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李祖澤 匠心傳承 築夢文脈

珠海學院校董會副主席

香港報業公會會長

世上有一條很長很美的路，叫夢想，還有一堵很高很硬的牆，叫現實。翻越那堵牆，叫堅持，推倒那堵牆，叫突破。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打破的不是現實，而是我們的思想，是自己的觀念。

在香港出版界，提起李祖澤，誰也知道這位曾經縱橫香港出版業六十多年的出版界巨擘，親眼見證香港出版業的崢嶸歲月的歷史。展望未來的大趨勢，他緩緩而清晰地表述，猶如一幕幕的電影畫面，令人歷歷在目……

出版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傳播知識、延續歷史文明之最重要工具。而香港是亞洲的出版中心之一，是國際著名出版物薈萃之重要基地。香港出版業為香港這片“文化綠洲”注入了豐富的養分。

筆者認識李祖澤，是20年前擔任社團記者採訪香港出版總會舉辦的活動時，見證了李祖澤率領着香港出版業與時俱進，矢志追求的歷程。

記得2005年，李祖澤率領香港出版界新聞界一行前往江蘇徐州考察，當年筆者身為香港《文匯報》江蘇辦事處負責人，領着記者訪問李祖澤，並報導了這次考察訪問團在徐州的整個行程。

李祖澤，身材魁武，思維敏捷，談吐條理清晰，說起話來笑面迎人，為人親切，沒有架子，甚至記者與他開玩笑，他全不介意，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是近幾年因身體問題要做手術，期後的八年間，已甚少出來應酬。幸而他身體恢復得很好，更養成過午不食的習慣。

日前，筆者走進他位於官塘的辦公室，在採訪他的幾個小時裏，年屆84歲的他可以不喝水，一氣呵成地如竹筒倒豆般憶述過去，而且主題明確，不時還加進一些有趣的故事，讓你不會有悶場，很想繼續聽下去。過程中他興奮而激動，當然亦難免會憶起一些遺憾的人和事……

心懷民族 出版志業

1933年出生於廣東東莞的李祖澤。1952年於香島中學畢業。畢業後因成績優異獲清華大學錄取，正準備遠赴北京入讀機械工程專業時，卻因1951年11月九龍城東頭村大火而改變主意。當時災情嚴重，導致16，800多名村民痛失家園，由於港府未能妥善安置災民，救災活動進展十分緩慢，令災民及各界人士極為不滿。於是內地當局組織了“廣東省廣州市各人民團體慰問九龍東頭村受災同胞代表團”，於1952年3月1日準備抵達香港慰問及協助救災。港九工人及市民聞訊，當天上午聚集在尖沙咀火車總站，人山人海，盛況空前，到處都是滿腔熱情迎接慰問團的青年工人、學生。李祖澤與同學們亦一同擠進迎接慰問團的隊伍，沉浸在興奮中。

當年港府派出軍警阻止訪問團訪港，並攔截前往迎接訪問團的代表。在火車總站等待的群眾聞訊後，群情激憤，部分群眾開始遊行，警方發放催淚彈，並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引發流血慘劇—“三一事件”。混戰期間，李祖澤與一個吳姓同學和一個紡織工人朋友在一起，當時他們站在旺角警署路旁，洋人警官向他們開槍了，除了他自己倖免於難外，另外兩人則一死一傷。眼見如此悲慘的場面，李祖澤極受觸動，更增強了愛國愛港的民族之心。

此次事件後，北京《人民日報》發表短評，強烈抗議港英當局屠殺港九同胞。香港《大公報》、《文匯報》亦刊登了此篇短評，被港英政府扣上“製造民族敵對情緒”、“煽動群眾、顛覆政府”的帽子，《大公報》首先遭港英當局控告並被迫停刊，後因周恩來提出強烈反對才得以復刊。

