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用兵早晨·1993
“风萧萧兮易水寒”，写这些字句的时候，真的像在立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字据，满心悲壮。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台里要上一个早新闻专栏。”“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辟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1993年2月11日，除夕。电视里嘹亮的钟声在房间里回响，春节晚会的主持人高亢地朗诵着：“年年新桃换旧符”，宣告中国人概念中的一个旧年已经结束。人在此时一般会有豪情生出来，当时我脑子里浮上来的一句话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第二天果然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
1992年，我参与拍摄一部大型电视系列片，在广东街头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这句广告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多年来，每当默读着这句古老的希腊谚语时，内心都会充满创业的激情。
1992年春天，邓小平旋风般视察南方几个标志性城市之后，央视决定拍摄一部大型电视系列节目，以反映改革开放的成就，方向最后确定在了广东。原因是广州一家杂志社的一位作者送给当时的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一套电视系列片脚本，反映广东改革开放成就。经请示，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决定成立摄制组拍摄这部系列片。
我被抽调到摄制组时，刚任采访部副主任半年。其他编导还有崔屹平、王益平和汪文斌等人。
临行前，台领导说：“对节目的要求就是：深刻、权威、大气。”
三月下旬，章壮沂带领我们一行七人来到广州。
广州的报栏里到处可以看见关于小平南巡的报道：“……南国春早，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三月的羊城也和“一月的鹏城”一样，花开得热腾腾的。在城市各处，我们见到了小平南巡时种过的那种高山榕，长长的根须几乎垂到地上，让人感喟这个物种不容置疑的生命力。
坐在出租车上，还可以听到广播里念那篇著名的《东方风来满眼春》：“……跨进新年，深圳正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那时的广州真是一个繁忙的城市，随处可见黝黑的南方小伙儿，英姿勃勃地在海珠广场一带阔步前进，往某个工地赶着，急匆匆撕扯着叫不出名字的吃食，边走边嚼。这个城市由于充满希望而繁忙，由于繁忙而透出勃勃生机。
摄制组刚一成立，就对如何拍摄这个系列片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无论在宾馆还是在路上，我们几个几乎天天都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那个作家写就的脚本根本就不适合拍摄一部有影响的电视片，事实和观点都很陈旧，我们究竟应该因循这样的脚本完成任务，还是应该另起炉灶？另一个焦点、同时也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如果另起炉灶，应该采用什么形式拍摄？
80年代的电视可以说是“文学电视”或者叫“作家电视”的时期。许多作家“触电”，介入电视专题片的写作，每部专题片的解说词都几乎是优美的文学作品，甚至不用做任何改动就可以直接出单行本，成为畅销书，因此许多电视节目的演职员表中都有“撰稿”这个称谓。由于“撰稿”中的很多人还都是颇有影响的知名作家，所以排名往往很靠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做节目的时候对“稿”的重视，甚至依赖——当然，现在在大多数节目后头，“撰稿”这个工种已经被“策划”取代了。对这两项工作的不同理解，我将另寻篇幅探讨。
“作家电视”时期出现过不少好作品。例如《话说长江》《让历史告诉未来》《迎接挑战》《运河人》等等。
这些电视作品由于在写作上突破了原来的口号式的假大空，观点鲜明而不生硬，大量引入事实、故事、细节，好看而耐人寻味，一经播出立刻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在记忆中，《迎接挑战》似乎是根据托夫勒主持的电视片《第三次浪潮》编辑的。当时我正在上大学，教学楼的走廊上贴着《迎接挑战》的解说词，我一字不落地一气读完。这种电视形式后来逐渐演化为“政论片”这一较为成熟的电视形态。这种形态曾在一段时间里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好作品，也成为一段时间内最主流的电视表现形式。但是这种形态的图像语言基本是以文献资料的汇编为主，而且都是主题先行的，节目质量主要依赖于作家的写作水平，画面语言则排在第二位。
我们所争论的这个脚本，从表现形式上看是一个典型的“作家电视”台本，但即使用“作家电视”的标准去衡量它，这个脚本无论事实还是观点都显得过于陈旧了，没有超越一个普通电视编导的写作水平。如果要依赖这部脚本拍摄系列片是很难形成影响的，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的争论就更加激烈：
“这个节目要给人深刻的启示，要让观众看到广东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意让步。
崔屹平坚持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观众看到一个生动、真实的广东！”
王益平总是乐呵呵的，说话不如崔屹平利落，但是温和的口气中表现出来的立场坚定，一点不逊崔屹平：“其实，我们还是应该用纪录片的方式表现广东的改革。”
汪文斌跟我一样也是学经济的，此前他做了一个反映河南郑州几家商场竞争的“商战”节目，颇有影响。经验和长项会影响人的观点，他的观点显然是要把这个系列节目拍成专题片。
争论的时候，章壮沂一般是沉默着同时沉思着。他不轻易插话，因为他握有关键一票，他的插话意味着决定。
就这样，“两派”之间的观点水火不容。一派观点是：尽管原来的脚本基础不好，但要反映改革开放这样的主题，要体现权威、深刻，以及要形成对其他地区的借鉴意义，就必须使用专题和政论片的手法，在此基础上再通过采访获得鲜活的事实和故事——我和汪文斌是这一派的坚持者；另一派由崔屹平和王益平组成，他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纪实风格。当时他们俩刚从《望长城》剧组出来，还处于纪实创作的兴奋之中。
《望长城》被业内视为我国第一部运用纪实手段拍摄的电视系列片，当时播出后引起轰动，观众反应热烈，我也被深深地吸引。但我当时的看法是：《望长城》这样的文化历史题材，用电视纪实手法拍摄是可以的，但如果用同样的手法拍摄“改革开放”这样宏大的政治主题也可以吗？我表示怀疑。早在1987年，我就曾向当时的经济部主任张长明建议：用政论片的手法拍摄一部电视系列节目，纪念改革开放十周年。建议被采纳了，这部六集系列片于1988年1月1日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取名《时代大潮》。尽管名字不能免俗，但那是电视中第一部全面反映和总结改革开放进程的节目，播出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我是前三集的撰稿，我当时很自得的就是这部片子赢得的诸如“大气、权威”之类的评价，我认为这样的效果正是我们所选择的表现形态带来的。
摄制组在广州的几天里，这种争论一直持续。二比二，打成平手，难以达成共识，而且谁也不肯让步，以至于摄制组迟迟不能开机。
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到达广州的第七天，章壮沂宣布暂停在广东的前期采访，摄制组收拾家当，打道回京。
其实，我们之间的冲突反映着电视形态创新过程中从业者电视意识和电视理念的差别与冲突。激烈的争论虽然一度影响了节目的进程，但是这种争论最终影响了我们对电视的认识。
回到北京，争论还在继续，但天平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在于《望长城》这样的纪实风格确实让我看到了事物的鲜活和真实，这比过去偶尔看到的外国电视新闻节目更有现场感。
人喜欢看真实的、不加修饰的东西，这是天性；观众已经越来越多地要求用自己的眼睛去评判屏幕中所展现的一切，这样的要求没有理由被忽视。
1997年年底，央视新闻评论部一位编导曾经在内部的一次业务研讨会上呼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你拍到的现场，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你发现的细节——这是一种‘电视文明’，是对观众真正的尊重”，这样的呼吁赢得满堂喝彩。
现在，我们的一些专栏节目中已经较少犯那种低级的错误：比如画面上出现了载歌载舞的镜头，解说仍在喋喋不休地转告：“欢乐的人群在尽情地舞蹈”，而现场的歌声观众却一点也听不到。现在我们很多具有一定业务素养的编导和摄像，都已经知道要尽量摒弃“你现在看到的是一头牛”这种画蛇添足、对号入座式的解说；都知道不能让冗赘的解说挤掉了宝贵的现场声音和环境声音；都知道不能依靠解说而要通过镜头来完成对人物所处环境的交代；知道记者的讲述或解说词的转述不能替代对事件发生现场的细节捕捉；知道在设计和选取镜头的时候尽量展示画面的视觉环境……这一切成为常识，因为纪录性的镜头和过程化的电视表现手段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远在1992年的时候，还没有人来跟我们说这些。
当时只有一部《望长城》。
没有人质疑《望长城》的大气，也没有人否认这部纪录片的深度。也就是说，由于《望长城》选择的表现手段是客观表现，于是编导的意图、节目要表达的主题变得无须告白。深度与大气，这些在当时需要费力追求的东西，在这里却通过另一种表达方式不求即得。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我从一本在广州街头买来的杂志的封底上，再次看到了那句话：“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我想：一切崭新的东西都是最有魅力的，我们也许可以试一下吧？我给章壮沂讲了我的想法。章壮沂一直在听，几乎没有说话。在二比二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一点让步都会使天平迅速倾斜。最后，这位把我从经济部调到新闻采访部的老主任的手在桌上重重一拍，仿佛在表示他的最后“拍板”：“就用纪实的手法拍这个重大的题材！”
掷地有声表态之后，章壮沂又很郑重地补充说明：“同时也要求这种风格能够全面体现节目的深度，我们不能是搞纯粹的自然记录。”
问题解决了。
剩下的问题风卷残云。
摄制组立刻返回广东，于是，在广州、深圳、惠州、湛江等地经常能看到双机拍摄的中央电视台摄制组的身影。1992年的整个夏季，摄制组在广东度过。崔屹平和王益平如鱼得水，他俩一直沉浸在创作的兴奋中。
那个夏天已经过去十年了，但我至今记得一段素材：一天下午，一行人在一个普通人家进行采访，摄制组的到来惊动了大摇篮里熟睡的婴儿，年轻母亲抱起孩子轻轻地拍着，嘴里喃喃地说：“不怕，不怕。”——按照过去的习惯，这样的片段是无用的。但是，后来，崔屹平和王益平将这段素材处理成了这个系列片的片头，年轻母亲哄孩子的声音形成一种特殊的效果，使得这个片头有别于当时所有的电视片。那天，“二平”兴奋地请我过去看这个片头，我赞叹不已。它可以让人立刻想起那句著名的激励着改革脚步的话：“胆子再大一点。”
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这样的话时时让人有一种激动，想立刻“投身改革的大潮”。但是，当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天之后，我就真的加入到中国电视新一轮改革的浪潮当中。
1992年秋天，摄制组回到北京，迅速进入后期。节目计划在1993年元旦播出。10月，我开始为“二平”编好的前几期节目撰写解说词。10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把我叫到中心办公室，办公室有些拥挤，但是洒满阳光。他说：“你坐。”那个堆得乱糟糟的办公室里实在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可坐。章壮沂站着跟我说了一个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决定：“台里要上一个早新闻专栏。”他告诉我：“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辟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走出章壮沂的办公室，我来来回回地咂摸章壮沂带有点江苏口音的“早间”两个字。
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露水清凉的林荫道，筒子河边悠闲散漫的西皮二黄，急匆匆挤地铁上班上学的男女老少，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早间，太阳应该是温暖而不耀眼的，云彩和鸽子应该是生动而充满灵气的，空气应该是湿润而让人兴奋的，一切都应该是崭新的……
但是，我脑子里的大饼油条很快变成一个巨大的问号：早间播出，会有人看吗？尤其像我这种宁肯将早晨吃饭时间用于睡懒觉的人。这个崭新的栏目会有让人兴奋的结果吗？这个早上播出的栏目应该是个什么风格？
想着想着已走到机房，我坐下来继续写《广东行》的解说词。
1993年元旦，《广东行》如期播出。
设计早间
他说：“真的不好意思和外国同行说，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电视台居然没有早间节目。”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开播于1958年5月1日，当时的呼号还是“北京电视台”。但直到90年代初，第一套节目每天的开播时间都是早8:00。全国人民上班的时候咱的节目也开始上班了。这与一个国家电视台的形象和地位很不相称。
美国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小时播出，ABC（美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早间直播节目都是从早上6:00开始。那时，新上任的杨伟光台长到国外考察了一圈回来之后，备受刺激，他说：“真的不好意思和外国同行说，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电视台居然没有早间节目。”他下决心要改变现状。
