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教授的操守

我心目中最可敬佩的教授

如今是教授辈出的年代。教授排山倒海，质量五彩缤纷，种类形形色色：专职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特聘教授资深教授，博导教授硕导教授A档教授B档教授C档教授，以及刚刚出笼热气腾腾的教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四级……不用说，教授多总比小偷多好，再说不多我也挤不进教授行列。其中亦不乏明星教授，如余秋雨教授易中天教授于丹教授。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或直领对襟谈笑自若，或娴静优雅顾盼生辉。出镜登台，万众瞩目，振臂一呼，“粉丝”云集，场面之壮观，气势之雄伟，纵然秦兵马俑方阵谅也自叹弗如。他们当然是当今才华横溢掷地有声的教授，至少在学术与大众之间架起现代化桥梁，可谓居功至伟。

然而若问及我心目中的教授——说偶像未免轻薄失礼——我眼前浮现出的则是与当下教授群体全然无涉的三个字：陈寅恪，陈寅恪教授！先生仿佛珠穆朗玛摩天的冰峰，寒芒四射，又如拂晓远空孤独的银星，英气逼人。那是先生的身影吗？不，先生早已卧床不起；那是先生的目光吗？不，先生早已双目失明。但是，那就是先生，那只能是先生，千真万确，无可替代。高不能攀，遥不可及，唯仰视唯向往而已。

吾生也晚，不曾受业先生门下，专攻亦相去万里。唯一或可称上缘分的，是我和先生同样在岭南名城广州生活了二十年，而且有三四年就同先生居住过的康乐园——中山大学校园比邻而居。惜乎我到达广州的时候，先生于六年前就已永远离开广州、离开人间，含冤九泉。

然而我还是同先生“相遇”了。十几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入夜时分，我在暨南大学校园一家小书店里有幸“邂逅”了先生。先生静静现身于房间角落荧光灯下一个简陋的书架：《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陆键东著，三联1996年7月版），于是我把先生小心请进了我的书房。从此我认识了先生，认识了二十世纪一位独步孤叹的卓越的学人，认识了一位被誉为“教授之教授”的“一级教授”，认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唯一堪称知识分子的大知识分子。

其治学也，先生负笈海外十六载足迹遍三洲，通晓十几种外语及梵蒙藏西夏等文字，然而异域文化始终无法冲淡他对故国文化的深深依恋和忠诚。在传统文化风雨飘摇之际，甘愿为其“托命人”，终生矢志不移。但先生并非纯粹出于怀古幽情，而认为文化传统之所以不能割断，是因为民族自立国家自立，首要在于文化自立，并预言“华夏之文化……终必复振”。故孜孜矻矻，从不懈怠，即使在双目失明后的二十余年甚至在失明膑足的生命最后几年仍著述一百余万言。真知灼见，横跨中西文史，如银河在天，闪闪耀眼。

其教学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中外教授，如恒河沙数，试问哪位敢出此豪言？且看其讲课风姿：“貂皮帽、衣狐裘，头围围巾，手提蓝布小包袱，坐在南区（指西南联大——笔者注）小教室里，有时微笑，有时瞑目，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同学如坐白鹿洞中，教室虽无绛帐，却也如坐春风。”何等才气纵横，所向披靡，俯仰之间，绝尘而去。无论在西南联大还是在岭南中大，先生的课堂都有其他教授侧耳倾听，故有“教授之教授”的美誉。

更让我景仰的是先生的信念和风骨。在先生眼里，学术是非可以商量，个人恩怨不必芥蒂，唯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须以死力争，“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早在一九一一年二十二岁在瑞士留学时代就以原文读了《资本论》，但认为研究学术“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当五十年代被邀赴京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亦不改弦更张，并“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先生通晓古今洞察天人之学识与先见之明，当然知晓这样做在当时是多么不合时宜，但他绝不通融。先生最讨厌趋炎附势、“气节变易”、曲学阿世。可想而知，先生在“文革”中在劫难逃，以死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奏鸣萦回天际的绝响。

先生治学之纵横捭阖横无际涯固不可及，教学之电光石火出神入化亦不可仿，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皆可学，可以向往。至少，认识“先生”后我多少看淡了一些时人趋之若鹜炙手可热的东西，如课题、项目、获奖等明显带功利性世俗性的东西，而开始注意倾听自身灵魂的声音、社会底层的声音、文化和学术内生的声音……

让我们记住这一时刻：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五时三十分，陈寅恪教授在中山大学一座被迫迁入的平房里含冤去世，正对其窗口的广播喇叭的高分贝批斗声应该尚未响起……

一九六九——二 ○○九，先生去世四十年了，整整四十年了。谨以此文纪念我心目中最可敬佩的教授。

先生千古！

（2009.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