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何景明，字仲默，号白陂，又号大复山人，河南汝宁府信阳州人。他生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八月六日，卒于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九日，享年三十九岁。

一

何景明虽英年早逝，其生命却充实丰富。他一生充盈着亲情、师恩、友情、节义与忠爱，当然他也怡情山水，适性任真。这一切提供了他诗歌的情感内涵和艺术源泉。

何景明生于下层官吏家庭。祖何鉴，为阴阳学典术，尝代理汝宁明港巡检；父何信，尝任陕西渭源驿丞。可见，父祖辈并无杰出人物，至景明这一代方人才鼎盛。何景明有兄姊五人。兄景韶、景旸皆卢氏母出，景韶举成化二十二年（1486）乡试，官至东昌府通判；景旸举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与景明同榜，官至安庆府通判；兄景晖、姊某及景明皆李氏母出，景晖不仕，姊适孟洋。在众兄姊中，何景明与伯兄景韶、姊婿孟洋最情深意笃。何景明十五岁从景韶受《尚书》，十八岁随景韶之巴陵令任所，二十五岁值景韶丧而决意归居，可以说伯兄是他的人生向导。正德四年（1509）四月父母亡后，何景明最挂念的就是其姊。他尝作《除夕述哀四首》，诗云：“所亲半重泉，有姊各一乡。”孟洋尝携夫人之官山东，何景明作《送望之赴汶上二首》，诗云：“宾朋半海内，弟妹各天涯。驻马临岐处，飘飘独望家。”后又作《怀姊》，诗云：“那堪骨肉泪，洒向别离时。……庭闱欣见汝，千里重予思。”这些诗作抒发了浓烈的姐弟之情。弘治十五年（1502）何景明娶张氏，两年后张夫人卒京邸，景明凄然感伤而作《悼亡诗》三首，云：“恍然失所在，零泪空滂滂。”及继娶王氏，他又作《悼往》，诗云：“人生重恩义，况兹比翼乖。何能眷新欢，弃掷故所怀。”何景明有儿女各三人，其中一女年幼夭折，他肝肠欲裂，异常悲痛，作《哭幼女行》，诗云：“女生一岁眉目扬，笑指兄姊罗成行。镜里娇啼映窗牖，床前学步牵衣裳。春风吹魂魂不住，来从何来去何去？……妇人性痴还过伤，奔走叫号如病狂。作诗示妻兼自解，转见人间父母肠。”正是对这些亲人的眷恋，构造成何景明诗歌的情感原质。

何景明生长于成化、弘治之世。此时妇寺干政，厂卫横行；流民作乱，边境未绥；灾变频起，饥馑蔓延……此种种迹象表明，明代政治已呈衰败趋势。但这毕竟是弊政的开始，明初文治鼎盛之遗恩犹存，何景明能以才质颖异获师贤惠顾。李纪、李翰、林翰、李东阳等人的赏拔与扶助，对他早年成长极为重要。对他们的恩情，何景明始终铭记难忘。他十一岁随父之官，获临洮知府李纪赏识，为延师授《春秋》。对李纪，何景明作《忆昔行》诗，抒发对李氏父子的感念：“我年十一十二馀，与子握手相欢娱。严君视我犹视子，日向庭前问诗礼。”当正德十年（1515）四月闻李纪讣，何景明为文遣祭，又作墓志铭，语均极恳挚。他十五岁调试汝宁，御使李翰读其文，惊呼“奇才奇才”，后又亲赴信阳观之。对李翰，何景明作《上李石楼方伯》诗，感念座师的知遇之恩，盛赞他的道德、文章与政事，以他代表士大夫人格理想。何景明进入京城文坛，最初有赖李东阳接引。李东阳也以文衡自任，乐于推毂激赏后进；因之，何景明辈羽翼未丰之时，常预阁臣领导的诗文倡和。对李东阳，何景明一贯礼敬，永怀感念。当正德初刘瑾用事，李东阳潜移默御，保全善类，因遭气节之士非议。及至刘瑾伏诛，李东阳不自安，乃上书辞官。何景明归居闻讯，遥寄《怀西涯先生》诗，云“归去朝廷公望重，老来湖海路行难”，对恩公表达深切的理解。及正德六年（1511）还朝，何景明又有《上李西涯书》，劝止恩公引疾求退，以挚诚来表示信赖，云：“恐终有以负明公，敢忘其狂昧，布肠腹，惟明公采览，无缪于古大臣出处之义。”正是对这些师贤的感念，奠定了何景明诗歌的人格基形。

