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雨巷诗人”戴望舒与他享尽哀荣的葬礼
诗家清景在新春，
绿柳才黄半未匀。
——杨巨源《城东早春》
戴望舒在1928年以一首诗《雨巷》，引起文坛广泛关注，获“雨巷诗人”美名。其《欢乐鸟》被“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派’的第一首诗”（唐弢《我观新诗》）。他带动了施蛰存等人创作现代派诗歌，最终取代徐志摩等人开创的新月派，而汇成20世纪30年代诗坛风行的诗歌流派，一直影响20世纪40年代“九叶派”诗人，贯通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河脉。
戴望舒曾赴法国留学，受到现代主义文学熏陶，1935年回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香港沦陷，他即被日寇逮捕入狱，在狱中写下《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收入他最后的诗集《灾难的岁月》。
一介诗人戴望舒，在港十年，屡遭诬陷，被日寇抓入牢狱，却无端被告“附敌”，诬告者“其中一位邓拓先生”（《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二期《不愿提而又不得不提的往事》）。
1949年，戴望舒受邀以南方代表第一团成员，到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950年2月，戴望舒因病逝世，中央新闻总署、全国文联为戴望舒举行隆重盛大的追悼会，并追认为烈士。胡乔木、茅盾、老舍等北京一百多位文化名人参加了追悼会，诗人、烈士戴望舒享尽哀荣。
戴望舒以诗名天下，他又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小说颇有成就的学者，其研究成果由好友吴晓铃整理编成《小说戏曲论集》，于1958年出版。
戴望舒是1950年2月28日在北京自己的寓所里与世长辞的，当时文艺界领导人胡乔木悲痛地到戴望舒家里，吊唁这位年仅四十五岁的诗人。不久，他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悼望舒》，高度评价诗人的高尚人格和对中国诗歌的杰出贡献，其文真诚而悲戚。
《人民日报》发消息报道：
诗人戴望舒逝世，陆定一等亲往照料入殓。
3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回京的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全国文联，为去年刚在文代会上当选为作协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理事的诗人戴望舒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到会的有胡乔木、茅盾、老舍等一百多位文化名人。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等送了花圈和挽联。
戴望舒还被追认为烈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诗人戴望舒享尽哀荣。
1933年，施蛰存创办并任主编的《现代》杂志，该刊是商业性的纯文学期刊，出刊时，开宗明义，声明不代表任何文学派别。但是该刊力推戴望舒为首的现代派诗歌和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可以看出《现代》是推崇现代精神的文学阵地。他自己对此也不讳言，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在施蛰存看来，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的扛鼎之人。
戴望舒的挚友、曾将妹妹施绛年介绍给戴望舒的作家施蛰存，推动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潮流，成就了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诗歌诗作，这是不争的事实。
戴望舒，原名戴朝宋，浙江杭州人。他在杭州宋文中学读书时，即开始写诗。1926年，十八岁时，他即发表小说《母爱》。他在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法语时的同班者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后来皆成文学界“现代”派名流。他们创办了《现代》《璎珞》《文学工厂》《无轨列车》《新文艺》等文学期刊，又办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戴望舒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戴望舒的作品主要从这些期刊和书店走进读者，他因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