當時，因《大公報》停刊、《文匯報》被罰，大批知識分子亦被處罰或驅逐出鏡，香港有關領導希望更多青年留港工作，支援民族文化事業發展。一些愛國愛港人士動員李祖澤留港參與工作，而手握着清華大學入學證的李祖澤心情複雜、猶豫、糾結，面對民族事業的需要及個人前途的發展，該如何做選擇呢？然而，“三一事件”的慘狀仍是縈繞心間，最後李祖澤決定以民族事業為自己的志願，“將自己當成一塊磚頭般，國家需要放在哪裏就往哪裏搬”，毅然放棄自己喜愛的機械工程專業，留港工作。

也許，冥冥之中上天已有安排，李祖澤的決定與出版有緣。留在香港後，李祖澤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到三聯書店當店員。三聯書店是由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三家出版發行機構於1948年在香港合併而組成。三聯早年已出版很多進步書籍，並自內地引進大量知識性讀物，出版理念可謂與李祖澤相近。

在三聯書店，好學的李祖澤如魚得水，遨遊在知識的海洋裏，住宿、工作均在書店，每日下午六點放工後就沉醉於各類書籍中，常常如飢似渴地飽讀至深夜十二點方就寢。

他坦言，雖與清華大學失之交臂，但自從在三聯書店工作開始，他正式開啟了人生新里程，並立志以為終身事業。

李祖澤個性活躍，思維開闊，對世界、對人生充滿熱情與好奇。他飽覽群書，《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資本論》等等，只要可觸及的書籍，都被他盡情飽覽。上世紀70年代文化大革命後期，他趁去北京出差之際，專程拜訪冰心、費孝通等內地著名學者，他更有幸與費孝通討論其社會學著作《江村十日》（現名《江村經濟》）。

與文化前輩的交流，大大提升了李祖澤的文化修養和思維的深度、廣度，並煉就了選擇和發現好書、好作品的眼光。

李祖澤自1952年投身出版界工作後，先後任職於香港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等書店及出版公司。歷任書店門市部營業員、校對、編輯、編輯主任、總編輯、總經理等職務。

他回憶說，在書店的那些日子，是他人生中最愉快、最自在的日子。“書中自有黃金屋”，他廣泛地學習着書本知識，令其知識的厚度及廣度得以充分積累，為後來發展的事業奠定了知識基礎。

業界先鋒 使命神聖

李祖澤敘述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本地出版雖然漸漸走向穩步發展的道路，可惜市場太小，發展空間始終有限，再加上內地和台灣的市場未對外開放，仍處於封閉的狀態，李祖澤眼見國際上各國的出版業已出現明顯變化，於是嘗試走向國外。

1979年，李祖澤來到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國際圖書博覽會之一的法蘭克福書展參展，尋求在國際市場的發展機會。但首次參加國際書展，就吃了閉門羹。由於主辦方對香港出版業一無所知，沒有為李祖澤一行人提供展位。後來經過他反覆請求，主辦方才同意在一個角落給香港出版界一個攤位。

李祖澤等香港出版界仝人不為現狀所屈服，於是抓住機會，廢寢忘食，在僅僅三天半的工作時間內，他們便訪問了103間世界著名的出版社，為香港出版界與國際交流開拓了管道。

回憶起那次書展，李祖澤心中百感交集。書展裏數十萬冊圖書，卻沒有一冊是完整介紹華夏文化的。反觀其他國家，無論大小，皆有整套介紹自己國家歷史文物的書籍。身為中國出版工作者，他深感慚愧，但他沒有託辭於“十年文革”的影響，反而下定決心，要讓世界認識中國，告訴自己日後務要出版一系列彰顯中國五千年歷史文明的畫冊。

回到香港後，李祖澤緊鑼密鼓地籌備出版大型畫冊工作。當時沈從文表示有一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著作欲在香港出版，李祖澤收到這個消息後欣喜若狂。他籌組出版社編輯等專業人員進行精心設計、編印，歷經幾個月的努力，《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終於在1981年9月面世，可堪稱為一部濃縮的古代文化史，氣勢磅礴，也是香港有史以來前所未有、最精美極致、定價最高、影響深遠的畫冊。外交部購買了一批作為國禮，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外訪日本、英國，這部畫冊成為致送日皇、英女王的重要國禮。