何景明交友有多重圈属。在京都郎署文学圈之外，他还领导着信阳作家群。其成员有姊婿孟洋、郏县王尚絅、信阳戴冠、樊鹏、华容孙继芳及其子宜等人。这个作家群组织松散，没有明确的结社意向，主要是追随何景明行动。当何景明与李梦阳交契时，他们也参与“前七子”的活动，如王尚絅跻身何景明《六子诗》，与李梦阳、边贡、康海等并列。及何景明与李梦阳交恶后，他们紧密聚结在何一边，如孟洋以姊婿更兼密友，支持景明最为有力。何景明在京交游广泛，除与郎署作家频繁唱和，还获茶陵派储巏等人叹赏。而他跟郎署作家交往，以与李梦阳交谊最投契。李何两人声气应求，不仅文学上共倡学古，而且政治上相互援助。何景明特重这份友情，尝作《赠李献吉三首》，称李梦阳为知心朋友。又有《六子诗·李户部梦阳》，盛赞“李子振大雅，超驾百世前”。正德七年（1512），李梦阳在江西任上吃狱，何景明上书杨一清乞情。李梦阳称他为“赤心朋友”，何景明作《得献吉江西书》诗，以偕隐山中相回应：“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李何如此深厚的交谊，不仅震撼彼此的心灵，而且引发文坛热切关注。因为，郎署作家的核心是“前七子”，而“前七子”的核心就是李何。何景明与李梦阳交契之际，还同其他郎官友好交往。这包括“前七子”其馀成员，如边贡、康海、王九思、徐祯卿、王廷相等；还有其他学人与作家，如崔铣、吕柟、何瑭和薛蕙等人。何景明与友朋聚首京城短暂，从弘治十五年成进士，至正德二年（1507）归居，前后大约只六七年，其间他归娶近一年，出使滇南又一年。至正德六年他回朝前后，边贡、李梦阳、王廷相均外任，康海、王九思等人早归隐。因而他与友朋欢聚时少，遥诉思念之苦更多，尝感叹“十年岐路各苍茫”（《怀寄边子》）。幸好此时他新识薛蕙，神交而“谓我颇同流”（《过君采次韵二首》）。及至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何景明出任陕西提学副使，又有机缘与康、王等重聚，其狂喜之情无复名状：“五陵冠剑豪游地，犹是长安旧酒徒。”（《登楼观阁时王令明叔邀张用昭、段德光、王敬夫、康德涵四子同游二首》）至于同崔、吕等人的交游，则是李何分异之后[1]，何景明交友的新取向。盖此时他更重经术世务，特别倾慕关中儒学；因而珍视吕柟为“同心友”（《过吕仲木宅同吕道夫、马君卿》），称赞崔铣有恒德，可“永副平生慕”（《送崔氏四首》之四）。正是对这些友朋的信赖，激励着何景明诗歌的不懈追求。

