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接觸到經濟社會學及華人商業網絡這兩大課題，是在1989年，也就是我從加拿大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的第三年，當時，我在口述歷史中心和新加坡國家檔案館查閱有關新加坡早期移民的口述史訪談資料。「國際遷徙」是我的研究興趣之一，加上我那時剛剛出版《煙與火：蒙特利爾的華人》（Smoke and Fire: The Chinese in Montreal），很自然就從遷徙和移民的角度看待這些檔案資料。我很快發現，遷徙，即人們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或從一個社會結構（如中國）「邁出」，進入另一個社會結構（如新加坡），個人得到解放，也印證了社會學家Berger那個簡單而傑出的觀點：當一個人首先在思想上，繼而在行為上從一個社會結構中「邁出」時，會感到欣喜若狂，因為其「洞察力」得到發展，並因此可以「自由地」去「發掘」經濟機會以及創造財富，因而遷徙與個人為自己、家庭及社區創造和積累財富有關。我和張齊娥1994年合著的《出路：華人企業家的成長》（Stepping Out: The Making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詳細探討了這一引人入勝的看法。後來，此書在新加坡被改編成三十集的同名電視劇，於是，「人們為提高生活質素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的觀點，呈現在被我稱為「記錄—戲劇」的強大媒體——電視裏。

儘管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人們才把上述世界性的移民企業與全球化相提並論，但這種現象其實早已存在。經濟層面上，我們可以追溯到Wallerstein的世界系統理論。60年代起，社會學家就開始檢討伴隨技術革命出現的後工業化現象。所謂全球化，是一種時空的壓縮，現代資訊和交通高速發展，使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蔓延擴張，世界因此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全球化正是這種整體意識的加強。

過去十年來，關於跨國主義（transnationlism）的研究，訴說着一種牽繫於「來源地」和「目的地」的雙重感覺，展示一個人其實可以同時身處兩個不同地方——這可視為跨國主義的內涵。世界大都會裏的這種國際化現象，促使我們無可迴避地思考一個問題：移民，身在此處，是否仍與彼處有所關聯、有所感覺？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是：這種深層次的雙重性是否有實際效用？這種雙重性，甚至多重性，有積極的作用嗎？這種作用是否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層面上，而且也有益於跨文化、跨民族的溝通？不同文化以至文明的碰撞在社會關係中體現出來，但同時也存在於「移民」的心靈深處。事實上，很多「移民」已經不由自主地成為文化的混合體（cultural hybrid），他們的內心深處常常因此出現文化甚或是文明的衝突。

正由於以上的種種力量發生作用，人的身份認同（特別是移民的身份認同）不再固定，而是以多元的方式呈現。就不少華人移民而言，他們既有中華情結，也積極吸收西方價值觀，結果，文化經歷相遇、碰撞、衝突、吸收、融合的過程，表現出各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而不同」的「混雜」形式，這在我的另一本新書《華人移民：文化整合與身份混雜》中有詳細闡釋。

本書希望藉助上述理論，通過對華人企業家、華人商業網絡以及中外合資企業的研究，分析多元的身份認同如何幫助華商製造網絡及進行商業行為，並提出文化融合／混雜是解決衝突的良方，因此，本書分為三部分：商業網絡與移民企業謀略；文化混雜與企業流動；中外合資企業的文化雜交、整合與創新（innovation）。在此，必須強調，「華人」或者「華商」並非單單指中國人或中國商人，而是文化意義上的泛指。中國大陸商人在新加坡、香港、臺灣和加拿大做生意可以稱為「華商」，新加坡華人、香港人和臺灣人在加拿大、美國和歐洲做生意也可以稱為「華商」，但是，中國大陸、新加坡、香港和臺灣商人的身份認同各有不同，每個人都代表着複雜的身份認同，這些認同和混雜不僅呈現在商業網絡和實際運作上，也為學術研究打開了一道新的大門。

分析豐富的口述生活史資料時，我「發現」，在個體從遷徙到適應的過程中，家庭和親屬網絡發揮着巨大的作用。網絡既可以看作是以精神、動機、金錢、勞力及道德形式存在的強大資本來源，也是「嵌入」遷徙過程中的族裔資源。從更深意義上講，各地華人移民都是社會學天才：他們建立了無數社會組織——宗親會、商會、同行業會、「供會」、寺廟、教堂等等，打造出異鄉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我將這些社會學觀察按照時間脈絡記錄下來，並體現在《煙與火》、《出路》和《跨越邊界：亞太地區的跨國遷徙》（Crossing Borders: Transmigration in Asia Pacific）三書中，為迅速湧現的族裔和移民經濟研究文獻提供證據。當然，我也必須指出族裔網絡的「陰暗面」：網絡為個體移民提供機會的同時，也削弱了其能力。族裔社會學家早已知道移民企業家的自我剝削，以及對「自己人」、同族裔人的剝削，這是個有待用書面形式敍述的社會現象。族裔特性必須與階級、性別和政治結合起來分析。華人商業網絡的「負功能」與一些華人內部的網絡排斥有關，俱起因於「局外人的不利條件」。

