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埠之初——澳門開埠之前至十六世紀末期

歷史背景

澳門自古是中國領土，考古挖掘顯示，早在新石器時代澳門地區就有中華先民的活動。西元前214年，秦統一嶺南，設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古澳門屬南海郡番禺縣。此後至北宋，隨歷代行政設置變化，澳門歸屬均有更改：晉屬東官郡，隋屬南海縣，唐以後屬東莞縣。1152年（宋紹興二十二年），南宋拆東莞縣，劃出南海、新會、番禺三縣的濱海地帶設立香山縣，澳門劃歸香山縣管轄直至近代。

至於澳門早期定居居民，一說是在宋末元初，南宋官兵及其眷屬避居於此，最遲也可認為出現在元末明初(1)。至明朝中葉葡萄牙人在此開埠之前，半島北部望廈和西南媽閣廟附近已形成一些小型聚落，散落着一些民居和寺廟，居民大多也是以農業和漁業為生。據澳門史家白樂嘉（J. M. Braga）研究：“在葡萄牙人抵達澳門之前，半島上已住有少數漁民……，在今天普濟禪院即觀音堂一帶……，這些少數移民，也就是澳門的初期居民了……，他們居住在此，賴西江所衝擊的肥土美壤，從事種植為生(2)”。汪兆鏞《澳門雜詩》有這樣的描述：“澳門紀事，葡人初至中國，寄碇澳口，是處有大廟宇，名曰‘媽閣’，葡人誤會此廟之名為地方，故以初到所見者以名其地(3)”。這些記錄都表明，在葡萄牙人登陸澳門之前，半島西南端的媽閣一帶已有漁民居住，延續着嶺南小漁村傳統的生活方式。

16世紀葡人東來徹底改變澳門的歷史進程，也造就了它今日的與眾不同。1514年（明正德九年）葡人經好望角通向亞洲的新航線首次來到中國，希望與明帝國建立官方貿易往來，並通過數十年努力，於16世紀中葉最終得以在澳門長期居留。此後，經中葡雙方共同經營，這個孤懸海島獲得了迅速發展，成為明清之際中國沿海最重要的東西貿易口岸，有“遠東第一商港”之稱。

開埠之前建築

由於時間久遠，開埠以前的建築遺留已不可尋，我們僅可從一些研究資料中，瞭解在澳門開埠之前，當地就有一些有嶺南文化影響的聚落與建築的存在。曹思健先生在《澳門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中寫到：“澳門初為漁港，泉漳人蒞止懋遷，聚居成落……”。葡國學者科斯塔在《澳門建築史》中也有關於早期建築一些研究：“傳統的中國建築是由木柵欄圍起的空間，後來木柵欄改為高牆，裡面有一座正房和幾座廂房，還有較寬敞的院子。一座座建築毫無規則地排列，中間形成一些小的廣場和彎曲的街道(4)”。

此外，在早期澳門居民所從事的行業及一些繪畫中，我們也可以推測出當時可能存在的一些建築形式。著名畫家奧古斯特·伯爾傑（Auguste Borget）的畫作中，依稀可以推測澳門早期漁民的居住形式——木板船形屋，與南方沿海一帶的漁民相似。船屋有水上和岸上兩種。水上的船屋名副其實就是船和屋的結合，所有生活與勞作都在船上完成。這些居民出生在船上，生長在船上，在船上成婚育子，亦在船上告別世界。有些漁民在岸上建造了固定的住所，外形像一條船，建築材料主要用木頭和木板。從畫面推測底層是廚房廁所，二層是臥室。通常幾戶人家緊挨着，各有小樓梯直接通到上層。屋頂鋪有茅草、木板或瓦面。

開埠前澳門半島除了中式民居和廟宇外幾乎沒有其他類型的建築，其中媽祖閣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建築。媽祖閣（又稱媽閣廟），主要祭祀媽祖（或稱娘媽、天妃）。媽閣廟位於澳門半島西南端，背山面海，依崖構築。據《澳門紀略》載：“娘媽角，一山崷然，斜插於海，磨刀犄其西，北接蛇埒，南直澳門，險要稱最，上有天妃宮”。天妃宮指的就是媽閣廟。媽閣廟並非如一般寺院的佈局形制，而是採用因地制宜的依山濱海格局。早期廟前可以停船，潮水漫到海鏡石下面，因此，香客要從後山的小徑迂迴跋涉，進入廟宇。殿內正中供奉天妃娘娘，左邊供韋陀菩薩，右邊供地藏菩薩。殿門兩側左鼓右鐘，內部陳列着十八般兵器。這種神佛雜處的混和佈局，是澳門諸多華人寺院的特色。此外，在中國寺廟建築中出現“洋石船”也較罕有，它是澳門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