何景明通经术，尊德性，尚节义，鄙荣利。他虽然不生养于关中，但向慕关中儒学传统，礼敬倡复关学的杨一清，并仰仗之为精神领袖，因而习得关学文化气质。正是秉承这种气质，他才能劲节刚毅，忠直敢谏，不畏强暴，恰似关学创始人张载之“德盛貌严，刚劲敢为”（《二程遗书》卷十程颐语）。及至督学关中，他奋力弘扬关学，以经术世务教导诸生，修订学程，激励士气，作成人才。他还创经说数十条，欲与四川提学王廷相约境上之会，期数月之讲。他又著《何子》十二篇、《内篇》二十五篇等，旨在阐明性理，通达世务。正因何景明儒行醇厚，故其节义凛然之事，常为后世史家称道：（1）正德初，刘瑾弄权。何景明上书吏部尚书许进，劝其柄政毋挠，语气极为激烈。（2）李梦阳被刘瑾逮系之后，众莫敢为直。何景明上书阁老李东阳，又与康海划策，终免李梦阳一死。（3）正德六年，何景明复官京师，名声日著。正德帝义子钱宁欲交欢，以古画索何景明题。何景明以名笔不可污，留经年而终还之。（4）正德九年（1514）正月，乾清宫灾，何景明应诏言事，谓人事不修，天变将复作，又诋义子不当蓄，宦官不当宠，语极剀切，人为之心寒。（5）正德十三年，何景明任陕西提学副使。锦衣指挥廖鹏弟銮横行关中，其参随遇三司不下马。何景明拘执而鞭挞之。（以上参见《明史·何景明传》）此数事当世震撼士林，后世传为佳话。特别令人钦佩的是，何景明在与李梦阳交恶后，仍未放弃对李的道义担当。虽然他对这段交情有悔恨，尝自省“苟非同根生，缠绵安得固。……深言匪由衷，白首为所误”（《送崔氏四首》之四）；但当得知李梦阳处困厄中，他仍义无反顾地积极救助。正德十四年（1519），清查宁王朱宸濠叛乱案，连带出李梦阳撰《阳春书院记》事。嫉恨李梦阳者欲置之死。何景明上书杨一清等，为之讼冤而免其死。而更令人感佩的是，何景明在临终弥留之际，嘱墓文必出李梦阳手。他或许清楚李未必肯作文，却仍向李发出道义约请，此胸襟是多么宽博坦荡。正是对关学节义的认同，涵养出何景明诗歌的浩然正气。

何景明举弘治十五年进士，年方二十就得志，自当胸怀高远，忠君图报。但他因不喜私谒，未能例改庶吉士，初仕就遭受了挫折，两年后始授中书舍人。此后政治情势恶化，实不容志士舒展胸抱；因而，他忠爱之情就凄然失落，转而化为忧愤时事、讽切弊政和哀叹民瘼。延至弘治十八年五月，他奉孝宗帝哀诏使云南，获得入仕以来首次委任。他行至武昌，闻西北边警，忧虑“一时边将当关少，六月王师出塞难。先帝恩深能养士，请缨谁为系楼兰”。（《武昌闻边报》）他行经武陵险山恶水，念及汉代伏波将军，唯恐不能完成王命，因作《武陵》诗：“伏波有遗响，吟馀转凄恻”，流露对前途的凄茫感。他来到清平县，见县令困苦之状，而作《清平令》诗，表达对下吏的同情。他还有《城南妇行》诗，借一位寡妇的口吻，叙说盗匪侵掠和官军平叛前后的不幸遭遇，用卑弱者的声音，揭露边鄙不绥、盗匪猖獗、官军贪私、民不聊生的现实，控诉统治者“无乃乖天常”。何景明此行经年，至正德元年五月还朝，恰当宦官刘瑾乱政。何景明不安于位，乃于次年辞官归居。他此举虽为全身远害，但并未放弃现实关怀。他在归居乡园期间，有机会体察民病，关心下层的疾苦。如他曾作《官仓行》诗，对照描写饥民之惨痛：“富家得粟堆如丘，大车槛槛服两牛。乡间饿夫立墙下，稍欲近前遭吏骂。”又作《冬雨叹三首》，对乡民的困顿深表沉痛：“乡中饿叟纳官赋，白头赤脚行中路”；“我里四邻久已出，到今不知死何乡”。正德六年何景明还京任职，有缘闻睹国朝种种弊政，并作诗进行深切的讽喻：正德帝昏聩荒唐，好微服出巡，致使朝政废弛，人心惶恐，他作《游猎篇》予以讽谏，诗称“腐儒为郎不扈从，愿奏相如谏猎篇”；边防将士饥寒困顿，而京中贵幸贪图享乐，他作《点兵行》予以抨击，诗云“高马肥肉留京都，可怜此兵击匈奴”；中原一带匪盗猖獗，君昏将弱，民失其所，他作《闻河南寇》予以讽切，诗云“今日至尊忧不细，几时诸将捷音同”；正德帝宠幸宦官近臣，疏远朝中大小臣工，他作《鲥鱼》予以讥刺，诗云“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筯金盘敢望传”……正是这些饱含忠爱之作，标举着何景明诗歌的讽喻之义。