目前，圈内人士和学者一致共识：中国电视新一轮的改革发端于中央电视台的早间节目，特别是以《东方时空》的问世为标志。现在看来，之所以在1993年会出现这个带有新闻改革标志色彩的新栏目不是偶然的。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说：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其背后都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这种精神力量与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渊源。我们的俗话说得更简洁明了：天时、地利、人和。
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的潮流再次席卷中国，尽管这些改革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但是改革的气氛和精神不能不影响到其他领域，其中当然包括新闻领域。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正是党的十四大以后。
杨伟光最早从相关座谈会上领略到了改革的气息，启动了过去曾经两次动议但都未能实现的早间节目计划。前两次计划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那时的计划都是自下而上的，而这次改革之所以能引起跟进效应，主要在于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1992年11月初，央视确定了改革时间表，第一套节目播出时间自1993年3月1日起，由早上8:00播出改为早上7:00播出。在新增的一小时节目中，7:00—7:20为新闻节目，7:20—8:00为专题节目。最初的节目设想极为简单：二十分钟新闻之后的专题节目是以包装旧节目为主，更确切地说，四十分钟专题是用于填空的，最后叫做《东方时空》的这个被标注上了新闻改革符号的栏目，和它的创办者一起，经历了一个由外而内向电视本质“进化”的过程。
从筹备组建立到正式运作，我们首先就把重新包装旧节目的设想否定掉了。因为大部分电视节目是有时代感的，是易碎的，越是贴近新闻的节目，它表现出来的脆性就越强。许多电视节目当时看很受观众的欢迎，是因为它处在一个沸腾的新闻事件之中，世易时移，几年之后，哪怕几天之后再反过来看，它就有可能已经变得黯然失色。
观众兴趣的转换非常快，重新包装旧节目“以飨观众”，这种思路过于保守了。更何况，当时的北京电视台已经率先创办了一个全新的早间节目《北京您早》。包装的想法其实是对“早间”时段在认识上存在局限的一种表现：“反正也没有几个观众看”，“反正也没几个观众认真看”，我们就用点剩饭剩菜打发他得了——如同我们对早饭的认识，就连号称最讲究的上海人，也不过是杂七杂八剩汤剩水的一碗泡饭就把早晨给“囫囵”了。“早餐吃好”的观念，那是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慢慢才认识到的。
白岩松时常讲起自己走进电视走上银屏的一段故事。白岩松当时是背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悄悄在电视台帮忙，干的是不用抛头露面的策划。有一天制片人时间劝白岩松出镜，白岩松很有顾虑，时间说：“你怕什么，节目早上7:00播，谁看你啊？”也是出于对早间节目没人看的放心，白岩松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屏幕——他的成名恰恰证明“早间节目没人看”的错误观点是如此的经不起实践检验。
在我正式接手早间节目筹备组的时候，有几个人已经到位了，他们是新闻中心《观察思考》组的童宁、新闻中心业务秘书孙克文和总编室的梁晓涛等人。筹备组之所以由新闻中心和总编室联合组成，是因为该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把以往电视台已经播出的节目重新包装，制作成每天的四十分钟专题，在早新闻之后播出。而以往播出的各类节目作为资料均由总编室管理，台里决定早间节目筹备组有总编室的人参加，会让栏目组在使用旧节目时，在工作程序和环节上都更加方便。这样的考虑是有道理的。
传统思维是可怕的，我们对早间节目的设计一开始就陷入了传统思维的泥潭：早间节目应该具有服务性。定位在服务性是没有错，但当时只是狭隘地认为，服务性就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于什么是服务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大家习惯性地认为《为您服务》就是服务，媒体所应给予观众的服务就是教人做饭做菜，帮人寻医问药，给人介绍小窍门、小绝招和生活常识……总之就是婆婆妈妈。最早的早间栏目设计就这样图解着“服务”二字：“投医问药”“消费指南”等十几个栏目；许多栏目一周一次，内容几乎涉及生活服务的各个方面。
照这个思路，做好了算是《为您服务》的早间版，不可能有所突破和超越。因为在时间和人员的制作水平上，我们拿什么和当时家喻户晓的《为您服务》相比呢？其次是：如果做这样的定位选择，就只能选择寂寞，因为服务节目本身很难产生轰动效应。电视节目要想吸引关注，就得具有这样几个手段：娱乐化、社会化、新闻化。纵观所有成功的栏目和节目，无出其外。
当时《东方时空》的口号是“让中国的电视观众每天早晨一起来，就想打开电视机”。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得是一打开电视机，观众所能够看到的节目是足够新鲜的。我们要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把观众从懵懵懂懂的半睡眠状态中唤醒并使其迅速兴奋起来。
传统公式被打破了，方案被再次推翻。虽然还没有新的方案出台，但我们的想法是：不要做一个替代别人的栏目，而要做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栏目。
时光过得飞快，转眼离台里确定的3月1日开播的日子只有不足三个月了。11月中旬，一切还在混沌之中，但生活服务的栏目定位被否定之后，一个大的方向已经确定下来：我们的新节目绝不能远离新闻，而且板块不能太多太杂，每天播出的栏目如果不一样，很难形成规模，很难培育固定的收视群体。
但横亘在面前的还有一个山一样重大的问题：具体到操作层面，我们究竟拿什么内容来填充这四十分钟？远方是敞亮的，而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突破是从检索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这在后来成为一种习惯，成为创办新栏目时首先考虑的问题。
第一个空白是人物。什么是“人物”？我们的理解从起点上就是准确的：不是为完成采访而说话的“工具”，不是某一种因节目需要而出现的“身份”，而是有血有肉的、有个性、有真正的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
其实，“人物”在国外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节目形态。早在1948年，CBS就推出了《本市名人》，这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埃德·沙利文》节目。1978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十五集电视系列节目《思想家》，以人物访谈的形式系统介绍了当代哲学研究的进展。这个节目以其不同寻常的严肃性，一改电视媒介浅薄、浮躁、幼稚的社会形象，成为电视媒介在理性叙事领域中的一个典范作品。《思想家》的出现使评论家们看到了电视媒介的传播潜力，声称“这个节目恢复了我对电视的信念”。
人物是可以而且足以同时承载理性与感性的，从人物切入是一个巧招。
当时我国的电视新闻几经改良和努力，亦有所进步：增加了播出次数，增加了信息量，开辟了系列报道，特别是后来还曾出现过像《改革在你身边》《弹指一挥间》等许多颇有影响的节目。但当时的新闻还都是以主题性为主，只是在报道中增加了信息量和细节，但此时新闻总体上都远离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如果说新闻事件偶尔还有所涉及的话，比如渤海沉船事件、大兴安岭火灾等，而新闻人物则更少，更谈不上栏目化，所以在早间板块里开办一个新闻人物专栏是最早确定下来的一块。
其次确定的目标是社会新闻。这几乎是当时的电视新闻的一个禁区，更不用说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了。而且当时考虑这个栏目时，形态的追求是第一位的，这就要使现场报道栏目化，至于这个栏目后来有了舆论监督类报道，那还是后话。
在当时的中国电视新闻改革中，现场的使用只是在个别的报道中。但传统的思维和力量仍在牢固地统治着新闻的采访和制作。客观地说，增加新闻的现场感也是决策者的意愿，以至于为了改造新闻的面貌，有关部门还专门为“现场短新闻”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奖项。即使在这样的倡导和鼓励下，传统报道方式的改革仍然进展缓慢。新生代记者还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这样，早间节目第二个板块方向又确定下来了：这就是形式上以现场报道为主，内容上关注社会生活，视点由居高临下的教导式变为以平视的方式报道真正为观众所关注的问题。
新闻中心主要集中在央视的二层，这里有自编机群、直播机房、新闻演播室和各部门的办公用房。央视的大楼是1986年开始启用的，但图纸却是70年代末开始设计的。而这期间正是央视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发展飞快的时期。因此大楼从启用那天起就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二楼有三间透明房间，原用于陈列展品。说它透明是因为这三个房间靠走廊的墙是透明的玻璃，1989年中央电视台成立新闻中心时，将第一间玻璃房辟为新闻中心主任和副主任办公室。1989年秋天，新闻中心成立新闻采访部经济组时又占用了第二间，我当时就与其他十一位同事在此办公。早间节目筹备初期，没有固定办公室，大家都在打游击式地临时聚会。1993年年初，经再三请示，台领导下决心把最后一间玻璃房中的展品转移，临时借给了早间节目组。那意味着如果早间节目办不下去，就要将办公室交回台里。
早间节目的创业就是在这不足二十平方米的透明临时办公室里开始了。初期的条件除了这间办公室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办公用品都是借的，更不用说秘书和经费了。这间办公室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为筹备组提供了一个交流智慧的空间，早间节目的最后方案就产生于此。办公室是公共的，这里没有属于个人的办公桌，只有四个长餐桌拼成的一个“平台”，与其说是办公室还不如说是会议室，属于个人的只有自己的智慧和热情。
我经常拿着一个大大的塑料夹子在这里和大家完善栏目方案，所有台领导批示过的文件和材料都在这个不值钱的夹子中，其中许多复印件至今保留在我的办公室里。
筹备的气氛一直是民主的，有时是激烈的争吵，以至于经常有其他部门的同事探头看看究竟。主持策划会，我主张大家积极发言，关键是是否有创意和智慧，当一个设想提出后，我习惯于用否定法去否定它，即便我提出的设想也是如此。当这个设想大家已经没有理由否定时，设想就可能成为成功的创意了，好的创意都是群体智慧相互激荡的结果。
12月初，早间节目雏形渐渐清晰了：首先是就开辟一个人物栏目和关注社会的现场报道栏目达成了共识；其次是办一档服务性的生活栏目以增强观众的贴近性——人的思维惯性是何等顽固，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生活服务性内容不能成为整个早间节目的主体内容，虽然已经明确了栏目的定位，但仍然认为它应该是早间节目的重要内容，只是将其缩编成一个小栏目，对这个栏目从定位到内容到叙述风格的修正，是《东方时空》开播半年之后的事情了。第四个版块是在当时广播已经盛行点歌的背景下，我们设计的一个点歌栏目，也可以说，如果包装旧节目的话，只有过去播出的一些歌舞节目最值得利用了。
除此之外，我还建议应该增设一个纯欣赏性的栏目，如服装表演、汽车大赛等等，而且还心血来潮地将其命名为《现代时空》，后来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我又把这个栏目给撤销了，原因十分简单：四十分钟由五个栏目构成实在是太多，更重要的是《现代时空》这样的栏目根本没有办法批量化生产。
栏目的结构与轮廓已大致成型，但也仅此而已，每个栏目的目标定位、形态定位和内容定位还都不清晰。就在这个期间，有两个人的加盟使得早间节目更具实力，他们是时间和王坚平。
时间，1985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分配在央视社教部，后任央视社教中心社会专题部副主任。我一直认为，时间是一个很职业化的电视人。他对电视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悟性，天分极高，但有时说话随意。毕业后，他的几部作品颇获好评，如《回延安》等。1992年年初，时间由社教部调到新闻采访部经济组，当时我是这个组的副组长，我筹备早间节目的时候，他仍然是经济组的一名记者。对擅长专题节目的时间来说，采访新闻却是他的短项，因此时间是我在考虑早间节目方案实施时的第一个人选。
与时间的谈话再简单不过，我问他：“愿不愿意到早间节目来？”
他说：“干什么？”
我说：“让你负责一个人物的栏目。”
他说：“哦，行，我来。”
于是他就来了。
在此后的十年中，他为《东方时空》做出了贡献，他不仅使《东方之子》具有了专业品质，而且《东方时空》后来的周年特别节目大多是由他负责的这个栏目组承担的，也是他最早向我提出了实验谈话节目的建议，催生了后来成为中国谈话节目开山之作的《实话实说》。
生于苏州的王坚平原来是《观察思考》栏目组的编辑，在他来早间节目组之前我们交往并不多。《观察思考》是央视最早的评论性节目，虽然经历了三起三落，虽然这个栏目的影响始终未能与人们的期待成正比，但那里却积蓄了一批当时在电视界颇显功力的精英分子。有一天，正当我发愁谁来负责那个“点歌”栏目时，王坚平找到了我，他听说了早间节目里有一个歌曲栏目，表示很感兴趣，想过来干。我当时只知道他在《观察思考》做过几个好节目，但不知道他喜欢流行歌曲，而且由于喜欢已经有相当的积累和研究。他当时很谦虚，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和条件，我当即就说：“这个栏目就交给你了。”
王坚平的加入，彻底改变了这个小栏目的命运，是他把当时最前卫的MTV介绍给了我，不仅在中国最早使MTV栏目化，而且最早使本土制作的MTV系列化，最早使原属纯文艺节目的MTV，由于与前后板块的组合，体现了编辑思想，从而成为“电视杂志”中的一部分。
