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九六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序

寫在《故事新編》出版前夕

（一）

1960年代是劉以鬯的。

生於1918年的劉以鬯，在上個世紀的時光，因為大陸社會的動盪，從上海到香港，又輾轉從香港到新馬，又從新馬回到香港定居，那是1957年。劉以鬯與太太羅佩雲在這殖民地城市開始新的生活，一手寫流行文學，一手寫嚴肅文學，他形容自己的寫作生涯是“娛人娛己”。然而，無論是娛樂別人或者娛樂自己，在香港這樣的商業社會賣文為生，當中的艱辛不言而喻。我想像劉以鬯每個晚上，在柔弱的燈光下寫作的身影，他對文學的堅持讓人敬佩。

從上海來的才子，面對現實的種種不滿意，離鄉別井，加上帶點激動的個性，劉以鬯回到香港後，在六〇年代初寫下他的代表作《酒徒》。小說在華文文學界，大膽實驗了意識流的敘事手法，對香港社會作出批評。現在回看，《酒徒》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文本。六〇年代後期，香港社會面對動亂，世界不同的地方也爆發年青人對社會制度的抗議，香港年青一代在躁動的氣氛下成長，與五〇年代相對服從的態度不一樣。劉以鬯就在這段時間融入香港的社會環境，他在七〇年代創作的《對倒》、《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及《島與半島》都能看到劉以鬯對香港社會轉變的敏感度。

劉以鬯在嚴肅文學作品的成就，有不少前輩和學者都討論過。近年劉以鬯重新出版的小說，不一定屬於嚴肅文學的範疇，但我認為同樣值得我們研究。我尤其喜歡短篇小說集《熱帶風雨》，收錄劉以鬯在五〇年代末以“葛里哥”筆名在《南洋商報》發表的小說。劉以鬯以細緻的寫實筆法，呈現新馬生活、華人與本土人的交往等等，這些作品可以看到華文作家在五〇年代的海外視野。

直接與香港民生有關的是《香港居》，小說在1960年於《星島晚報》連載，近年首次出版單行本。《香港居》筆調爽朗，以現實主義的風格面向大眾讀者，表現了五〇、六〇年代香港人的居住問題，當中還有不少笑料呢。夫婦二人不斷地搬家，希望在香港尋找理想的家，但每間房子都遇到不同的問題。例如他們遇到非常苛刻的業主太太，每一分錢都算到盡，又有許多規矩。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看，小說寫了當年租屋和包租的細節，讓我們對五〇、六〇年代有更多認識。劉以鬯在小說的開端這樣寫道：“香港人口稠密，最珍貴的東西，不是愛情，而是地產。”這句帶有諷刺語調的話是劉以鬯在1960年寫下的，可悲的是，五十多年後的香港，這殘酷的現實並沒有因時代的進步而改變過來。

1960年代的香港，成就了劉以鬯成為現代主義作家，但同一時間，他的流行文學面對大眾，直迫現實，呈現了香港生活扭曲的面相，值得我們細細地閱讀。

（二）

本書收錄劉以鬯的的四個故事新編，包括〈怒沉百寶箱〉（1960）、〈劈山救母〉（1960）、〈孟姜女〉（1961）和〈牛郎織女〉四篇，前三篇刊登於《明燈日報》。〈牛郎織女〉雖沒有具體的出版資料，但從連載的方式等方面看，應與前三篇為前後時期的作品，同刊於《明燈日報》。這四篇作品從未收入任何劉以鬯的結集，事隔五十多年，現在首度出版單行本。

劉以鬯的故事新編如〈寺內〉和〈蛇〉等得到評論界的高度評價，在傳統故事中，加入現代的心理書寫，呈現人物的複雜性，這些作品屬於嚴肅文學的實驗。本書收入的四個故事新編，是劉以鬯以流行文學的模式書寫，面對大眾的作品。我們邀請了嶺南大學的劉燕萍教授為本書編輯及撰寫長文分析，劉教授把四篇作品放在香港六〇年代初的社會語境，當時女工的人數逐漸增加，婦女及年青女子從家庭走出社會，但面對種種的不公義，相對於男性，可能要面對更多的問題。劉教授認為劉以鬯不光把豐富的民間文學知識通過現代小說的模式流傳，更借故事表達對當時香港女性的關懷。

從宏觀的角度看，在香港五〇、六〇年代的文化語境，我們可以如何理解故事新編？也斯在〈“改編”的文化身份：以五〇年代香港文學為例〉（收於《也斯的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一文中提出以廣義的“改編”的觀念來理解香港五〇、六〇代的文學，他所指的“改編”不光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文學改編電影的觀念，即是故事內容上的轉移，而是包括文藝形式及文藝思潮的轉化，從而看到文化之間的磋商，進一步探討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戰後五〇、六〇年代的香港，是冷戰文化對抗的重要基地，相對於台灣和大陸，香港有較多的文化自由度，可以接觸中外文學和電影，對於古典文學的接收沒有斷絕，嚴肅與流行並存，生活在香港的文人和藝術家，在這環境中可以取得不少養分。

戰後香港五〇、六〇年代文化發展蓬勃，也斯在文章指出有不少作品都是“改編”或“改寫”自不同的文本，尤為重要的是作者加以轉化，目的不是忠於原著，而是從過去的文本中加入新意思。不同的範疇也有這樣的例子，例如五〇年代末的唐滌生，他的粵劇名作《再世紅梅記》是改自明朝周朝俊的著名作品《紅梅記》；曹聚仁的短篇小說〈李柏新夢〉改寫自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小說〈李伯大夢〉（Rip Van Winkle）；李維陵的短篇小說〈魔道〉上接施蟄存的〈魔道〉，而在香港五〇年代的環境中，改寫了王爾德（Oscar Wilde）的《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探討藝術家內心的掙扎。也斯在文中舉出很多文學的例子，看到當時香港文學如何吸收和轉化外來的影響，承先啟後。在這個脈絡下，劉以鬯的寫作生涯尤其重要，他的嚴肅文學作品《酒徒》，也斯認為是“改編”自西方意識流文學；而他的故事新編，很明顯是改寫古典小說和民間故事，借此來書寫香港故事。這些都充分表現出那一代文人的學養與眼界。

2018年6月8日劉以鬯離我們而去，我記起劉先生直率的性格，我欣賞他創作的純粹性，但總不會遠離人群。我有幸在1997前由也斯介紹認識了劉先生和劉太太，之後參與劉以鬯紀錄片《1918》的監製工作，與兩位經常見面，得到他們的指點。也斯在世的時候，我們已經開始籌劃這本書，打算在六〇年代研究的項目中發表，可惜也斯看不到了，劉先生也看不到了。

也斯帶領我們研究“1950年代香港文化與文學”，201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叢書，共六冊。“1960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繼續得到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的支持（LU13401114），再一次與中華書局合作出版叢書。《故事新編》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謝劉太太對我們的支持。感謝劉燕萍教授、陳素怡、Teresa Lau和蔡明俊用心的編輯和校對工作，葉曉文的畫作令舊的作品添上新的色彩。最後，感謝中華書局的黎耀強先生和各位曾經幫忙的編輯。

這是“1960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的第一本，此時此刻，讓我們一起深深地懷念這位香港文學作家—劉以鬯。

黃淑嫻

2018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