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國的復興之路：經驗 挑戰與未來的展望

林毅夫

北京大學教授、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著有《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制度：技術與農業發展》、《解讀中國經濟》等。

在18世紀以前的1000多年時間裏，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即使到了19世紀，中國仍然在世界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著名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計算，18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佔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見圖1）。但是，18世紀工業革命之後西方迅速崛起，中國經濟的相對地位則直線下降；隨着經濟的衰落，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中國在西方列強的侵略面前屢戰屢敗，並淪落為半殖民地，20個國家在中國設有租界，獲得了各種治外法權，中國的海關收入被外國人控制，而且還被迫割讓領土給英國、日本和俄羅斯。

鴉片戰爭以後，歷來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社會精英，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拋頭顱、灑熱血，投身於救亡圖存的事業中，力圖使中國重新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但數代人的努力收效甚微。中國GDP在世界的份額到20世紀50年代縮減為全球的5%，並且長期滯留在這一水平直至1979年（見圖1）。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戰略，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迅速改變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經濟的命運。從那時開始，中國經濟取得奇跡般的增長，1979—1990年期間平均每年增長9%。[1]90年代初開始，不斷有學者認為中國缺乏根本性的改革，經濟不可能再高速增長下去。[2]然而，1991—2011年期間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卻進一步上升到10.4%。從全球範圍來看，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為人類經濟史上未曾有過之奇跡，與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其他轉型經濟的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形成鮮明對照。

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優異成就徹底改變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1979年中國經濟佔全球GDP的份額還只是可憐的0.98%，而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GDP佔全球的份額上升到10%左右。

1979年中國屬於世界上收入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按照2000年不變價計算，人均收入僅175美元，還不到世界上最貧窮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人均收入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2012年中國人均收入激增到6000美元，超過撒哈拉以南國家人均收入的4倍。中國經濟的傑出表現幫助6億多人脫離了世界銀行所定的人均一天1.25美元的貧困線水平。

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中國經濟是一個極端內向的經濟，外貿依存度（外貿佔GDP比重）僅為9.7%。按照美元現價計算，1979—2011年期間中國外貿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6.3%。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國，進出口總量佔全球貿易量的8.4%。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在2012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

經濟增長和貿易擴張的背後是迅速的結構轉型。1979年經濟改革開始時中國基本上還是農業國，8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31.3%的GDP來源於第一產業。到了2011年，這兩個數字分別下降到48.7%和10.1%。類似的變化也發生在貿易中：1980年中國出口商品的50.3%來自於農產品，而現在工業製成品的出口份額高達95%。

貿易結構的變化伴隨着外匯儲備的高速積累。1990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還僅為111億美元，只能勉強維持兩個半月的進口需要。現在這一數字超過3萬億美元，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

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對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經濟戰勝了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並維持了高速增長。中國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決定幫助東亞其他經濟體避免了貨幣的競爭性貶值，為遭受金融風暴的東亞經濟體的迅速復甦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樣，中國經濟在當前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中鶴立雞群的高速增長也是全球復甦的重要拉動力量。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的表現遠遠超出了任何人的預期，即使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沒想到。[3]

為了回答在保持了30多年奇跡式的增長之後，中國是否還有可能以及如何才能再維持高速增長，以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到新中國成立100週年時將中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本文將分析、回答下列5個相互關聯的問題：1.為什麼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能夠長期維持這麼高速的增長？2.為什麼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未能取得類似成就？3.為什麼大多數轉型經濟體，包括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取得同樣成績？4.中國為過去30多年的超常成就付出了什麼代價？5.未來數十年中國是否能保持高速增長？為提升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本文最後將總結中國過去的經驗對中國未來發展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啟示。

一、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一個國家人均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是現代才有的現象。例如，安格斯·麥迪森（2001）和其他經濟史學家的研究表明：18世紀以前西方世界人均收入年增長率只有0.05%；這一數字在19世紀急劇上升到1%，接着在20世紀達到2%。這意味着歐洲人均收入翻一番在18世紀以前需要1400年，在19世紀需要70年，再以後則只需要35年。

無論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都是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在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基礎上取得的結果。現代西方經濟增長的急劇加速是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技術創新範式變化的結果。18世紀以前，技術創新的源泉是農民和手工業者日常工作中的經驗積累和偶然發現；工業革命以後，經驗基礎上的創新越來越快地首先被有目的的試驗所取代，緊接着被實驗室裏進行的以科學為基礎的實驗所取代。創新範式的轉變加快了技術創新的速度，迎來了現代的經濟快速增長並導致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國家人均收入的加速增長。