我对流行歌曲了解甚少，对歌星的了解就更是一个巴掌数干净了所有知道的名字。记得当时《东方时空》快要开播时，我问坚平前两天的MTV播什么，他说第一天的歌是杨钰莹的，第二天是一首台湾的郑智化的歌，我一听吓了一跳，台湾的“政治化”歌曲怎么在我们这里播出？坚平说：“你别紧张，‘郑智化’是一个人名。”孙克文在旁边笑个不停。
现在观众对电视中的MTV已经熟视无睹，但是这个小栏目在当时却是早间节目中最有亮色的，因为过去中国观众很少能在一个固定栏目中天天看到这样的东西，中国观众“太缺这一口了”，以至于那时很多中学生为了看早晨的MTV而上学迟到。
王坚平是一个真诚深邃的人，对电视有着执着的追求，但同时也是一个很善于挑战生活的人。1996年，《东方时空》音乐节目取消后，他参与筹备策划了另一个大型栏目《新闻调查》。2000年，他辞职下海去了“银汉公司”。多少年来，进出评论部的人来去匆匆，但有几个人的离开，我内心是充满惋惜的，遗憾的是我没有给出令他们不离开的充分理由。王坚平是其中之一，还有夏骏、刘春……他们不仅离开了评论部，而且离开了电视台。
早间节目轮廓渐渐清晰，整体由四个栏目构成，一是人物，二是音乐电视，三是生活服务，四是社会新闻。
栏目初步确定下来，接下来就是选将了。
已经明确的是时间负责人物，王坚平负责音乐电视。但生活服务和社会新闻这两个栏目由谁负责呢？当时我是筹备组组长，童宁和梁晓涛是副组长。
已是12月中旬，离正式开播的3月1日只有两个月了，其间还有工作效率很低的元旦和春节，两个栏目的负责人一时还没有人选，我决定让童宁兼管社会新闻栏目，梁晓涛临时负责生活服务栏目，孙克文负责统筹和串编。
元旦过后的一天中午，我与童宁一起去食堂吃饭，中途碰见了社教部的张海潮，好像童宁事先和他沟通过，张海潮见到我后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到你们那去吧。”我也随口说：“可以啊。”我以为他只是见面打招呼说说而已。没想到两天后张海潮打电话给我又谈及此事，这一次我十分认真地说：“你赶紧来吧，我这里正有一个栏目缺少负责人呢。”之后不久，张海潮加盟早间节目，接替童宁负责社会新闻板块的筹备。张海潮在社教中心是科技节目的编导，他制作的反映科技工作者的专题片《共和国之恋》，当时曾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加盟对《焦点时刻》这个栏目来说像是一场“及时雨”，而这个栏目的成长也体现了他新闻方面的悟性。
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梁晓涛一直兼管着那个生活服务类的小栏目，直到《东方时空》开播两个月之后，他调任动画部副主任离开早间节目。梁晓涛走后，卢望平代理负责了一段时间，之后，陈虻正式出任这个栏目的负责人，他彻底改变了《生活空间》栏目的走向，并在几年之后为这个栏目赢得了一致的业内认可和相当高的社会声望。
几年之后，当中央电视台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已经成为一种现象，《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相继挺进晚间黄金时段，“南方之子北方之子人丁兴旺；小焦点小调查遍地开花”，各地模仿克隆的同类节目风起云涌，《东方时空》的子栏目《实话实说》也树大根深自立门户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位初到评论部的新编导写在自己简历上的一段小诗，用非常清新的语词，描述着他对《东方时空》片头那只逆风飞翔的白色鸽子的印象：
……
夜之精灵 清晨的精灵
穿透夜色的水莲花样的翅膀
鸽子羽翼丰满地飞来
向天空 解释飞翔
……
从“新太阳”到“东方时空”
为了给台长留下选择的空间，我们的报告在“太阳城”之后又加上了一个备选的名称——“东方时空”。
“孩子”就要出生了。1993年1月底，大家开始集中精力构思未来栏目的名称。我在那一段时间里对这个问题特别兴奋，脑子一有片刻的清净就开始思索新栏目的名字。我认为：这个栏目取名叫“新太阳60分”比较合适。
早间和太阳是分不开的，阳光灿烂的清晨，这个名字会给观众一种清新美好的印象；“60分”代表栏目的时长，按照最早的设计，早7:00播出的二十分钟新闻也算早间节目，当时在国内按节目时长命名的栏目几乎还没有。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一直在心里记着那句名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总能带给人深深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我们当然希望把这样的激情也传达给观众。
我把这个想法跟大家说了，同事们都很兴奋，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我也颇为这个名字获得出乎意料的效果而得意。接下来，大家开始为四个小栏目取名。思维敏捷的童宁说：“我看可以来个‘太阳系列’，每一个小栏目都和太阳有关。”他的提议立刻得到肯定的回应。于是，人物栏目被定为“太阳之子”，生活服务栏目被定为“太阳家庭热线”，音乐电视被定为“新太阳金曲榜”，社会新闻栏目被定为“太阳扫描”……很漂亮很齐整的一个“太阳系列”。
早间节目初创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一台电脑，所有的报告都是我手写的，我对创业初期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没完没了地写各种各样的报告和请示，有时候一天写好几个。
栏目名称确定之后，第二天我就赶写了一个报告给台里，说明了未来早间节目总栏目名称，报告很快批了下来，中心主任和台领导都同意以“新太阳60分”来命名未来的早间节目，我立即让孙克文着手五个栏目的片头制作。
一切紧张有序，节目和片头进展顺利。
2月中旬，央视准备就早间节目出台举行新闻发布会，准备全面推介“新太阳60分”栏目，我字斟句酌地推敲了新闻发布稿：
1993年3月1日清晨7:00，伴随着冉冉升起的朝阳，一个崭新的电视节目将走近你我的生活。这就是中央电视台新推出的早间节目《新太阳60分》，它是中央电视台对各界观众的新奉献。《新太阳60分》的开播标志着中央电视台向世界级电视台奋斗的步子又迈进了一大步。
《新太阳60分》的名称是几经斟酌，最后敲定的——它来源于“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一格言，寓意着中央电视台和全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像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蒸蒸日上。
《新太阳60分》每天早晨7:00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中首播，并分别在第一套节目的上午和第二套节目的下午重播，尽量使作息时间不同的观众都能有收看这个节目的机会。
《新太阳60分》采用综合板块的形式播出，主持人全部启用荧屏新秀，将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受。《新太阳60分》节目总长六十分钟，内容突出新闻性、社会性、服务性以及娱乐性，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需求。
创办早间节目是中央电视台酝酿已久的构想，但这次具体实施却时间紧迫，我们深知，将要升起的《新太阳60分》难免初生的幼稚和学步的蹒跚，因此，衷心希望业界同仁和各方有识之士毫无保留地提出你的见仁见智的意见，让《新太阳60分》更快地成熟起来。我们更由衷地希望各界观众提出建议和要求，因为《新太阳60分》最终是属于大家的。
然而，属于大家的“新太阳”没有能够按时升起。
2月中旬，开播在即。杨伟光台长突然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上楼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杨伟光的办公室在十五楼，屋里电视机正开着。
杨台长说：“你们是否考虑换一个名字？”他用遥控器关了电视，屋里立时显得特别安静，他慢慢地说：“‘新太阳’也许会让人误会，人家会说：‘难道还有老太阳吗？’”杨台长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慢而和善，但我只觉得两耳轰鸣浑身冒汗。3月1日就要开播了，此时换名，新片头根本来不及制作。更关键的是：我心爱的、每每想到就会让人兴奋的名字要瞎了，这个好听的名字要夭折了！
我跟杨台长做着最后的努力，极力地解释：“这个名字来自古希腊的一句谚语，用在早间节目真的是非常贴切，怎么会误会呢？如果怕有人误会，我们就在栏目片头把这句话打出来，就打在屏幕的右上方最醒目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有人误会了……”
没等我说完，杨台长慢慢地说：“你们回去再考虑一下吧，至少再取几个备用的名字，有备无患嘛。”
我从杨台长的办公室出来，心灰意冷，耷拉着那双看不见的理想的羽翅，“铩羽”而归。节目还没开播就遭遇如此打击，未来栏目的命运还不知怎样。杨台长虽然没有把话说死，但我从他平常的脾气判断，“新太阳60分”已经是一个被“盖棺”的名字了。
回到玻璃房我跟大家说了台领导的意见，在座的童宁、孙克文等人都傻了眼，一片惋惜之情立刻主宰了全房间。
三天之后，杨台长通知我栏目更换新的名字。如果新片头来不及制作，3月1日就先开播二十分钟的新闻节目，其余的四十分钟节目用老节目垫上，新节目推迟到5月1日开播。
栏目改名是对大家情绪的一次全面打击，在此之后的几天里，我几次召开新栏目名称的策划会都无果而终。大家想了几十个名，可是都觉得不如“新太阳60分”响亮。“新太阳”成了笼罩在玻璃房间里的一道浓重阴影。
也许是因为那年是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的缘故，大家一直不能从“太阳”情结中走出来，最后大家选定的名字是“太阳城”。为了给台长留下选择的空间，我们的报告在“太阳城”之后又加上了一个备选的名称——“东方时空”。对“时空”二字我也一直情有独钟，因为它给人无限的想象，“现代时空”那个小栏目取消时我就感觉很可惜，这次把这两个字又派上了用场。将其作为“太阳城”的替补。报告打上去之后，台领导和广电部领导都在“东方时空”四个字上画了圈。早间节目名称就这样定下来了——其实它只是一个替补者。
总栏目的名称确定之后，四个小栏目名称也相应调整，“太阳之子”变成“东方之子”；“太阳家庭热线”变成“生活空间”；“新太阳金曲榜”变成“东方时空金曲榜”；“太阳扫描”变成“焦点时刻”。
在确定“东方之子”时我有些犹豫：因为如果叫“东方之子”就只能做成正面人物，这就限定了人物的选题范围特别是一些新闻人物的进入，我征求时间的意见，时间说：“咱们是新办栏目，叫‘东方之子’听起来比较响亮，这本身就可以吸引人接受咱们的采访，否则别人还不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联系采访难度会特别大。”我没有反对，因为我觉得时间说得也有道理，就这样确定了《东方之子》栏目。
数年后，事实证明我们当初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浓缩人生精华”的《东方之子》虽然号召力很大，许多节目制作精良，探及心灵的访问也很出色，但栏目名称的限定性太强，主要问题就在于：难以兼顾新闻人物，因为一些人可以是新闻人物，但并不能成为“东方之子”。
2000年《东方时空》改版，试图取消《东方之子》，改叫《面对面》，目的是想稍微远离原来的“分量性人物”的限定，放宽栏目名称对选题的约束，从而使这个人物栏目更能对准真正活跃在新闻核心的人物。然而这次改版只持续了半年，《面对面》又恢复为《东方之子》。
2000年的这次改版显示，当初作为“创新”符号出现的《东方时空》，经过七年日复一日的“热播”，被观众从接受到喜爱，从喜爱到不容更改，习惯一旦形成，变革的阻力随即产生。有时候想：尽管出于善意，我们想让观众看到更高质量的节目，但如果违逆了观众的收视习惯，结果就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
传统思维习惯就像一个被理智深埋在地下的魔瓶，一旦有出头的可能，爆发出来的力量将是惊人的。栏目定位模式被打破了，但传统思维的痕迹最后还是在小栏目中被保留了下来。这种方式最终体现在了开播节目的编排上，并直接影响到节目的收视效果——尽管每一块材料都是在创新的技术标准下精挑细选出来，但当天节目却出乎意料地走到了“创新”的对面。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
早晨6点多，整个栏目仅有的三十来人几乎都聚集到了二楼新闻播出机房。早晨7:20，新闻节目结束，一个全新的早间栏目与观众见面了。九年之后的年终联欢会上，新闻评论部的同仁们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来纪念这个开播时刻，敬一丹字正腔圆地朗诵：“开播了、开播了、开播了！激动人心的一刻到来了！《东方时空》晨曲像一声清新嘹亮的号角，唤醒了沉睡的观众……”朗诵的调门很高亢，好像十分兴奋的样子，我的同事们都笑了，我也笑了。但我相信，1993年5月1日的早上，收看《东方时空》首播节目的观众其实并不多，因为此前中国人还没有早上打开电视机的习惯。
中国家庭的客厅中央是一个颇耐寻味的地方，这个位置是神圣的。千百年来，这里摆放着家中最值得敬重的东西：牌位、尊者塑像、恩人雪中送炭留下的纪念物、某一幅或者特别昂贵或者特别特殊的图画……后来这里摆的是象征着权威的收音机、电视机……中国家庭的习惯，早上再匆忙，早餐也是要长幼有序地坐好，迅速快捷地吃简单的餐点。在1993年之前的早上，端放在“堂上”的电视机一般要被一块绒布蒙着，神圣地、安静地待在大厅正中，等到晚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上来，由家里年龄最小的成员掀起绒布，一大家子开始了相同的娱乐，边吃边看……家家如此，大同小异。
现在“堂上”的这个位置一般是一大堆音箱中一个薄薄的纯平背投什么的，没人会拿一块红布将家里值钱的纯平彩电包裹起来了——第四媒体之所以没有成气候，从这个位置也可见一般：计算机从来就没有堂而皇之地被摆放在“中堂之上”，哪怕是短暂地占据，也没有。在早餐的时候把那块绒布掀起来，这个习惯还是在《东方时空》开播一两个月之后渐渐养成的。1993年的报纸上，我看到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人早上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数《东方红》和第五套广播体操——中央电视台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
