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周氏家世
小引 七爸退休後想寫一本名為《房》的長篇小說
從1946年在上海周將軍公館和七爸周恩來會面，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前，七爸曾十餘次地和我談起過我們的家世，而且每個階段都有幾次近乎半天或徹夜的長談。七爸工作繁忙，可他為何如此重視這個話題？
我們所屬的紹興百歲堂周氏家族，支系龐大，幾經遷徙。在七爸所處的年代，家族成員更是散居各方，而且職業不同，政治選擇多樣。
那麼，在龐雜的家族關係中，七爸對待家族親情的原則是什麼？這個有着悠遠歷史的家族有哪些傳承至今的家風祖訓？
七爸生前珍藏着一本高祖元棠公遺存的《海巢書屋詩稿》，這冊由家族後人刊印的詩稿甚至伴隨他渡過了10年“文革”那段艱辛的歲月。他為什麼如此珍愛這部詩稿？高祖的詩作究竟給了他怎樣的精神慰藉，昭示着什麼樣的家族文化傳統？
我在西花廳親耳聽七爸說，他打算退休後寫一部名為《房》的長篇小說，內容就是根據大家庭的許多“房”的不同歷史演變，作為中國社會的縮影加以描述。他的這一未竟的夙願和自己的家族有什麼關聯？
這些問題或許在這個家族綿延不斷的文化基因中可以找尋到答案。
壹 周氏淵源考
1955年，七爸在中南海西花廳招待我的父親周恩霔由滬來訪，他特意通知我從南開大學趕來，使我有幸在場聆聽了他們所談的諸項事務。他們談話中尤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有關周氏家世的話題。在詳述這場談話之前，我在此選摘先祖周文灝在道光年間的筆錄祖傳資料，以供讀者參閱研究。
周本國號，在岐山之周原，今陝西岐山縣也。帝嚳子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邑其地，因以為國號。至平王東遷洛陽，少子食采汝墳，十九傳而秦併其此，遂為汝南著姓。蓋姬姓於前，周姓於後也。周自得姓，居汝南，至晉太康中少府卿裴子武城侯浚，娶李氏女絡秀為室，生子曰顗、曰嵩、曰謨，皆為晉名臣，稱一時望族。逮唐永泰中廉白二州太守崇昌，七傳而徙營道濂溪，係今湖南道州也。數傳而生元公敦頤，因知南康軍，卜居於廬山之蓮花峰下，築室曰濂溪書室，子孫繁衍，分徙揚州、溢都。未幾，宋南遷徙至浙東山陰柯峰亭之陽，所居地曰螺螄湖，土人建周惠王廟，奉為香火院。四世祖諱慶避兵入城，居會稽縣鏡水里，洪武辛酉徙居於永昌坊。
大清道光四年歲次甲申秋九月裔孫五十房文灝遵照老簿謄錄。民國三十二年歲次癸未六月玄孫嵩堯恭錄待印以子孫。
“周”是中國的一個大姓，考證其淵源的資料豐富，各有不同。以上文字節錄自我家的族譜資料《周氏淵源考》，從文字記載可以看出，這是我們的先祖50房周文灝依據祖傳的家譜謄錄下來的。1943年，我的六爺爺周嵩堯據此再次抄錄並流傳迄今。
就是1955年在西花廳，七爸和我父親跟我談到《周氏淵源考》的記載，他說因為年代久遠，歷史變遷，先人的記載準確與否很難去考證。例如始遷祖沂國公周茂的史料就缺乏詳細的文字記載，就連他的六伯周嵩堯也表示，對他所謄錄的老簿所載遠古資料將信將疑。七爸笑着對父親說：“在這方面，你我都不是專家，暫不去深究，只能留給研究人員去探討了。但是這些家族資料的記載對後輩子孫的精神影響還是不小的，我們從小就覺得自己是正統的炎黃子孫，所以在年少困苦時都不免有一種落難王孫、不甘人後的感覺啊。”說到這裡，兄弟二人相視而笑。
七爸接着說：“從習慣上講，各個姓氏的中國人都喜歡攀上一個名人做自己的祖先，這是一個封建的文化傳統，可是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倒增強了同是炎黃子孫的強烈認同感，更容易使家族成員堅定樹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父親在一旁點頭稱是。
後來我在工作中遇到過不少的外國朋友，其中包括寫過周恩來專著的某些作者，他們顯然對周恩來的家世比較關心，這些人曾好奇地問我：“周恩來是不是軒轅黃帝的嫡系子孫？”我就是依據上述的七爸那次談話精神回答他們的。
近些年，世界各地的周氏宗族及相關專家都在積極地參與研究此事。據他們綜合研究各地提供的眾多家譜，所獲初步結論是：周恩來可能是黃帝的第127世孫。錄此僅供參考。
貳 五世世系
1939年，抗戰後的國共合作期間，七爸曾回過自己的祖籍浙江紹興。以下這份重要的家譜資料——周氏家族五世世系表，就是七爸訪問紹興後取得，返回重慶後，交給我的父親周恩霔整理而成樵水公起近五世世系表。解放後，七爸的三弟周恩壽據此略有修訂。
1.五世相繼
第一世嘉慶年代的樵水公生有五子。長子逸帆公，名駿侯，無後。次子霞軒公，名駿昂。三子捷三公，名駿聯。四子雲門公，名駿龍。五子效甫公，名駿龐。
第二世“駿”字輩的五兄弟感情深厚，從未分過家。駿昂曾將自己的次子貽康過繼給長兄駿侯為後，同時作為兄長他又對四弟駿龍早年學習做師爺給予很大的幫助。後來霞軒公駿昂與四弟雲門公駿龍隨同漕運總督同赴江蘇淮安，並共同定居於淮安城區西北隅駙馬巷七號門內的兩座東西相連的老式宅院。兩家同處一院，實為一家。五兄弟雖然紹興、淮安天各一方，但是親情從未阻斷，而且日久彌堅。
第三世為“貽”字輩，大房貽豫、二房貽康（官名龢鼐）、六房貽良為駿昂之子。四房貽賡、七房貽能、八房貽奎、十一房貽淦均為駿龍之子。貽康就是我的祖父。七爸是貽能的長子，由於貽淦無後，貽能將長子恩來過繼給貽淦為養子，因此周恩來一度稱繼父為父親，生父為乾爹。貽賡無後又由貽能的三子恩壽承繼。次子貽能為家族考慮，先後出繼兩個兒子給兄弟，四兄弟間的骨肉親情可見一斑。
我本人既是二房的長孫又是長房的長孫（因為我的曾祖駿昂曾將自己的次子貽康過繼給長兄駿侯為後），自幼起就按老家的傳統規矩稱呼七爸的生父貽能為七爺爺（紹興方言“爺爺”叫yaya）。由於七爺爺長期追隨長子周恩來奔走各方，與自己的孫輩無緣相見，因此，爾字輩中僅我一人分別在上海、鎮江和揚州等地和他在一起生活過。
第四世“恩”字輩子女眾多，又散居全國各地，已經很難正式排行，便都順着祖父輩的順序，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中一般都稱呼總理為七伯或七叔，鄧穎超為七媽。但我本人自嬰兒學語起就遵從祖母、七爺爺以及周恩來夫妻的旨意，叫周恩來七爸，一生都不曾改變。他則一直都叫我的乳名愛寶。我也稱鄧穎超為七媽。七媽原來習慣也稱我為愛寶，但自我參加革命工作後，就慢慢改稱我為爾鎏。