媽閣廟曾多次受到颱風損毀，先後在1828年（清道光八年）、1874年（同治十三年）、1877年（光緒三年）重修。今天我們見到的媽閣廟大部都是光緒年間修建流傳下來的。媽祖閣盛名遠揚，是旅遊者必經之地。每年農曆3月23日天后誕辰，更是熱鬧非凡。廟前廣場搭棚唱戲，漁民進香獻祭，善男信女求神拜佛。這裡是一處佛道雜處、神俗共用之地，也是獨特的澳門景觀。1988年，一場大火燒燬正殿，後經澳門文化學會撥款重建，現為鋼筋混凝土仿古建築。

開埠初期建築

開埠之後澳門原有面貌迅速改變，城鎮建設以幾何級數般的速度飛速進行。《澳門紀略》中有描述開埠早期澳門城市的文字：“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貨不資，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人矣(5)”。西班牙神父貢薩雷斯（Gregorio Gonzalez）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向閣下匯報的事情係確鑿的事實，非道聽途說，均為我眼見之實……以此（1557年）在12年的時間內，在稱為Macao的一陸地頂端形成了一巨大的村落。有三座教堂，一所濟貧醫院及一所仁慈堂，現在已成為擁有五千基督徒的村落”。

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大舉遷入澳門後，即有耶穌會士跟隨最早入澳的葡萄牙商人上岸登陸，籌建教堂。宗教的傳播始終是葡萄牙人海外擴張最強烈的動機之一，在傳教士眼中，中國是基督教打開整個東方大門的必經之路，澳門自然也成為天主教進入中國的前哨站。傑瑟斯·馬里神父稱：“1558年至1560年間，曾有數名耶穌會神父在此居住，商談籌建三座教堂，即望德堂、老楞佐堂及聖安多尼堂(6)”。貢薩雷斯神父寫於1570年的信札資料也證實了這一點(7)，這三座教堂確立了澳門城市初建早期最初的城市中心。

望德堂，又稱望德聖母堂，聖拉匝祿堂，初建於1568年，位於瘋堂街，在瘋堂斜巷的對過處，亦即今聖母堂前地。教堂為痲瘋病人建造，供奉聖拉撒路——聖母希望之神（Our Lady of Hope），即痲瘋病人的保護神。據《澳門記略》記載：“東南城外有發瘋寺，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廩。”古城以外多是中國人的村莊，中國教友常去祈禱，周圍地區也漸漸成為華籍教徒的聚居區，稱作“進教圍”，望德聖母堂是最早的華人教堂，稱作“進教寺”。1633年教堂改建，1885年教堂拆毀重建，1923年教堂被提升為教區教堂，1967年，教堂擴建，增加左右兩翼，並重新改造立面。教堂目前的規模是1885年重建時奠定的。教堂建於馬路邊上，建築前面有一個“前地”空間，前地一側矗立着一個巨大的十字架，上面的銘文譯作“希望十字架，1637年”。教堂平面不對稱，室內陳設簡單，立面上有一座鐘塔。

老楞佐堂，又稱聖老楞佐堂、因聖老楞佐堂是葡萄牙人心目中的航海保護神，故此葡萄牙人又稱聖老楞佐堂為“風信堂”，華人則稱之為風順堂，帶有祈禱順風，平安歸來之意。教堂初建於1558年，此後多次重修。教堂位於今風順堂街卑第巷的對過處，是澳門城市初建早期市南區的居民聚居中心。

方豪神父在《中西交通史》中指出：“此堂創建之確實年代，雖不可知，惟萬曆四十六年（1618）第一次重修則有現存之聖母七樂祭台下之石刻可稽。是其興建必先於此年也。”1618年重修之後的教堂巍峨壯麗，美輪美奐。1844年，由澳門土生建築師湯瑪斯·達基諾（Jose Tomas d’Aquino）主持教堂的改建工程，形成今天的教堂規模，1954年，高德華神父（Costa Vaz）再次籌措資金裝修教堂內部。教堂平面是拉丁十字，中間是一個跨度為15米的中廳，覆蓋木製拱頂，並從天花之上垂下數個華麗的枝型大吊燈，端部的主祭壇和兩臂的小禮拜室都是半圓形平面，覆蓋用鋼筋混凝土製成的筒拱，室內還設有多個小祭壇，供奉天主教聖徒。彩色玻璃窗既有描繪聖經題材的複雜圖案，又有簡潔明快的現代造型。教堂立面左右對稱，鐘樓並峙，一是時鐘，作報時用；一是銅鐘，在教堂彌撒時，搖動鳴響。