早间节目第一天播出时，一年一度的全国新闻部主任会议正在西安召开。刚过8:00，当时还是新闻编辑部副主任的李挺给我打电话说：“这里开会的同行对《东方时空》评价不高，觉得除了‘音乐电视’之外没有什么新意。”这个评价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事先我预审了一些节目，总体感觉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栏目。但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反馈呢？我速速反思了一下，问题可能出在节目的编排上。
那天是“五一”劳动节，打头炮的栏目《东方之子》采访的是济南钢铁厂厂长马俊才；《东方时空金曲榜》是杨钰莹的《谁也不知道》；《焦点时刻》采访的是影星下海现象；《生活空间》是“夫妻关系大家谈”，讨论男人该不该留私房钱。因为赶上了劳动节，于是就想到劳模；安排劳模也应该，但又偏偏是一个劳模厂长。虽然对厂长的采访使用了纪实手法，但是在那个许多记者热衷于追逐企业家的年代，观众很容易忽略我们在节目风格上所做的努力，而将这个人物访谈混同于一般的企业宣传。
也正是这一刻，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东方之子》应少采访企业家，再加上后来出现了有人想拿钱上《东方之子》的事儿，我干脆定了一条规矩：凡是有企业背景的人物，不经批准一律不采访。这个规矩后来成为评论部一条纪律，延续至今。并不是说企业家不能成为“东方之子”，而是在早上用十分钟时间大谈他的企业，观众不喜欢。
看明白一个东西需要距离。十年来，反思得最多、遗憾得最多的就是《东方时空》的首播节目。每一次的反思都让人更坚定一个想法：创新时最大的障碍，往往就是内心深处看不见的思维习惯。
“特区”里成长
“五分钟”？然后“其他的一切就不管了”？！
2001年下半年，我代表中央电视台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大专辩论会。这是中央电视台与新加坡新传媒集团合作举办的一个项目，每两年交替主办一次。
代表中国参加辩论赛的武汉大学代表队运气不佳，在决赛中输给了马来亚大学，原因是他们抽签抽到的辩题是：“钱是万恶之源”。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成立的题目，再加上一些小的失误，武汉大学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用中国话辩论，中国的代表队竟然输给了外国人，“这说明华语离开母国同样精彩”，我鼓励着胜利者与失利者。仿佛是一种征兆，武汉大学在前一轮的比赛中就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辩题胜出的，因此对武汉大学来说，“亚军同样是一个很好的结局”——我继续鼓励我们的辩手。
“钱是万恶之源”，这的确是一个难以成立的立论和规则，可学生们不仅要自圆其说，还要辩出水平。我深知这其中的困难与痛苦，对那些血气方刚的大学生来说，这种痛苦也许是巨大的，但它毕竟只是一台节目一个游戏。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自圆其说的规则比比皆是，所以需要改革。
比如大家都公认的一个不合理现象：公务人员出差，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有关财务规定内入住与其身份相符的客房。过低的差旅费报销标准与宾馆、招待所较高的实际收费标准严重脱节。按照能够报销的住宿费标准出差，住不起起码的招待所；按照现行的伙食补贴标准，吃不起起码的一日三餐。于是，几乎成为惯例：上级人员出差费用由下级或企业买单，出差的人只支付住房费中符合报销标准的那部分，超过部分由下级单位支付；用餐费一律由下级接待单位支付；有的人出差则带着企业老板一起走，负责报销标准以外的一切费用开支……差旅费支出出现了严重的倒挂，出现了向下属机关单位和企业转移的现象。于是，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有一项名为“接待费”的经常性开支。
面对这样的规则，出差的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突破规定，要么违背纪律。既然人人都不能遵守，这样的规则还有多少意义？规则已经遭遇现实，但是规定从不改变。
对于新闻界来说，这样的规定成为有偿新闻孳生的原因之一：对方承担经费要比自己到财务部门报销超支账目时编造各种理由简单得多，于是有人接受了采访“对方”的资助。更重要的是，这种规定是对新闻制作的一种制约：新闻要讲时效，但按照当时的规定，厅局级以下的人不能坐飞机，如果从广州坐火车回到北京，至少需要四十小时。两三天的火车晃晃荡荡回到单位，还有什么新闻时效可言？况且，很有可能还有另一项任务需要记者赶赴另一个地点完成，眼见飞机速来速去而不能上，这影响了整体的效率。
电视台其实并不缺少这些经费，只是由于规则的存在而不能开支。诸如此类的规则过去还有很多，要按电视新闻规律进行运作，困难重重。这些规则制约了电视节目的发展，也影响着员工的积极性。
《东方时空》作为“特区”进行实验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合理合法地规避这些规则的办法，从而调动节目创作者的热情。后来之所以把《东方时空》视作电视节目及管理运作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栏目，正因为它首先是管理及运作体制改革的产物。这是电视台决策者的初衷。
在新加坡期间，我拜会了新传媒的高层管理者，咨询新加坡电视改革的问题。
新传媒的前身是新加坡广播电视机构，属国有媒体，而且全新加坡只此一家。2000年，新加坡广电体制开始改革，改革的举措一是把新广机构企业化，变为新传媒集团；二是打破垄断，允许新加坡《联合早报》创办电视台。
接待我的是新传媒集团人力资源部的经理，我问他：新传媒企业化后如何协调企业与员工的积极性？作为国有媒体，新加坡广播电视机构原来所有经费都由政府拨给，电视台不必为盈利而负责；但企业化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电视台要改变过去不计成本、效率低下的问题——这对一个国有机构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工作作风和责任感问题，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生死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回答让我很吃了一惊，他告诉我：直接见效的办法就是“让广告收益与栏目互动”。而这正是十年前，中央电视台给《东方时空》的改革政策。
早在酝酿早间节目筹备时，台里就决定用这个节目实验一种新的体制。当决定让我来负责早间节目筹备组时，杨伟光说：“给你两项政策，一是经费包干，二是节目你把关，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虽然这些都是口头表达，但是台里的改革决心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度。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台里对早间节目将要实行的特殊政策，也就是改革措施，究竟应该叫什么？最顺理成章的就应该叫“承包”，但我不想用“承包”二字概括将要来临的电视体制改革。作为现代传媒的改革，理应有一种不同于“农村土地承包”和企业改革初期的“包字进城”的理念和方法。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没办法，最后我们还是把“承包”写进了报告中，写了一份“关于《新太阳60分》节目申请承包的报告”。
后来的一些研究文章对《东方时空》的“承包制”赞誉有加，说我们“第一次把‘承包’的概念引入电视栏目”，其实我并不满意这个提法。
这项改革后来逐渐变成了更符合电视特点和规律的“制片人制”，并从一个早间栏目发端，在短短的时间内普及到了国内几乎所有的电视媒体。更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制片人”只是《东方时空》在开播时偶然引进的一个概念。
几经折腾，我终于在旧资料中找到了这份十年前写的“承包方案”（全文附后），这就是后来的评论部几百号人生存的“法律依据”。十年后反复阅读这些发黄的文件，感慨颇多。
就是在这个方案中，我们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机的习惯”。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和很多媒体转述、引用，几经辗转，演变成为：“《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
让中国人看早间电视，这个目标在《东方时空》开播后几个月就实现了，但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这个方案还是有很多风险的。后来的实际运作证明，不到一千万的承包经费要想每年制作三百六十五小时的节目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难以保证节目的质量——两年后《东方时空》每年的实际开支接近四千万。
写这个方案时，早间节目还没有完全定型，样片还没有制作，很多的变化根本无法预料。子栏目《现代时空》撤销了，其内容与《家庭电脑》合并成为《太阳家庭热线》，后来又演化为《生活空间》。每一次变化都经历过磨难。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还在“承包方案”的惩罚条款中写道：“如果《新太阳60分》编辑组未能完成承包指标，如超支和减收，则由台里对其工作人员实行惩罚，具体办法除行政方面的批评处分外，经济上要扣除每人月工资的50%，扣除期为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职工月平均工资大约是一千元左右，一年下来不足万元，如果真的扣除50%，吾辈将无法向家人交代——即使如此，为了能使“承包方案”顺利通过，我们还是把当时认为最严厉的惩罚条款白纸黑字地写在了报告中。
“风萧萧兮易水寒”，写这些字句的时候，真的像在立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字据，满心悲壮。推己及人，我不想让今天有创业热情的人承担过多的压力，他们承担的压力应该只来自节目。
其实，之所以将这样的内容写出来，除了因为要拿到可以相对有权自主支配的九百零四万七千元的节目经费外，更主要的还是对早间节目的广告收益没有信心。当时预测，早晨每分钟广告仅为一千三百元，这个数额只是2002年广告价格的1/70。
报告打上去以后，一直没有回音，根据台领导意向拟就的方案却迟迟得不到批复，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对于这次改革，台领导也在反复权衡，慎之又慎——改革需要时间，我们在耐心地等待。面临重大决策，思考的时间往往和日后的成功成正比，思考时的慎重往往能够预警将来遭遇的麻烦。
离规定开播已经不到一个月了，各栏目负责人每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来走去，人人脸上透着焦急。不断有人问我：“栏目还办不办？”“没有经费节目怎么运作？”“还有一个月了！”我又何尝不是天天在掐着指头数，还有一个月了！而一旦节目“亮相”之后，那就等于是开始了一场没有尽头的奔跑——机器设备、舟车行宿、人吃马喂，哪一个环节缺得了钱？筹备组运作已经快三个月，我们除了那间临时的办公室外，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见到，为日后栏目运作储备节目的当务之急也无从下手。
情急之下，我又写了一个紧急报告：《关于早间节目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三个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暂借二十万元启动经费，承包方案批准后如数归还。这个报告很快批下来了。台长杨伟光和主管财务的副台长于广华批准计财处暂借二十万元给早间节目。这就是《东方时空》最早的启动经费。
借钱办节目，这在中央台恐怕也是破天荒头一回。
栏目开播一个月后，《东方时空》用其广告收入还清了这二十万元借款。
元月下旬了，关于承包的报告还没有批下来，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沈纪与我一样心急如焚。一天，沈纪副台长打电话给我说：“你们那个报告写得复杂了些，而且经费如何运作也是一个大问题。台里的想法是，能否就给你们五分钟广告时间，其他的一切就不管了。五分钟广告时间里，你们能挣多少就花多少。另外，经费运作由中电公司来进行，你们重新交一个报告给台里。”
“五分钟”？然后“其他的一切就不管了”？！
九百零四万七千元的运作经费，那是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为了让台领导认可方案，我们已经把经费预算掐了又掐，一项一项都精减到了不能再减的程度，如今一分钱也不给了，我们别无选择地只能“白手起家”。
其实，这第二个方案应该是让人兴奋的，这才叫承包。今天，远离风险之后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更大胆、更信任早间节目的方案，在这样的“特区政策”中，台里对《东方时空》的未来前景做出了更高估价。在原来的方案中，我们提出了广告收入“五五分成”的问题，而如果按照后一方案，广告收入将全部由栏目组支配，我们得到的空间更大了。只是，早间节目的压力也更大了。在原方案中，我们谨慎地认为早间节目的广告收入不会超过三百万，节目预算是九百多万，所以我在方案中提出了不足部分由台里补贴的办法。按现在这个政策，台里将不予一分钱拨款，所有节目经费都将来自广告收入，而广告能否卖出价格，当时是一个谁都无法预料的变数。
没有人能给我们承诺，一切变得不可预知——当时我想：至少有一点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那就是用以吸引广告注意的节目质量。于是，我连夜又写了第二个方案，第二天一上班，没来得及打印就交到了台里。这个方案比上一个方案简单多了，全文不超过六百字，报告的第二部分是承包内容，主要是：
一、节目制作以及围绕节目制作所需经费，由“新太阳60分”节目组自行解决。以节目养节目，时间定为一年，经费来源以广告收入为途径。
二、广告由未来广告公司代理。
三、“新太阳60分”节目组保证节目在3月1日开播，全年播出量为三百六十五小时，节目的影响要逐步扩大，争取办成我台的名牌栏目。
2月2日，央视总会计师贾文增批示：拟同意试行一年。
2月3日，杨伟光和于广华分别批示同意。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新的方案把超支如何、减支如何、增收如何、减收如何这些复杂的指标全部简化为五分钟的价值，进一步理解就是广告与栏目互动。正是这项看似简单的承包方案，拉开了央视节目制作体制改革的序幕。可以说，没有这个政策就不可能有生机勃勃的《东方时空》，以及后来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现在播报》……