周家是一個大家族，其中發生了許多曲折的故事，按周家排行“駿”、“貽”、“恩”、“爾”的家譜次序，第五世是“爾”字輩，但因為一些特殊原因，只有大房、二房和八房等延續了“爾”字排行，有周爾鎏、周爾圻、周爾均、周爾輝、周爾萃等人。
2.家族親情
從宏觀上講，周氏家族傳世親情的特點之一是深厚的認同感。維繫這一特點的基礎主要是因為家族擁有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而非單純靠血緣關係。比如說，大家庭的各房親屬都始終認同始祖是北宋的周敦頤，而且家族各房系對後代的培養都普遍重視文化教育。
它的另一特點是流動散居而又綿延不絕。這是由於家族遷徙的歷史以及師爺幕僚這一職業特點所形成的。由於時勢的變遷，我們這支家族從元末明初遷移到浙江紹興，以後又分別遷居淮安、揚州、上海等地，無論分居到何地的家族成員都一致認同沂國公周茂為始遷祖。對此，七爸和魯迅這兩個分支的家譜上都有相同的記載。現在，家族的子弟分佈更廣，國內海外皆有，但一脈相承的親情關係仍未中斷，這的確並非易事。
依照傳統習慣，以五服內的親情為例，雖家道中落，人們奔走四方，但大家庭的親情仍然世代相傳延續，並且形成一些新的特點：
一是舉家遷淮，同居一宅。從我的曾祖“駿”字輩開始，五兄弟中四位均由紹興遷往淮安定居。其中二曾祖父和四曾祖父分外投緣，同居一宅，位於淮安城中駙馬巷，家人間關係親密，親如一家不分彼此。
二是天各一方，情繫祖籍。從曾祖“駿”字輩以下，“貽”、“恩”、“爾”諸輩子孫繁衍，為數頗眾，雖然分赴全國各地謀生，卻不約而同仍以紹興為各自的籍貫，這種眷念故土家人的親情因此而綿綿相繼。
三是傳道授業，相互提攜。二曾祖曾對當時他的年幼四弟傳道授業，彼此先後遊幕做官。我的祖父周貽康原是七爸的二伯父，過繼長房為長子，是“貽”字輩中的忠厚長者。他曾中舉入幕，入仕為官，生前曾提攜周恩來的生父周貽能在身邊做事，並對周貽能的長子周恩來極其器重賞識，對其日後讀書、留學、避難，均鼎力相助。
四是救危濟困，一如既往。雖然大家庭日趨沒落，但在家族成員中有生活困難、久病不愈、先人斂葬費用不濟等等情況時，家族中學而有成、生活較富裕者即設法給予幫助。我的祖父周貽康因最早離開淮安，對家中情況瞭解較少，當從周貽能、周恩來父子處獲知八房年幼的周恩碩因父病不治而彷徨無助時，立即伸出援手補貼斂葬費用，甚至一度領養恩碩。
五是親上加親，互為依存。七爸的生母萬氏一家同我們更是親上加親，互為依存，其兄弟曾娶我祖父的胞妹入室為妻，以致時至今日，我們後輩子孫尚有往來，始終未曾忘卻這一特殊關係。
叁 從始祖周敦頤到同宗魯迅
解放後，七爸在中南海西花廳居住、辦公，那裡曾是清末攝政王府所在地，廳院中有一個“不染亭”。有略知周氏家族歷史的友人曾經問我，這個“不染亭”和周恩來有沒有關係，會不會是周恩來給它命名的呢？這個有趣的問題，要從“出淤泥而不染”這句名詩和它的作者說起。
在紹興寶祐橋周氏祖居百歲堂門內，有這樣一副楹聯：“蓮溪綿世澤，沂國振家聲。”七爸的出生地淮安同宗族的家宅內也有類似的楹聯：“世宗濂溪愛蓮說，家傳甪里採芝歌。”
這裡所言“蓮溪”或“濂溪”，就是指周家的祥符始祖（周氏宗親會的稱謂）周敦頤。
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原名惇實，因避宋英宗的舊諱而改名敦頤，以出生地湖南道縣濂溪為號，世稱濂溪先生。周敦頤平生愛蓮，襟懷淡泊。他所寫的《愛蓮說》短短119字，字字珠璣，歷來為人所傳誦。“濂溪”與“蓮溪”已成周敦頤的代稱。
周敦頤15歲喪父，24歲起在洪州、郴州、合州、虔州等地任職為官。所到之處，不畏偏險、廉判明斷、體恤民生、扶危濟貧、造福庶民。他的俸祿大都因而用盡，生前連百錢積蓄也不常有。周敦頤正如他所酷愛的雅麗端莊的蓮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周敦頤是中國理學的開山鼻祖之一，是儒學發展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在中國思想史上影響深遠。其實，更應該說周敦頤是汲取眾家之長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七爸對我的教導中多次涉及這個話題。
七爸是周敦頤的第33世孫，作為周氏始祖的後人，更作為家族成員中的傑出代表，早年就因周敦頤而深感自豪並以之為人生楷模。濂溪先生的思想學說、人格節操、為官態度等等，對七爸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1946年9月，七爸約我單獨到上海周公館和他見面，那是我第三次去周公館，我當時年僅15歲。談話結束前，七爸問我是否學過周敦頤的《愛蓮說》，我說：“小學裡就學過了。”七爸聽後非常高興，他說：“周家的祖先周敦頤寫了著名的《愛蓮說》，我們是他的後人，現在上海的環境很複雜，希望你能像蓮花那樣出淤泥而不染，迎接勝利的到來！”
1954年，我在南開大學讀書過寒假，七爸讓人通知我到西花廳找他。七爸身為共和國總理，日理萬機，白天忙於各種大事和活動，晚上回到西花廳仍舊工作到很晚，甚至常常要到東方欲白、曙光初露。那天晚上，七爸和我談話幾乎是“徹夜長談”，為平生所罕見。由於他意猶未盡，就安排我在西花廳東廂房住下，叮囑我要到寒假結束再離開。現在想來，這應該是我們三代親屬中罕有的幸福際遇。
隨後的幾個夜間，七爸利用自己的工作間隙見縫插針地和我談心。間或不斷地談到周敦頤，他說得更多更深了，可能是因為我已經上了大學，他考慮到了我的理解與接受能力。七爸說：“我們的祖先周敦頤用陰陽學說解釋宇宙的本體，豐富並發展了這一哲學的根本課題，這是不簡單的貢獻。他強調人性的靈秀，重視人的良知和靈性，進而涉及人性論的理論探索。他對前人的各種理論進行融會貫通，並形成了自己獨到的思想見解，他的太極學說逐漸為世界各國人民廣泛接受，所以說他不僅是儒學的大師、理學的祖先，還是一位有國際影響的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現在周敦頤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名人，證明七爸當年的判斷和預見是獨具慧眼的。
此外，關於周敦頤的代表作《愛蓮說》，七爸與我的談話中一再講到，他說：“周敦頤在北宋已經看到了封建社會盛極而衰的趨勢，他用形象化的藝術語言恰當地借用蓮花表達他心志高潔的追求。他的警言佳句‘出淤泥而不染’可謂是理論聯繫實際而又切中時弊的，他預見了封建社會將不可避免地由興旺而漸趨沒落，並因此向世人提出了自律修養之道，這句名言已經成為了理想人格的象徵。”