何景明一生忠爱为怀，但当君昏臣暗、宦官擅权，他不仅报国无门，反而遭打击排抑。因而他幽愤愁闷，常作诗宣泄郁垒。他创作了大量的“祖杜”诗，追摹杜诗沉郁顿挫风调。此为一面，另一面是，何景明也企图摆脱困扰，渴望清静；因而他爱恋自然，向往归田。他在使滇往返途中，观览湘西、云贵、三峡的奇异山川。一路山水风物变迁，他的感受随着变改，而所作诗也风调随变。如《自武陵至沅陵道中杂诗十首》，用新的艺术感受，描绘山水之幽奇，抒写旅途之艰险，随行兴感，寓目辄书。再如《秦人洞二首》，惊叹桃源洞的自然美景，向往秦人清净避俗的生活，诗云：“云锁洞门何处问，花开溪路几人迷”；“家移洞里难知姓，水到人间易问津”。又如《黄陵庙》诗，描写黄陵峡的浩阔和行舟的惊险，令人心悸骨折，荡气回肠。他在归居乡园期间，钟爱家乡的一山一水，品味田园的宁静闲适，享受亲人团聚的欢乐，写了许多田园山水诗，如《还至别业四首》、《观涨》、《望郭西诸峰有怀昔隐兼发鄙志》、《游西山二首》、《获稻》等。如《客至》，描写闲居潇散，颇有意趣：“野外逢迎少，柴门落叶稠。人闲不扫室，客到始梳头。且为烹茶坐，还因看竹留。登临如有兴，更上水边楼。”还有一首《水曲纳凉》，抒写归居心境，尤为别致：月夜清玩，漱流消烦，优游俯仰，怡情荡志，物我双遣，回归自然。此情不能自已，便放浪起来：“虽无朋侪和，兴言自成歌。娱乐当及时，千秋岂复多。”此外，何景明还偶通道旨和禅趣，达观人生，适性任真。如《鸣蝉》：“清心吾爱尔，长日自悲吟。……偶通观物理，幽意坐来深。”此援引齐物论旨，感通万物，得观物理，以消烦忧。再如《寺僧留宿》：“留宿频经夜，虚空断俗缘。独吟依野衲，不寐听山泉。水月人间地，香灯象外天。何时谢城郭，来此共安禅？”此援引禅家机趣，触境生兴，厌恶尘俗，向往禅境。此类山水闲适任真之作，呈现出何景明诗歌的清丽俊逸。

