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逝的罗衣:正在消失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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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言

尽管文学作品,宗教经典仍在演绎传递着上帝造人的故事,但事实上从达尔文、斯宾塞等人之后,“人是猴子进化来的”几乎成了人类基本的常识。其实,“人是猴子进化来的”这个被简化了的经典论断既对又不对。原因很简单,人确实是猴子进化而来的,因为至少在目前的生物种类中还有至少外观上看来跟人类非常接近的猴子,说它不正确,问题也同样在这里,已经有不少人有点错位地责问:既然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为什么现在的尖嘴猴腮的那些东西们又还没有进化成人?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人是由上帝造的,还是由特定时期的猿进化来的,自从人这种东西产生了之后,不论是出于避寒的目的还是出于遮羞的目的,人类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脱离了赤身裸体的本来面目,比较随机地摘取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装点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如花、草、树皮树叶、兽皮兽骨、石头、贝壳等等。就象有毒瘾的人一天也离不开鸦片和海洛因一样,自从人身上有了遮蔽肉体的这些东西之后,除了洗澡和做爱,人类就再也没有能够脱离这些附属物。随着服饰的日趋多样与繁复,人类的肉体本身对自然界的适应也就越来越弱,所以现在要是听见某人跑一百米只需要八、九秒,人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把奥运会的金牌之类的玩意儿挂在他脖子上。同样,儒雅的现代人要是偶尔目睹有谁能赤身露体地轻松地穿梭于荆棘丛生、野兽密布的森林之中,或者能在喜玛拉雅的冰山、在北极、南极的冰川自然地生活,都会艳羡不已。但孰不知,这些都是人类肉体曾经有的本能。现代这些经过狩猎经济、产食经济、商品经济文明化的人类,如果不借助于枪炮等代表文明的工具,在曾经是人类与之交融在一起的自然界中,他们就会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直到今天,鲁宾逊仍然是被大多数人们推崇的,因为多数人已经完全被文明异化,成为所谓文明的怪胎,与最初意义上的人越走越远。

实际上,就是有了宗教、音乐、美术、银制餐具、华美的衣履、蒸汽机、电、望远镜、指南针、小舟等促进人类前行,远离大自然、残害大自然的工具,但就像前不久依然挺立、让世人瞩目的纽约世贸大楼一样,曾经被世人倾心的泰坦尼克还是在它的处女航中,就在无声地漂浮的冰川面前香陨玉碎、烟消地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服饰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和人类众多创造物中的一类,它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同时,服饰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不但以其异彩装点着人类的历史,它也书写着、记载着人类的历史。道理很简单,只要想想,如果没有人类为自己加在身上的服饰,那些对于曲线胴体和健壮人体的写真、素描等传世之作,那些今天昂首挺立在大街小巷的照相馆、美容院等等还有什么存在的依据和意义?

刚刚逝去的这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转型——真正的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这是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差不多奋斗了一个半世纪的梦想。随之带来的是,那些与农业文明风雨同舟,与刀耕火种相伴的,原始的、素朴的、结实的、笨拙的、粗糙的、手工的、费时的,也传递着深情厚谊的服饰地消亡与流失。是要顺其自然地让这些服饰成为农业文明的殉葬品、工业文明的牺牲品、未来世界的嘲笑品,还是让它们在后人心目中有一些“真切”的活的记忆?

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虽然存在一种线性的进化关系,但作为人类社会的两种文明形态并不存在现在人们经常使用的“先进”、“落后”等“大词”那种规约的属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们是两种互补和并存的文明形态。否则,人类历史就完全是一部“落后”、“野蛮”、“愚昧”的记录,这样也就会使“历史”两个字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存在质疑,并自然地颠覆。可是事实上,人类并不像那个经典的比喻所说的那样,在倒洗澡水时,也一同将婴儿倒掉,而是常常很明智地把婴儿留了下来。文明的类型不同,作为文明的衍生物,服饰就有相应的表现。农业文明的以手工为主的服饰虽然在形制上没有工业文明服饰的多姿多彩、花里胡哨,但它所蕴集的“千层底”般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亲情、爱情、友情,对今天看来恶劣生存环境的正视、思考、适应,对浩博的大自然、不可知命运、飘渺的神灵的敬畏,对新生生命的百般呵护,对长者的祝福与祈祷,对美好、祥和生活的期盼等等,都是现代金碧辉煌的商城中玻璃橱窗里,那些面无血色的、冷冰冰的,主要以价格的高低来衡量其好坏的华美服装所没有的。在这既被金钱凝聚,同时又被金钱不断隔离的社会,尤其有必要为人们日渐丧失的“情”谱写一篇象样的祭文。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不得不日渐消失的服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体现农业文明的服饰——犹如隔江犹唱后庭花式的夜郎自大、孤芳自赏,也不意味着要像黛玉葬花那样的顾影自怜、自卑自叹与自恋。写这些东西仅仅是想记忆下历史一些细小的真实,因为这些服饰确实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也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凝聚体现着曾经享用它们的人们对具体日常生活的认真思考、正视、执着与坚韧。