多年後，我與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探討此事，他對濂溪先生高度評價，對七爸的獨到見解甚為推崇。
只可惜我當時年少無知，覺得在西花廳不自由，多次提醒七爸讓我早點回校。時光不能倒流，如今想來，悵然若失，真怪自己不曾充分珍惜傾聽七爸教誨的時光。
西花廳院子裡本來就有“不染亭”，並非周恩來入住之後取名的。但這種巧合，卻引發誘人的遐思和綿長的回味！
魯迅（1881—1936），即周樹人，是紹興覆盆橋周氏，係周敦頤第32世孫。魯迅先生出身於沒落的士大夫家庭，他把個人豐富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繫起來，最終成為了一位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的精神被稱為中華民族之魂，深刻影響了當時及以後的無數中國人。
魯迅先生在“五四運動”前後，參加《新青年》雜誌工作，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那時七爸正值南開學校求學的重要時期，並且是天津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他曾邀請魯迅先生到天津演講，雖然活動當天先生因事不能到達，但還是委託其弟周作人作了演講。
七爸和魯迅先生雖然未曾謀面，但二人一直保持着神交。魯迅先生曾贈送家鄉的火腿給七爸，七爸通過中共在上海的同志們，高度評價魯迅等左聯作家對抗日救國所做的努力。他對魯迅先生的欽佩與尊重是人所周知的，魯迅先生逝世後歷次紀念活動中，七爸均有重要講話或文章發表。
我在上海讀書期間，在與七爸會面交談中，他特別告訴我，魯迅先生也是周氏家族中了不起的人物，要我以先賢為榜樣，磨礪自己，成材成人。
成長以後，我知道七爸一生對魯迅先生都推崇備至。記得有過一次七爸七媽同我和王章麗當面討論魯迅的事，雖然它來得很偶然。
那時我正在南開大學讀書，有次我和王章麗同看露天電影，看到穿插放映時事紀錄片的個別鏡頭，顯露出一個婦女的背影，看上去恰似七媽鄧穎超。我們正在揣摩可能是她在參加某種社會活動時，影片中的她逐漸轉過身來。啊，原來是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
事後在西花廳，我們將此事講給七爸七媽聽，引來他們一陣輕輕的笑聲。七媽說：“你七爸當年曾不經意地告訴許廣平，說‘咱們還是一家人，您還是長輩’。許廣平隨後就找來家譜查閱，來證實這件事。”
這時七爸忽然問我：“魯迅的著作中，有許多家喻戶曉的名言警句，你最喜歡的是什麼？”我不假思索就回答道：“我同大多數人有一樣的感受和體會，最欣賞的名句還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七爸說他也一樣喜歡那首詩中寫出來的名句，並據此寫過題詞。他進一步解釋說：“魯迅先生用精煉的詩人語言，寥寥數語就道出了中華民族大義凜然的共同心聲，同時也發出一種時代的召喚，給人以使命感，真是偉大的文學家的不凡手筆。但是事情並不簡單，‘千夫’指的是反動派，從歷史發展來看，他們是外強中乾，甚至是虛弱的，並終究要歸於滅亡。不過猖狂一時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不乏可恥的追隨者，在力量對比不利於我的時刻，他們會殘酷無情地鎮壓人民。對此革命者和人民首先要有魯迅般的橫眉冷對、寧死不屈的鬥爭精神，其次也要像魯迅那樣擁有對未來的理想和信心，並堅持韌性的實際鬥爭。”
關於“孺子牛”，七爸說：“魯迅的話是說要像牛一樣俯首為孺子服務。如用我們現在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心甘情願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現在回憶起來，我腦海裡不禁浮現出七爸晚年胸前一直佩帶的“為人民服務”的徽章。由於長期勞累，他的面容顯得有點憔悴，但依然保持着異常堅毅的目光。其實魯迅的詩句不僅是周恩來與魯迅的共同心聲，也是他們一生的真實寫照。
自1938年10月19日為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題詞，一直到1946年10月26日在魯迅逝世十周年祭上的演說，七爸用火一般的熱情，頌揚魯迅的高尚人格和長期堅持的韌性戰鬥。前後八年之間，題詞和講話共有八次之多。早在1938年10月的講話中，他就提到：“在血統上我也或許是魯迅的本家，因為都是出生在浙江紹興城的周家。”並且表示他不願意口口聲聲說“吾家樹人先生”，只能如古詩所說“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那樣，來懷念魯迅先生。七爸將魯迅先生讚譽為勁草忠臣，其實依我看來，他們的年歲、境遇、性格、事業等等均有所不同，但七爸對魯迅的讚譽之詞是他們兩人共同的寫照。
1982年，我專程去紹興拜訪當地魯迅紀念館的金館長。據告當時周恩來和周樹人兩家家譜都殘缺不全，難以證實兩家的血緣關係。所幸以後經過學術界許多人的共同努力，根據周敦頤散處各地的後代子孫所提供的多種譜系記載，現已查對證明，魯迅和周恩來分別是周敦頤第32代、第33代傳人，而且有共同的遷居浙江的始遷祖。時至今日，我願着重指出，從先祖周敦頤為其中代表的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的中華歷史長河來看，這一古老家族迄至現代，仍然能夠相繼出現周樹人、周恩來這兩位心靈相通、聲氣相投的偉人，自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而絕非是偶然的歷史巧合。
但願古老家族的新生是一個當代中國社會的縮影，由此可以預見整個國家民族的逐步復興。
肆 家風祖訓
七爸結合自己的經歷和體會，多次和我談到近代人的性格、素養的形成主要依賴於三個方面：一為家庭教育，二為學校教育，三為社會教育。他說自己是出生於沒落的封建大家庭，但不容忽視的是這個大家庭裡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傳統代代相承，滋養着後人，對他本人也有巨大的影響。
這近千年的家風，有以下幾個突出的特點是一脈相承的：