工業革命不僅加快了技術創新的速度，而且改變了產業、經濟和社會結構。18世紀以前，所有國家都是農業國，85%甚至更多勞動力從事農業，其中大多數從事家庭自給自足的生產。經濟增長的加速伴隨着勞動力從農業轉向製造業和服務業；製造業從初始階段的高度勞動密集行業逐步轉向資金密集的重工業和高科技行業；直到最終服務業在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經濟結構變化的同時，生產規模、資金的需求、市場範圍和風險也在擴大。為了充分利用新技術和新產業提供的潛力，也為了減少交易成本和風險，不僅需要硬的基礎設施（如電力和道路系統）的創新和改善，而且需要與之相適應的軟的基礎設施，也就是各種制度的創新和完善，包括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信仰，價值、法律、金融體系以及教育等方方面面。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追求技術創新和結構轉型方面具有後發優勢。因為技術和產業處於世界前沿的高收入先進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需要研發領域充滿風險的巨額投資。此外，實現新技術和新產業潛力的制度創新通常要經過漫長的試錯過程，具有路徑依賴和漸進的特徵。作為對照，後來者在追趕過程中可以借鑒先發國家的技術、產業和制度，技術、產業、制度創新的成本和風險都低得多。因此，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知道如何恰當利用技術、產業以及社會和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後發優勢，其年均增長速度完全有可能在數十年時間內數倍於高收入國家，直至與後者的人均收入差距縮小到一定幅度。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取得了在25年或更長時期內保持7%或更高年均增長率的成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Michael Spence領導的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發現，這13個經濟體具有5個共同特徵。其中，第一個就是充分利用後發優勢潛力的能力。用該委員會的話來說，就是這13個經濟體能夠“輸入外部世界已知的東西，同時輸出外部世界需要的東西”[4]。

1979年鄧小平開啟經濟體制改革以後，中國採用開放戰略，開始釋放“輸入世界已知的東西、輸出世界需要的東西”所蘊含的潛能，從而成為這13個成功經濟體中的一員。這一過程體現為巨大的外國直接投資、國際貿易額的迅速增長和貿易依存度的急劇提高。1979年中國出口產品中75%以上是初級產品或初級產品的簡單加工品。而現在製造業產品佔了出口貿易的95%以上。此外，中國出口的製造業產品從20世紀80和90年代的簡單玩具、紡織品及其他廉價產品升級為目前的高價值、技術複雜的機械、信息和通訊科技產品。利用後發優勢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並且因為節約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社會經濟轉型方面的成本而取得異乎尋常的高速增長。

二、為什麼1979年以前中國未能取得高速增長

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很久中國就已經具有上述後發優勢。1949年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中國政府在1953年就開始了現代化的努力。為什麼中國在1979年以前沒有能夠利用後發優勢的潛力來取得高速增長？原因在於中國當時的發展戰略。

在前現代時期，中國不但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且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如同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政治精英一樣，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也被迅速實現現代化的理想所鼓舞。

工業化的闕如，特別是缺乏構成軍事和經濟力量基礎的大型重工業，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國家落後的根本原因。很自然，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精英在革命後把優先發展先進的大型重工業作為使中國重新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的切入點。[5]受英國不斷增強的工業力量和本國工業的落後狀態之間巨大反差的刺激，19世紀法國、德國和美國的政治領導人事實上也遵循了同樣的戰略。

1953年開始，中國實施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五年計劃以加速建設先進的現代工業，目標是趕上先進國家。由於發達國家在先進技術和產業上的專利保護甚至技術封鎖，這種迎頭趕上的戰略使得中國放棄了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利用後發優勢的可能。而且，中國當時還是一個低收入的農業國，83.5%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收入僅僅相當於美國的4.8%。在既定就業結構和收入水平的條件下，中國當時並不具備發展高收入國家先進的現代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因而中國建立的同類企業不具有在開放、競爭市場上的自生能力。[6]

為了實現既定戰略目標，中國政府必須保護優先發展的重工業，不僅給予相關企業壟斷地位，而且通過壓低利率、進口商品匯率和要素價格等扭曲價格的方式實行補貼。價格的扭曲必然導致供應短缺，政府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動員資源並直接配置給優先發展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

