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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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母亲

母亲走了。

母亲是很普通的乡下妇女,即使亲属圈也未必全部知晓她的名字。因此,母亲的走,对这个世界来说,好比一片枯黄的树叶在冬日寒冷的天空中艰难地颤颤盘旋几圈后落向了大地。可是对于我,则是整个天空,整个天空轰然塌落下来,世界黯然失色。

母亲走得那么急,我竟未能赶上见最后一面。在殡仪馆场外,在特定时刻,我久久仰望高耸的烟囱缓缓腾起的青烟。想到母亲那贪黑起早操劳一生的瘦弱的身体,那无数次抱过和抚摸过我的粗糙而温暖的双手,那专注、凄寂而慈祥的面容正在化为青烟,化为一缕青烟飘向清晨灰蒙蒙的天空,我一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母亲上过旧式学校,但没参加过工作,没参加过社会活动,没领过工资。家庭和孩子几乎是她的整个天地。她身后留下来的,可以说只有我们六个子女,只有她陆续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六个生命。我是老大,长子,我降生时母亲刚刚二十岁。从此,她的青春,她的人生,她的一切,就被无限拖入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辛劳和苦难之中。我不认为母亲偏心,但因为我是长子,即使在时间上我也得到了母亲更多的爱。那是怎样的爱、怎样的母爱啊!

同样是母爱,但我觉得,艰苦岁月中的母爱和经济条件相对宽裕情况下的母爱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前者需要母亲牺牲甚至最基本的个人生活需求,需要母亲从自己身上和口中节省本来已很可怜的衣衫和食物。那是用血和泪化合的爱。而我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爱,这样的母爱!

我小时是个体弱的男孩儿。虽然个头不比别人矮,但力气小得多,胆也就格外小。不敢爬树,不敢骑老牛,更不敢和同学摔跤打架,因为会被人家一胳膊抡出好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日子落到了真正吃糠咽菜的地步。晚间喝的高粱米粥,尽管放很多碱下去,但仍然清汤清水,几乎数得出碗底薄薄一层米粒。而母亲碗里几乎连这层米粒也没有,喝完两碗米汤就在煤油灯下一声接一声咳嗽着一针接一针纳鞋底做棉衣。而我第二天上学带的饭盒里,就时常在糠菜之上多出一层米粒,有时还有一个咸鸡蛋或半个咸鸭蛋。靠了这点儿营养,我在比我强壮的同学都有人饿得退学的情况下,以瘦瘦的身体坚持读了下来。

十多年后我进省城上了大学,每月有六元钱助学金。那时家里虽不吃糠咽菜了,但仍很穷,母亲连一件出门衣服都没有。我有意不拿家里的钱,一切靠这六元钱维持。记得一年寒假结束返校前一天晚上,母亲从箱底颤巍巍摸出二十元钱给我。我问哪里来的钱,母亲说把生产队分的口粮中的玉米卖了。我不要。我看着母亲刚过四十就憔悴不堪的脸庞,看着她单薄的旧棉袄下支起的瘦削的双肩和细弱的脖颈,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拿这二十元钱。母亲哭了:“儿呀,妈知道你体贴家里难处不向妈要钱,可妈知道你身上没钱,妈心疼你呀!”我也哭了,哭着从妈手里接过二十元钱。

大学毕业后我南下去了广州。广州话听不懂,尤其工作根本不合心意,精神苦闷到了极点。母亲来信了,嘱咐我别想家,别想妈,别想太多,既然去了,就克服困难,安下心好好干吧。信是用铅笔写的,一笔一画。母亲识字我是知道的,但没想她会写这么多字,句子也够通顺。那是我接到的母亲的唯一的信。我相信她这辈子也只写了这么一封信。信上母亲叫我别想她,但后来听父亲说,母亲当时想我想得晚上睡不着觉,险些哭坏了眼睛。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每每记起。若干年前我个人生活发生变故的时候,包括父亲在内,几乎所有家乡亲人都指责我是错的,袒护我的只有母亲一人。她从父亲手里抢过电话筒对我说道:“只要是我儿子做的事,就都是对的!”母亲这回显然是偏心了。细想之下,世界上大凡爱都是偏心的,唯有偏心才成其为爱,爱因其偏心而纯粹、神圣和刻骨铭心。

就是这样,母亲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血泪化合的爱,给了我唯独母亲才能给予的呵护和温暖。而我在母亲最困难的时候却未能给予什么,未能守候在她身边,未能和母亲在一起。我知道,母亲是多么想和我在一起的啊!

现在,我和母亲在一起了,母亲和我在一起了——我把母亲的遗像带回了青岛,换了框放在书桌右侧的书架上。此时此刻,母亲正从旁边看着我,眼神仍那么慈祥,那么带有几分凄楚和忧伤,一如一两年前她在青岛期间从餐桌对面看我吃她包的饺子,从窗口看我在小园子侍弄花草,从门口看我每次出门时的背影……

(2007.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