一是清正名節、以誠為本。始祖周敦頤一生為官，名節清正，以誠為本，其名言“出淤泥而不染”，在中華大地家喻戶曉。七爸作為周敦頤家族的後人，一生信奉其先祖所倡導的“以誠為本”。他任職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總理達26年之久，始終做到廉潔自持，一塵不染，這是當時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有目共睹或耳熟能詳的歷史事實，激起了廣泛的敬佩之情。作為後輩，我在參觀周恩來紀念館時留言：“翔宇丹心昭日月，恩來遺愛遍人間。”表達了深有同感的心聲。
二是振興中華、志在四方。周氏家族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源自古代文明的大家族，它在以國號為姓之前本是“姬”姓，人們普遍認為是黃帝的嫡系後代。作為炎黃子孫，周家人有着頗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這個家族發源於中國西北部，由陝西、河南而逐漸遍及全國各地。七爸這支50房的家族則轉向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其後人後來由於師爺的職業特點輾轉而至江蘇、河南、湖廣、河北等省，繼而轉向天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等到七爸開始求學、革命、工作之後，其個人足跡更是遍及五湖四海。當七爸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時，他就有着強烈的歷史使命感，發出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豪邁心聲；在東北小學畢業時，他為同學留下了“同心努力，萬里前程指日登”的題贈；1917年赴日留學前，他更是為同學寫下“志在四方”的題詞。1939年抗戰期間，七爸紹興之行時，為曹天風先生題詞，引用沈復先生的抗日詩句，表達了他自己的心情和誓願，其中“成敗區區君莫問，中華終竟屬炎黃”的語句更是擲地有聲。
三是學以致用、求真務實。七爸年輕時寫過這樣的題詞：“從無字句處讀書，與有肝膽者共事。”他酷愛這兩句聯語，這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治國的參照。當他成長為職業革命家以後，直到晚年堅守在國家總理的工作崗位上，始終倡導並身體力行“活到老、學到老”的原則。不僅向書本學習，向實踐學習，而且注意隨時向群眾學習，甚至包括來訪的外國貴賓和朋友在內，也見機有所學習。他生前還常引用一句廣大群眾常用的口頭語，那就是：憑良心辦事。由於周氏家族許多人都從事師爺這一社會職業，所以許多家族成員包括他本人在內，從來就不僅重視應對考試的書本知識，而且非常重視前人所積累傳承的行政治理經驗。
四是嚴格家教、培育英才。七爸所屬的家族並非顯赫的官宦世家，更非富足的商賈，是有着紹興師爺傳統的大家庭。這個家族眾所期望的通行的發展模式是：習儒-應試-中舉-師爺-做官。七爸的父輩中和他互有來往的三位學而有成的舉人，都是沿着這一傳統發展模式而來的。其餘的家庭成員從事多種行業，但以教書、錄事等習儒為生者不少。學而有成的長者則往往以培育家族中的英才為己任，其中子弟優秀者往往得到長者的青睞、資助和提攜。七爸作為家族中最優秀的青年代表人物更是典型的個例，他在自己學習成長過程中就不斷得到家族前輩中忠厚長者的援手和幫助。
五是硯耕不輟、詩文傳世。以七爸的高祖周元棠為例，他生前一度考場失意，卻是當地著名的詩人，為後人留下了不少優美的詩篇。繼後，七爸父輩的三個舉人（目前有人考證應有四個舉人，但七爸僅同我談及其中三位）也都各有著作或詩稿傳世。他們的詩作中都不乏《詠懷》、《自箴》之類的詩文，從字裡行間抒發了清正律己的情懷和對社會人生的看法，傳遞了歷代相承的文化傳統。
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一個家族的歷史文化所形成的群體性格對後世子孫的浸潤與影響。我個人認為，如果追溯起來，我們周氏家族成員中，有文字傳世、澤被後人，並且對七爸產生深遠影響的，除了始祖周敦頤，還有高祖周元棠、伯父周龢鼐。
伍 周元棠《海巢書屋詩稿》
1.“當作奇男子”
周元棠是七爸的高祖，他對七爸的影響是迄今為止罕為人知的。
周元棠，字笑巖，生於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卒於咸豐元年（1851），生前著述甚多，但因戰亂，身後僅有一卷《海巢書屋詩稿》留存。這卷詩稿所錄詩作均是周元棠22歲之前所寫，由他的孫子（即我的曾祖）昂駿（原名為駿昂）抄錄，曾孫龢鼐（即我的祖父）、炳豫、嵩堯刊印傳承下來。
正是這卷收錄135首詩作的詩稿，被七爸珍藏在床頭枕下閱讀多年，伴隨他歷經“文革”的10年浩劫，直到他離開人世。
周氏家族的文學傳統是一脈相承的。七爸少年時期在瀋陽上小學時所作的文章就已出類拔萃，那篇《東關模範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氣勢恢宏，被選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覽會上展出，並收錄在《奉天教育品展覽會國文成績》一書中。
七爸在南開學校讀書期間，學習勤奮刻苦，對社會現狀十分關心，每每訴諸文字。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學編撰《校風》、《敬業》等報刊，並開設《飛飛漫墨》（“飛飛”是七爸當時的筆名）專欄，發表詩文及評論。
櫻花紅陌上，柳葉綠池邊。
燕子聲聲裡，相思又一年。
——《春日偶成》（二首）其二
七爸這首寫景抒懷的小詩同樣是從讀書學習地點的周遭景致着墨，抒發時光更迭中自己的多般思念之情。
七爸幼年生長在淮安，此後相繼在遼寧、天津求學，後來更是輾轉南北，但他對祖居地——歷史文化名城紹興的鄉戀深情始終未變，對當地的風物景致、文化習俗甚為瞭解，這除了七爸的博聞強識並曾專程到過紹興外，和他研讀高祖周元棠的詩作獲取獨特的感受不無關係。
元棠公感情豐富，詩情高妙，花開花落，水田農耕，俱入詩趣。
惆悵春光倏又歸，聲聲杜宇弄斜暉。
東皇不數東風罪，一任零紅到處飛。
——《春去》
他樂觀曠達，不悲秋不苦冬，直言“人到秋逾健”。他甘守清貧，能在讀書與靜思中感悟人生的真諦。
人到秋逾健，詩因話倍長。
小窗臨曲水，斷簡發芸香。
筆底多花夢，文餘學酒狂。
琴簾與禪榻，雅稱讀書床。