戴望舒从1922年至1924年，受中国传统诗歌影响，并汲取新月派营养，附以浪漫主义，写了不少半格律体的诗歌，像《雨巷》和《我底记忆》等。在戴望舒看来，《我底记忆》对他而言，比《雨巷》重要：
它是胆小的，它怕着人们底喧嚣，
但在寂寞时，它便对我来作密切的拜访。
《雨巷》古今嫁接，讲究音韵，节奏回环重复；而《我底记忆》，将记忆充分象征化，其诗节、诗句、诗韵都更自由，更散文化，更现代口语化。“象征”本身被凸现出来，标志着戴望舒新象征诗体已有雏形。
随着诗歌写作实践的丰富，他的现代象征诗风逐渐形成，个人风格也渐成熟，像《秋蝇》：
木叶的红色，
木叶的黄色，
木叶的土灰色；
……
身子像木叶一般地轻，
载在巨鸟的翎翮上吗？
该诗通过一个垂死苍蝇的眼，面对捉摸不定、变幻莫测的外部世界，暗示灵魂脱窍，将一种感觉上升为现代人对世界的一种经验。
如《深闭的园子》：
小径已铺满苔藓，
而篱门的锁也锈了——
主人却在迢遥的太阳下。
在迢遥的太阳下，
也有璀璨的园林吗？
游于废弃荒芜的园子，突然接上一个闪光璀璨的幻想，表达的情感多么精巧细致。
又如《乐园鸟》：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昼夜，没有休止，
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幸福的云游呢，
还是永恒的苦役？
诗歌以如此自由又纤丽的文字写出那种永远跋涉，仍在苦苦寻觅乐园的人的感情，诗意鲜明，元气沛然。怪不得评论家唐弢读到这首诗时，不禁惊叹道：“《乐园鸟》之所以使我震动，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派’的第一首诗。”（《我观新诗》）
戴望舒自己也在《诗论零札》里说到自己这时的诗歌：
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种情绪的形式……诗的韵律不应只有肤浅的存在，它不应存在于文字的音韵抑扬这表面，而应存在于诗情的抑扬顿挫这内里。
总之，现代派的诗，并不看重格律的要求，而旨在提高诗境。到了抗战时，戴望舒的现代诗进入了成熟期，如《我用残损的手掌》：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诗情激越、饱满、细腻，通过新鲜活跃的意象流泻出来的一腔爱国情怀，这在当时诗坛，是极其优秀的诗作，几乎无诗可与之比肩。此外，还有《元旦祝福》《过旧居》《偶成》等名篇。它们都是在那全民抗敌救国的年代，通过诗人的情感经历而创作出来的，其间融入了浓郁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深情。
历来，中国传统诗歌便有豪放、婉约的风格之分。戴望舒的诗作，不属于壮阔豪迈那一类，而是天地不算宽大，多是悲戚、倦怠、寂寞的书写，但对当时诗歌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他完成了李金发尝试将西方象征诗移植到中国诗歌土壤的未竟宏愿，带动施蛰存等人的现代派的诗歌，形成一股新的诗歌流派，取代了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诗风。他对中国现代诗所完成的承上启下工作，无人能敌。
1938年，诗人戴望舒携妻拏女，同诗人徐迟一家，乘“芝沙丹尼”号邮船由上海驶往香港。当时许多进步的爱国文化名人都聚在香港，后又由香港赴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戴望舒留下来，在《星岛日报》编文艺副刊《星座》，以开展抗战救亡工作。不久，受武汉成立的由老舍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委托，戴望舒和许地山一起负责组建香港分会工作。
1939年元旦，他作《元日祝福》诗：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坚苦的人民，英雄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现在读起来，诗歌中洋溢的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激情，抒发的抗战必胜的信心，仍让人感动。
