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影像从肉体的河流浮出水面
Images Emerge from the River of Flesh

“二战”之后，欧洲大陆笼罩着冷战和核威胁的阴影，继战争的生灵涂炭和纳粹的残酷镇压后，接踵而至的冷战又将纳粹集中营惨绝人寰的事实和对核武器威力的恐惧心理扩散开来，这些悲观及焦虑的状态同样充溢于艺术家群体中，逐步形成某种蕴含危机且无法掌控的群体性心理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强烈的超现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风格成为这一时期英国艺术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一些正处于艺术创作最为旺盛时期的艺术家开始不满足于现有的风格样式，转而主动探寻属于各自艺术诉求的形式，其典型的代表性群体正是“伦敦画派”的艺术家：弗兰西斯·培根、弗洛伊德、奥尔巴赫以及科索夫等人。艺术评论家西尔维斯特认为，相比前代英国艺术家，这些年轻人展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图像控制力，他们用鲜明的个人视角替代了单一风格与特定意图，作品将当代性和写实性有机结合，“伦敦画派”群体艺术家的特征所构成的绘画趋向恰好组成了这一时期英国新绘画风格的核心思想。

培根坚信“任何个体都必须从日常存在中捕获无目的短暂持续性的现象，尝试性地描绘出世间的恐惧与绝望”。他的绘画为我们有力地证实了其对战后境遇的敏锐洞见和对真实人性的描绘。相比培根，大屠杀使弗兰克·奥尔巴赫成为孤儿。伦敦作为近乎一半被摧毁掉的城市，对于幸存者而言充满了诱惑，伦敦的惨景不断触及奥尔巴赫和科索夫的精神诉求，经受战争洗礼后的伦敦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处处弥漫着关于自由和解放的幻景，每个活着的人都经历了从死亡威胁中逃脱出来的过程。⁽¹⁾奥尔巴赫与科索夫常常结伴出没于伦敦城内不同的建筑工地，二人致力于描画出逼真写实且覆盖着砂砾与尘土的伦敦全景。在奥尔巴赫看来，充满各种功能的城市非常无聊，好像立体世界中的直线外框没有任何趣味，但战后的伦敦的风景却绝然不同，像林立的悬崖峭壁，充满戏剧性。

战后，欧洲各国均致力于重新塑造本国的文化形象，这一过程无疑促成了各国对各自艺术前景与发展方向中的颇多争议。此时，作为英国艺术评论家的大卫·西尔维斯特（David Sylvester，1924—2001）与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都曾为重整英国艺术在世界的形象而制订了所谓的“世纪规划”。从而形成了这一阶段英国与美国、欧洲间的三大竞争关系。处于战略旋涡中的英国艺术借着战后艺术界的论争和重组之机力图重塑和调整本国的艺术形态，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英国诞生了一批具有全新艺术主张及文化理念的艺术家群体，其中最具代表的当数“伦敦画派”。他们特立独行且对绘画各自持有明确见解和态度，而对于他们艺术作品的评价和定位，却常被以非英国为中心的艺术评论家们所低估，但在画家们不懈努力的艺术创作和一些重要的英国评论家的支持下，“伦敦画派”艺术家作品的价值最终被认可，并成为“二战”后乃至当下世界绘画史中可圈可点的重要流派之一。他们的艺术风格对世界范围内青年艺术家们的创作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使得在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之间的30余年中，逐渐确立“伦敦画派”不可动摇的地位。而进入21世纪的10余年内，“伦敦画派”艺术家们的作品价格在拍卖市场上屡创新高的现象，使我们不得不再度审视这一艺术家群体的形成过程及其艺术作品的价值。

培根与西尔维斯特自50年代相识，随后二人在艺术界各自发展为顶尖的画家和艺术评论家。⁽²⁾西尔维斯特成为培根最强有力的理论推手。在1948年法国报纸《新时代》（L’Age nouveau）中，西尔维斯特首次在其文章《绘画的诸多问题：从巴黎到伦敦》中使用了“伦敦画派”（L’écde de londres）这一概念，力图提升英国艺术在国际的声誉。该文全面介绍了英国青年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伦敦画派”的概念，以期抗衡业已形成的“巴黎画派”。

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与西尔维斯特进行辩论的正是著名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西尔维斯特将培根的绘画风格梳理为是毕加索精神的延续，并在其绘画中提取出源自英国新浪漫主义风格的元素以及英国艺术家萨瑟兰的影响。而格林伯格则将波洛克定义为是传递超现实主义衣钵的艺术家，称其是具有美国国家精神的代表，并强调他与画家兼导师的托马斯·哈特·本顿的师承关系。在二人理论的推动下，被他们选中和推崇的艺术家均被定义为超越了“二战”前的法国艺术，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属于自己国家文化和精神的艺术家的杰出代表，西尔维斯特和格林伯格极力将他们推向国际艺术界以确立本国的形象和特征。

西尔维斯特指出，以“巴黎画派”的现代主义道路为基点，到“纽约画派”的诞生和“伦敦画派”的崛起，艺术的发展应起始于写实主义而非抽象主义。于是，西尔维斯特将《新时代》最为显著的版面留给了以培根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英国艺术家。他极力为这些居住在伦敦或曾经在此生活过的艺术家正名，实质也是在为伦敦重新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