隨後，李祖澤率領團隊又乘勢推出多部大型畫冊，《紫禁城宮殿》、《國寶》、《清代宮廷生活》等有關故宮系列，每部都以中、英、法、德、日、意六國文字出版發行。這不但開創了出版大型畫冊的先河，更是踏進國際出版舞台的重要一步。

之後，李祖澤領導出版公司一戰再戰，先後又出版了《敦煌全集》、《故宮全集》等大型畫冊。他率領團隊出版的《中國本草圖錄》，共12卷，記載了7，000多種本草藥。為了反映本草的真實價值，他們更堅持全部圖片都要特效攝影，令畫面栩栩如生，更配合專家的科學分析及化學成分標示，為中華歷史留下大量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是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後一偉大著作。

1997年，為了配合香港回歸，李祖澤組織了全國十大畫家出版大型畫冊《百花爭豔慶回歸》，被香港特區政府選作紀念品，送予出席典禮的各國元首。

由此可見，李祖澤對內地及香港的出版事業皆付出了努力，並作了突出的貢獻。早在1988年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時，李祖澤便開始擔任董事長及總裁之職，率領香港出版業從業員踽踽前進。當1990年聯合出版集團收購《香港商報》後，他又兼任《香港商報》董事長及社長之位。到了1993年，他榮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並當選為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翌年他與業界攜手創立香港出版總會，並被推舉為香港出版總會創會會長。李祖澤於1997年獲得香港貿易發展局及業界頒授的第九屆香港印製大獎—“傑出成就大獎”;2002年任第三十五屆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同年，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特別召開“紀念香港回歸5周年暨李祖澤先生從事出版工作50周年座談會”，李祖澤獲頒贈紀念銅鼎；2009年12月，李祖澤當選為“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出版人物”，而且是港澳台、海外唯一的當選者。李祖澤說這是他從事出版工作一生中最高的榮譽。

香港回歸道路曲折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訂後，1993年7月16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成立，李祖澤是其成員之一。成立預委會是以“一國兩制”的總方針為依據，以確保香港回歸的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以及保持香港長期的穩定繁榮為目標。預委會的任務是：進行調查研究，提供有關意見、建議和方案，為實施基本法做好各項準備工作。亦圍繞着對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產生影響的問題，廣泛地搜集意見，深入地進行研究，進行討論，並對各項問題逐一地提出相關建議和方案。

先後擔任香港預委會、籌委會成員，兩項工作經歷令李祖澤感觸良多。回顧當年的工作、人事細節，他仍然記憶猶新。他說：“預委會及籌委會為香港順利回歸所作出的貢獻委實不少啊！”當然，李祖澤為了香港回歸也盡他所能作出不少貢獻，故先後獲得香港特區政府所頒授的銀紫荊星章、金紫荊星章。談到回歸20年來香港的狀況，李祖澤坦言喜憂參半。喜的是，香港終於在不需一槍一彈下和平回歸，20年來香港能基本保持繁榮穩定，“一國兩制”成功在香港實踐並日益為世界接受。但憂心的是，當年社會精英無論如何努力參與基本法制定、參與預委會籌委會，但仍有很多問題難以預見，無法有實際體會而制定出更多更好解決現今社會問題的方案。