是年3月，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为活动方便，对外称“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通讯处”。成立协会时共有成员七十一人到会，选举楼适夷、许地山、戴望舒等九人为干事，并成立会报《文艺周刊》。后戴望舒与艾青又办《顶点》诗刊，与张光宇办《星岛周刊》，同年冬，又与郁风、黄苗子、丁聪等艺术界名流一起，自费出版《耕耘》杂志。小小的香港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香港的文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1941年，困居香港的陈寅恪，读了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之《俗文学》周刊上刊登的吴晓铃《〈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一文后，主动给戴望舒写信，很是称赞了吴晓铃一番，曰：该文“论据精确，钦服至极”。曾与鲁迅同船赴日本留学的陈寅恪，因看不惯鲁迅冷嘲热讽文界名人，一生都不理睬之，却主动写信给戴望舒，是因为他很器重诗人的人品和学问。戴望舒办《俗文学》周刊，经常联络在港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像吴晓铃、陈寅恪、孙楷第、柳存仁、赵景深、冯沅君等，《俗文学》成了他们发表文章的阵地。而戴陈之交往，除因《俗文学》外，也与戴望舒是一位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功夫深厚、成就斐然，很受陈寅恪敬重有关。戴望舒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成果，后由吴晓铃整理编成《小说戏曲论集》，在戴望舒逝世七年之后的1958年出版。研究戴望舒的学者，大都忽略了诗人的这一重要成果。笔者认为，应该在此文中提醒读者，戴望舒不仅是位诗人，还是一位研究有成的学者。
1941年，香港沦陷，次年春，戴望舒被日本人关进监狱，罪名是搞抗日活动，后被营救出狱。
抗战胜利，香港光复。杜宣奉中共南方局之命，到香港筹办印刷厂，作为地下工作站。杜宣找到老友戴望舒，于是他到印刷厂做编辑。
几乎在同时，戴望舒已写信给在重庆的茅盾，汇报他在文协香港分会的工作，并希望得到指示。很快，茅盾复信，委任他帮助组织调查在香港沦陷时曾当过汉奸的文化人。1945年9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慰劳上海文艺战士并请检举文化汉奸》一文，并附通讯：“又讯，该会接到香港戴望舒来信，随即去函慰问，并托其调查附逆文化人。”由此可得到证实。作为文协负责人老舍，也嘱戴望舒尽快复办香港文协分会。
受命的戴望舒于11月15日，召开了“文协驻香港通讯处”第一次会议，并决议通讯会宣告成立，恢复出版《文协周刊》。12月17日，戴望舒假《新华日报》版面，宣告恢复香港文协通讯处主编的《文协》，其宣言：
本刊今后的目标，将是：促进本港新文艺的复兴以及与全国文艺界密切联系，从我们的岗位上去推进中国的复兴繁荣。
戴望舒积极工作之际，突然被卷进政治旋涡，令他始料不及。
1946年1月1日，由何家槐、周钢鸣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表示不同意总会委任戴望舒主持“文协驻香港通讯处”的决定，并要求撤销已成立的通讯处，另组香港分会。同时附有三个文件，证实戴望舒附敌行为。
据《新华日报》发表检举文界汉奸的文章，已过去三个多月，才有何、周二十一人的检举信出笼，可证他们是经过精心准备且有背景的。文协总部立刻接受了二十一人的建议，撤销戴之工作，而另起炉灶，未免轻率。后来，组织经过调查，确认何家槐、周钢鸣等二十一人举报，皆是恶意诬陷，为戴望舒讨回了清白。
戴望舒为了自己的尊严，曾悲愤地写了《自辩书》，回击何、周之流。孰知，被迫回到上海，任教于暨南大学时，又卷入“教授联谊会”风波，被国民党通缉，他不得不再回香港，寄居在好友叶灵凤家里。
叶灵凤在1957年8月号《文艺世纪》上，写了《望舒和灾难岁月》一文，将老友的遭遇一一道来，让人不禁哀痛。
戴望舒最终也没有消沉，他在病中都向往回到新生的中国去：
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
“问世间，情为何物”，情者，并非皆是“直教人生死相许”。其间愁绪离索、移情别恋，怎一个苦字了得。诗人戴望舒一生就为情所困，三次婚姻均无疾而终，吃尽苦头，用他翻译的诗《恋爱的风》表述就是：“恋爱啊，我的冤家，我啃着你苦味的根！”
