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最后的景观》讲述的是我们都市区的实际模样和应有面貌。本书认为，都市区将会变得更好，成为更适宜的居住地。原因之一在于，将有更多的人在都市区居住。
许多深思熟虑的观察家却相信事实正好相反。他们所持的观点是，我们的城市和郊区的景观不仅乱七八糟，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还将变得更糟。他们说，现在的城市已经达到饱和点，除非其增长势头和人口趋势发生改变，否则只会越来越糟。有人认为，现在的都市区已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换个地方重建城镇。
但是，这种糟糕局面也有好的一面。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它训练我们必须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一直对土地挥霍无度，多年来，我们不负责任地浪费着土地资源。到处都有那么多土地，不管我们让它遭受多严重的污染，下一座小山上总会有更多的土地，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
虽然按照传统，我们一直崇尚保留一些界限，可是我们已经习惯性地越来越走近彼此、毗邻而居。早在1900年以前，大多数美国人就居住在城市里，我们以为近期才开始的都市区大发展其实早就在进行中，更快的发展必将随之而来。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电车线路和客运线路已经将郊区的外缘扩展至今天的规模。
然而，在都市建设过程中，我们对待土地的态度就好像身处边疆拓荒时期一样。伴随着40、5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郊区化大行动，我们对待土地的方式变得十分夸张。我们曾用5英亩地去做1英亩地就能完成的事，结果既不经济又不美观。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一切看起来如此糟糕，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最终，我们只能自食其果。
需要我们拯救的景观越少，我们成功拯救它的机遇就会越好。遗憾的是，我们在失去那么多土地之后，才得到这个教训。但是，亵渎神明确实是行动的前提。人们必定已经义愤填膺。大多数新的土地利用法规和先锋计划并非基于先见之明或深思熟虑的分析，而是源自人们对于亲眼所见之事的愤怒。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法规源于激起当地公愤的事件——为修公路伐倒一排树木，为修停车场在一片草地上铺了沥青。
环境质量是关键问题，政客们对此十分清楚，结果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公共项目。继1961年纽约州发行价值7500万美元的开放空间债券之后，选民们开始认可以拯救开放空间为目的的债券发行和附加税政策。人们（特别是城市居民）以压倒性多数的选票表示赞成。
在此期间，华盛顿方面明显将重心转移到城市居民的需求上。户外娱乐休闲资源评估委员会的报告代表了这一显著转变。1958年，国会成立这一委员会时所希望的户外娱乐是传统的休闲方式，重点是大型开放空间和国家公园。事实上，国会还特别排除了这里所说的城市区域。该委员会也持同样的观点，因为它别无选择。它发现，在家附近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对美国人来说最为重要。委员会主席劳伦斯·S.洛克菲勒说，满足这一需要的地方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居住的地方——城市和郊区。
国会回过头来也赞同这种理念。1961年，参议员哈里森·威廉姆斯提出了一个关于城市开放空间的适度补助计划。由于很多外来因素（包括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的过激反对），这一提案最终成为1961年《住宅法》的一部分。几年之后，由ORRRC（户外娱乐休闲资源评估委员会）建议，国会成立了土地和水资源保护基金。虽然这些新项目以及各州的项目并没有为城市募集到它们预期的专项拨款数目，但是基金数额已经远远超过以往。约翰逊总统的“自然美”系列项目更是带来了更多拨款。与其字面含义相反，这些项目更关注的是人造美而非自然美，而且主要针对城市区域。
与货币计划同等重要的是一系列州级法令，扩大了公众对土地利用的控制权。十年前还被认为是疯狂的社会主义的措施，现在通常是几乎没有争议地由州立法委员一致表决通过。虽然许多这样的法规仍处于休眠期，当地政府直到现在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但是其力度可观，第一次庭审测试就受到欢迎。此外，社区可以使用土地征用权，不仅能获得整块土地，而且可以获得私人用地的权利。他们以地役权的形式从土地所有者那里买下路边或堤岸旁的建筑权，或者为公众买下沿河捕鱼权。社区也可以购买土地，然后将其卖给或者租给居民，条件是这些居民能按照社区的意愿利用土地。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开放空间或者搞砸投机者的计划是有技巧的。说到需要，我们实际上还缺乏充足的资金，当然还需要更多的法规。但是让我们细数一下幸福的时刻。利用现有条件，我们可以做大量的工作使我们的都市经得起考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有人提出更具启示论色彩的观点，认为我们正站在“后工业社会”的门槛上——也就是说，我们当前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局面——因此，必须设想出各种崭新的生活方式。随着许多专家采用系统分析和计算机技术设计未来的城市，他们看到了环境规划上的突破。不少人已经开始抢跑，跟随最近的未来学浪潮投入了大量精力，发挥想象，预测这些未来城市的形式。即使在大众杂志里也随处可见巨型城市、高跷城市（stiltcities）、带状城市之类的图片。