通過這些干預措施，中國很快建立了先進的現代產業，並在20世紀60年代成功試驗核武器、70年代成功發射人造衛星。但是，工人、農民的積極性被抑制，資源配置不當，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得不到應有的發展，經濟效率因而低下。1979年以前的經濟增長完全依賴要素投入的增加。[7]儘管中國GDP在1952—1978年期間平均每年增長6.1%，並且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大型現代工業體系，但是，到改革開放開始的1979年，從就業結構上看中國仍然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71.3%的勞動力仍然從事傳統的農業生產。1952—1978年期間居民人均消費年均增長率僅僅為2.3%，而1979年以後則高達7.1%。

三、為什麼其他轉型經濟體沒有取得同樣成績

二次大戰以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實施了與中國相同的發展戰略。20世紀50年代以後大多數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些新獨立國家人均收入非常低，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入學率很低，基礎設施極端缺乏。它們通常僅僅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同時進口工業製成品。發展先進的現代工業被認為是實現經濟快速起飛、避免依賴西方工業強國和消除貧困的唯一途徑。

20世紀50年代以後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中國家都十分流行進口替代戰略，以便在本國加速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現代工業。然而，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現代產業違反了低收入農業經濟體國內資源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為了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都採取了與中國類似的扭曲和干預措施。[8]這一戰略使得這些國家可以建立某些現代產業，並且在50年代至70年代期間取得一段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然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上述扭曲必然造成普遍的軟預算約束、尋租和資源配置錯位，經濟效率低下不可避免。到70至80年代，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都被經濟停滯和經常性的社會經濟危機所困擾。因而，反對政府干預的新自由主義在80年代和90年代成為一種趨勢。

經濟效率低下和社會經濟危機，所有這些症狀及其根源——政府的干預和扭曲政策，是中國、社會主義轉型經濟體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現象。但是，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和決策界並沒有認識到這些扭曲實際上是在條件限制下的次優選擇，內生於保護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的優先發展產業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需要。因此，他們建議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以“休克療法”立刻取消全部扭曲，全面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以便儘快獲得高效率的資源最優配置。

然而，一旦立刻徹底取消這些扭曲，優先發展領域中許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必將破產，從而導致經濟崩潰、失業率飛升和強烈的社會動盪。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災難，許多政府不得不採用偽裝的、效率更低的其他補貼和保護措施來維持這些企業的生存。其結果是，這些轉型的發展中國家20世紀80至90年代的經濟增長和穩定甚至還不如60至70年代。

在轉型過程中，中國遵循了務實和漸進的雙軌制途徑。通過賦予集體經濟和國營經濟生產者剩餘索取權，同時允許他們按照固定價格和數量完成上交任務後可以在市場上自由出售剩餘產品，由此，中國政府首先提高了生產者的積極性，並因而提高了生產力。與此同時，政府繼續向優先發展產業中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提供必要的保護，並且向私營企業、合資企業和外國直接投資企業開放勞動密集部門。中國在這些部門具有比較優勢，但其發展在轉型以前卻遭到嚴重壓制。由於採用這樣的轉型戰略，中國避免了過去優先發展行業的崩潰，從而保持了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同時又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和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來發展新產業取得高速增長的成就。通過這種漸進式的雙軌制途徑，中國實現了“沒有受損者的改革”，逐步、穩定走向運轉良好的市場經濟。

另外還有少數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波蘭[9]、斯洛文尼亞和越南，在轉型過程中也採取了類似中國的漸進式、雙軌制戰略，同樣取得了經濟上的高速增長。20世紀70年代毛里求斯採取類似措施以改革進口替代戰略導致的扭曲，同樣實現了穩定和快速增長的目標，成為非洲的成功典範。[10]

四、中國為成功付出了什麼代價

漸進式雙軌制轉型是一個雙刃劍。一方面，這一途徑幫助中國在轉型過程中維持了令人羨慕的穩定和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它又不可避免地帶來許多結構性問題，特別是收入分配、消費與儲蓄以及國際收支方面的失衡。[11]1979年轉型開始之時，中國社會相對平等。伴隨經濟高速增長，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平等。測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31增長到2008年的0.47。與此同時，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從50%下降到35%，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則從30%上升到45%（參見圖2上邊部分）；而淨出口佔GDP的份額則從幾乎為零增長到2007年的8.8%（參見圖2下邊部分）。這些失衡狀況就是雙軌制轉型的副產物。

中國政府在轉型過程中保留了某些扭曲措施，以便保護那些在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時期建立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保留的主要扭曲措施包括金融服務集中於四大國有銀行和資本市場，自然資源幾乎無償使用，以及主要服務業包括電訊、電力和銀行業的壟斷。[12]