戴望舒十八岁时发表了小说《母爱》，那是1923年。是年秋，戴望舒与好友施蛰存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两年后，戴、施自筹经费办了《璎珞》文学旬刊。戴望舒以望舒名发表诗歌《凝泪出门》，同年夏，戴、施二人加入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卢家湾地区秘密宣传革命。他曾被军阀孙传芳拘留，查无实据，被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戴随施避居施蛰存老家松江。1927年，戴望舒到北京，由老友丁玲介绍，结识了沈从文和冯雪峰等作家，次年春，诗人戴望舒又与冯雪峰等一起再到松江施蛰存家居住，戴、施、冯等拟办《文学工场》期刊，因内容过激，被禁止出版。
1928年春，戴望舒的诗《雨巷》《夕阳下》等六首，发表在叶圣陶代理编辑的文学名刊《小说月报》上。
《雨巷》曰：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这首诗，显然从旧体诗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翻造出来的一个梦幻惆怅小巷中的丁香姑娘。是的，连戴望舒自己也没有太过看中此诗，只想以此对诗歌所谓“音乐成分”勇敢地反叛。所以戴望舒写完一直压了一年，才拿出来发表。编辑家、小说家叶圣陶看过，大喜过望，称许此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当然这首小诗也着实地打动太多的读者，认为《雨巷》堪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齐名。
《雨巷》风靡诗坛，为他获得了一顶“雨巷诗人”桂冠。
《雨巷》亦扮演了红娘的角色，一直住在施蛰存家的戴望舒，早就对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心生爱慕，他曾为她写《我的恋人》一诗：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
桃色的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二十三岁的诗人，爱上小他五岁的亭亭玉立，已经在上海邮电部门工作的施绛年，于是苦苦追求：
给我吧，姑娘，那在衫子下的
你的火一样的，十八岁的心。
那里是盛着天青色的爱情的。
它是我的，是不给任何人的，
来做一个交换，永恒地。
火辣辣的情，痴痴的爱，全部倾注在狂热的爱恋里，流淌在诗行里。但是施绛年芳心不动，不予回应。这让性格内向的诗人苦痛不已。诗人自然是不放弃这份恋情的。1929年春，江南草长，群莺乱飞，滋长着爱的季节，诗人出版了自编的诗集《我的记忆》。在尚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扉页上，印有法文“AJeanne”（给绛年）的字样，并印有两行用拉丁语写的诗句：
愿我在将来的时候最后的时间里看见你，
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虚弱的手握着你。
戴望舒破釜沉舟地公开了恋情，表达了追求中灵魂的痛楚和绝望中的期待。诗从心底迸发出炽烈的爱的呼唤，字里行间激荡出爱的真诚，年轻姑娘的芳心被感动了。戴望舒适时地与绛年有了一次倾心的约谈，他用平静而执着的话，表达了不惜殉情而获取爱情的决绝，绛年最终接受了诗人的情感。其实诗人那些诗，让他沉睡的爱情慢慢苏醒，诗成了他们的红娘。
好事多磨，当戴望舒请父母到施府去提亲时，施家主人、绛年的父母并没应允这桩瓜熟蒂落的婚姻，最后还是施家的长子蛰存，积极巧妙地从中斡旋，老人才勉强接受了这桩婚事。
到了1930年夏，戴望舒翻译的伊可维支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由水沫书店出版，鲁迅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时收入丛书中。接着，他又写《诗人玛耶阔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的死》，也被叶圣陶载入《小说月报》。翻译和介绍这类马克思文艺和苏共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著述，是需要革命精神和勇气的。
1931年10月，金秋时分，戴望舒与施绛年举行了订婚仪式。
原本戴望舒与施蛰存商量好，二人去上海创办文学月刊《现代》，戴也早为此刊创作了《过时》《印象》等五首诗。他还翻译了西班牙作家阿左林的散文六篇，皆刊在《现代》创刊号上。二人干得风生水起，但在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施绛年突然提出，戴望舒必须到欧洲留学，获得学位，她才与他完婚。戴望舒不得不登上邮轮“达特安”号，在秋风中与上海和未婚妻挥手告别。在邮船上，他与熟人郭文明、刁汝钧等人不期而遇，这样到了法国巴黎后，会有李健吾接应。