有些城市则会远离任何地方。政府刚启动了一项援助研究项目，打算在明尼苏达州或大平原地区规划一个“实验城市”。按照项目主要推动者阿瑟尔斯坦·斯皮尔豪斯博士的设想，这将是一个人口规模为25万的自给自足式城市。这个城市将尝试众多先进技术，许多城市功能都将设在地下，而且会建造一个直径为2英里的透明圆顶。斯皮尔豪斯博士认为现今的城市注定要失败，而“实验城市”将成为许多居住地的雏形。
这些未来城市的愿景不同于科幻作家笔下的那些城市。科幻作家描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乌托邦以某种恶意愚弄了对这些城市有过幻想的人们，不过这些乌托邦城市显然立意是好的。它们的形式各不相同：有的伸向天空，很像20年代勒·柯布西耶的“彩虹城”，有的是圆顶，还有的呈水平布局，一个八层或十层的建筑，延伸数英里，遍布整个景观。但是在基本层面上，这些城市保持一致：绘制它们的底板被擦拭得干干净净。在这些城市的透视图中，没有一丝过去的痕迹。旧城似乎已经消失，大片绿化之中只见新的城市，甚至今天的郊区的踪迹也荡然无存。
这些设想看上去标新立异，但也只是当前规划常规观念的体现。其中的分散主义、清除历史（clean-slate）的主张能在许多大城市的《2000年规划》中体现（进入第三个千年——真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语气！）。首先，规划师们详细预测了2000年所需安置的人数以及他们的收入、工作周、休闲时间等。他们的图表非常精确，有些甚至预测到了2020年。
书中都是短期预言。人们很难预料未来十年后的情形。对于我自己的生活而言，我并不觉得有人能够精确预测三十五年之后会发生什么。计算机技术或许可以对未来进行有趣的模拟，却无法实现我们之前预言的生活。
计算机中输入的是一系列非常可疑的假设，而输出的结果只是依据过去二十年趋势所做的推断——人口激增、财富增加以及更多闲暇。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也可能不会。这些预测中的高度一致和确定性让人感到紧张。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提到，为了应对财富猛增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可能会陷入巨大的困惑。
然而，规划师们是一群乐观主义者。他们已经采纳了丹尼尔·伯纳姆的建议，不做任何小型规划。而且和伯纳姆一样，他们认为一个卓越设计一旦写在纸上，就有可能变成现实。虽然这些愚昧的箴言一次又一次被现实打败，但人们对宏大设计的信念却越发强大。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规划师们设想了一系列可行方案。第一个方案被称为“无规划开发”、“半规划开发”或“规划蔓延”。由于这类方案很可能实现，因此第一个方案将是最具挑战性的替代方案。然而，它对规划者来说却是一个诅咒，因为他们中间有的人会因为有了综合规划而下地狱，也会有人因为没有综合规划而上天堂。他们继续描绘宏伟的设计，如卫星城的环城公路、放射状长廊以及楔形地带，对比各方案的利弊之后选择最佳方案。但无论城市的几何形状如何，人们都要全面重新规划，让其发展为几个分散的、自给自足的新型城市，城市之间间隔着广阔的开放空间。
设计确实有助于塑造发展，但仅限于设计和发展方向一致的情况。面向2000年的大部分规划基本上都是离心式的，即把所有建筑抽离城市，分散其功能，并通过将人口分散到更广阔的土地来减少人口密度。然而，在我看来，眼下证据表明当前基本的增长趋势却是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城市越来越集中，人口密度越来越高。
因此，没有理由让自由市场决定我们将如何发展，但是个人和机构的资金使用方式值得重视，违背大众意愿的规划通常都会失败。英国人在土地管理方面要远比我们严格，他们一直尽力限制伦敦的蔓延，但这座庞大城市仍然持续蔓延。法国人觉得巴黎与本国其他地区相比面积过大，但巴黎也在持续发展。俄罗斯人一直在竭尽全力遏制莫斯科的发展，但结果是它还在持续发展。
也许是事出有因。后一种发展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划，而是基于个人和团体的众多规划决策，并非出于盲目冲动。例如，我们的城市里出现的办公楼建设热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普遍认为随着企业重返乡村园区，城里的管理人才将大量外流。但事实上，商业集中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在城市最为拥挤、更昂贵的区域。对此忧心忡忡的观察家年年发出警告说，城市已经达到饱和点，应理智地停止扩张。大街上人群比肩接踵，火车上人满为患，餐馆里一座难求，人们的神经早已不堪重负。然而，越来越多的新建筑拔地而起，老旧大型建筑不断被夷为平地，由更高更新的建筑取而代之。这种行为近乎疯狂，但似乎也行之有效。