二

弘治十五年春，何景明赴京应礼部试，举康海同榜进士第三甲。他旋即请假归娶，次年携夫人至京，造访李梦阳、边贡而语合，因而得预京中名流，名列“前七子”、“十才子”。

此时文学的发展情势是，文柄由馆阁移于郎署。明正统朝以后，君臣倡和的盛况已不多见，文学侍从衰落，馆阁词臣失宠。成化年间，万贵妃乱政，万安擅权，馆阁词臣遭受排抑，渐失领导风雅职能。更严重的是，馆阁词臣出现分异。比如李东阳善诗，门下多词客。阁老刘健忌之，每闻人学诗则叱曰：“就作到李、杜，只是酒徒。”（《诗家直说》卷二）又如杨一清将其《石淙类稿》嘱李梦阳评点，意欲与李东阳相颉颃。李梦阳领会其意，乃称杨诗笔可与李并驾。（《列朝诗集》丙集“杨一清”条）而词臣一旦分异，就会争主文盟，导致文柄不一。从此文柄旁落，失坠不振。更因正德朝以后，刘瑾等残酷打击馆阁词臣，文学侍从凋敝，文柄再无回归馆阁之可能。这就从政治生活层面，为郎署作家崛起让出空间。

与文柄旁落相呼应，馆阁文学亦肤弱无骨，靡敝至极。针对这股痿弱的文风，李梦阳抨击“柄文者承弊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时眼”。（《空同集》卷四十七《陵溪先生墓志铭》）又委曲批评茶陵派“迭韵竟侈连篇”之陋习。（《空同集》卷六十二《与徐氏论文书》）故四库馆臣称：“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空同集》）文学风气既已如此，如何排除流弊、扭转归正，就成为郎署作家的使命。这期间，弘治十五年、十八年（1505）两科进士加入郎署，其中有康海、何景明等人，而康海的到来最为关键。康海为诸生时，为文“脱去近习，上追汉魏”，早被提学杨一清激赏。及至十五年春试，他的制策被孝宗列置第一。正是倚仗皇帝的褒扬，康海率先挑战李东阳。当别人仍仿习李东阳时，康海却“独不之仿”，并与关中籍作家结社，在文学上与阁老分立。（《渼陂集·渼陂续集·康公神道碑》）

何景明就是乘此情势，进入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坛，参与明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他与李梦阳等共结文盟，倡言学古，力挽痿弱文风。对此情节，明史馆臣描述曰：“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2]（《明史·文苑传序》）而其所学之古，主要是指宋元以来的关中儒学传统和汉唐时期的中原文学传统。

关中儒学在明中叶曾一度复兴，而激扬者就是关学重镇杨一清。弘治七年至十五年间，杨一清提督陕西学政，创办正学书院，教导关中才彦，以复兴关学为己任。经他擢拔的后学，有李梦阳、康海等文坛主将，有吕柟、马理等儒学名家。何景明虽不曾从学于杨，却也视之为精神领袖。李何辈也果能弘扬关学传统，反对以理抑情，注重气节；反对寻章摘句，重视躬行。如王廷相倡“气本论”，用以矫正程朱官学的“理本论”，还人的情性以应有地位，隐然支持着李梦阳“真诗乃在民间”说。（《空同集》卷五十一《弘德集自序》）

他们倡言“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3]，也是着眼于中原传统。中原是周秦、汉魏、盛唐文学的中心区域，师法先秦两汉文和汉魏盛唐诗，就是从文学上绪承中原传统。他们认为，先秦诗文之高古、秦汉散文之质实、汉魏诗歌之悲慨、盛唐诗歌之雄浑，正是中原文学传统的精粹，是历代文学中格调最高者。以诗歌学古例之，何景明有现身说法：“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李、杜）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虽迄今一未有得，而执以自信，弗敢有夺。”（《大复集》卷三十四《海叟集序》）

