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大裂变:西部大开发纵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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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政策未到不主动——“等靠要”行不通了

本报记者近来采访了一些地方和部门,说起大开发,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大开发?中央有什么实际的政策?

在这种思想和情绪指导下,有的地方和部门报出的项目多半是在过去的政策环境中思考和制定的,资金运作方式也是在过去的金融指标框架内拟定的,连开个会发个言,除了报纸上,文件上登的那么几段涉及此次大开发的战略意义以及如“一定要抓住机会”“要自力更生”等等之类“提纲挈领”的表述之外,具体的、实在的能适应大开发战略的东西是拿不出来的。依据过去的常规思维拿出来的东西,能否挤进国家大开发的盘子,一些报计划的人在私底下自己都抱怀疑态度。

这并不奇怪。我们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我们还习惯于一切等上面发指令、靠上面拨资金、要上面的规模盘子的传统方式。从中央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看问题,大开发的本质是计划的,是战略规化。人们从国务院西部大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去适应这种局面,单纯的等靠要不能解决问题。据说有一则寓言是这样的,广东人曾以不无戏谑的口吻说东部和西部的思维差别:我们广东人专门研究中央都说了哪些不能干,不能干的坚决不干,至于没说的,都可以干,你们则专门研究中央都说了哪些能干,说了干的才干,至于没说的,都不干。

此虽是寓言,却极生动而尖刻地指出了两种心态及其性质,一种是跟着中央的宏观调控相对接;一种是完完全全的计划经济,表面上是听话,实则是胆小和不负责任,起码是不懂市场中有计划,计划中有市场的道理。一则国家的政策也是资源,也是资金,国家作为这个“投资”的主体,不可避免地也要考滤“投资”的比较效益;再则,实施宏观调控职能的国家肯定无法把啥都说到,它没说的你就不干,无疑是自己倒霉。

作为地方,作为一个地方的一个行业、一个部门,我们正该干的,是完完全全的市场经济,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指导正在干着的市场经济,过去我们吃过亏,现在我们也许还会继续吃大亏。我们跑步(部),当然盼望着党和国家能给我们更优惠更开放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也正在作着这样的战略部署;但我们更应该行动起来,破除“等要靠”的陈旧理念,创造出一个个政策和资金的“漏斗”——推动政策出台、资金投来的环境。

(《成都商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