扭曲措施有利於中國在轉型過程中維持穩定，但也導致收入不平等加劇，以及經濟中的其他失衡現象。因為，只有大企業和富人才能獲得大銀行提供的信貸服務，並且利息率被人為壓得很低，其結果是無法獲得銀行貸款、相對貧窮的存款者補貼大企業和富人。資本市場的運行結果也一樣。利潤和財富向大企業集中，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都是不可避免的。過低的自然資源稅和服務業的壟斷也有同樣的後果。

一般來說，高收入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低於低收入家庭。因此，如果財富超比例集中於富裕家庭，全國的消費率就會相對較低，而儲蓄率則相對較高。財富集中於大企業會產生同樣結果。如圖3所示，這種收入分配模式的結果必然是較高的居民儲蓄率和非常高的企業儲蓄率。

居民和企業的高儲蓄率導致高投資率和生產能力的快速增長；由於低消費率限制了國內需求，大量貿易盈餘自然而然積累起來。這些扭曲也創造了大量的租金，誘發了企業的尋租行為和政府的腐敗之風。因此，中國必須取消金融領域、自然資源和服務行業仍然存在的扭曲措施，才能糾正上述失衡現象，最終完成向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轉型。必要的改革包括：1.消除金融抑制，允許發展包括地方銀行在內的小型地方金融機構，以增加金融服務，特別是對農戶和中小型的製造業、服務業企業的貸款；2.改革退休金制度，消除國有採礦企業的退休金負擔，以便徵收適當的資源稅費；3.鼓勵電訊、電力和金融行業的市場准入和競爭。

五、未來數十年中國是否能保持高速增長

除了中國以外，在人類歷史上尚未出現過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超過30年的時間裏保持9%的年均增長率。中國是否有把這樣的高速增長再保持20年或更長時間的潛力？對此問題答案的關鍵是，到底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有多大的後發優勢。Maddison利用購買力平價估算出2008年中國人均收入僅僅相當於美國的21%。[13]中美之間的收入差距表明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仍然存在巨大的技術、產業和制度所決定的生產力的差距。

根據Maddison的計算表明，中國在2008年和美國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相當於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國台灣和1977年的韓國和美國的差距。日本1951—1971年期間GDP年均增長9.2%，新加坡1967—1987年期間GDP年均增長8.6%，中國台灣1975—1995年期間GDP年均增長8.3%，韓國1977—1997年期間GDP年均增長7.6%。1979年以後中國採用了與上述國家和地區相同的發展戰略。因此，從後發優勢的觀點出發，中國具有在今後20年繼續實現年均8%的高增長率的潛力。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1971年日本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65.6%，1987年新加坡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53.8%，1995年中國台灣的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54.2%，而1997年韓國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50.2%。如果中國實現了上述潛在可能，20年以後中國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就可能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50%。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到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可能達到美國的兩倍。即使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依人民幣匯率升值速度而定，中國經濟總量至少也與美國相當。

許多經濟和非經濟因素可能決定中國是否能夠充分實現上述增長潛能。作為一個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快速增長過程中已經面臨許多前所未見但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不斷擴大的收入和城鄉差距

中國始於1979年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從農村開始。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農民收入增長快速，城鄉差距和中、東、西部的地區差距都在縮小，但是，1985年以後這些差距開始擴大。基尼系數（測度收入不平等狀態的指數，絕對平等時其數值等於0，絕對不平等時等於1）從1981年的0.31增加到2005年的0.42，接近拉美國家的水平。孔夫子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確實，收入差距擴大可能在低收入人群中引起強烈的不滿。此外，城鄉之間，教育、醫療和公共衛生系統等公共服務的發展也嚴重不平均。因此，收入和城鄉差距擴大可能加劇緊張和對立，影響社會和諧和穩定。

資源利用低效和環境失衡

中國的高速增長已經消耗了大量能源和資源。2006年，中國生產了全球GDP的5.5%，消耗的石油佔全球的9%，鋁佔23%，鐵佔28%，煤佔38%，水泥佔48%。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如果中國不改變增長方式、不減少資源消耗，其外部效應將在數代人的時間裏給其他國家造成不利影響。此外，上升的資源價格將增加過度消費的成本，與科學發展觀相牴觸。

這種發展方式所造成的環境問題也很嚴重。近年來，自然災害的頻仍發生就是環境惡化的證據之一。自然災害可能給經濟發展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害，因而保護環境、預防災害在中國同樣至關重要。