何景明虽与人共倡学古，却并没有消泯艺术个性。其诗歌创作的鲜明个性，阐明在李何论辩三书中。[4]与李梦阳诗歌创作相比，何景明艺术个性表现为：

（一）何景明虽不反对摹仿古人，但更看重独立创造。对此，明史馆臣评曰：“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明史·何景明传》）其实在理论上，何景明既讲摹仿，也讲创造。何景明说：“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仆之愚也。”又说：“曹、刘、阮、陆，下及李、杜，异曲同工，各擅其时，并称能言，何也？辞有高下，皆能拟议以成其变化也。”（《大复集》卷三十二《与李空同论诗书》）所谓“以有”、“求似”、“拟议”，表明何并不排斥摹仿。但他又说：“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后取，则既主曹、刘、阮、陆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诗坛，何以谓千载独步也？”（《与李空同论诗书》）此即主张不必拘守古人，摹仿古人是为了独立创造。

（二）何景明虽也尊重古人法度，但更讲究变化古法。李梦阳说：“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谓法圆而方矩者也。”（《再与何氏书》）又说，古法就是“古之所云开阖、照应、倒插、顿挫者”。（《答周子书》）何景明也说：“诗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也。”（《与李空同论诗书》）李何都关注词句、篇章、语言及结构之法，对古法的体认大体相近，差异在于怎么对待古法。李主张守古法而不舍，反对自创法式。（参《空同集》卷六十二《驳何氏论文书》、《答周子书》）何则认为，古法虽曾一度流传不坠，但魏晋之后渐趋于亡。有鉴于此，他不满“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陧，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而主张“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即谓变化古法。（《与李空同论诗书》）

（三）何景明虽也追摹格调风神，但更追求俊语亮节。李何辈都追摹先秦、汉魏、盛唐文学的格调风神，李提出“柔澹、沉着、含蓄、典厚”四义，而何亦认同为“诗家要旨大体”（参见《驳何氏论文书》、《与李空同论诗书》）；但因取径不同，又因性格差异，何景明更追求俊语亮节。他所谓俊语亮节，是指语言明快和音调清亮。这是针对李梦阳诗歌黯惨而提出的。李梦阳“闲缓寂寞以为柔澹，重浊剜切以为沉着，艰诘诲塞以为含蓄，野俚辏积以为典厚”，不只乖谬格调风神，并且丢失俊语亮节。（《与李空同论诗书》）对李梦阳的这种失误，何景明似乎早有预防。他与李共倡学古之初，所作实验诗《明月篇》，即着意追求俊语亮节。该诗既追摹杜甫七言诗歌的“陈事切实，布辞沉著”，又仿效“初唐四子”诗歌的词彩清丽，音调流转。从何景明诗作的全貌看，追摹杜诗辄得沉郁顿挫，追摹魏诗辄得慷慨悲凉，追摹《诗经》辄得切实多讽……大凡有所追摹，皆能得其真似，做到圆转自得，力戒字剽句摹。

本来，何景明有机缘开创新文风。正德末，李何论文不合之后，他们各自分道扬镳，引导文学分途发展，促使文学走势分化。李梦阳接引中原以外的力量，突破中原文学之拘限，修订早前的学古理论，由学古转向文学复古，从而调整文学发展方向。而何景明利用督学陕西之机，修订学约与规程，疏通文学与经术的源流，将秦汉盛唐文学与宋元以来关学相衔接，阐明“文以会道，广道以成教”之旨趣。（《何大复先生年谱》附录《学约序一》）他如此立宗明旨，虽着眼在科举造士，而实际是肇新文风，开启文道合一的发展方向。可惜他英年颠殒，未使此途宏远。这就使上述艺术个性未及巨变，而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当然，何景明的诗作也有缺陷，这在李何论辩中也有揭露。李指出何有些诗作“若搏沙弄泥，散而不莹，又粗者弗雅”，“阔大者鲜把持，又无针线”，如《月蚀》诗“妖遮赤道行”即是；又指斥何诗用语率易，支离失真，入野狐外道，“高而不法，其势如搏巨蛇、驾风螭，步骤即奇，不足训也”。（《空同集》卷六十二《再与何氏书》）李梦阳的批评难免意气相使，但所说亦非凭空虚造。今按《大复集》所存诗，确有不少诗作粗俗不雅、高奇失法。如其古诗《梁甫吟》，以梁甫山为焦点，将相关和不相干的人物事件拼凑在一起，就显得粗豪不合经训。但不论存在怎样的不足，何景明仍不失为大诗人。这在他去世三十七年后，大文豪王世贞已有评定：“缘情即象，触物比类，靡所不遂，璧坐玑驰，文霞沦漪，绪颷飚摇曳，春华徐发，骤而如浅，复而弥深，疑无能逾何子而上者。何子为文，刻工左、史、韩非、刘家言，大抵于诗雁行云。……令何子不死，而称为名公卿已耳，所以削涤卑琐，振颓习，昌运，开中兴者，何物也功于经纶孰多？”（《大复集》卷首《大复集序》）