工业文明是一种革新的、迅速淘汰旧事物的文明。在工业社会出现的每一种事物,其生命与农业社会中事物比起来都要短暂些。所以,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服饰就像同时期的人一样,特别浮躁,少有典雅、自信、闲适和一分舒坦。许多服饰就像流行音乐等文化快餐,人们群体性的一哄而上吃了之后,再豪放地、毫不顾惜地也是痛痛快快地将它从嘴巴或者是从肛门吐掉、拉掉。这些你方唱罢我就登场的服饰,就像日本的首相——换得飞快。对它们的消失,就象春天的一分尘土与两分流水,只能倍增人的伤感。

为此,尽我自己的所能,在自己的记忆中,在他人的记忆中去搜寻这些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亡的服饰,从而给过去这一百年的历史做一个小小的注脚,给后人一点感性的图像和印迹,使历史不再显得那样的空洞、苍白、象天上的神一样那样远离普通人的世俗生活。让他们不要再像我们这样,一旦说起历史就是一些八辈子也打不着边的帝王将相、土匪草寇流氓地痞的“私”生活史,历史应该是发生在他们前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是民众活生生的有血有泪的常态生活。因此,给历史的细枝末节做一个记号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而每天人们都得裹覆自己裸体的衣物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坐在北京知春路悬在半空的蜗居中,注视着朗朗夜空下的冒着坚挺烟雾的烟囱和犹如山村墓地三三两两的阴森森的鬼火般的,也有人说是耀眼的、斑斓的、迷离的灯火,我的思绪离高楼大厦林立的北京、离霓虹灯此起彼伏的北京,离这些年像个暴富的急速膨胀的“土财主”的北京非常的遥远。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思念着那在千里之外的地处南国的故乡,和依旧在那小山庄不停劳作的白发苍苍、身影佝偻的老母亲。儿时,同样是这样的深夜,当我朦胧地睁开双眼起来撒尿时,年龄还并不是太老的母亲已经花白的头发,总是在昏暗的桐油灯下与暗淡的依稀的桐油灯光一起闪烁。几乎一年四季的每个夜晚,母亲都是在一家人都睡了之后,还在用她手中的针和线给爷爷、奶奶、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做鞋、做衣裳。其实,母亲的母亲,父亲的母亲,以及二三十年前天下大多数母亲她们基本上都是像母亲这样过过来的,有的甚至比母亲还要辛苦。我并不想夸大“母亲”的作用,但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些平凡的女性手中一针针、一线线缝出来的。没有她们辛勤、任劳任怨地缝补、编织,中国的历史肯定更加破败、萧条、苍白与忧伤。

祖母是看着我长到十七岁时才去世的,那时她已经八十二岁的高龄。祖母的脚是典型的三寸金莲,因为不懂事的我在小时候经常的傻笑她的小脚和走路时的碎步与颤悠,祖母几乎没有当着我的面洗过脚。这双小脚,使在农村必须劳动的她行动十分地不便。在她的晚年,为了减轻母亲的劳累程度,直到她死的那一天,祖母的衣物基本都是她自己缝补和盥洗的。由于老眼昏花,在缝补衣物时,只要是放学后我在家,她就会让我给她把细线穿在针眼的小孔里。作为一个那时还很小的男人——几岁的孩子,我是在祖母的影响下,学会简单地缝补衣服的——这项技能在今天已经被很多人轻蔑地嘲笑过。当我在无数个夜晚写这本小书时,是眼前晃动的走路颤颤巍巍的祖母和母亲的白发伴随我、激励我坚持下来的。为此,我要将这本小书献给我仍在劳作的母亲和已经在地下长眠十多年的祖母!

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