从“试行一年”这个条件看，当时的台领导对此项改革是有压力和顾虑的，而且按照传统的思维，这次改革很有可能根本不会出台。“传统”也许会这样“思维”：五分钟的广告收入由栏目组支配，难道他们不会把这笔钱乱花了吗？他们不会把经费都装到个人的腰包里去吗？但我认为，决策者在这项决策上显示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大手笔，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思维封闭在传统思维中，而是算了一笔大账：台里不花一分钱办了一个早间节目，难道不值得吗？至于经费如何管理、如何使用、如何分配，完全可以通过确立制度来制约，何况还有法律的防线呢。
以制度约束人，以制度确保信任，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事实证明：台里的改革决策是英明的，《东方时空》从第二年就开始每年向台里上交结余，十年累计上交广告收入超过十个亿。而按当时台里“早间节目挣多少花多少”的口头承诺，《东方时空》根本花不了这么多钱。后来的《焦点访谈》等栏目运作模式都是如此。
拿到台里的批文，我开始考虑五分钟广告的运作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把五分钟时间变成钱，变成可以使用的节目经费。按照台里的规定，五分钟广告由刚刚成立的央视未来广告公司代理。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广告问题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未来广告公司目前早已成为中国十大广告经营公司，但其刚起步代理《东方时空》广告时还基本是一种官商做派。那时我们双方在二楼的玻璃房中没少争吵，首先是广告价格的问题。由于央视原来没有早间节目，更谈不上早间广告，所以广告价格没有参照系。未来公司当时的经理主张价格低一些，这样容易拉到广告，他提出的价位是1500元/30秒；而我认为广告的价格确实不能太高，否则无人问津，但也不能太低，不然会影响栏目的品质，因为价格是价值的反映。由于“未来”只是代理公司，五分钟广告经营权实际上是在栏目组，所以，经过反复斟酌，我把三十秒钟的广告价格确定在2500元，每一个标版是1500元。
与未来公司争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五分钟广告未来公司是否应该保底？也就是五分钟广告时间填不满的话由谁来负责？未来公司的经理说：“我们能拉到多少就是多少，不可能把五分钟时段都承包下来。”对此，我坚决反对，我说：“你们如果不能保底，我只能找另一家能保底的代理公司，而且他们的代理费还比你们低，服务还比你们好。”我自己知道，这只是一种激将法而已，未来公司代理早间节目的广告是台里定的，我无权终止其合作，同时这位经理也答应他们将尽力而为。
4月中旬，广告依然惨淡，栏目快开播了，我们却只有两分钟的广告。代理公司要求降低价格，并说如果坚持原价五分钟广告肯定填不满。我心理的压力也已经接近极限，但我仍坚持不能降格以求，我知道市场的规律是买涨不买落。我给自己预留了最后的退路：如果开播后广告仍无起色，那时候再降低门槛。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时，广告不到三分钟，无奈之下，剩余的两分钟广告时间只能依赖临时延长其他节目来确保四十分钟节目的完整。一个星期之后，情况迅速好转，不仅在一个月内填满了广告时间，而且未来公司还央求我能否再给他们一分钟的广告时间。
接下来的境况是创办《东方时空》几年来给我印象最深的，那就是不断地提高广告的价格：5月14日到7月中旬，早间节目的每三十秒广告由原来的两千五百元提升到三千五百元。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与客户签的合同期限统统限定在两个月以内，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提价，不断地与客户签订新的合同。在一年时间里，早间节目的每三十秒广告价格由最初的两千五百元增加了十多倍，最后接近三万元。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充分体验了广告与栏目互动的快乐。当时对于栏目的评价有两个指标：一是领导、观众以及其他媒体对于栏目的评论和关注，还有收视率的提高；另一个就是广告价格的节节上浮，二者交叉互动上扬。广告费的增加可以对节目进行更多的投入，如无线话筒的增加改变了录音技术条件，也提高了节目的质量；秘拍设备的使用使我们的节目能够记录下许多鲜活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为《东方时空》节目增色不少。
节目质量提高之后，随之而来的影响就是广告应接不暇，甚至出现了客户排队的现象。
后来，《东方时空》的栏目广告转由广告部经营。如果说当初的放权启动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栏目，那么后来的收权又体现出一种规范和科学。我是学经济的，我深知一个媒体的广告经营宜集中不宜分散，这是公理和铁律。但我认为，即使广告由一个统一的部门来统一经营，一样可以实现广告与栏目的互动。比如栏目广告增加的部分可以与栏目分成等等。新加坡的新传媒目前实施的办法就是如此，由一家完全由政府拨款的传媒经历企业化改革之后，媒体增添了活力。现在，作为一个早间节目，《东方时空》每年的广告销售收入近两个亿，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与“新传媒”的同行探究媒体的运作与管理机制等问题时，很多次让我想到：我们曾经的探索还在继续，后面要走的路很长，没有任何问题会不经努力就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
【附】
一、关于《新太阳60分》
中央电视台的奋斗目标是建成世界级大电视台，但我台目前尚无早间节目，而一些地方电视台分别早已先行一步，这与我台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经台编委会研究决定，新闻中心和总编室联合开办我台7:00至8:00早间节目，并于今年3月1日开播。此节目定名为《新太阳60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每天七八点钟的太阳蓬勃向上，中央电视台的事业亦应如此。）
节目将以全新的面貌，采用综合板块的形式制作和播出。栏目结构如下：
新闻（含天气预报）20分钟
新太阳金曲榜8分钟
太阳之子8分钟
现代时空3分钟
家庭电脑5分钟
太阳扫描9分钟
片尾2分钟
广告5分钟
节目总体时间为60分钟，节目内容以新闻性和服务性为主。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开电视机的习惯，并使《新太阳60分》节目的质量不断提高，逐步办成我台的名牌栏目。考虑到此节目播出时间的特殊性（早晨播出）和人员异常紧张的现状，我台应对这个节目实行经费承包的特殊政策。
二、关于《新太阳60分》的承包方案
（一）承包理由：
1.由于受中央事业单位财经制度的影响，我台节目制作费用的使用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并因此影响了编辑记者及制作人员热情的发挥和工作积极性的调动（诸如飞机票、出差住房标准及补助标准等在实际执行中都较难与实际情况相吻合），难以鼓励工作人员创作好节目。
2.为办好《新太阳60分》节目，新闻中心和总编室在保证原有工作正常完成外，还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按电视台目前状况估算，自办一小时节目每年需要预算1000万左右。而就人力来说，除新闻中心和总编室能抽调一些固定人员参与此节目采编制作外，还要大量借用台外人员、合同制人员和实习人员等。更重要的是，利用目前社会上电视设备闲置的状况，可直接面向社会，使之按我们的要求制作节目。而这正是世界电视的发展规律和潮流。
（二）承包原则
在节目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电视规律，满足观众需求；在经济上，遵纪守法，不违反台里规定的政策；在分配上，打破大锅饭，奖优罚劣，鼓励办好节目。
（三）承包内容
1.电视台对《新太阳60分》实行定收定支、定额补贴、超收提成、减支奖励、超支惩罚的承包办法，承包期为一年。一年内《新太阳60分》编辑组制作365小时的节目。
2.《新太阳60分》创收渠道
①5分钟广告收入：237万元/年（按每分钟广告1300元计，每天广告收入6500元）
②标版收入：54万元/年（按每个标版每天300元计，共5个栏目，每天收入1500元）
创收收入共计：291万元/年
3.经费支出分类
①借调及招聘人员的工资支出
根据目前电视台状况，平均每天参与一小时节目制作的人员，除15人左右为本台固定编辑制作人员外，需向社会借调和招聘100人左右。按每人月工资300元计，全年需经费36万元；此外，我们估算这100人中，将有一半人员，即50人左右，需向其所在单位支付其工资数额400%的费用，即每人每月1200元，共计为72万元。此项合计为108万元。
②借调及招聘人员的补贴及奖金
借调及招聘人员除向其支付工资外，还应给予一部分劳务和奖金（如加班等情况），以保证其积极的工作状态。按每人每天10元计（这已是相当低的数额），100人全年需支出约40万元左右。
③差旅、交通、食宿等费用
每天60分钟节目按1.2万元计算，全年共需经费438万元。
④购买节目费用
按每天购买12分钟节目（总节目量的20%），每分钟节目为400元计，全年共需经费175.2万元。
⑤稿费、演播费
为提高节目的权威性和可信性，我们拟请专家、学者及有关名人到节目中来发表见解，需支付稿费及演播费，按每天600元计，全年共需经费21.9万元。
⑥片头设计费用
60分钟节目共有子栏目6个，加上总片头共计7个片头，按每秒2000元，片头总长90秒，共需经费18万元。
⑦制景费用
约需20万元。
⑧必要的设备购置费用
为提高节目质量，需购置一些设备（如无线话筒等），全年约需经费50万元。
⑨租车费用
为保证节目拍摄与制作的正常运转，要有充足的交通工具作保障，我们估算最少需要4辆车，按每辆车每月7000元计（因车辆需昼夜运转），4辆车全年共需经费33.6万元。
如上支出总费用一年共需904.7万元。
（四）承包外费用支出
1.定额补贴
《新太阳60分》播出时间为早晨7—8点，为保障播出，每天早晨值班人员约为55人（新闻中心和总编室领导加工作人员），根据台里有关决定，值班人员除每人每天享受10元补贴外，还应额外给以补贴，即定额补贴，定额补贴按每人每天20元计，全年共需经费约40.2万元。
2.设备租用费
《新太阳60分》承包期内，应无偿使用台内设备。但由于此节目需用设备量非常大，如果台里不能确保设备的使用（根据目前台内设备状况，多半难以保证），则需外租设备。我们估算至少需外租3套前后期配套设备，按每套设备1000元/天计算，三套设备全年共需费用为109.5万元。
3.租用办公地点费用
《新太阳60分》编辑组按栏目共设6个小组，以两个小组一个办公室，外加总办公室，共需4间办公室。如果台内能确保办公地点，则无须外租办公地点费用；但如台内不能保证办公地点则需外租。我们认为，在台里保障一间办公室的情况下，至少还需租用3间写字间，按每套写字间每天600元计，全年共需经费65.7万元。
（五）奖惩措施
1.奖励
①支出
上面我们提出的承包方案，一年需要经费904.7万元（未包括设备租用和办公地点租用费用这两项未定费用），如果《新太阳60分》编辑组全年的实际支出少于此数，则其差额按50%返回《新太阳60分》编辑组，用于工作人员的奖励和节目的再生产。
②收入
承包方案中规定年创收额为291万元，如果《新太阳60分》编辑组实际创收额超过此数，则其差额按50%返回编辑组，也用于工作人员的奖励和节目的再生产。
2.惩罚
如果《新太阳60分》编辑组未完成承包指标，如超支和减收，则台里对工作人员要实行惩罚，具体方法除批评外，经济上要扣除每人月工资的50%，扣除期为一年。
（六）其他
1.台里应免费为早班工作人员提供值班宿舍。
2.台里提供一部分无线工具和为办公室安装一部长途直拨电话。如果外租办公地点，请安装台内分机电话。
以上为承包方案，请审批！
改造我们的语态
这个规矩白岩松印象深刻，事隔八九年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当主持人是从不许叫‘老师’开始的。”
三四十岁的人容易被这样的新闻语言带进一种怀旧情绪中：“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天南地北祥和欢乐，华夏儿女喜庆佳节。北京各大公园彩旗飞舞，花团锦簇，宫灯高挂，人流熙攘，充满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如果不做解释，单从这一段文字上甚至都很难判断这究竟是哪一个年代、哪一个佳节的纪念文章。这样的语句、用词和调式都太有时代特点了。
很长时间以来，“拽大词”“高八度”“排比句”串缀起来的新闻稿，成为事件“重大”的一个典型标志，人们从不同的传播工具中听到看到读到的东西，会有惊人相似的语态。这种“高调”的新闻文体被统称为“新华体”。很长时间以来，“新华体”象征权威，象征可信度，被视作无坚不摧的“利器”，安全、简单、好用。其实“新华体”与新华社是两回事，它是我国新闻媒体在那个特殊年代中打磨出来的一种通用的新闻写作体式。这种体式表现在影视节目中，就是那个时代我们在电影院里经常看到的《新闻简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电视新闻片”。模式化的文体，把新闻写作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变成了简单劳动。这种文风甚至在当下的电视新闻节目中仍有残留。我曾在2002年年底一次审节目时对一些编辑记者感慨：有些记者才二十多岁，他们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但为什么他们在做节目时使用的一些新闻语言会那样陈旧老套呢？他们并没有经历过那个需要用套话来表述思想的年代，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
早间节目筹备初期，杨伟光和沈纪等台领导提出了明确的节目要求：早间节目要开拓创新。随着筹备工作的深入，他们又提出：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
同样是国庆报道的“重头文章”，同样是描述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的面貌”，我注意到中新社的一篇题为《北京漫步：不识今日长安街》的新闻特写。我想，其中有我们要找的一些东西，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一位公派到美国的朋友近日回北京公干，笔者接机回城途经长安街时，朋友连连惊呼：不识今日长安街。不错，不用说离开两年的朋友，许多老北京近日到长安街都有耳目一新之感……”
