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緒論

一、研究的依據和意義

近年來，隨着國家在國際上傳播能力的加強，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加上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閻連科獲得“卡夫卡文學獎”“布克文學獎”等系列事件的推波助瀾，中國文學越來越受到海外的關注，研究者驟多。作為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一環，文學的作用和影響力不可忽視，文學譯介逐步體現出重塑民族和國家身份的功能。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中華民族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史和民族心靈變遷史中的動態變化過程，可向世界與國人全方位地展現關於中國獨特的人、物、事，從歷史性與共時性等多個層面構建國家形象。雖然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獲得了國際文學獎項，這意味着中國文學作品走向了世界並被世界讀者認可。然而，這僅是中國文學在國際文壇上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中國文學在國際上至今還沒有形成規模效應，也還沒有造成廣泛影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依然是任重道遠。

西方文論者對文學的研究往往跳出傳統的就文本而文本的範疇，而把作家與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學實踐均納入視野，譬如出版。出版使文學被生產、被消費、被接受，進而產生社會影響。作為文學生成機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出版不能僅僅被看成是一個消極的程序，相反它有很大的自主性，並以各種獨特的方式，來影響甚至左右文學的生成和發展走向。從靜態的理論上看是這樣的，而文學的動態發展也為本書提供了史的依據。過去，我們僅僅注意到出版對大眾文學的引導作用，而相對地忽略了它在精英文學史上的影響力。20世紀初以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得益於出版的全力促成，正是出版直接導生了小說這一新的文類，引進了西方的新的參照系，改變了舊有的文學結構，並積極介入文學的社會實踐，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經典化等權力話語的背後，出版在揮舞着它若隱若現的權杖。

如果說文學僅僅是一種精神產品，那麼對它的研究無疑是以作家為核心的，但是在筆者看來，文學更是一種社會的文化現象，而在很大程度上出版就是這種“現象”的製造者。因為出版的積極介入，才有了近幾十年來文學的繁盛，也正是因為在市場大潮下出版的拔苗助長，左右了文學發展的正常走向。就文學“走出去”而言，出版作為信息傳播的一種社會活動，無疑又一次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出版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架設了溝通、融入的橋樑，因為有了以專司對外介紹推廣中國文學為工作範疇的出版機構，給了作家向世界展示創作才能的平台，作家也因此觸發了走向國際的憧憬和“擁抱世界”的激情，這對文學的生成和發展包括對作家創作方向的調整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甚至說，由於對外文學翻譯對文學流派和作品內容、題材具有一定的選擇性，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學的創作走向。另一方面，由於受制於翻譯語言不夠“本土化”的影響，內容選擇上不可避免受到時代的束縛、導向的局限，加上在海外發行渠道的單一，使得“以國家為資助人”的對外文學出版未能盡如人意，留下了一些遺憾。

從出版的視角來探究當代文學多元結構的形成，有助於了解分析文學和出版之間的辯證生成關係，文學引導出版的興盛，出版促進文學的繁榮；反之，文學也存在制約出版的因素，出版也有戕害文學的機能。無論對內還是對外，無論是母語表達還是多語種傳播，這種辯證生成關係無法脫離。二十多年的出版經驗和對文學的長期觀察讓筆者有機會接觸大量的關於出版文學作品的第一手資料，加以在境外工作多年，對境外研究機構和研究模式有所了解，希望自己的整理與考察，能夠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有所裨益，也希望這樣的一次研究，探討文化“走出去”的路徑，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特別是中國文學融入海外的研究範疇、增加社會影響力而有所貢獻。

二、研究現狀

在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論述空間裏，研究者早就注意到了文學和出版之間的關係。最早可以追溯到阿英的晚清文學的研究，他在《晚清文學史》（1937）中對20世紀初刊物和小說的數量進行了統計，談到晚清小說空前繁榮的原因時他認為：

第一，當然是由於印刷事業的發展，沒有前此那樣刻書的困難；由於新聞事業的發達，在應用上需要多量產生。第二，是當時知識階級受了西洋文化影響，從社會意義上，認識了小說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屢挫於外敵，政治又極窳敗，大家知道不足與有為，遂寫作小說，以事抨擊，並提倡維新與革命。[1]

阿英將印刷事業、新聞事業的發達排在首要的位置，並列舉了《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月報》等專刊小說的雜誌。其後阿英又有《清末小說雜誌略》等文章論述清末的小說雜誌，雖然他沒有詳細論述印刷出版及新聞事業是如何影響了文學的發展，但這表明他的文學研究對出版給予了一定的關注。

出版社作為文學書籍出版的主體和報紙雜誌的創辦發行機構，對近代文學的現代化變革有直接的影響。對出版與近代文學的論述，散見於一些學者的論著中。陳平原在《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一書中，專設了“商品化傾向與書面化傾向”一章，論述報刊出版對晚清小說的影響，並具體分析了文學雜誌和商務印書館等書籍出版對作家、小說市場的影響。他寫道：

清末民初報刊出版業的繁榮與小說市場的迅速拓展對文學界的影響，遠不只是促進了著、譯小說數量的增長，而且是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文化力量，直接介入了中國小說形式變革的歷史進程。[2]