聖安多尼堂，因聖安多尼為葡萄牙人心目中的“婚姻主保之神”，駐澳葡人所有婚嫁喜慶之事皆於此堂進行，故又稱為“花王堂”。教堂初建於1558年至1560年之間，1638年重建。位於今花王堂前地，是澳門城市初建早期市西區的居民聚居中心。根據門前的石塊刻文記載：“（教堂）建於1638年，毀於1809年，重建於1810年，再次毀於1874年，重修於1875年”。特別是1874年9月22日的大火令人難以忘懷，以後每年的9月22日這一天被澳門人稱作“天災節”，市民們扛着聖安東尼像上街遊行，以示紀念。今天我們看到的教堂是1875年重修之後的規模，1930年改建教堂鐘樓和主立面，1951年和1953年兩度裝修教堂內部，特別是祭壇部分。教堂佈局因地制宜，平面不對稱，遷就周圍的道路環境。教堂以一個長方形中廳為主，木製拱頂。主祭壇右側有一個小禮拜室，室內另有多個裝飾精巧的小祭壇，供奉不同的聖徒，以滿足教友的祈禱需要。牆面用壁柱劃分，以拱券裝飾，教堂後部唱詩席的彩色玻璃窗選擇幾何圖案，流露着現代氣息。立面不對稱，只有一個鐘樓，採用現代的水刷石飾面，形式簡潔，體現新古典主義風格。

除了在葡萄人聚居區內修建教堂等宗教建築之外，中式“古關閘”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建設工程，古關閘位於今澳門關閘馬路中段，而不同於今日關閘位置。關閘建於1574年（明萬曆二年），位置扼守澳門與內地唯一的路上通道——蓮花莖，是明朝廷為了限制駐澳葡人隨意出入、以及通過日用品的供應來控制葡人的重要設施。在明清兩朝對澳葡管理中起到關鍵性作用。蓮花莖南連澳門望廈山北麓，北接今珠海拱北，由於是唯一的一條陸上通道，且地勢易守難攻，故明政府將關閘修建在蓮花莖的中央，是利用這裡的地形以便扼守，絕非將關閘作為葡人居留地的界址。關閘以南的望廈、龍田等中國村莊不屬於葡人居留的範圍，其中望廈村一些田主每年還需向香山縣官府繳納錢糧。作為對葡人管理的有效手段，中式古關閘一直存在到清末。

據記載，“明朝初建的關閘是一座中國式的古城樓，城牙如排齒，分兩旁斜下，可直達城樓，飛簷翠瓦，樓前一匾額，上刻‘俘威鎮德’四個大字。城樓正中處，開一城門，門楣上枕有石碑一塊，上刻‘關閘門’(8)”。上面是駐守關閘守兵的住所。如今我們從布衣著《澳門掌故》中一幅插圖中還能依稀見到當年澳門關閘的影子。鑒於其在管制澳門中的重要作用，關閘不斷被重修與增建，駐兵的規格也逐漸提高。鴉片戰爭時期，由於清廷的孱弱，代表中央統治的關閘被推倒重建，成為現在西式凱旋門風格建築。

1849年澳葡總督亞瑪勒被刺之後，關閘被葡軍佔領，1870年（同治十三年）被拆毀。同年澳葡重建關閘，並以此作為澳門北部邊界，這就是今日看到的澳門關閘。今日關閘位於古關閘以北處，關閘馬路最北端，其北即是珠海的拱北海關，南則近鄰澳門入境處。新關閘為一拱形城門，為西式凱旋門樣式，頂上仍懸掛着葡萄牙國旗，在其門洞內有“1870”字樣，在外壁上則嵌刻着“1849”。門楣兩側上方有兩個圖案，一邊圓圈內塑有一鐵錨，另一邊則為交叉狀鋼炮。“1849”字樣是葡萄牙人於1849年在此強佔為關口。“1870”年字樣指這座拱門建成年代，拱門上刻有賈梅士之所謂名句：“A patria honrae que a patria vos contempla”，意即“你們光耀着祖國，因為祖國眷顧着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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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玄峰，《澳門城市建設史研究》，東南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

(2) 白樂嘉（J. M. Braga），《西方開拓者及他們對澳門的發現》，香港：香港出版社，1949年。

(3) 同1，258頁。

(4) 科斯塔，《澳門建築史》，澳門文化雜誌（第35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8年，7頁。

(5) 印光任、張汝霖原著，《澳門記略》，趙春晨校註，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66頁。

(6)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五章澳門早期教堂。

(7) 博克塞（C. R. Boxer），《佛郎機東來》，中外關係史譯叢第四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

(8) 黃啟臣，《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