴，郦强华惋惜道：当年我爸爸在的时候，楼下可是遍植果树，有橘子、苹果、柿子、柚子树……很好看的。现在怎么都没有了。现在都是些普通灌木。他们都是怎么弄的？他们是不是嫌弃果树的果子掉下来，不好打扫，所以都砍掉了呢。
边上万科的工作人员听到了，就赶紧在笔记上记录下来这一段。说，我们接手的时候就是这些树，您说的情况，我们可以查查看。郦强华就摇头。指着下面的绿植说，不是你们的问题，你看他们这些新种的树也很大了，爸爸退休后，所里没人看护这些果树了。
为加强防疫工作，1951年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下令将华东人民制药公司上海生物学厂（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前身）由天通庵路迁至延安西路原哥伦比亚圈。1952年，郦强华出生，父亲工作的这片天地，成了他的百草园。
因为在兄弟姐妹中，郦强华身体最弱，父亲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也允许他午间休息和放学后到上生所职工食堂解决午饭和晚饭。郦强华就几乎是在这所里长大的。
郦强华先生向我详细描绘，当时，每天早上，所里的职工从延安西路大门进所上班，要把门卫室口箱子里写有自己名字的竹牌翻过来以示签到。郦强华记得，每次在食堂吃饭时，每个职工都有固定座位，可以在桌面的纸条上预订明日午饭。如果谁正好生病，就在碗里贴上红纸条，提醒食堂工作人员着重消毒。
郦强华也记得，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也没饿过肚子。厂里将做生物实验剩余的牛、马的肉做成菜肴供职工共克时艰。有人还把炒马肉拿出去贩卖，触犯了当时的法律被捕。郦强华还记得，在上生所里，一度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里面养着供实验用的羊、马、猴、老鼠、兔、狗、狼、蛇等。年幼的郦强华趴在栏杆外面逗弄里面的动物，眉开眼笑。郦强华不需要去十里洋场所在的南京路玩，不要去西郊动物园玩，上生所犹如整个世界这么大，提供了他的一切。
在“大跃进”时代，所里搞技术革新，科研专家索性就不回家，带些替换衣服住在了实验室里。郦强华的父亲也就住在实验室里，向专家们学习业务。郦强华的父亲青年参加革命，到上海是南下干部，本不懂技术，但是因为有了这一段和科学家共处的经验，郦强华父亲喜欢也尊重了科研。一度，父亲希望儿子未来也能走上学习科研的道路。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对郦强华好。“文革”开始，父亲不再能工作。有一天郦强华正如往日一样在所里玩，忽然被一个成年人殴打。那人边打边说，就是要打你。很久以后，郦强华才明白，这是职工对领导的泄愤。他从小王子变成了狗崽子。从那时候开始，这里不再是他的温暖的庇护所和无忧无虑的乐园，郦强华逃上北上的火车，渴望通过去广阔天地有所作为，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文革”后期，郦强华从插队所在地转去东北参军，退伍后，回到上海，又回到了上生所做些行政工作。郦强华错过了求学的黄金年龄，他终究没能如父亲希望那样从事科研。但郦强华至今的住址也没有离开这里太远。如守护童年的圣地一样，郦强华66岁了，依旧守护这里。
但这里也是孙科后人的童年居所。
早在1924年，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进行江浙战争，波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趁乱于1925年完成了十一条越界路的修筑工程，变相地扩大了租界范围。土地的扩张吸引了冒险家闻风而动，美资普益地产公司看中了刚刚筑成的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及安和寺路（今新华路）附近的地块，并从左家宅、蒋家巷的地块所有人手中买下了此地，进行投资开发。整个工程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广场，所以英语以“Columbia Circle”来称呼，因此也被称为哥伦比亚圈。
哥伦比亚圈的开发计划推出，土地被细分成70来个面积一亩至两亩不等的长方形地块，建造连体住宅和花园住宅。公司的时任匈牙利籍经理胡戈·桑多尔邀请了邬达克为总设计师。邬达克把别墅分为了十种不同的风格：英式、意式、西班牙式、萨克拉门托式、加利福尼亚式、殖民地式、佛罗里达式、圣地亚哥式、好莱坞式以及英国乡村式。其中作为英国式及英国乡村式风格的别墅的数量在哥伦比亚住宅圈中占了最大的比例，邬达克再将此风格细分成四种不同的样式以满足业主的口味。截至1930年有21栋别墅以及一栋车库建筑落成。哥伦比亚圈里还有1923年建成的美国乡村俱乐部（又称哥伦比亚俱乐部）。这个有着高尔夫、游泳池、网球场、壁球场等诸多娱乐设施的俱乐部，不仅服务当时的在沪美国侨胞，也对旅居上海的各国侨民开放。
