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传播：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

海 岸

几年前，笔者在编选《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2007）时，发现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已历经几个世纪，但重心无疑落在中国古典诗歌上，对新诗的译介显然起步晚、影响弱，但也经历了中国古诗从欧洲英伦传入美国的相似历程，在近二十年间获得迅速的发展。

一、中国新诗的译介与传播

最早的中国新诗英译本见之于英裔作家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和其北大学生陈世骧先生（1912—1971）合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36），随之是美籍英裔作家白英（Robert Payne）英译的《中国当代诗选》（1947）。而优秀的中国新诗英译本也开始出现在美国，例如，美籍华裔学者许芥昱教授（1922—1982）编译的《二十世纪中国诗选》（1963），美国学者闵福德（John Minford）和香港翻译家宋祺编译的《山上的树》（1984），尤其是著名美籍华裔诗人叶维廉教授编译的两部中国新诗选集《中国现代诗歌：1955—1965》（1976）、《防空洞抒情诗：中国现代诗歌，1930—1950》（1992）可谓是英译中国新诗的里程碑式译本，明显改变了以往在英语世界翻译与传播中国诗歌重古典、轻新诗的局面。他在第二部选集中选译了包括“九叶派诗人”在内的18位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其中一篇长达68页的绪论，几乎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集中探讨“为什么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会出现现代主义”这个问题，对西方读者了解与接受中国新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英译中国新诗领域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贡献。

然而，许多重要的英译本未能收录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中国新诗作品，致使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诗歌看起来近似历史的陈迹。例如，美国翻译家爱德华·莫林（Edward Morin）编译的《红色杜鹃花：中国“文革”以来诗歌选集》（1990）、著名美籍华裔汉学家奚密（Michelle Yeh）教授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92）、美国诗人翻译家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编译的《风暴之后：中国新诗》（1994）。而个人诗集的英译大多集中于朦胧派诗人，例如，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英译的北岛诗集《旧雪》（1991），大卫·欣顿（David Hinton）英译的北岛三部诗集《距离的形式》（1993）、《零度以上的风景》（1995）和《在天涯》（2001），克莱顿·埃什尔曼（Clayton Eshleman）与卢卡斯·克莱因（Lucas Klein）英译的《容忍》（2011）。又如，陈顺研（Mabel Lee）英译的《面具与鳄鱼：中国当代诗人杨炼及其诗歌》（1990），霍布恩（Brian Holton）英译的杨炼诗集《无人称》（1994）、《大海停止之处》（1999）、《同心圆》（2005）和《骑乘双鱼座：五诗集选》（2008），格里高利·李（Gregory Lee）和约翰·卡雷（John Cayley）英译的多多诗集《从死亡的方向看》，森·戈尔登（Sen Golden）和朱志瑜英译的《顾城诗选》（1990），艾伦·克里平（Aaron Crippen）英译的《无名的小花：顾城诗选》（2005），约瑟夫·艾伦（Joseph R. Allen）英译的《海之梦：顾城诗选》以及孔慧怡（Eva Hung）编译的《舒婷诗选》（1994）等。

美籍华裔诗人、学者王屏编译的《新一代：中国当代诗选》（1999）开始重点关注朦胧诗之后出现的新一代诗人的作品。另一位美籍华裔诗人、学者张耳与美国多位诗人合作英译的《别处的集结：中国当代诗选》（2008）、笔者与英美诗人合作翻译的《中国当代诗歌前浪》（2009）则将目光转向、聚焦于后朦胧诗诗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品。而旅居英伦的诗人杨炼编选、英国诗人威廉·赫伯特（William Herbert）、翻译家霍布恩（Brian Holton）等英译的《玉梯：中国当代诗选》（2012）、旅居美国的诗人、翻译家明迪主编的《新华夏集：当代中国诗选1990—2012》（2013）则将这种译介中国现当代新诗的浪潮推向更高处，给西方读者带来更大的惊喜。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翻译家近年来开始译介中国第三代诗人的诗集，例如，美国著名的新方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卢卡斯·克莱因（Lucas Klein）英译的西川诗选《蚊子志》（2012），获2013年度美国翻译协会卢西恩·斯泰克（Lucien Stryk）亚洲翻译奖（一种专门奖励优秀亚洲诗歌的翻译奖）。美国新世界译丛推出的一本由史春波（Diana Shi）和乔治·欧康奈尔（George O'Connell）英译的王家新诗选《变暗的镜子》（2016），并由1995—1997年美国桂冠诗人、普利策奖得主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作序——《王家新：冬天的精神》。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与美国西风（Zephyr）出版社从2012年开始陆续联合推出中国第三代诗人的双语诗集系列，包括诗人于坚的《便条集》、欧阳江河的《重影》《凤凰》、韩东的《来自大连的电话》、柏桦的《风在说》、翟永明的《更衣室》、宇向的《我几乎看到滚滚尘埃》、张枣的《镜中》、王小妮的《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王小妮诗选》、臧棣的《慧根丛书》等十本个人诗集。其中，由美国翻译家凌静怡（Andrea Lingenfelter）英译的翟永明诗集《更衣室》（2012）荣获美国第31届北加州图书奖诗歌翻译类大奖。凌静怡先后负笈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是一位勤勉的翻译家。她的英文译著包括棉棉的小说《糖》、李碧华的《霸王别姬》《川岛芳子》等。她还曾参与笔者主持的2008—2009年度《中国当代诗歌前浪》的英译工作，提供了包括诗人吉狄马加、海子、翟永明、王寅在内的译作，并为在欧洲出版的诗选作序。另一本由美国诗人、翻译家顾爱玲（Eleanor Goodman）英译的《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王小妮诗选》（2014）获得2015年度美国翻译协会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并入围加拿大格里芬（Griffin）诗歌奖。2013年秋笔者赴美完成国家社科项目，在波士顿收集资料约见王敖时，听她聊起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有位优秀的诗歌翻译家顾爱玲，那时她正在北京大学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第二年在上海才见到她，2017年她又推出臧棣诗选《慧根》。