——《秋夜雜詠》（三首）其三
元棠公生前雖遭遇家道衰落，但他一生甘守清貧，始終秉持高潔操守，“當作奇男子”的錚錚鐵骨之言，迄今仍然令周氏後人有讀其佳句如見其人的感受。
人情薄如紙，世態澹如水。為人不由人，當作奇男子。我行不入邪，我言不苟訾。言只舒我心，行只安吾履。躬耕惟硯田，不須分疆以。舒情惟筆鋒，何事執弧矢。欲希倚馬才，拋盡雕蟲技。功名雖偃蹇，此此無時已。身或作飄萍，門總開桃李。惟冀才學成，不愧一佳士。內動親心歡，上對天顏喜。
——《自述》（二首）其二
這不禁使我想起七爸1917年9月將從天津南開東渡日本，開始留學生活時，他在出發前寫下的著名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
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青年時代周恩來為拯救中華而願獻出一切的豪邁氣概，與元棠公“當作奇男子”的錚錚鐵骨是何等的相似啊！
2.《留侯》詩情
我研讀元棠公留下的《海巢書屋詩稿》，其中最令我感到震驚的是《留侯》詩篇。詩文如下：
古來豪傑不多得，非是太剛即過抑。拔劍挺身未足奇，總以識高見才力。子房獨負蓋世才，受書一事真偉哉。取履漫云戲且辱，回頭圯上驚蓬萊。從此談兵多機變，笑彼重瞳輕百戰。隆準全鋒待敝時，鼎峙蕭曹輸白面。狀貌雖云如婦人，經綸揆奮裕一身。事成遠從赤松子，漢家原是薄功臣。
留侯張良面貌嬌好、滿腹經綸、才華出眾，輔佐劉邦興立漢業，又能做到功成身退、隱居餘生。這可能是中國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所僅可能有的最佳選擇吧！
這首《留侯》詩提到自古以來真正的可以稱作豪傑的歷史人物並不多見，往往不是過於剛直就是過於壓抑自己，真正能夠文武全才剛柔並濟的英雄人物“總以識高見才力”。年方二十的元棠公能夠以百餘字的短詩概括張子房所具的非凡才智和一生事業成就，以及最後選擇的適當歸宿，並對他的相貌、學識、品格一一描繪評論，足見青年詩人的天賦和功底。
然而，最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還在無意中成了一位異乎尋常的預言者。七爸非凡而又曲折艱辛的一生，於百餘年後全面驗證了元棠公的預示，也同時驗證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強大的生命力。
從一個沒落的封建大家庭中走出來的周恩來，最終成為世人公認的智勇兼備、文武雙全、剛柔並濟的偉大政治家，與家族傳承不無關係。因此，七爸生前一直珍藏這一詩集也就不足為奇了，他經常反覆研讀這些詩篇，從中得到激勵或撫慰，也是可以想見的。
七爸參觀過留侯祠，當時久久深思不捨離去。
巧的是七爸在南開學校讀書期間，所寫的另一首《春日偶成》，同樣是以張良的典故入詩抒懷的，原詩如下：
極目青郊外，煙霾布正濃。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春日偶成》（二首）其一
陸 二伯父調之公
周氏家族中，一位對七爸構成影響的父輩，是他的二伯父周龢鼐，即我的祖父。
周龢鼐，字調之，族人按紹興當地的習慣尊他為調之公。調之公原名周貽鼎，後改名為周貽康，最後取官名為周龢鼐，是周恩來二祖父周駿昂（霞軒）的次子。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聘高氏，早卒。娶王氏（患有先天精神病），後又娶程氏。
調之公的改名和取字都有一定的原因。他之所以改名為周貽康，是因為少年時過繼給大伯父周晉侯為子，而大伯父又曾名康侯。其後，因堂弟周貽定改名為周貽鼎，所以他另取官名為龢鼐，鼐者大鼎之謂也。由於大伯父無後，他入繼為子，這樣他就在同輩兄弟中居“長房”位置。他認為本人既是長房長子，就得有包涵一切的胸懷，因此另起一個旨在調解周家這個大家庭中方方面面關係的字——“調之”。
讀書勤奮的調之公，年輕時曾獲國學生和候選訓導的學位及頭銜。但他認為自己在大家庭中居長，要照顧許多叔伯兄弟們，曾一再謙讓，要他們先行科考，自己則可以晚點應考，最後在眾多家人的勸說下應試。光緒二十年（1894），調之公考中甲午科第107名舉人，是當代周家中舉的第一人。
調之公為人忠厚，不善逢迎，也不喜歡作官，往往改就幕僚。曾在江蘇巡撫陳夔龍處做總文案，並隨陳前往河南開封和湖北武漢等地工作。宣統元年（1909）曾在河北定州任知州。從遺留的頂戴服飾看，他還曾出任鹽法道台。辛亥革命後，他一度賦閒在家並經商。1917年到南京督軍李純那裡當顧問兼秘書，1921年在上海去世。由於他早離家鄉並去世較早，家族後人對他所知較少。
調之公非常愛好文學藝術。七爸回憶說，二伯父擅長南昆，聞名於鄉里，並且笑稱：“文學藝術看來是我們家族的傳統愛好。”他還滿懷自豪地對我說：“你爺爺在這方面也是學而有成的！”
調之公現存的詩稿有百餘首，研究家世對七爸的影響，調之公的有些詩作是不容忽視的。
莫以愛憎從俗尚，需知窮達總天成。
謀無習巧惟安命，名不求高但近情。
——《自箴詩》
這首自箴詩是調之公遺作，七爸年輕時就非常喜愛。據我回憶所及，七爸對《自箴》詩甚為重視，曾要求我逐字核對無訛，尤其是“名不求高但近情”一句。
七爸認為，二伯父雖然入幕做官多年，但並不隨從世俗，處理事務不求名利，但要合乎情理——“名不求高但近情”。七爸多次和我說起過這些詩句，並囑咐我作為後人應該好好學習，為人行事都應該嚴格遵循。
調之公胸懷寬廣，宅心仁厚，扶危濟困，充分體現了長房長孫的風範，深得家族親屬的尊敬。
七爸在天津讀書及去北京演出話劇時，就常到我祖父調之公在北京和天津的寓所居住，並不斷得到他的資助。或許是祖父看到侄兒周恩來是一位有為英才，相信他將來一定能大展宏圖為家族爭光吧，他對周恩來的資助從未推卸、吝嗇過，總是竭盡所能全力支持，包括不惜身家性命為賢侄提供安全庇護。
七媽鄧穎超也曾對我說，七爸當年在京、津兩地參加學生運動，組織領導學生遊行，排演進步話劇，這類事情在當時是非常危險的，在封建大家族中也遭到多人的反對，然而，我的祖父和祖母雖然非常擔心周恩來的安危，卻又非常支持他的活動。當時七爸在話劇《一元錢》中男扮女裝出演一個角色，邀請家長觀看，便是由我的祖父和祖母作為家長前去的。我的祖母生前常對我笑着說：“恩來男扮女裝演文明戲很好看。”每當回憶起這些事情，七爸總是對我的祖父母滿懷深深的感念之情。
七爸1918年旅日期間所寫的日記，記載了一件家事，和二伯父調之公有關。
一月十六日（丁巳十二月初四日癸亥）（星期三）
……