据1930年《普益年报》记载：春夏两季，大批买主置购产业，普益当年的净收益比1929年超165%。
位于哥伦比亚路22号（今番禺路60号）的别墅，原是邬达克在设计哥伦比亚圈时，为自己而设计建造的独立花园住宅。与此同时，邬达克还在设计建造另一座重要建筑，即后来的慕尔堂。但是两座建筑同时建造的关键时刻，资金出现了危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伸出援手，使得慕尔堂得以完成。为表感谢，邬达克便将自己准备居住的别墅以几乎是馈赠的价格转让给了孙科。至此，这座古堡般的建筑更名为孙科别墅，也就是后来成为郦强华父亲办公楼的地方。
孙科别墅为砖木结构，面积为1051平方米。从建筑正面观赏，三个尖券门洞优雅敞开，透过门洞，能看见三个圆形拱门依次排开。视线上移，四扇落地大窗拱卫中央铸铁栏杆阳台一一展开，三根陶立克柱子被置于四扇窗间，巴洛克的风格悄然呈现。而三层的三个假天窗耸立于层层红色筒瓦之间，带有西班牙建筑风格。
孙科一家在此居住时，二楼西南边的大卧室是他两个儿子孙治平、孙治强的居所；二楼西北较小的那个卧室则是孙穗英、孙穗华两位女儿的房间，孙科自己的主卧约有60多平方米，其起居室带有180度景观窗，能欣赏到花园里如茵的草坪和草坪北端的女神雕塑。1949年3月，孙科辞去国民政府职务，在与夫人陈淑英离开大陆去往香港之前，将这套别墅转卖，后属国民党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
解放后，孙家的女儿还来这里看过，她们清晰地指出，别墅里的秘密金库在哪里，父亲卧室的保险箱藏在哪里，还有自己曾经睡在哪一间房间，又是从哪一间房间出嫁。这里是她们的家。如果她们也从二楼窗口往下望，望见这些小池塘、小桥和小亭子，会不会也很惋惜。因为本来这里没有池塘，在邬达克的设计里，这里就是一片欧式草坪。草坪离别墅最近的地方，竖立一座裸体女神像。但现在草坪被开挖，女神像也不知所踪。
池塘，是在1950年代末的时候被开挖的。当时因为比邻的番禺路地势较低，每逢雨天，楼下总要被淹，不方便所里职工上下班。郦强华那个时候十岁不到，最喜欢这样的时刻，郦强华和兄弟们在积水中扑腾、嬉戏，完全不顾水漫过他的大腿。正是他的父亲作为所领导，呼吁大家放弃休息日加班，肩挑手扛，硬是挖出一个池塘，来根除积水问题。那些挑出来的土，后来被郦强华父亲种植了果树，大草坪消失了，但改造草坪而生的那些果树，也在之后的历史中消失了。郦强华来这里，惋惜果树，孙家的女孩子们来这里，或许会惋惜池塘，如果再老的侨民来了，会不会惋惜那个在上海拥有特权的日子？
所谓的哥伦比亚圈，大致包括今日延安西路、新华路、法华镇路、番禺路一带。1930年代，这里的居民多为中上阶层的外侨、银行家、医生、商人，以及中国上层政客、买办。1930年，英国人巴拉德一家入住安和寺路（今新华路），在巴拉德的晚年自传里，记录了他坐着配司机的别克车、吃冰淇淋、喝可乐、看美国电影、从伦敦订购玩具的童年。当时这些外侨在沪的生活，仿佛就是一场不落幕的巨大派对，他生活在上海，但和上海的市民阶层毫无触碰，这是一个与通俗意义上的中国人的上海完全无关的城中之城、世外飞地。直到战争让一切特权归零，哥伦比亚圈别墅为日军占用，外侨被关入日军集中营（多在龙华集中营，今上海中学）惨淡度日，死伤无数，幸存者在1945年后纷纷回到母国。这段经历，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太阳帝国》中也有所体现。
对这些外侨来说，哥伦比亚圈，也曾是他们的家。再往前推，在外国冒险家为来此地投资获利之前，这里是世代居住此地的江南民居，名为左家宅、蒋家巷。这里也是那些江浙百姓的家。每一代人都怀念这里，用自己的方式。也改变了这里，用自己的方式。在平行空间里他们共同拥有这片土地，也终究不曾能独占时光。
如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搬走。这块地方，被万科改造成时尚地标的上生·新所了。万科年轻的工作人员陪我在这里走了一圈，浓郁欧式风气的30年代的西洋别墅，和工业厂房风满满的50年代的包豪斯风工厂并列，展示着上海的一个剖面。郦强华先生被留下来，作为老上生所的物业代表，和万科合作。他须发皆白，腰里系一根军用皮带，问答都坚持说北方话，显示已然认可被迫离开上海那些年的经历对他语言习惯的改变。他说，现在这里是网红地标，经常有时髦人士进来吃饭、自拍，但也常常有老年游客进来拍照怀旧，坐在那些网红咖啡店门口的椅子上一坐一天，他们都是老上生所的职工。
“我们对这里感情太深了，因为这里就像是我们的家一样。”他说。
而我，也默念他说的这个字——家。
注释
[1]意为：离开宝庆路我就会死的。
[2]上海话，意为“老公子哥儿”。
[2]前身是“美国妇女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