二、从“玉书”到“玉梯”的文化传统

杨炼曾私下透露，《玉梯》（Jade Ladder,2012）诗选的立意在于达成中英诗人间的深度交流，在思想上和语言上，必须传达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征：观念性和实验性。这部诗选其实是在描绘一张“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中国思想地图。我们刻意用极端的原创，挑战极端的翻译——不是空谈诗歌的可译与否，而是由原作设定美学要求，不容不可译的可能！事实上，当听到诗人杨炼及其编译者将他们英译的中国当代诗歌选集命名为《玉梯》时，笔者立刻就明白了编译者的意图——自觉地将中国新诗的翻译归入西方对中国诗歌译介与传播的文化传统中，心中不免为之暗暗叫绝，显然《玉梯》试图攀越《玉山》（TheJadeMountain, 1929）——美国诗人宾纳的英译经典：《唐诗三百首》，轻松地抵达《玉书》（Le Livre de Jade,1867）这一译介中国诗歌的西方源头。而诗人翻译家明迪及其编译者将他们英译的当代中国诗选命名为《新华夏集》（New Cathay,2013），不就是想将中国新诗的翻译归入庞德（Ezra Pound）在《华夏集》（Cathay,1915）中开创的创造性翻译与传播的文化传统中吗？

《玉书》原是法国贡古尔学院女院士朱迪思·戈蒂叶（Judith Gautier,1845-1917）与其中文教师丁敦龄合作翻译的中国古诗集，因其优美的法文成为世界级的经典，对欧美文化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后被译成欧洲多国文字，出版了几十个版本，更是多次被转译成英文。这些从法文译本转译而来的英文译本，为中国古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铺平了道路，随之《玉书》也成为“美国本土化中国诗歌小传统”的源头。

据香港浸会大学的钟玲教授阐述，这个本土化的中国诗歌小传统在美国文学上的成就规模不大，但却是实在的。首先，有些中国古典诗的英译本身已成为英文创作的经典，包括庞德翻译的李白《长干行》、王红公（Kenneth Rexroth）翻译的30多首杜甫诗以及斯奈德（Gary Snyder）翻译的24首寒山诗。第二种成就是对美国作家与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产生影响，成为他们生命中重要转变的因素之一，如影响一些美国作家去接近大自然或回归田园生活。第三种成就是全新的中国文化因素对美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冲击，无论是在诗的内容或表现手法上都有新的呈现，为美国诗歌添加了新的风貌和美感经验。看来近三十年间，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随着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趋势的显明，更兼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中国诗歌的独特魅力，中国诗歌的翻译与传播已历经从弱势文化、平等交流到优秀译作逐渐被“经典化”的过程而步入西方主流文化。

三、介入与揭示绝非是想象

中国当代新诗的翻译往往与文学研究并驾齐驱，例如，美国加州大学著名华裔学者奚密教授在翻译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同时，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间诗歌有过深入的研究。她曾在《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2000）第七章中，连续引用了上海三位当代诗人宋琳、醉权、刘漫流的诗作，从该章节的“参考文献”中获悉，她竟然也收集到笔者当年参与编印的上海诗歌民刊第五期《喂》（1990）。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笔者在《喂》中有意识地设立“英译栏目”，确保每期每人有一首同名英译诗，这也许是中国诗歌民刊最早引入双语版式的记录。这一点近年来引起包括奚密教授在内的海外汉学家的关注。奚密教授准确地把握住中国当代诗歌“危机意识”这一显著特征，并认为它的出现既可以理解为对具体政治情况的反应——任何重大的政治事件均对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有实质的影响；另一方面奚密对政治与文学之间任何简单、直接、未经中介的对应关系的解释，均持保留的态度。她以为先锋诗人的危机意识源自更深的压抑和疏离。这些压抑和疏离的根源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经济和文化上的。