前天高老師來信說，因為接着我的信，知道我的日用不十分充足，自己想謀個教育界兼差，打算每月接濟我幾個錢，並責怪我為什麼不將詳實情形告訴老師。我聽見這種話，心裡頭是又感激，又驚訝。想起我當初寫信的時候，我是怕老師惦着，所以照實的告訴我當時情形，並沒說十分困難，不過說用度有時候不足就是了。不想老師就這麼打算起來。聽說還要叫乾爹告訴二伯去。這事如何辦得！我在這裡已經驚動多少朋友，那能夠再向國內打擾呢！況且老師手中也不寬裕，在京兆尹裡頭已經是寅年支了卯年糧了。要真夠寄來錢，我問心那能安呢。再說我已不是不能受苦處的，家中這樣景況，我焉能有心去舒服呢！
七爸信中的“乾爹”就是他的生父周貽能，因為七爸幼兒時過繼給了叔父周貽淦，所以他稱自己的生父生母為乾爸乾媽。他在日本求學時生活用度很是拮据，但他自立要強，不願開口求助。七爸的二伯父，即我的祖父調之公，知道恩來侄兒的狀況後，又盡力資助了他。
高老師是七爸在瀋陽讀書時的恩師高亦吾先生，他十分喜歡、欣賞周恩來，不僅成為少年周恩來在學業上的老師，更成為周恩來早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啟蒙老師，“翔宇”這一周恩來的字，就是1913年他從東關模範學校畢業時恩師高亦吾先生為他命名的。後來高老師離開東北到了北京，在京兆尹公署謀事，周恩來與高老師的聯繫也一直保持着。
1930年代，在我出生以後，我和祖母一起生活在上海。我們的家更成為七爸的革命避難所，這是後話。
柒 世傳職業“紹興師爺”
調之公科舉立身，但卻身處清末民初大變革的時代，在他的身上，有末代紹興師爺的諸多際遇。
寒士無田猶有硯，豐年得酒可為衣。
醉中忽動英雄念，想上天山夜打圍。
未見烽煙銷海徼，惟聞歌管浮中原。
區區寸念空憂國，袞袞諸公合報恩。
對於調之公這樣靠自己的知識為生的人來說，五斗米來之不易，但是無論清貧與否，都始終保持着一顆愛國心，秉持着精忠報國、有所作為的理念。當時的政局，烽煙四起，國難未除，而朝廷的不少高官仍然尋歡作樂、不思報國。對此，調之公曾憤慨地說：“我們區區做師爺為生的知識分子始終為國憂心，他們這些人對國家和人民實在是負恩不報！”
師爺成為紹興傳統的社會職業，大致始於明朝中晚期，興盛於清朝，沒落、衰亡於清末民初，在中國封建統治機構中活躍了三百餘年時間。一般而言，依據職務性質，紹興師爺可分為折奏師爺、刑名師爺、錢穀師爺等等。
七爸曾詼諧地提到，世人通過戲劇所看到的紹興師爺，往往是嗜酒成性、有個紅通通酒糟鼻子的文人，常常為某些官僚出謀劃策，不幹好事。他同時指出，其實師爺這種社會角色的產生和科舉制度的形成都有各自的歷史原因，它們也都是影響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產生的歷史因素。我本人後來在西歐曾同若干政治人物和社會學家就此交換過意見，這些人都認為他們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是離不開中國這方面影響的。
與七爸周恩來互有往來的父輩中出了三個舉人，當時也是周氏家族引以為榮的盛事，除了二伯父周龢鼐，還有六伯父周嵩堯及出了五服的從堂叔周嘉琛。這些長輩和不少紹興士子一樣，走的均是入幕遊宦的師爺道路。
辛亥革命以後，封建制度被共和制度所取代，許多師爺又轉變為民國各級政府的秘書班子，紹興師爺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特殊群體，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周家三位舉人以後的境遇也大體如此。據七爸對我的講解，我的祖父周龢鼐在民國時期，曾出任江蘇督軍的顧問兼秘書；他的六伯父，當年曾是袁世凱的秘書，認為學生領袖、共產黨人是離經叛道、不肖子孫，但以後隨着形勢的發展而逐漸改變態度，晚年更是如此。
總之，隨着社會的巨大變化，紹興師爺發展模式不再存在，周家青年子弟因家道中落不得不另謀出路，可是進現代學校就讀，甚至繼而出國留學的新發展模式，畢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因此後來的家族子弟感到前途茫茫，無所適從乃至消極頹廢，這也是周氏大家族走向沒落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師爺是當年的知識分子，不僅能夠詩文傳世而且還有協助治理的專業知識，其中不乏優秀的人才，將這一人群整體妖魔化或醜角化，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捌 “逼上梁山”
清末國力貧乏，外侮不斷，社會動盪，民生凋敝，不少昔日的大家族也陷入危機。我們家族習儒為生、有硯無田的狀況，在這種背景下面臨衝擊而趨向衰落。尤其是清朝政府滅亡以後，中國陷入長期軍閥混戰的局面，國難家貧接踵而至，周氏家族每況愈下。
七爸的青少年時代，我們家族已經沒落。他的生父常年在外地謀生，甚為不易，加之他本人少年時又遭遇生母、嗣母相繼早逝的厄運，曾不得不出入當舖，依靠出售家中什物為生。所幸家族中還有少數幾人能協力資助他。總之，大家庭中的父輩多數行走四方，艱難謀生，很難兼顧他人。七爸就是在這種家庭背景下，以自己頑強的毅力、宏偉的志向，走上曲折而豐富的求學與革命道路。
七爸曾對我說，他參加革命也是“逼上梁山”。我想七爸所指，應該是家族沒落與社會動盪，也就是他所講的：“簡單的一句話——國難家貧所致。”
封建大家庭的沒落會產生各種不同的結果，就消極方面而言更是形形色色，帶有強烈的社會印記。七爸在西花廳的一次談話中，對我們家族中的消極成分和我細談、深談過。他客觀地評價了自己家族中的社會關係，指出其中不良的社會關係約達十四種之多。時至今日，我對他的分析記憶猶新，這些情況分別如下：
大軍閥頭子的秘書、封建官僚、不良師爺、歷史反革命、紈絝子弟、生活放蕩的破落戶、吸毒致死者、在海外大肆從事反共活動者、嗜賭成性者、犯經濟錯誤者、脫離革命隊伍的失節者、反動軍人、漢奸、無業遊民。
在淮安的親屬中，有一個堂伯是清朝舉人，封建意識較濃，性格也較暴躁，對周恩來的反封建思想頗為反感，曾罵他是“無父無君”、“孔孟的叛逆”，有時還擺出長輩的威勢壓制他，甚至向故鄉父老通報這位“不肖子孫”。
這不禁使我想起七爸曾提到他將來退休後，要創作一部以自己家世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我們家族中一直傳承着為官後詩文傳世的家風，但像七爸這樣別具匠心的構想，擬以諸房演變為主題並以長篇小說的形式表現，在家族中還是首創。七爸這一未竟心願不免使我輩親屬子弟深感遺憾。