社會學家並沒有壟斷上述課題。事實上，記者、暢銷書作家和中國的觀察家們，用所謂的「華人資本主義」及其部落似的商業網絡，激起了廣大讀者的興趣以及偶爾的憂慮，發揮出比學術界更重要的社會作用。諸如「關係」和「信用」之類的詞彙，以及「部落」、「竹子網絡」（bamboo network）和「大中華圈」之類的專業術語，反覆出現在學術和通俗文獻中。華人經濟研究是個比較新的研究領域，合適的概念及方法論仍然在探求和尋找中，這令一些社會學家花費了額外的精力來澄清無數關於華人商業的謠言及誤解。他們對華人或亞裔商業的興趣日趨強烈，除迅速湧現的大量書籍和期刊文章外，許多國際會議和工作坊的召開也反映出學者對此的濃厚興趣，本書的第一及第二部分便圍繞這一課題展開了詳細的討論。

作為一本論文集，本書沒有停留在關於華人商業網絡功效的激烈爭論上，而是通過個案研究，對相關概念進行分析，再通過論文的構思和邏輯推論，致力於對該主題進行批判性的再思考。碰巧的是，這本論文集同時也批判了大眾傳播界及學術界對華人商業行為建構的許多刻板印象（stereotypes），在該領域目前的發展階段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本書試圖論證：只從文化角度解釋「華人商業經營」是過於簡單。世界各地的華人並不相同，他們不只是在內部——「大中華圈」或「竹網」中做生意，也和非華人做生意；並非所有華人都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成功的商人也並非都是華人——特別是當分析者將視野放遠並且對歷史進行比較分析時。「關係」有其「陰暗面」和負功能，許多東南亞的華人可能是「被迫的商人」，因為他們在向上層社會流動的過程中面臨很多制度障礙，例如種族歧視，惟有經濟成功之路是相對的坦途。華人表面上的凝聚力源於「族裔群體」成員受到外來社會力量的影響，而不是群體內在的初始感情。本書對記者們偏愛的文化主義（culturalism）和本質主義（essentialism）持批判態度，同時一再強調，只有重視歷史、政治背景和社會結構對華人商業經營的影響，才能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解釋。這些觀點在本文有關加拿大華商、香港商人及新加坡商人的研究中得到了論證。

第三部分從差異、衝突與創新的角度入手，分析跨國管理文化在中國出現的實用意義，並以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一項關於「中國『三資』企業內中西文化衝突」研究的報告——三十家「三資」企業的深入訪談記錄——作為實證資料來源。研究結果表明，文化因素關涉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觀念體系，與許多歷史、社會的因素有關聯，由此引發的爭議不能通過協商或控制解決，只有通過行為主體互相學習對方的文化觀念、調整或改變固有的文化觀念，才能減少爭議。

中外合資企業嘗試用不同的策略來解決衝突，並導致了不同的結果，這也可以看成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如何解決文化衝突的。中外合資企業中的衝突不可避免，因此必須有效解決衝突，雙方才可能真正從合作關係中受益。跨文化的解決策略有利於整合中外管理精粹，即文化的雜交與整合，這有助於產生一種全新的企業文化。

全球化引起經濟重組，從本質上反映了一個組織／機構／團體的改變過程，包括從各種跨界活動中尋找經濟機會，建立國際性的合作關係，促進組織／機構／團體的轉變和重塑。企業是組織，在持續的社會互動中建構和再建構，但這並不意味着邊界正在消失——邊界只是被人製造和再製造，日趨移動，更為複雜。基本的文化邊界把世界分為「我們內部空間」和「他們外部空間」。正如Hall指出，這意味着文化以及文化認同從來不是一體的，相反正日漸片段化和碎片化，並且也不獨特化，而傾向於通過差異實現建構，文化相遇時會相交和對立、實踐和定位。文化將會出現改變以及變革，這就是文化的自我建構，只有認清這一現實，在分析華商和華商企業的認同、行為、網絡、策略、合作及整合時，才不會流於片面和粗疏。

陳國賁

2010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