後來眾多的學者循着這一思路在現代文學的研究中貢獻了很多成果。因為對出版內部操作機制的陌生和資料的闕如，他們主要聚焦在刊物上，事實上當時出版對文學的介入主要也是通過刊物來實現的，那時文學叢書的出版與策劃不是沒有，但與新時期相比，顯得很單薄。李歐梵從報紙副刊入手，探究了近現代知識分子開創的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評的“公共空間”；王曉明通過對《新青年》的研究，考察期刊編輯體制的運作、讀者反應與市場規則的博弈；吳俊通過對《人民文學》的研究，闡釋國家文學的想象和實踐；劉增人則不再注目於單一期刊，開始了對中國現代文學期刊史的研究；以及黃發有對“十七年”時期《人民文學》頭條的研究、對《小說月報》的傳播研究，對當代文學期刊改制問題的研究，張永勝對《現代》雜誌的研究等，還有學者對《文藝報》《花城》等文學期刊的傳播研究。丁帆、吳義勤、王本朝、張鈞、洪治綱等對當代文學制度的研究，立體地揭示了文學出版與當代文學制度之間的多元互動關係。

有關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研究，葉新和林曦的《從林語堂看中國文化“走出去”》一文在簡介林語堂著作暢銷的基礎上，剖析了其中的緣由，揭示了其存在的現實意義，即必要的宣傳造勢和內容題材的嚴格選擇；范祿榮的《對外出版如何駕馭跨文化語境—從辜鴻銘蔣彝看中國出版“走出去”》則從跨文化語境的角度，分析了辜鴻銘和蔣彝是怎樣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和策略，有效地促進中西出版和文化交流的。

有關中國出版“走出去”的戰略研究，于永湛在《出版科學》的2006年第2期上發表的《關於中國出版走出去的思考》，潘文年在2011年《南京大學》發表的《中國出版業“走出去”研究》，張宏在2014年《出版廣角》上發表的《中國出版“走出去”傳播力及其構建》，等等，都在分析了當前中國出版“走出去”方式的現狀後，提出了更好地使中國出版“走出去”的策略和措施。

在西方的文學研究中，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化生產的場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1993）和《藝術的規則》（The Rules of Art）（1996）出版後引起巨大反響，“場”的理論已然是文學研究所無法規避的。布爾迪厄運用文學場的闡釋架構，將文學藝術形式和社會機制聯繫起來，批判從內部或外部的孤立視角來切割文學和社會、歷史及文化的關係，重視文學的自律性特徵，試圖以某種關係主義認知模式擺脫本質主義思考，超越文學研究中的種種二元對立，將作品置於科學的客觀化考察之下，達到對作品的科學認識，為當下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新視角。西方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也多基於“場”的理論，但由於對中國基本情況的不甚了解，許多研究走入誤區，甚至得出了一些過激或者有失偏頗的結論，如德國漢學家顧彬曾經斥責中國當代文學為“垃圾”，雖然存在媒體斷章取義的嫌疑，但這必然會影響到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

三、研究思路與方法

本課題所要回答的問題是，當代出版對文學發展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如何以出版為切口，有效地解釋各種文學現象？在文學的對外傳播中，出版起到了何種作用？本書的基本的研究思路是，不是把文學作品看作固定的、孤立的精神產品，而是認為文學是一種現象，它有一個具體的生成過程，由作者、出版社、讀者共謀完成，這一現象，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然表現得極為具體，這也成為90年代以來精英文學逐漸衰微而通俗文學日益昌盛的例證。本書力圖以出版為核心對這一現象予以還原，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強調在文本形成後的分析解讀，把它當作一個先在的東西。概言之，筆者認定，文學是生成的，而出版積極地介入這一生成。90年代的背影尚依稀可見，文學與出版還沒有經過足夠的歷史沉潛，作為學術研究，如何使論題有歷史感，呈現它的學術意義，而不至於使具體的論述在無根的空泛中飄浮，是本書所要面對的最大的難題。為此，筆者儘量着力於個案的分析和第一手材料的收集，讓事實說話，比如說對一些大出版社的文學書籍所佔選題的比例、選題立項的規則、文學圖書的出版程序、運行規律、市場佔有率、發行渠道等做統計和分析，對文學出版社內部機制的運作給以呈現，國家為促進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在不同時期對文藝或文學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變化逐個分析，以此來觀照文學現狀，剖析文學生成的過程。在具體研究時，不僅僅限於呈現文本是如何生成的，還要力圖解釋文本為什麼會變成這樣，而不是那樣。作者原來的期望是怎樣的？讀者的期待視野是怎樣的？出版在文本生成的過程中運用了哪些修辭？出版在文本生成的過程中是否在生產一種新的文學趣味？在主流觀念、大眾文化和文學主體的重圍下，出版是如何樹立自己的文學觀念的？作家和出版者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實現文化的復興、文學的繁榮？在“走出去”環節，着重探討中國文學國際化的過程中，作家、出版者和譯者是否是完全割裂的，出版對作品的選擇是否影響或者“擺佈”了文學的創作脈絡，並希望通過對內地出版的《中國文學》雜誌、“熊貓叢書”和香港出版的《譯叢》雜誌在民族文學“世界化”進程中，各自扮演角色的剖析，探討在當下的環境下，與世界文學研究接軌以及文化實現“走出去”的路徑，等等。

本書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獻綜述法、案例分析法、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和系統方法。文獻綜述法主要收集兩方面的資料，一是與中國文學作品出版有關的文獻資料，二是與中國文學“走出去”有關的文獻資料，對這些資料進行深入研究，總結不同時期出版機制與文學生成的關係和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成功路徑。案例分析法主要是對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進行抽樣分析，一是分析典型性的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的生產過程，來表明出版在其中所發生的影響；二是分析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生產過程，包括國家機構贊助的和民間機構發起的，來表明出版在其中所產生的影響。所有的案例都是文學場在政治場和經濟場的壓抑下出版的產物。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主要是揭示出版與當代文學的互動共生既是一個歷史過程，又有邏輯的必然性。系統方法主要是對中國當代文學與出版關係中的演進邏輯和理論問題等各個方面進行系統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