外部失衡與貨幣升值

中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自1994年以來一直保持盈餘。2005年以前經常項目盈餘數額並不大，但2007年劇增到相當於當年GDP的7.6%。長期大量貿易盈餘的結果導致外匯儲備迅速積累，超過3萬億美元儲備使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外匯儲備國。

在中國外貿盈餘迅速積累的同時，美國的外貿赤字卻快速上升，並且在世界經濟危機之前就引起了廣泛注意。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伯格斯騰（C. Fred Bergsten）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說：“全球經濟失衡可能是當前美國和世界經濟穩定和持續增長面臨的最大單一威脅”。在整個危機期間一直有許多人聲稱，這次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應當完全或部分歸因於全球經濟失衡，特別是中美之間的經濟失衡。一些經濟學家，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指責估值偏低的人民幣導致美國巨額貿易赤字，由此產生的中國外匯盈餘被用於購買美國債券，此舉又壓低了美國證券市場的利率並進一步引發美國資本和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從而最終導致金融危機；另一些人則聲稱人民幣升值以平衡中美貿易是全球經濟持續復甦的前提條件。[14]

腐敗

改革以前，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收入來源渠道單一，很容易發現和預防腐敗。改革以後，物質刺激成為提高效率的主要工具，收入來源極大地多樣化，許多灰色和黑色收入很難被察覺。不斷蔓延的官員腐敗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從而進一步引發利益受損人群的憤懣並損害政府的公信力。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就很難在重大危機面前保持社會凝聚力，經濟和社會穩定必然受到嚴重傷害。

教育

中國的教育過度注重數量而不是質量，不利於培養勞動者的素質，也不利於長期社會發展。無論是從國外引進還是通過國內研發，各種形式的技術創新都依賴人才，而沒有好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創新。

教育領域的問題不是唯一的障礙。社會保障體系發展滯後、技術水平低下、普遍存在的地方保護、不斷加劇的全球競爭、不完善的法律體系，以及其他許多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乃至外部失衡問題，每一個問題都需要正確認識並妥善處理。如果不能及時解決這些問題，其中任何一個都可能導致社會經濟危機，甚至政治動盪。如果不能保持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國就不可能實現快速增長的目標，也不可能實現後發優勢所給予中國未來經濟快速增長的潛力。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的潛力，中國必須消除雙軌制改革時期遺留的各種扭曲，完成向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的轉型，同時消除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其他社會、政治和地緣政治方面的障礙。

六、結論：過去的經驗對中國未來發展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啟示

從中國過去6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總結出什麼有益的經驗嗎？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只要瞭解如何根據本國不同發展階段的比較優勢充分利用技術創新和結構轉型方面的後發優勢，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有機會加速經濟增長，中國也有可能實現十八大所提出的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在建黨100週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在新中國成立100週年時把中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目標。

運行良好的市場是一個國家根據比較優勢發展相關產業的前提條件。因為，只有運行良好的市場才能通過價格信號反映本國生產資源的相對稀缺程度。這樣的市場自然會引導企業進入符合本國比較優勢的部門。如果遵循本國技術和產業發展過程中的比較優勢，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會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換句話說，這個國家就可以更快增長、積累資本和升級稟賦結構。一旦稟賦結構升級，比較優勢必然相應變化；產業結構和軟、硬件基礎設施都必須相應升級。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應當發揮積極的因勢利導作用，特別是補償產業升級先行企業創造的外部性，協調或提供個別企業的決策無法內部化的軟、硬件基礎設施的投資和改進。一旦競爭性的市場運行良好，政府也發揮了積極的因勢利導作用，發展中國家就可以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並獲得快速增長。

由於以往發展戰略造成的結果，許多發展中國家存在各種不同形式的扭曲，許多現存企業在公開競爭的市場上缺乏自生能力。在這一方面，中國過去30多年的轉型經歷也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改革過程中比較適當的做法是首先消除對農民、工人生產積極性方面的抑制以提高生產率，同時用雙軌制的辦法對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提供過渡性的保護以維持穩定，開放本國具有比較優勢行業和部門的市場准入，這樣就可以改善資源配置效率並充分利用本國的後發優勢。中國能做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也有可能維持穩定並實現高速增長。

30年前無法想像中國能夠在轉型過程中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並成為25年年均增長7%以上的13個經濟體之一。對於那些力圖根除貧困並縮小與高收入國家差距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借鑒中國的轉型和發展經驗可以幫助它們成為在25年或更長時期實現7%或更高年均增長率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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