文章接下来先说“长安街的建筑”，然后说“长安街那醉人的绿”，还有“洗尽铅华之后，没有了广告的路边风景”，还有“长安街的照明”……如数家珍，透着自得，透着家常，因而显得亲近可信。
在过去的新闻语态中，好像只有把新闻写得不像平时说话，才会给读者以“权威感”——这里头有一个误解，我们的读者真的认为，只有不像说话的文章才是权威大气的文章吗？
几十年来，电视也追求权威、大气，而人们同样习惯性地认为“权威”和“大气”来源于播音员“庄严”的语气和新闻稿宏大、抽象的用词，就像“新华体”，字正腔圆中丝毫不透露宣讲者的态度，居高临下的语态中保持着一种既定的距离。这样的播报方式成为模式。模式是有用的也是有害的，有用之处在于：模式便于操作，模式提供依据，模式划定边际和外延；有害之处在于：模式限定思维，模式使得人们不由自主地走进习惯，模式成为一种无声的力量，让有的人不敢逾越，有的人懒得逾越。
我理解的“变‘新华体’为‘中新体’”就是要降低电视媒体说话的口气，尝试一种新的语态，也就是新的叙述方式，而之所以要从早间节目开始，是因为早间节目影响小，更便于降低实验的风险。而对电视而言，新的叙述方式不仅仅是指电视节目解说词的写作文风，更重要的是如何用其特有的语言吸引观众，而这些改变首先必须从转变态度开始。
90年代初，“信息”的概念被人们接受了；90年代末，“信息到达”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起来。媒体渐渐意识到：不仅要加大投入丰富传播的内容，更要付出成本追求传播的效果。然而什么样的效果才是符合观众胃口的？怎么样才能收到媒介期待的传播效果？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起步之初，人们只是意识到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只是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开始操办，局限于当时的认识，虽然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要通过时段分析、观众构成分析、频道整体分析……来建立一个获得传播效果的评价体系。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不是命令别人看节目，而是请人看节目，请人看节目就要有好看的节目，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时常把专业而复杂的电视节目判断标准简化为“好看”还是“不好看”。
《东方时空》的探索，也是从非常具体的地方开始的：语言特点。
“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我们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提示。“真诚面对”的前提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要给信息传播带上强烈的个性色彩，传播者与观众必须首先建立起一种“与话双方”的平等，平等之后才有可能建立亲近感。传播者应该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的思想、智慧、才情和价值观念会通过哪怕是纯粹的、对事件的叙述传达出去。当时业界一致认为：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对新闻信息进行处理，是适应大众需求的。《东方时空》在新闻节目上开了一个先河：主持人在讲述中表达观点，在角色感上，“他们更像是邻家的兄弟，像一个朋友，他们以聊天拉家常的方式，把自己亲历的新闻事件转述给观众”——从后来的观众评价中不难看出，观众们注意到并褒奖了我们在这上头所做的努力。
《东方时空》一亮相，就给观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能正因为观众从严肃了十多年的屏幕上，看到了民间话语的鲜活、幽默、趣味，口语化的表达既概括精练，又带着世俗生活的具体语境，让人感到随和、亲近、心领神会。新闻节目中采用这种人际交流的口语化方式，拆除了媒介和观众之间的界线和戒备，使新闻的接受有了人际交流的角色认同和情感互动的愉悦。在我们追求的叙述性的语言中，哪怕是评论性的段落，也要格外注重新闻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注重矛盾的冲突和悬念，注重人物的内心冲突，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真诚地关注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就是新闻的人格化。
正是这些真诚、平和的态度中，融入了讲述者的新闻激情（我使用“讲述”而不是播报，因为这个词汇是最准确的），融入了他们独特的气质和与众不同的个性，这样的表达方式使观众深受感染。
不少关注电视新闻改革的专家在文章中也提出这样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向大众传媒本质回归，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平民化。它比任何时候都注重考虑大众的接受心理，尊重大众的审美趣味。”这些研究者也注意到，电视语言风格的变化是从“非黄金时段节目”开始的：“……在一些边缘时间，如早晨、午间、晚间新闻里，传播态度由庄重严肃到轻松亲切，传播话语由书面宣讲的形式渐变为口语化、个性化……”
对电视的这些理解，我是逐步感悟的。在大学期间从未学过新闻采访和写作等方面的课程，连最接近的一门功课《大学语文》都没有学过，电视的知识就更少。记得刚到电视台的时候，广播学院、电影学院分配来的同事们喜欢津津乐道地扎堆说“蒙太奇”，我一度以为是哪个外国记者的名字。好在那时电视节目的起点很低，而且在视听手段的要求上主要以“听”为主，也就是以文字语言为主。好的电视节目往往是以选题的角度为主要评价依据。像“现场采访”“纪实拍摄”“效果声”“同期声”等原本应该属于电视特有语言的这些东西，当时并不被重视。所以在1987年上半年，严格说来对电视还没怎么入门的时候，我拍了一条反映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弊端的新闻《一条马路隔断两个企业的产需联系》，还获得了当年中国电视新闻的特等奖。
从操作层面来说，我至今没有亲手拍摄过一部纪实节目。但自从参与《广东行》摄制组，并经历了那一场争论之后，我深深地被这种最能充分体现电视优势的电视语言形态所征服。正是这种形态所表现出来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彻底改变了我的理念——应该用这种方式改变我们沉闷的、新闻简报式的传统新闻节目。
机会来得很快，在章壮沂办公室的那一次谈话之后，我开始负责早间节目筹备组。非常幸运的是，开播前后陆续加盟《东方时空》的几位制片人如童宁、时间、王坚平、张海潮、陈虻等，都是新的电视表现形式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做得比我更职业。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贡献，就不可能有《东方时空》起步之初的职业化基础，就不会有日后的成长和壮大。
作为每天播出的日播栏目，《东方时空》从表面上看有两个特点：一是尽管当时中国电视还未引进“电视杂志”这个概念，但它已经是一本“杂志”了。从筹备到开播，我们一直称它为板块节目，这种板块结构的栏目在《东方时空》之前，电视台也曾经使用，如《九州方圆》等，所以严格地说，作为“杂志性栏目”，《东方时空》并不是中国电视的开先河者。第二个特点是栏目彻底的“主持人化”，在每天播出的四个小栏目中，除《焦点时刻》外，每个栏目各有自己的主持人，而《焦点时刻》则以记者报道的形式在现场完成节目的导入。电视栏目主持人化也不是《东方时空》的首创，但《东方时空》的主持人与以往电视栏目主持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开始使主持人记者化。
当时有观众说：“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一条扑腾着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如果初试早间的《东方时空》因其内容上的贴近而赢得观众的认可，我认为，较之内容上的突破，《东方时空》话语的亲切和传播方式的鲜活才是让观众惊喜的真正原因。
《东方时空》在表达和叙述上的突破在于，表达与叙述的态度变得真诚、平和，表达与叙述的内容变得真实、鲜活，表达与叙述的手段变得更遵循电视规律。这就是《东方时空》十年不变的电视理念。这些理念现在已经无须做更多的解释，但在当时，由于在这些理念指导下的《东方时空》确实与过去的节目形成反差，所以观众和专家学者总是把“平民化”与《东方时空》相联系。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评价。有人说，态度决定一切。当我们拥有了一种真诚的态度时，把过去居高临下教训人的电视节目在形式上变得尊重别人、贴近生活、关注百姓，其实并不十分困难。
《东方时空》一直在强调真诚和平民化，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开播初期的《东方时空》有时过于谦卑了。《东方时空》开播时，全体人员平均年龄不到三十二岁，像白岩松只有二十五六岁，《金曲榜》的施翌好像大学还没毕业，另外还有一些刚刚大学毕业的编导和《焦点时刻》的出镜记者。一天在审节目时，我突然发现，他们在采访中几乎都将采访对象称作“老师”。我看了以后很不舒服，我说：“是应该给别人以足够的尊重，但主持人和记者出镜采访时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电视台。”当时我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采访中不要使用“老师”这个称谓，除非采访对象真的是一位老师。这个规矩白岩松印象深刻，事隔八九年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当主持人是从不许叫‘老师’开始的。”
事实证明，真诚与平和并不一定要从卑躬开始。
作为电视叙述方式的突破，有一点是容易被专业电视人忽视却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一批报人和非专业人才的介入。而这个时期的报人介入电视但并不操纵电视，或者说他们并不给电视编导写一个需要按图索骥去完成图解工作的台本，而只是成为节目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例如，《东方之子》栏目中，像胡健、刘爽等主持人都是报社的编辑或记者，白岩松出身于《中国广播报》，《焦点时刻》的主力编辑盖晨光、水均益、李媛媛等都来自新华社和报社。另外，遇到特别节目时还有很多报人参与幕后策划。报人和其他媒体人才的介入之所以在《东方时空》的编辑制作和叙述方式中不可忽视，就是因为他们的到来，使电视中“听”的语言变得丰富生动并富有文采。更重要的是，他们为电视增加了智慧，提升了电视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品位，而这正是传统电视节目中所缺少的。
从职业的角度上看，《东方时空》是较早将纪实风格栏目化的，它使电视节目的制作回归到了它的本质。而《东方时空》的成功也正是通过将纪实性采访、纪实性拍摄、纪实性报道进行潜心的、专业的编辑制作，才使其有了令人信服的真实性。自《望长城》和《广东行》这两个纪实风格的系列节目之后，每天一期的《东方时空》迅速在电视业内制造了“纪实效应”，并逐渐形成一种职业共识。大量纪实风格的优秀栏目和节目在一些电视台应运而生，一时间，“纪录片”“现场报道”和“纪实手法”成了电视界的流行。
电视表达和叙述方式的纪实性使得节目发生了整体变化。后来出现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和娱乐益智类节目，其实也源于电视理念的这种变化，因为这些栏目展示的，同样是一个个纪实的谈话现场和游戏竞技现场。
但是后来矫枉过正地出现了“非纪实不电视”的现象。一些自我陶醉的纪录片导演开始走向“自说自话”，他们完全忽视节目的故事性和主题关系，完全忽视一般观众对电视节目的“阅读习惯”，以为只要舍得花时间舍得用带子，把看见的东西全过程地拍下来就是制作电视节目的最好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简单的长镜头拍摄，不假思索的同期录音，无逻辑的堆砌式剪辑……这种“庸俗纪实风”最后几乎沦落为“玩技巧”，对纪实手法的肤浅认识导致一些创作者在拍摄过程中迷失自我。
我对这种方式的滥用是坚决反对的。为纪实而纪实的跟风，使纪录片一度走进了窄胡同。压根儿不管观众看不看得下去，拍出来的节目冗长乏味，抽象费解，可就是这些平淡无奇的节目，经过创作者自己的解释就有了这个“性”、那个“化”，动不动就上升到人类学、社会学的高度，甚至变成了包容深刻内涵的哲学“作品”——纪录片似乎成了“玄学”，成了需要观众去费劲地“悟”才能理解的“谶语”。纪录片被架上了神坛。后来大家明白，正是这种神化和滥用伤害了纪录片。
针对这种电视过多展示过程的表现方式，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种很时髦的电视形态：“报人电视”。用专家的话说，“报人电视”是指“正在或曾经从事报纸业务的人员参与电视节目制作而产生的新的电视节目形态，也指虽没有参加过报纸实践但能够理解报纸特点的电视从业人员，有意识地借鉴报纸经验所开发的新的电视节目制作方法”。
简单地说就是“读报电视”。这类节目信息量大，新闻含量也足，片子里充满对比和冲突。解说词是连续、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的文章，节目一般是报纸新闻专题或新闻特写的电视翻版。
和80年代后期出现的“作家电视”不一样，“报人电视”的主力军是一些报社的记者编辑，他们密切接触社会，有新闻敏感和传播意识。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作家们热情寻找脚本中的“张力”，而报人们却在热情寻找新闻的“卖点”。但二者也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都把文稿，也就是“听”的元素放在首位。如果说“作家电视”是制造了电视人对文稿和脚本的依赖的话，“报人电视”就是报人对电视的直接操纵。“报人电视”更有极端之处，他们甚至明确主张电视节目不用或尽量少用同期声。
“报人电视”赢得过赞扬的声音，说它是“近年来中国电视节目创作走出的一条新路”，是“中国电视人对世界电视的贡献”，是“电视媒体向平面媒体学习的一次不约而同的集体的行动”。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如果应当提倡‘报人电视’，那么是不是也应当提倡‘广播人电视’‘电影人电视’‘杂志人电视’‘音乐家电视’和‘美术家电视’？”反对者认为：电视节目形态不能书面化、文字化、报纸化，这种强加于电视的、避电视之长扬电视之短的模式绝不是电视本身。两边的声音都很高亢，但声音高亢从来不是判断真理的标准，观众能否接受和喜爱，才是决定电视手段应否取舍的最后标准。
