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知子心忧我泯灭——苏轼母亲
人都渴望被了解。
即使孤僻如苏洵,他也有不为人知的失眠的夜以及仰望梦境时的孤单悲伤。
红颜知己,是男人心底幸福的隐秘。
苏洵是幸福的。
他的妻子程氏,大家闺秀,知书达理,思想独立,行事果敢且不乏温婉。最重要的是,她对苏洵有不随流俗的了解。
富家女程氏十八岁嫁给苏洵,苏家贫穷蔬櫔,但她毫无怨言。
面对富有才华而浪荡度日的丈夫,她懂得以女性特有的智慧相伴。
苏洵性格孤僻,并不善于讨生活。
困窘之际,曾有好事者问程氏何不求助富足的双亲?
程氏淡然回应:“若我求助,丈夫如何自处?”
因为懂得,程氏在贫乏的物质生活里安然着,沉默着,直到苏洵二十七岁时忽然生出了上进之心。
那时苏轼出生不久,风和日丽,岁月静好,浪子苏洵沉默良久,忽然对程氏说了一句重要的话。
他说:“我自问,从此刻开始求取前程,应该能成功。然家中需我提供生计,若我潜心学问,则无法维持,真是无可奈何!”
程氏闻言大喜,苦尽甘来的激动几乎使她落泪。
但她克制着自己,保持了一贯的宁静态度。
程氏微笑着,对自己仿佛一夜之间成熟的丈夫说:“从前,不想你因被催逼而读书,我才闭口不言。若你有志,家中一切生计,何妨由我承担?”
这就是女性的隐忍与智慧。
程氏对于一切早已成竹在胸,她不过一直在等待浪子归家罢了。
于是程氏典当家中衣物器玩,置办生计,努力经营。不出数年,家道便至于小康。
苏洵因此得以专心向学,终于率两个天才儿子震动京城。
程氏能干,并且仁慈。
兼具能干和仁慈的人通常智慧。
程氏能够长久忍耐苏洵的桀骜不驯,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因为了解。她天性中具有一种悲悯,使她具有通常现代女性才有的对人性的通透认识和理解。
这种通透惠及她身边的一切。
苏家庭院树木葱郁,常有鸟雀飞来栖息。
程氏珍视这些小生命,因此严禁苏轼兄弟和家中婢女捕捉。
苏洵的祖母性格古怪难缠,尤其对小辈极严厉苛刻,甚至听到杂沓的脚步声便勃然大怒。
但祖母唯独钟爱程氏,每每见之则喜。
对苏洵而言,程氏并不仅仅品德淑慎,更是知己。
程氏娘家富裕,但她却嫁给了贫穷的苏洵,因为她看重苏洵的才华,即使他起初并不想用这才华去加官晋爵。
当程氏病逝,苏洵写了一篇文字祭奠这位给予自己温暖的知己。
他这样袒露心声:
我知母心,非官是好,要以文称。昔余少年,游荡不学;我知子心,忧我泯灭。
从这段祭文,足以了解苏洵拥有多么美好的婚姻,程氏多么善于勉夫教子。
程氏了解苏洵,而他也深知程氏对自己的了解。
苏洵求取功名、在外游学的时光中,小苏轼的教育便交给了母亲。
程氏自幼喜欢读书,竟至眼界非凡。
身为女子而对古今成败、治乱得失颇能言中要害。
程氏对读书有自己的看法,她看重的是通晓大义,而非仅仅顶个读书人的名号。
这种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价值观影响了苏轼。
苏轼八岁,进小学,不久即能认识诗文字词。
一日,道观里来了一位京师客人。
张易简与客人闲坐,两人手持一诗稿不断点头称是,苏轼好奇,也挤在一旁观看。
张易简二人谈论的诗稿是石守道的《庆历圣德诗》。
石守道即石介,当朝国子监直讲。
此人性格耿直,敢言敢勇,其论“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
当时是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深受器重,皆居高官要职。
四人以天下国家为重,日夜谋虑,思致太平。
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
此即“庆历新政”。
新政颁布令石介无比振奋,于是挥就《庆历圣德诗》,对革新派强烈褒扬,对保守派无情抨击。
苏轼将诗稿粗读一遍,知乃诗人对崇敬之人以全部的热情赞颂,便追问诗中提及的是些什么人物。
张易简起初不以为意,乃敷衍道:“童子何用知之?”
苏轼回答:“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黄口小儿竟说出真理,令两位读书人深受震动,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张易简正襟危坐,将这十一人之事迹细说分明。
张易简将诗文讲完后喟然长叹:“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
听了张易简的解读,石介诗中“惟仲淹、弼,一夔一契”的赞誉仿佛在苏轼耳畔回响。
他眼前仿佛出现了这些人:尧之夔、龙,舜之稷、契,周之闳、散,汉之萧、曹,唐之房、魏。
最后,是当朝范仲淹、富弼等不世出之贤。
他仿佛同时看见了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欢喜。
苏轼心中自此生出对此种人杰的倾慕之情。
后来,苏轼先后结识了欧阳修、韩琦、富弼三人,唯独因范仲淹逝世较早,无缘相见,引为平生憾事。
直至苏轼为《范文正公文集》作序,才了结四十七年的思慕之情。
苏轼也曾跟着母亲读《后汉书》。
有一天,他深受震动,因为读到了范滂的故事。
范滂是名正直书生,在后汉儒士与阉党的斗争中,曾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后不幸被害。
在被捕之前,他对自己的母亲说:“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范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苏轼内心异常激动,身上仿佛也涌动着同样的勇气。
他问母亲,如果他长大之后,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是否愿意?
苏母微笑回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可以想象,母亲的这番回答对于小苏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后来,苏轼一生,但有机会,便如同范滂附身,始终实践着幼年时既已萌发的理想,眼前也始终闪动着母亲旷达坚韧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