戴望舒到法国后，先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后曾去巴黎大学听课。求学期间，写了不少关于法国作家及文艺界相关报道，如《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的运动》等。他站在鲁迅、瞿秋白、冯雪峰一边批判“第三种人”胡秋原。1934年，他翻译的《法兰西现代短篇集》，在上海天马书店出版。次年，他又翻译梅里美的《高龙芭》（附珈尔曼）、高莱特的长篇小说《紫恋》、苏联高力里的《苏俄诗坛逸话》等，相继在上海出版。
令诗人戴望舒没想到的是，他在勤奋读书翻译收到显著成效的同时，却失去了爱情。当他在1935年获得学位，准备回国完婚之际，已隐隐约约地得到关于施绛年移情别恋的传闻。在法的朋友们早就得知施绛年在与戴订婚时，其情已有所属，只是怕用情太专又太深的戴望舒接受不了这一现实，大家都瞒着他。
诗人一直醉心于施绛年对他的感情，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判断。比如他在离沪赴法的邮轮上写的日记，是那么深信绛年对他的真情：
今天我终于启程了。早上六点醒来，绛年十分悲伤……我几乎哽咽起来，从中华路到码头。施叔叔（施蛰存、绛年之父）、蛰存……绛年来送行……船启航之前那段时间，简直难以忍受，绛年哭着。我掷了一张纸条给她，喊着：绛，别哭。但它被风刮到水里，绛年追奔着，没有抓住它……
或许是上苍的昭示，如同那张纸条，终于没被绛年抓住一样，这桩让戴望舒苦苦等了八年的婚恋，亦没被诗人“抓住”。
1935年，三十岁的戴望舒经过几度“愁多知夜长”后，那颗多情的心，“又被流莺唤回来”。回国不久，他又爱上了好友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穆时英，是文艺“新感觉派的圣手”，人称“鬼才”。是上海滩“海派”作家的骨干，曾因小说《南北极》在《小说月报》问世，而暴得大名。他把“新感觉派”艺术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得城市生活成为独立的审美的对象。穆时英连同他的小说，都带有海派传奇的性质，而风靡上海滩，被文学史家视为“新感觉派”小说的执牛耳者。其后，才有张爱玲之“传奇”小说。
是年春，戴望舒找到另一好友杜衡，希望他代表到穆家说项，此次去向穆丽娟母亲说亲，没有遭遇施绛年家那样的麻烦。穆母很痛快地从杜衡手里接过诗人的礼金，让女儿丽娟去买了钻戒。一切顺利，第二年7月，戴望舒与穆丽娟就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新亚酒店举行了像样的婚礼。婚后，一对新人即移居亨利路永利村新寓所，过起平常安定的日子。戴望舒写诗、翻译，与友人冯至创办《新诗》杂志，丽娟相夫教子，其乐融融。
不料，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婚姻，又生风波。两人年龄相差较大，平时各干各的，很少交流。穆丽娟七十七岁（1994年）时道出这段婚姻破裂的原委：“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我们从来不吵架，很少谈话……看戴望舒看不惯，粗鲁，很不礼貌……他对我没什么感情，他的感情都给施绛年了。”
戴望舒给施绛年写了那么多情诗，或许已将爱情施舍尽了，对穆丽娟很少有温情，甚至连穆丽娟老母病重的消息都瞒着妻子。其母病故，她竟没能看上一眼，他如此冷漠，让妻子怎能不感彻骨心寒。妻子执意离婚，戴望舒以服毒自杀忏悔，倒也是一种自责。后戴望舒被抢救过来，但殉情难以挽救这桩笃定破裂的婚姻。
1943年5月，戴望舒在香港毕打街香港大酒店又与杨丽萍（杨静）举行结婚典礼，友人如云。
此桩婚姻，来得自然。戴望舒从日本监狱获救之后，与杨丽萍相识，那时她才十六岁。她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广东人。巧合的是，杨丽萍当时与戴望舒都供职隶属日本文化部门的香港大同图书印务局。考虑到该印务局属日本产业，怕杨丽萍遭遇不测，他便建议她辞去职务，到他家当助手抄写文稿，杨丽萍接受了诗人的好意。更重要的是，戴望舒是香港人人皆知的作家，被日本人逮捕入狱后，表现出民族气节、宁死不屈，杨丽萍又很喜欢读诗，认定他是可信赖之人。时间一久，会生情愫，以身相许，走进婚姻殿堂，人们并不难理解。
戴望舒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故很珍惜与妻子杨丽萍的情感。在他被人诬陷，几次失业、疾病折磨之时，妻子一直守护在身边不离不弃，诗人真正感到家庭的温暖。但情感不是契约，杨丽萍后来又爱上别人，二人在1949年2月20日签字离婚。戴望舒携两个女儿，与诗人卞之琳离开香港，回到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始了新的生活。诗人时年四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