“报人电视”现在几乎消失了，触电的报人要么已被电视同化，要么退居幕后策划，即使仍然存在一些早期的报人和电视合作的模式，这种模式也已经非常边缘化。
我倒认为，各种节目形态之间不必相互否认。孰优孰劣，判断的标准和权力应该交给观众。更何况节目的不同表达方式增加了电视节目的多样性，正是因为一段时期内多种表现形态的共生才丰富了电视的生态环境。电视发展到今天，从当初形态的多样性演变为后来工种的多样性，这个结果又成为建立电视分工合作这个“生态链”的基础，产业化的大合作得以实现。电视从业人员也正是在对这些长长短短的节目形态的取舍选择中渐渐成熟起来。但是有一点始终不能忽视：电视作为独立的媒体是有其传播和制作规律的，对其内在规律的认识、理解、利用和挖掘，是我们制作一切优秀作品并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理想者部落
我喜欢评论部的一些同事用“延安”和“深圳”来比喻当时的《东方时空》，它形象而准确。
1984年，我大学毕业。我的理想是到北京工作，但宣布分配方案时，我的情绪并不是很高：“孙玉胜，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央电视台。”系党总支书记庄重而有节奏地宣读着全班四十多人的未来去向。当时的毕业分配还没有什么“双向选择”的说法，每一个毕业生的命运都在党总支书记念出的几个字里被定位了。同学们的理想大都一样，就是去国家部委工作或者从事理论研究，没想到却这样阴差阳错地分到了过去几乎没有什么了解的电视台。当时，电视在社会上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影响，电视工作是一个很少被人当做理想的行当。
而这个时期其实正是中国媒体实力大调整的前夜。
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命运一把推到了正酝酿着巨大变化的风口浪尖，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走进了一个即将迎来黄金发展阶段的事业。
就是在此后短短的两三年里，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强势媒体。再后几年，平面媒体进入白热化的改革和竞争阶段，一些报刊的影响又超过了广播。
这样的竞争后面，是各媒体共有的进步和共同形成的中国传媒业的繁荣。
1984年我入台时，央视职工只有一千人左右。从1983年起，央视开始大规模进人，每年都招入各专业大学生一百多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年，之后也一直保持每年几十人的吸纳量，由此可以看出央视在80年代中后期事业扩张的速度。
但即使如此，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时，拦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障碍仍然是人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台内应到位的几个人已经全部到位，但是单靠这几个人怎么撑起一个小时的节目呢？由于早间节目不是黄金时段节目，没有人能够对栏目的前景予以承诺，所以早间节目对台内职工并没有多少吸引力，没有多少人愿意离开安逸稳定的原部门，到这个注定要起早贪黑的栏目来。
《东方时空》人才的聚集从一开始就面向了台外和社会。办法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形势逼人逼出来的。
这扇大门一旦打开，才发现众多的精英其实已经在央视周围徘徊多年。他们年轻、激情洋溢、对电视充满热爱，他们积蓄多年的创造力急需一个地方施展、释放……我们缺的正是这样的人才，而这些人不缺少才智，只是缺少机会。
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人说《东方时空》更像是电视界的深圳，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延安”和“深圳”，看上去是两个无论从地域还是从时代都没什么可比性的城市，但用它们来比拟创业时期的《东方时空》却是非常准确的。延安和深圳千差万别，却有一点相同：它们都象征着阳光灿烂的未来和希望，它们是理想者的天堂。
让人敬佩和感慨的是：七八十年前生活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放弃了都市的安逸生活，风餐露宿千里跋涉奔赴延安，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和魄力？几十年后，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毅然地放弃都市生活南下深圳，而那时的深圳只不过是一个拓荒中的工地。
西行和南下的年轻人是两代人，但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是对未来希望的一种自我选择，勇敢选择了自己人生道路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走在路上的神情是一样的：一门心思地前行、前行，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目光专注，生机勃勃。
理想者们有着一样的精神特征：如果说工作着是美丽的，那么理想者是动人的。怀揣理想的人有一种心无旁骛，甚至义无反顾的神情和身形，他们将自己的整个身心和禀赋都一股脑儿地投入到心爱的事业中，他们那种“我在路上，路在前方”的执着和忘我，会深深感染和打动身边的人。对理想者而言，没有什么比精神的舒展更珍贵的了。在属于理想者的精神家园中，困难的境遇是暂时的，追求是永恒的；艰辛的现实是眼前的，未来是永恒的——对他们来说，只要精神的待遇比肉体要好，生活的磨难就不难承受。因为有更值得在意的未来，所以他们对于眼前的得失不计较、不拘泥、不苟且，不轻易颓丧，不轻言放弃。
时至今日，我始终欣赏和尊敬这些为了一线希望付出全部努力的年轻人。
据说，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是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了他对《东方时空》的关注。那时的《东方时空》刚刚开播不久，他周围的一些年轻人向他推荐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很好。”他连续看了几天之后，在座谈会上表达了对这个初生栏目的褒奖。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中央领导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你们《东方时空》很好，一看就是一批年轻人办的栏目。”很多观众也有同样的评价，他们在来信中写道：“从《东方时空》栏目透出的活力，让人看到了编辑记者们的朝气。”
观众的判断十分准确，这里的确是一个年轻人的精神圣地。大家从五湖四海云集而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要在这个“特区”中实验并创造中国最好的电视节目。
1993年年底，我被评为广电部十大杰出青年，颁奖后的一个座谈会上，我说：“给年轻人一个舞台，他们不会让人失望。”我们也的确没有让人失望，1994年和1996年，《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相继问世。
我喜欢评论部的一些同事用“延安”和“深圳”来比喻当时的《东方时空》，它形象而准确。在这里，大家除了青春和理想之外，还拥有两样珍贵的品质，那就是激情和理念，而这正是一切优秀栏目背后最重要的精神因素。
观众看到的是《东方时空》的青春和朝气，但观众却不了解这些年轻人为此付出了、放弃了甚至牺牲了什么。我总感觉，早期的《东方时空》更像是一个“理想者部落”，虽然大家不是以血缘联系起来的氏族关系，但都是相互推荐而来的，有着千丝万缕的“人际血缘关系”，比如时间与崔永元是大学同学，就把崔永元拉了来帮忙；崔永元又把自己的师弟白岩松介绍给了时间；张海潮和盖晨光熟悉，就把盖晨光拉进了《焦点时刻》，而盖晨光又曾经与水均益是同事，于是水均益又走进了《东方时空》……学希伯来语出身的盖晨光原是新华社编辑，新闻嗅觉敏感，《焦点时刻》早期的“24小时等着你”就是他提出来的。盖晨光后来是社会新闻部主任。
十年来，每当回忆创业的情景，我总是对那些初期进入《东方时空》，特别是开播之前加盟早间节目组的年轻人充满敬意，因为当时的一切都是混沌的，电视台对他们没有任何承诺，一个早间的栏目能有多大影响更是个未知数。他们仅凭一种理想就落脚在了这个陌生的临时机构里，成了我的同事和部下，他们的勇气和所付出的代价令我感动。
张恒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的播音员，开播前就来到《焦点时刻》。当时的《焦点时刻》只有出镜记者而没有主持人，但是作为《焦点时刻》的标志，他代表这个栏目参加了《东方时空》首播节目，作为主持人之一与观众见面。其他栏目的代表是：《东方之子》的胡健、《生活空间》的李平、《东方时空金曲榜》的施翌。
在我的记忆中，张恒是第一个宁肯辞职也要来《东方时空》的中央其他媒体的正式工作人员，况且他当时还有一份让很多人羡慕的工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得他与我谈及工作的问题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说他已经结婚，现有一间住房是原单位分的，如果辞职把房子交了，两口子就只能轧马路了。但他随后补充说：“即便如此，我也不会离开《东方时空》！”我为张恒的勇气和决心所感动，也为他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不安。我随即打电话帮助他寻找到广电部有关方面的人，恳切地说：“电视台也是广电部的一个单位，张恒的房子能不能保留？哪怕只是暂时保留，好让他有一个栖身之所。”那位朋友还真是帮忙，几经斡旋，张恒夫妇的小房子算是保住了。不久之后，他辞职离开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后来《焦点访谈》开播时，张恒主持了第一期节目《’94国债发行第一天》。
随着《东方时空》的壮大，像张恒这样为理想而放弃“公职”，毅然加盟这个“理想者部落”的人越来越多。我至今为能在张恒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帮他一把而感到欣慰，因为他毕竟是由于投奔我们才做出如此牺牲。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类似问题的出现，单靠个人的力量要保障他们的利益已不现实，这个问题应该在体制和制度层面上得到解决。
早期加入《东方时空》的另一支主力就是地方台同行。央视的国家台地位是众多地方台同行所向往的。记得还在筹备时期，有一天，当时的新闻编辑部地方组组长陈征向我推荐说，安徽电视台的戴鸣和包爱军很想到早间节目来工作。我知道这两个人是安徽电视台新闻部的主力记者，何况那时正值《东方时空》就要开播。我立即约他们来北京面谈。谈话是在央视二楼那个玻璃房中进行的，整个谈话过程简单而明快。我答应为他们保密，等他们回去做台里的工作，我同时说：“我们以借调的方式给安徽台发函，你们来北京后一切待遇和住房的问题由我们来解决。”
我是希望他们越快越好。几天之后，戴鸣给我来电话说：“我已经做好台里的工作，可以马上过来。但台里说一次走两个人不行，所以包爱军可能来不了了。”随后，包爱军向我表达了惋惜之情，从他的口气中我感觉得到：他内心是深深向往这个地方的。
戴鸣很快来到了北京，我把他分到了《焦点时刻》，他很快成为这个栏目的主力记者。
大约一年半之后，突然有一天，张海潮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海潮从地下室机房匆匆来到二楼，一见面他就说：“戴鸣可能得了肾衰竭，现在正在等待确诊。”
我一听脑袋都要炸了，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一旦真的确诊，我们怎么向安徽台和戴鸣的家属交代？我对海潮说：“让戴鸣尽快找最好的医院，不要再安排任何工作。”
几天之后，戴鸣的诊断结果出来了：就是肾衰竭。张海潮立刻安排他住院。但后来戴鸣表示要回安徽台养病，我说可以，并与张海潮商量：戴鸣在养病期间一切待遇不变。
几个月后，回到安徽的戴鸣给我来电话，说他已经做了手术，摘除了左肾，但恢复得还好。电话这边，我的耳朵在听戴鸣讲话，心在流血。我们真是对不起他和他的家人。我一边安慰戴鸣安心养病，一边说医疗费用由我们来考虑。戴鸣说在安徽他可以申请公费医疗，我说那我们就承担所有的补助和其他费用。我只能说这些，因为我也只能做到这些。
又过了一段时间，戴鸣来到北京，很真诚地跟我说：“我不想给你们再添负担，不能为《东方时空》工作了，在北京待着心里不踏实，我回安徽去了。感谢《东方时空》在我生病期间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当时说话的口气像是诀别：“你对《东方时空》贡献很大，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你可以先回安徽养病，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欢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跟我说。”
他说没有。
戴鸣个子高高的，不善言辞，《焦点时刻》许多出色的报道出自他手。
回到安徽后，戴鸣逐渐康复。他现在已成为安徽台一个类似《焦点访谈》栏目的制片人。直到今天，每当见到安徽台的领导我都会问起戴鸣的情况，他是我难以忘怀的一个为《东方时空》做出牺牲的青年。
戴鸣生病后，一个问题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这些临时工作人员的医疗费用如何支付？虽然我们手里掌握着节目经费，在这笔经费中是不允许支付医疗费用的。戴鸣在北京开销的医疗费就使我伤透了脑筋，再加上同仁不断地出差，有的记者甚至已经回到首都机场了，又接到新的任务要赶赴另外一个地点。天上地下地奔波，出门在外的记者们要担当很大的安全风险。他们可以不怕艰苦不怕劳累，但是谁来承诺他们的安全？一旦发生哪怕是小小的意外，我们又何以担当？