七爸認為自己應該做一個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是群眾說的：實事求是、以身作則。為此他對自己的家庭出身定性為沒落的封建大家庭，而不是有人臆測的革命家庭。
家族文物和七爸七媽書信（一）
1940年代初，有一段特殊的時期，我身邊的親人都相繼離開了上海，剩下我這個12歲的小孩子隻身一人留在滬上讀書。我們原來住在拉都路（即現在的襄陽南路）順德里五號，家人離開前和房東商量好，把家中的書籍以及祖上留下的一些什物寄存在儲藏室裡，交由我照看。
我當時在上海南洋模範中學讀書，學校在姚主教路（即現在的天平路）200號。我是少數住校學生之一，每逢周末或假期，同室的同學往往都各自回家，有時只有我一人留守宿舍。
我曾回到拉都路的原住所整理、晾曬家人留下的物件，清點留存的文物。
在整理家人留下的物品時，我發現儲藏室裡除了書籍之外，還存放有我七爸與我祖父、我父親之間往來的信件，我祖父的詩文手稿，家人的照片，以及七爸留法期間寄回的紀念品等等。我就把這些自己認為重要的文物帶在身邊，以後幾十年間，我歷經顛沛，一直把它們當作與我生命同在、珍貴無價的文物看待。即使解放前夕，敵人的刺刀頂着我的脊背，部分文物也緊貼我胸前，未曾片刻分離，確實做到了“文物與我同在”。迄今已逾70年，我感到可以告慰先人了。在我看來，這些紀念品，每一件都有感人的往事及一段鮮活的歷史。在本書中，將專闢插頁來展示這些文物和它們後面的故事。
本書收錄的由七爸手書和在七媽名下所寫的家書，都是迄今尚未全文公開發表或解讀過的歷史真跡，因此，這些書信對周恩來研究有着特殊的意義。
從時間上看，家書涵蓋1920年代直至1966年“文革”初期。其內容十分廣泛：既有他留學異域時期的飛鴻，又有身居國統區的秘密家信；既有他早期思想發展軌跡的展示，又有他出任總理後對侄輩子弟讀書學習的關愛和安排；既滲透着他一以貫之尊老愛幼的家族親情，又折射着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時局變化。這些家書前後銜接，記載着以周恩來為中心的祖孫三代人歷經半個世紀的往事，時空跨度之大，實不多見。它們跨越世紀，不僅是伴隨我一生的朋友，是授我以無窮力量的範本，而且相信也是可以示諸國人的珍貴的歷史見證。
對每封家書的解讀，基本上都按着背景、人物、內容、意義展開來寫，並有家書全文及書信照片附後，以資讀者參閱。
在2008年周恩來誕辰110周年之際，部分書信摘錄文字曾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內展示，數以萬計的觀眾擁往參觀，其中不少人除書信內容，還對周恩來當年的端整正楷以及神馳的行草體書法讚賞不已。
1.先祖墓碑
七爸極其重視歷史文物，如非他盡力維護和搶救，“文革”這場浩劫肯定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更大的災難。他自幼同我祖父母常有來往，並在家中小住，對我們家所存具有家族紀念意義的文物很熟悉。自1946年後長達數十年間，他不時地逐一向我問詢其下落，如有流失，他就會感到惋惜和不快。
對待祖墳，七爸極力主張平墳還耕地。在紹興祖墳平整、先人遺體深埋後，我曾專程去當地，設法搶救購回景商公、景商公之子元棠公和元棠公之子樵水公等人載有祭文的墓碑，但據當地幹部告知，祖碑等文化遺物不幸已作為建築材料被眾多居民使用，令我懊悔不已。後經過多方努力，終於找到景商公的墓碑，現存放於紹興周恩來祖居內。
1939年3月，七爸曾去紹興他的太高祖周文灝（字景商）之墓地祭掃。景商公家境貧寒，原寄希望於長子元棠公，而元棠公在科場上中了秀才後未能中舉人。元棠公的兒子樵水公考中秀才後子承父業，以教私塾為業。元棠公的孫子周昂駿也考中秀才，由於祖父元棠公和父親樵水公突然相繼去世，失去了繼續學習的機會，之後在舅舅的安排下開始了周家幾代人都外出做師爺的生活。周龢鼐（即周恩來的二伯父、我的祖父）終於考中舉人，他是周家歷代中舉的第一人，這對周家大家族來講無疑是大事盛事。從景商公墓碑上的碑文可以看出，該碑是1921年春，作為長房的周龢鼐為周家先人所立。
2.七爸旅歐留學文物
巴黎風景照片匣
1920年，七爸自上海出發赴歐洲，為了感謝我祖父母對他的關心幫助，七爸在沿途各港口停留時都寄回具有當地特色且有一定文史內容的相應小禮品，精緻的金屬風景小匣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禮物。
這兩個風景匣精美別致，是長度約為4厘米，寬度約為2.5厘米的長方形小匣，其表面鑄有弧形飄帶狀圖案，其間鑲鑄有法文，意為“集景紀念冊”。每一個風景匣裡裝有八張經典風景照片，有埃菲爾鐵塔、巴黎聖母院、凱旋門、法國大劇院等。
作為小禮品，這些風景匣既有一定的文化歷史意義，又便於保存、攜帶，且方便郵寄，足見當時年僅22歲的周恩來初次橫跨大洋涉足西方文化大國，就能別有心裁地精選禮物，借此表達他尊老愛幼和感恩圖報的親情。
對我來說，這不是一般的域外贈禮，而是足以傳世的永久性紀念品。為此，其中一件我已通過父親捐贈給中國歷史博物館。
微型風景瞭望鏡
與寄贈風景匣同時，七爸當年還送來一件其原件像象牙似的微型風景瞭望鏡，大小與風景匣相似。鏡頭好似一顆微小的珍珠，但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鏡內存放的巴黎勝景圖案，表明本品是一件典型的精美微型藝術品。這件禮品同樣證實了青年周恩來仔細周到的親情和善於精選的藝術鑒賞力。
原件已贈中國歷史博物館收存。
德國圖釘盒
1922年3月初，七爸因德國生活費用較為低廉，由巴黎遷居柏林郊區瓦爾姆村皇家林蔭路54號。此時他經過比較，已確立共產主義信仰並在當地積極開展活動。同年10月，同張申府一起介紹朱德入黨。當時年僅24歲的七爸曾託人帶回一盒富有德國風情的圖釘，贈予年方14歲的周恩霔兄弟作為留德的紀念品。我在小學一年級時，祖母就將此圖釘盒交給我保存。據父親周恩霔相告，這是一件很有紀念意義並富有幽默感的贈品，其商標原意是幸運兒，並說明是由高質量的賽璐珞製成的圖釘，方便旅行使用，且使用後堅固耐用保證不會折斷。七爸為了照顧當時國內家人的安全，用此寓意方式告訴年輕的幼弟，自己旅歐以來迄今已確立政治信仰並將為此一生奉行。
3.七爸寄自英國倫敦的信（1921年）