何景明成名后的诗歌创作，通常随他居处的变换，自然形成若干个时段，并大都及时得以结集，计有《京集》、《使集》、《家集》、《秦集》等。《使集》收录弘治十八年五月奉孝宗哀诏使云南，至正德元年五月返京大约一年间的诗赋之作；《家集》收录正德二年五月乞病归养，至正德六年初复任京职前大约四年间的诗赋之作；《秦集》收录正德十三年七月出任陕西提学副使，至正德十六年六月弃官归逝大约三年间的诗作。《京集》的情况复杂一些，它收录弘治十五年成进士至弘治十八年五月出使云南前、正德元年五月自滇返京至正德二年五月归居前、正德六年初复任京职至正德十三年七月之官陕西前，凡两度三次在京约十一年间的诗赋之作。这种自然结集形态，在嘉靖三年张时济辑《大复集》、嘉靖三十七年袁灿辑《何大复集》诸本里，均得以完好保留。兹编《何景明诗选》，也大体遵从其例，并在所选篇目“注释〔1〕”中指明。

何景明诗作今留存有一千六百多首，明清以来有少量篇目被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陈子龙《皇明诗选》、沈德潜《明诗别裁》、汪端《明三十家诗选》、陈田《明诗纪事》等书选录，但迄今尚无成规模的能体现其诗歌概貌的选本。兹编尽量参考前人的选目，凡被以上诸书选录，且艺术性较强的诗作，该《何景明诗选》均予照录。其馀篇目则依据编者的解读，遵循如下原则进行编录：（一）艺术性很强的诗作，大都予以收录；（二）艺术性较强且能体现其创作主张的诗作，尽量予以收录；（三）艺术性稍差但能反映其生平重要交往活动的诗作，酌情予以收录。所有选目均以明嘉靖三十七年袁灿辑《何大复集》为底本，参酌使用四库全书本和李淑毅等人校点本。

兹编注释条目以疏通词句、讲明事典和阐发诗艺为主，一般力求简明扼要；但有些事典较生僻，还有些事典联用或化用，不易理解，则亦不惜文墨，务求详明。

注释

[1]关于李何分异的具体情节，论者向来不甚明了，兹略作考辨如下。正德七年李东阳乞休，馆阁柄文的职能彻底消失。中央庙堂丢失了文柄，便需新魁来主持文盟。而最有资格柄文者就是李、何二人。然此二人谁占鳌头，仍需展开新一轮争夺。此时的情势是，李梦阳在江西任上吃狱，被迫解职闲居开封，交游日蹙；而何景明居任京职，据有利位置，且声誉日隆。在李梦阳看来，何应该帮助自己，谋求重新出仕，故于正德十年作《钝赋》寄示，表明藏时待用的愿望。何景明也心领神会，作《蹇赋》答之：“夫钝者，委时之弗利，无如之何，欲以藏用而自完，盖获予志焉。”（《大复集》卷一）即是说，自己也偃蹇不迁，恐无力相助，而劝慰李藏用自完。这样的答复当然让人失望。何景明无力帮助李，应属实情。若事态仅属此性，李梦阳应能理解；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李梦阳对何的冀望太殷切了，因为何是京城唯一可信赖的人。而何景明表示“获予志焉”，这态度无异装聋作哑，怎不让李恼羞成怒。更甚者，他们都是文人，且都名满天下。如今李梦阳复出无望，岂不让何景明独擅文盟。这在心气高傲、性格粗豪的李梦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就这样，李何分异肇端了。分异的具体展开就是李何论辩。论辩应是李梦阳挑起的，其话题尽管多端，但潜台词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年两人共倡学古，究竟谁的方法对头，谁的诗歌写得好，谁有优势来陵替对方。结果是谁也占不了上风，这场论辩只好不了了之。但分异并未因此打住，而是越走越远。先是李、何二人交恶；接着，以李何为核心的文学阵营瓦解，各自的门生及追随者分左右袒；最后各走一路，李将学古主张往复古道路上推进，何则诱导诸生走经术世务之道路。