奚密教授判断，当诗人一方面面对压抑的文化建制，另一方面又面对使他们退到边缘的消费社会时，危机意识便激发了一种潜存于“诗歌崇拜”核心的英雄主义。经历巨大危机的先锋诗人秉持与社会疏离的敏锐心灵，勇于反思和挑战现存的价值体系，构建另类的价值体系。他们信奉诗歌一方面是在肯定个人价值，疏解异化；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对一切建制和物质至上主义的批判和摒弃。诗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产物，更要承担起以独特的语言文字敞开一个被遮蔽世界的任务；诗歌的神圣职责还在于发现人与物之间的联系，在于揭示人在外在世界存在的本质。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教授撰写的《中国民间诗刊研究札记及书（刊）目评注》（2007），以丰富详尽的民刊资料信息揭示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近30年来纷乱、心碎的心路历程。而他的弟子美国学者戴迈河（Michael M. Dai）曾在1982—1992年间，深入四川成都、重庆等地，直接介入当地先锋诗人的诗写生活，英译20位四川诗人的几百首诗歌，后写出博士论文《第二诗界：四川先锋诗人，1982—1992》，向世界提供了一段较为真实的中国当代诗歌——客观存在却被人为遮蔽的当代诗歌现状，一段民族整体深陷文化危机，试图找回自由、独立人文精神的历史。诚然，一位优秀的译者不仅要熟悉中国先锋诗人在20世纪80年代对主流文化的迷恋、怀疑与沉浮于社会变革中的强烈躁动，以及他们在90年代所谓边缘化的处境下对公共价值的审视和对自我价值的纠正，更要了解他们在新世纪借助诗歌承担起对当代文化精神的思考、批判与构建的责任。这一切绝非所谓“他者”的想象。

四、中西译者需要真诚合作

80余年中国新诗英译史，乃至几个世纪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史，表明成功的译本往往离不开中外诗人间的真诚合作。无论是早期理雅各（James Legge）与王韬合作翻译《诗经》，宾纳（Witter Bynner）与江亢虎合作翻译《玉山》，还是后来的译者如杨宪益夫妇、王红公与钟铃、罗郁正与舒威霖（William Schultz）、丁祖馨与拉菲尔（Burton Raffel）等，都是绝佳的例证，为中外合作英译中国诗歌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示范与启示。2008—2009年间，笔者也曾编译出版过一本《中国当代诗歌前浪》，该书选编了中国80位大多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坚持汉语写作的先锋诗人的作品，也收录了代表更年轻一代审美取向与文化观念的“70后”“80后”的诗人作品。《中国当代诗歌前浪》以汉英双语形式呈现了在新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中国当代新诗全貌。诗歌英译大致可分为两类：学术翻译和诗人翻译。全书约二分之一的英译出自英语世界一流的学者、诗人、翻译家之手，如霍布恩、柯雷、戴迈河、凌静怡、西敏（Simon Patton）、梅丹理（Denis Mair）、戴维（David Perry）等，余下部分先由笔者提供英译初稿，再与当年旅居上海的2008—2009年度中美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美国诗人徐载宇（Lynn Xu）合作完成，最终由比利时—西班牙的国际诗歌出版社（Point Edition）顺利出版，并于2009年在欧洲最古老的“第48届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的开幕当天首发，随之进入当年的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与比利时安特卫普国际书展。青海版《中国当代诗歌前浪》（2009）在“第2届中国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推出。

经历了近几年的编译工作，笔者深刻地体会到霍布恩在英译诗人杨炼《同心圆》时的那番感言：“要想提高汉英文学翻译的质量，惟有依靠英汉本族语译者之间的小范围合作。汉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永远无法彻底理解汉语文本的微妙与深奥；反之，非英语本族语的译者，要想将此类内涵丰富的文本翻译成富有文学价值的英语，且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旦同心协力，何患而不成？”

值此国家大力创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转型期，中国新诗的外译工作方兴未艾，目前从事这项工作的诗人、翻译家太少。在此笔者呼吁全国社科规划部门更应将中国诗歌外译的工作纳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规划中，激励更多的青年才俊参与其中。总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各国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中国新诗英译的前景更值得期待。毋庸置疑，在西方汉学界，无论是德国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还是荷兰的柯雷教授，都颇为推崇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柯雷教授曾经来函说：“首先，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已经繁荣到我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它的色彩不是红的、蓝的这样单色调的，而是多彩的；早期的朦胧诗尤其值得一提，这些诗歌中特有的意象手法是我们这些外国人最感兴趣的；另外，中国诗歌有着与其他国家诗歌一样的特点，那就是这些诗歌反映了诗歌产生的那个年代的一切，我们把这些诗歌同它的时代和地域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发展。通过中国诗人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过去、现在，特别是看到了中国的发展。”

[作者海岸，诗人、学者、翻译家，复旦大学中澳创意写作中心、复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成员。著有《海岸诗选》《挽歌》（长诗），译有《狄兰·托马斯诗选》《贝克特全集：诗集》（与余中先合译），编有《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中国当代诗歌前浪》（汉英对照，欧洲版、青海版）等。曾应邀出席“第15届阿根廷罗塞里奥国际诗歌节”（2007）、“第48届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之夜”（2009）、“罗马尼亚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国际诗歌节”（2014）等。2016年荣获上海翻译家协会颁发的“STA翻译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