“五四”運動之後，周恩來深感學生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都需要進一步總結。以前他在覺悟社時，對各種流派思想的瞭解，均停留在理論知識層面，尚缺乏實地的考察調研；尤其是在日本留學期間，他發現“日本的今天決不是中國的明天”，中國的發展變革不適合走日本的道路。鑒於以上原因，周恩來覺得必須去英國等歐洲國家考察一番。他抓住赴法勤工儉學的機會啟程赴歐，以期輾轉英倫。
1920年12月底，七爸“在法國巴黎小住旬餘，一觀世界花都之盛”後，因病稍有拖延，至1921年1月5日抵倫敦。初步辦妥愛丁堡大學入學手續後，隨即以此家書向國內父輩稟報一切。
這封信的收信人為七爸的二伯父周貽康，而非誤傳幾達三十年之久的五伯父周貽鼎。同時他所要求轉閱的是六伯父周貽良。經我一番努力，以上誤傳終於2008年前後獲全面澄清。
此家書七爸以自己特有風格的行草寫就，字體秀外慧中、剛柔並濟，內容行文流暢，一氣呵成。洋洋灑灑千餘言，充分顯示了他思想的周密細緻、氣度的卓爾不群，為我生平所見致其父輩行文最長的一封信。迄今為止，全文尚未收入已出版的周恩來書信集，希望引起廣大讀者及研究工作者的關注。
1920年10月18日，七爸離開天津南下上海，意在滬上候船赴法國。他南下途中，曾專程至南京逗留，住在二伯父周貽康在南京繡花巷一號的家中，取得資助並有親切交談，以後繼續前往上海。二伯父周貽康當時是江蘇省督軍李純的顧問兼秘書，六伯父周貽良與七爸當時彼此並非很熟識，傳說他曾是李純的秘書長，但此信所提到的當時六伯父周貽良尚在家中閒居，他是否將到舊識王士珍處“入幕”，此事迄今尚未查明。
王士珍，字聘卿，是北洋軍閥中的元老級人物，曾任代理國務總理，兼任陸軍總長。此時，即1920年12月至1921年1月曾任蘇皖贛三省巡閱使，與六伯父周貽良為舊識。七爸在信中提出，欲通過其六伯父周貽良向王士珍疏通，請其幫助，以便申請獲取江浙地區的官費留學名額。
二伯父周貽康收信後，曾匯款給七爸，但他不幸於1921年病故。七爸所託爭取官費留學事宜，六伯父周貽良最終未能辦成，以致七爸不得不離開英國轉往德國和法國，另謀出路。
七爸在信中表明自己初來英國時，人地生疏，語言隔膜，因此有點不知所措。此外，倫敦費用昂貴，生活不易。因而，他在信中提到“故侄寧棄此煩擾之區，而之較為清淨之處”——擬就讀於蘇格蘭首府的愛丁堡大學，以“彼處生活程度稍賤於英倫，而空氣、天時亦較此為佳，宜於讀書”。
令讀者矚目的是他關於倫敦的評述：
倫敦為世界最大都城，地大北京四五倍，人口多七倍，交通複雜，人種集萃，舉凡世界之大觀，殆無不具備，而世界之政治、商業中心，亦為此地是賴。故居倫敦者，並不能周知倫敦。欲知倫敦非專心致意於研究、實驗不為功。故倫敦為世界之縮影，在倫敦唸書，非僅（俱）之課堂聽講而已，市中凡百現象，固皆為研究之科目也。
歐洲是馬克思主義故鄉，而英國既是世界的縮影，更是當時典型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周恩來作為年方二十有餘的青年學子，在此就地作社會考察，然後再作俄英兩國歷史發展進程的比較，這有利於他探索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救國之道。青年周恩來藉此及時果斷地作出政治抉擇，其重要意義自是不言而喻的。
他高度重視社會實踐，察覺到當時倫敦為世界之縮影，市中凡百現象，皆應加以研究甚至從事實驗。他早年就能知微見著，並能從此終身奉行這種“研究與實驗”相結合的原則，以致最後成為國人愛戴的偉大的政治家。可以說，他早期的行蹤和思想發展軌跡已提供了充分的預示。
周恩來還在此信中着重提出“伏（祈）諸父酌辦”一事，簡而言之，就是為其爭取官費留學，以便留在當地求生存，而後徐圖發展。為此，他不得不在信中反覆談到託請各方從中說項疏通的設想，由此可以看出他當年多少已經覺察到舊中國的痼疾危害非淺，並感受到治理社會之不易。其深邃敏銳的洞察力迄今仍令我們後人發省，體會到他一生為何如此痛恨並力圖克服多種社會陋習。在當總理以後，更刻意謀求如何身體力行、廉正治國，並努力不懈地堅持起到模範帶頭作用。他對父輩談到“良以個人立身，家族榮辱非恃實學不足以定功”，表明他的求同存異思想從那時候起已經有所形成並付諸實踐。因為面對兩位年長的遺老般的封建知識分子，似無必要強調學習目的是為了“中華之崛起”，而多談光宗耀祖之進言則更為恰當。
信中提到“徒恃跳嘯止匹夫勇耳，非萬全之策”的語句，令讀者感到特別醒目，因為從組織建立覺悟社直到投身“五四”運動，以致被捕入獄，遭受開除學籍處分如此等等，這一切都促使這位漸趨成熟的青年學生領袖反覆深思學生運動的局限性，加速謀求在當時眾多的主義思潮中及早做出正確的政治選擇。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周恩來已經從東鄰日本“學而未成”地回國，從政治上講，他認識到軍國主義的日本是不可忽視的強敵，而決非中國可以倣傚的榜樣。如今，他已經有機會同許多留學精英來到了若干進步思想的源頭發展地區，決不可因有困難而止步不前。最重要的還是有必要經過深入地比較研究後，不失時機地有所抉擇，確立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且，一經決斷就將終身不移，也就是周恩來以後所說的“我的主義已經定了，一定不會改變”。
總之，這封信為讀者提供了彌足珍貴、不可多得的史料。它不僅記錄了周恩來早期政治生活中的歷史行蹤和思想演進，而且預示了他的政治信仰即將確立，反映了他在人生歷程中最重要的轉折階段，即從一個早有先進思想並曾投身群眾運動的知識青年逐漸轉變為一位智勇兼備、堅貞不屈的職業革命者，而且日後成為國人愛戴、舉世公認的大政治家和歷史偉人，並為創建中國共產黨和建設新中國作出卓越非凡的歷史貢獻。
4.七爸寄自法國巴黎的明信片（1922年）
此張明信片是七爸1922年9月12日於巴黎寄回上海家中的。
明信片一面印製着兩個卡通式的可愛兒童——姐姐帶着小弟玩耍，上面印有法文，七爸另打上了英文，意為“向你（和家人）致以最好的最快樂的（祝願）”。
明信片的另一面七爸寫着“潤弟存”（收信人為我的父親周恩霔，字潤民），寄信人署名為“來兄”（即周恩來本人）。正文是“新年大禧”以及“寄自巴黎1922年9月12日”。
由於七爸的二伯父周貽康即我祖父於1921年在上海不幸病逝，七爸的二媽程儀貞即我的祖母以及年方十三歲的幼弟即我的父親周恩霔當時都沉浸在極度悲痛之中，甚至有點驚慌失措。據七爸告訴我，他當時精選這張適合少年兒童閱讀收藏的明信片及其他小禮品，其用意還在於給失去親人的母子二人及時送去必不可少的親情和安慰，也是以此表達對二伯父周貽康的追思與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