[2]关于李何倡言复古之说，需略做辨析校正。考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徐祯卿、王九思、边贡、王廷相等人的著论，正德末之前他们从未提过复古问题。即便李、何往返论争，也只是讨论如何学习古人，而没有提出复古论题。及至正德末嘉靖初，关于李何复古的认识还很隐约。大约正德末嘉靖初以后，文学复古意识才朦胧浮现。这是因为经过李何辈的长期推扬，各地域文人接受中原文学的影响，纷纷实验李何的创作主张，而使整个文坛普遍趋向学古。但为了保持各地域文学的独立性，他们不愿随李何去复兴中原文学，便提出更具包容性的复古论题。这样又反过来，将崛起的中原文学纳入复古思潮中。最早明言复古的可能是黄省曾。嘉靖初年，他倡言：“夫不复古文，安复古道哉！”（《空同集》卷六十二附录《与空同子书》）李梦阳对此积极回应，而不再申言早前的学古论。几乎同时，李梦阳给周祚复书，修正早前的师法古人说：“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空同集》卷六十二《答周子书》）这与他《再与何氏书》中“模临古帖”之说相比，完全是另一种论调。稍后不久，“前七子”健在成员如王廷相、康海等，才意识到早年学古论的复古意义。由此可知，李何辈只是共同主张学古，而非一开始就倡言复古。至于复古的话题，是正德末以后才提出。学古与复古是两个时段的概念，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学古着眼于复兴中原文学，是李何和同时期的论调；而复古是一个文学思潮，是李何分异之后的绪论。只因后来论者不明这个时间差，而说李何一开始就倡言复古。（参饶龙隼《李何论衡》一文，《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3]“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出自康海和王九思的提倡，见《渼陂续集》卷中《康公神道碑》、《渼陂集》卷首康海撰《渼陂集序》。后来，它被当成“前七子”文学复古的口号，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李梦阳说，元、白、韩、孟、皮、陆以下不足学，“三代以下，汉魏最近古。”（《空同集》卷六十二《与徐氏论文书》）何景明说：“学歌行近体，有取于（李白、杜甫）二家，旁及唐初盛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大复集》卷三十四《海叟诗序》）徐祯卿说：“魏诗，门户也；汉诗，堂奥也。”（《谈艺录》）诸家所论，都不出先秦、汉魏、盛唐之范围。

[4]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开篇曰：“敬奉华牍，省诵连日。”据可知，何此书应是对李梦阳第一书的回复。又据《驳何氏论文书》开篇语“于是为书，敢再拜献足下，冀足下改玉趋也。乃足下不改玉趋也，而即摘仆文之乖者”云云可知，李梦阳获何的复书后，有感于前一书的愿望落空，乃作第二书《驳何氏论文书》回复。可能是李的词气过于凌盛，何景明再无复书，盖欲休战，或觉得这样争论甚无谓。但李梦阳意犹未平，又有第三书即《再与何氏书》。李梦阳第一书不见录《空同集》中，而又别无他处可求，故具体所云今无从详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