他認為，現在香港社會出現的如泛民問題等，是歷史的必然，不可以迴避。李祖澤進一步指出，香港社會出現問題有幾個因素：一、150年的殖民教育，令為數不少的香港人忘記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歷史。回歸前340萬港人持有BNO（海外英國公民護照），這些人中有部分為自己是英聯邦公民感到榮幸，外出旅行時很自豪地填上“香港英國人”，而非填“香港中國人”。然而這類公民，不能在英國本土長期居住、工作、經商等，更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二、香港人口組成的成分，不可忽視香港700萬人是怎麼來的。他說，他在1948年抵達香港時，香港只有百多萬人。其他500多萬人中的首批百多萬人是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到港的，包括資本家、地主以及軍政界人士等；第二批則為1959年至1961年遭遇到自然災害、大饑荒時期湧入香港的百多萬難民，當時香港工業正值起飛的階段，這一批被饑荒所迫而逃港的難民，高峰期每日已達5萬人，為香港工業發展提供了龐大的勞動力；第三批來港人口則以早年進入內地讀書、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部分華僑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後施行開放政策，他們便申請來港定居。他說，香港人口主要是由這三批人及他們的後代與香港原有的百多萬人共同組成的。其中有許多人未能體會到新中國的優點，所以當有人發表一些對中國政府不利的言論時，會很容易引起香港一些人的共鳴。三、香港傳媒及教育要承擔很大責任。報導新聞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視而不見，誇大報道負面新聞，教育方面以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為主，不講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香港社會複雜，有人將之形容為一本難讀的書，但李祖澤卻不以為然。回顧過往，回歸前是與港英政府鬥爭，回歸後則轉化為“回歸與反回歸”的爭鬥。他舉例說，反對“23條立法”的遊行，實際反對的主要是回歸；再比如“反國教”運動，將愛國和認識祖國標籤為“洗腦”，更反對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這些均為反回歸運動。作為炎黃子孫，若將學習本國文化歷史看成是“洗腦”，這是極其悲哀的事。四、外國反華勢力的影響從2014年的“佔中”發展到“港獨”，是社會上有些人在窮途末路時的原形畢露。李祖澤說“港獨”派必將逐漸走向消亡。

綜觀未來壯心不已

李祖澤是香港報業公會會長、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會長、香港出版總會永遠榮譽會長、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同時更分別是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商報有限公司的名譽董事長以及珠海學院校董會副主席。李祖澤認為香港年輕人在香港目前的環境裏生存是極富挑戰性的，高樓價及生活指數攀升令社會及年輕人充滿壓力。因此，年輕人一定要持續學習，保持競爭力，充分把握香港在“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優勢，爭取自身發展。

他還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是國策，而沿線國家的社會制度、經濟發展規律與香港社會很吻合，並且大部分國家與香港一樣以普通法為法律基礎，這在經濟發展中更易形成溝通共識。香港在推進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中有無可取代的優勢，內地的財團極重視在香港的發展，香港應把握優勢，繼續做內地與其他沿線國家在特殊領域的“聯絡人”。

面對未來，李祖澤認為，21世紀電子科技無處不在，電子書店、電子出版之外，出版還將與電視、廣播等結合，形成新媒體。人類的智慧也將提升至更高境界，不但出版全面數字化勢在必行，而且從跨媒體發展到各種媒體一體化，恐怕亦當屬必然。

在資訊為本的今天，永不停息的資訊更新與積累，令時下年輕人時刻感受到無比壓力。在出版這個行業，尤其需要高等的智慧和品質，文化事業肩負的擔子很重，確實要努力站在時代的前列，才能將國家的中文出版事業做到最好，才能真正無愧於子孫後代。

至於教育方面，李祖澤指出香港缺乏高品質的自資大學，因此他會繼續為扶持珠海學院的未來發展傾力奔走，令香港珠海學院在未來可成為真正高品質的自資大學，為香港社會培養更多優質的精英人才。

他寄望，如香港人民團結一致，同心協力不斷努力，排除一切社會矛盾與問題，努力把握住機遇，那麼香港的出版業將更加興旺發達！

秉初心、承匠心、蘊文心、創慧心。這，就是一個民族出版人的大文化情懷！

在書店的那些日子，是他人生中最愉快、最自在的日子。“書中自有黃金屋”，他廣泛地學習着書本知識，令其知識的厚度及廣度得以充分積累，為後來發展的事業奠定了知識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