意外还真的发生了：1996年11月，《焦点访谈》四组记者谢子猛到东北拍摄一个粮食专项款被挪用的事件，在采访途中突遇车祸住进医院。汽车是在冰雪路面上打滑之后正面撞在树上，谢子猛头部受伤，额头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不幸的消息报到我这儿，我除了心疼，最为难的就是：怎么向小谢的父母交代？谢子猛是他们的独子，二十出头，平时看上去就跟个大男孩似的。现在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于情于理都应该登门探望，但是如果我就这么贸然地去了他家，他的父母还不定把事情想得有多严重！想来想去，我最后和李媛媛商量了一个办法：为了避免他的父母受到惊吓，先让谢子猛从东北打个电话给父母报个平安，电话里就简单说是住院了，等我们去了再跟老人详细解释和道歉。因为已经听到了儿子的声音，他的父母在见到我们时果然很平静，同是新闻工作者的这对老夫妻反过来安慰我们：“没事，不要紧，全当是经受一次锻炼。”他们的通情达理让我深深感动。
一个星期后，谢子猛康复出院，回到北京就紧急编辑，1996年12月7日，节目如期播出；朱镕基总理在看完节目后做出重要批示。1997年，谢子猛采制的这期节目《巨额粮款化为“水”》获第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巨额粮款化为“水”》，编辑谢子猛，摄像杨明泽，主持人方宏进）。
就在戴鸣住院和谢子猛受伤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下决心要为所有在《东方时空》全职工作的人上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这是我们从制度上为这些理想者建立的第一项保障。
没想到三年之后，这一项保障还真派上了用场。《焦点访谈》两位记者又一次遭遇险情，两位记者从火海中死里逃生。
1999年1月，《焦点访谈》记者刘涛和吕少波赴山西一个贫困县采访。当他们奔忙十天结束采访乘车返回北京时，祸从天降。山西到北京的公路有80%以上是山路，崎岖险峻。当小车行至河北省易县盘山路，当地个体运输户驾驶的一辆大卡车违章强行超车，猛地斜横在了原本不宽的盘山路上，旁边就是山崖，刘涛他们乘坐的小轿车别无选择，生生撞了上去，一头顶在大卡车中部的油箱上——撞上油箱，非死即伤，这是车祸中最危险的一种情况，小车顿时被火焰吞噬。后来得知，这辆卡车的油箱被司机改装成了一百五十公升，几乎就是一个巨大的汽油弹。撞车的一刹那，卡车满箱的汽油从注油口喷出，随即变成灼热的油火，扑进了轿车里，司机和坐在后座上的刘涛、吕少波顿时被包围在火海中……幸亏好心的农民及时把他们送到了当地的一家驻军医院。刘涛右臂粉碎性骨折，桡神经系统完全烧伤；吕少波的脸上、手上严重烧伤。几天后我见到他们时，两个小伙子被烧得面目全非，浑身绷带地躺在病床上。
后来我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听他们俩说，就在车里的人逃出来几十秒钟后，事故现场响起一声声的爆炸，火焰蹿起几丈高，方圆几十米的事故现场成了一片灼热的火海……后来我还看到，一台七八公斤重的摄像机，已经被烧成了薄薄的纸片状的残骸……刘涛告诉我，经历这一次车祸，他记忆中最深刻的东西竟然是感动，因为在他们满脸是血浑身是伤的时候，当地农民是那么焦急。农民们听说烧伤的是《焦点访谈》的记者，立即开始拦车，农民拽住一个司机，说如果不救《焦点访谈》的记者，就把司机和他的汽车一起推到悬崖下……刘涛说，这些细节他终生难忘，他说做一个“访谈”记者，“做鬼也光荣”。刘涛、吕少波两个都是性情中人，开朗快乐。他们这次事故的医疗费用没有像戴鸣那样让我们难以处理，因为保险公司派上了用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从一开始它的构成就是独特的，临时人员远远多于正式的，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十几倍，这是央视甚至整个中国电视界都绝无仅有的一个非常另类的机构。当然，这种情况目前在电视台已经不新鲜了，到2002年，为电视台工作的临时人员已经多达四千六百多人。
在这样一个重要媒体工作，却与这个媒体没有任何的法律契约关系，而且这样的员工占到绝大多数，这是一个让人非常难以轻松的问题。在这个群体中，我不愿意使用“临时”和“正式”的概念来区分他们。在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我总是刻意回避着这两个概念。如确有正式职工必须知晓的事情，比如评职称、涨工资等，我们总是采取单独通知的办法来解决。
在那个庞大的群体中，有很多人说是临时的，其实已经不是临时的，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将近十年，岁月令他们从二十出头变成了三十出头、从三十多岁走到了四十多岁……可以说正是这些“临时”的“打工者”们，用自己生命中最好的年华，为央视铸造了《东方时空》以及后来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这些品牌，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他们。
也许正是身处这样的群体之中，我十分反感那些动辄以“正式”身份居高临下慢待这个“临时”群体的人，那些鄙夷的口吻和目光实在是没有道理。我的“临时”同事中，不乏名牌大学的学士、硕士甚至博士，虽然他们中也有人犯错误、有缺点，但是在正式人员中这样的错误也不鲜见。一个有个性有创造力，同时勤奋敬业并富于激情的“临时人员”，总比一个不犯错误但却慵懒散漫、坐而论道一事无成的“正式人员”强得多。更何况，“临时”与“正式”的鸿沟是客观造成的。
所以，当我面对这个群体时，总在反复倡导一个理念，就是平等。我们这个群体实在是太特殊了，我想只有平等才是这个团队具有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这个理念后来写进了新闻评论部集体通过的部训之中，这个部训的全部内容是：“求实、公正、平等、前卫”。
倡导平等，首先是工作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新闻记者外出采访是必须要有采访证的，没有相应的证件就等于剥夺了一个记者采访的权利。栏目一旦开始运作，这个问题马上就横亘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具有舆论监督特点的《焦点时刻》《焦点访谈》的记者，外出采访时经常会遇到被人扣留，或者向电视台打回电话，核实采访记者身份的尴尬事。
这些人没有电视台正式发放的证件，有一个临时证件也只是供出入电视台大门之用。申请记者证需要得到新闻出版署的批准，这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希望解决的问题。
迫于无奈，我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我们自己制作临时采访证——虽然这个想法在思维方式上和别人私刻“萝卜章”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临时证”绝不是“假采访证”，它后来得到了台里的正式认可。它的正面用黑体字正正规规写着：“东方时空采访证件”，背面做了几条说明。经过请示中心和台领导同意，我们这个证件交到台保卫处备案。也就是说：拥有这个证件就拥有了中央电视台授予的采访权利。这个证件后来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不断演化，先是扩大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采访证件”；后来又演化为“新闻中心外出采访专用证件”，最后演化为“中央电视台外出采访专用证件”。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每一次扩大我都很感欣慰：又有更多的人获得承认，他们正在不计名分地为央视尽心工作着。
接下来是待遇的平等。经常有人问我：“听说你们那里连临时工都挣多少多少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压下心里的愤愤不平，我总是冷冷地说：“同工同酬不是劳动法规定的吗？”我至今不能接受那种“连临时工都……”的口吻。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台里正式职工的收入一直在不断地“小幅度上涨”，平均收入水平已经远远高于我的那些“临时工朋友们”，但仍然有人不能接受作为“临时工”的这些人能从台里拿到稍微像样的报酬。
我倒觉得，一个临时人员，只要他在为台里全职正常工作，就没有任何理由比一个同样岗位上的正式职工挣得少。收入的差别不应该以临时或正式的身份来界定，区别的标准和依据应当是业绩、岗位实际贡献等。不仅如此，真正的平等应该是临时人员比同样水平和贡献的正式职工收入更高才对，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福利、住房和医疗保障。正式职工台里还是有定期的福利待遇的，如劳保用品，节假日还有廉价的食品供应，虽然没有多少钱，但在这个特殊的群体里，这可是区别身份的标志。新闻评论部成立后，由于原《观察思考》和《今日世界》的合并，正式职工比原来多了不少，这种区别看起来也更明显了。为了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与袁正明和张海潮商量：取消正式职工在台里的劳保和诸如“鱼票”“鸡蛋票”这样的福利待遇，统统折合成人民币发给大家，钱很少，但是部里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执行同一标准。在《东方时空》以及后来的新闻评论部，正式人员和临时人员发放工资和奖金的标准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真正做到了奖优罚劣、同工同酬。
平等是我们极力倡导的一种理念，我们拼命想营造一种能与理想者相对称的氛围。让这个小环境更具有文化气息，更利于保护和激发创造力，我们要对得起他们的这份理想……否则是不负责任的。
在新闻评论部的一次年会上，我曾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说明评论部对各位同仁所能创造的感召力。我说：“评论部不是想要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这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求。更何况，有些人如果不来这里从事自己心爱的电视事业，也许办个公司能够生活得更好。评论部想为各位提供的是发挥个人价值和塑造自我尊严的空间。这是人的最高需求，这种需求获得满足的可能性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平等的意识在生根，也在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有时这种平等并不是一个部门所能左右的。
张洁是《东方之子》的出色编导，来自云南楚雄，后来成为《新闻调查》制片人。在我看来，张洁应该算这个“理想者部落”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他心地宽厚，为人真诚，对创造有着执着的追求。难缠的乙肝曾复发多次，有几次我都以为他要被击垮了，但他却顽强地挺了过来。他制作的《新闻调查》节目《生命》曾获亚广联新闻大奖。记得1994年下半年，张洁打电话给我说：“我跟你反映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思考再三，现在还是想壮着胆子跟你直说。台里正在组织电影观摩，但却明确写着‘临时人员不得进入’，我感到很心寒。”我听得出张洁在强压着心中的不快，而且我相信他是三思之后才给我打电话的，“你们总是说‘平等’，我们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张洁有些激动。我说：“如果确实如此，的确不公平，我先了解一下。”
电影观摩是由台团委组织的。放下张洁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当时的党办主任南玉敏，说明了张洁反映的情况。南玉敏一听首先就道了歉，她非常郑重地说：“你向张洁解释一下，团委的出发点并没有歧视临时人员的用意，只是因为剧场有限，所以才写了‘凭正式工作证进入’，但这样确实不妥，我们马上改正。”
我与南玉敏通完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张洁转达了党办的歉意并告诉他这个情况将很快得到解决。
十年弹指一挥间，我经常沉醉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创办初期的氛围中。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简单，判断标准只有两个：人品和水平。在这里，坐而论道、坐享其成、吹吹拍拍、尔虞我诈没有市场。这样的风气是一个群体创造力与凝聚力的源泉，所以我一直努力把这种传统保持下来，直到离开评论部。之后，袁正明、梁建增他们继续为此努力，正气在制度的保护下张扬，“理想”这一株珍贵的苗木，在评论部人一脉相承的呵护中日益健壮。
我对那些与我共事多年的同仁们始终心存敬意，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走进这里曾经放弃很多东西。特别是早期投奔《东方时空》而来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北京重新开始了集体生活。早期《东方时空》组在一个地下室开辟了集体宿舍，《焦点时刻》在电视台附近租了一层廉价的旅馆做宿舍，《生活空间》则在北医三院附近租了民房。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拥挤不堪。因为要赶时效，《焦点时刻》的记者夜里加班，经常睡在走廊里，地下室机房的灯光常常与朝阳相辉映……这就是创业阶段“理想者部落”里的工作和生活。尽管创业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无奈，我的这些同事们却用激情和意志在中国电视界矗立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峦。他们用自己年轻的感受、独特的视角、开放的理念，全新地阐释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宣扬着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与感悟。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个有分量的交代，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
1994年5月，我对前来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赖仁琼说：“大家都很年轻，对电视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否则谁能把休息和睡眠降到极限还毫无怨言呢？”
十年来曾与他们同行，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