当然，都市区也在一直向外围扩张，而这种外扩极有可能会持续，但横向延伸却受到内在限制。我认为我们的都市区不会演变成一个没有功能分化的混乱整体，因为这完全没有必要。都市区可以通过稍微扩大其半径来容纳更多人口。只要半径达到一定大小（比如说50英里），稍微扩大外围就能增加很多面积，每增加1英里的半径，就能增加几乎1/5的面积。
不过，通过外扩实现城市发展的成本将非常巨大。如果低密度人口城市的蔓延趋势持续下去，结果将出现纽约区域规划协会所谓的“蔓延城市”：“算不上真正的城市，因为它没有中心区域；也不算是郊区，因为它不是任何城市的卫星城；也不是真正的乡村，因为它有零散的房屋和城市设施。”这种模式拉开了人们的工作场所与家的距离，使他们完全依赖汽车，毫不必要地增加了他们的出行距离。
由于商业设施和办公设施非常分散，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集中化，以提供高水平城市服务。所有设施分散各处让人们不得不驱车前往。每项设施仅有一个功能——这里有个折扣中心，那里有几家牛排店——它们很少能够集中在一起，使各个部分形成一个整体。在建的文化中心、博物馆和图书馆也面临同样的处境，它们不在交通发达地区。正如区域规划协会所说：“廉价土地和巨型建筑物似乎成为主流标准。”
表面看来，我们似乎要经历同样的分散化：驾车沿着城市的任何边缘区域行驶，可以看到这种浪费模式不断重演。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与此相反的集中化的趋势。对此，我并不是指回归到一个中心，即老式商业区的核心中心，而是多个中心同时发展，其中几个中心基于老社区，另外几个基于新社区。
到目前为止，新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缺乏规划的现象。费城城外福吉谷立交桥周围各种庞杂的设施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位于十字路口的小村庄，现在已经拥有了研究实验室、轻工业厂房、购物中心和大型汽车旅馆。可它不是一个理想的中心，人们必须拥有汽车才有机会使用各种设施，但它给我们暗示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将看到更多的设施群，而且更强调多功能中心。例如，购物中心原本仅有零售这个单一功能。可是大多数新购物中心已经成了容纳各种活动的巨型混合体，例如剧院、会议设施、娱乐中心等。
可以肯定的是，公路沿线有大量的所谓带状发展地区。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环波士顿的128号公路旁的多家电子公司，其他环城公路旁也存在类似情况。在我看来，像福吉谷这样的多功能中心很可能就是未来的城市格局。但是，我也必须承认，这或许是我本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毕竟刚刚责怪规划师试图预测得太远，我自己应该谨慎小心。但这是可以评说的。高密度中心不仅优化土地利用格局，而且更有利于增加相关商业利润，旨在强化这一趋势的规划需要顺应潮流，而非倒行逆施。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都市区将经历许多重大发展。我们会看到核心城市的聚集，而不是分散。在城市和郊区之间的灰色地带将出现大量建筑，郊区自身也会有更加密集的开发，或者换句话说，再开发。当然，还会出现很多新城镇，但我敢打赌那些成功发展的城镇也不会自给自足，而且不会位于某个穷乡僻壤。总而言之，我们将最大限度地经营我们的都市区，让更多的人生活在给定面积的土地上。
有人会说，这注定会带来灾难。关于规划和保护的文献——实际上，一般指美国文献——都具有浓重的反城市色彩，并且认为城市集中化恰恰是由于城市自身的致命缺陷。“盲目集中”“城市过度发展”“具有大城市的特点”等，这些字眼本身就带有谴责的意味，它们从字面上不证自明地认为人们必须为聚居生活付出惨痛代价。最近有很多关于老鼠实验的讨论，实验表明挤成一团的老鼠容易变得神经质，由此暗示人类也将如此。这种偏见也常见于规划手册和反映城市困境的纪录片中。拍摄负面事物的影片资料总是在展示各种形式的集中化：远距镜头中8层层叠叠的屋顶和高速公路上拥堵的汽车，还有拥挤的人行道上表情紧张、痛苦的人群。可惜的是，这些都无法得到有关人类实际行为研究的支持。但是还有一些有趣的问题需要探究。如果人们不喜欢拥挤，为什么他们还坚持去那些拥挤的地方？多拥挤才算是太拥挤？
可是这些问题好像无关紧要。在全世界各国人民当中，我们美国人最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我们的人口密度根本不高。当然，城市的一些贫民区中确实聚集了大量人口。但过度拥挤——每个房间住太多人——与人口密度高并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大多数城市的居住密度相当合理。
都市区周围的人口密度也同样合理。按欧洲标准，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低得令人嫉妒。美国人口最密集的都市区是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一带。这个沿大西洋的城市区域包括150个县，面积达67690平方英里，人口为4300万。如果该区域人口密度达到荷兰西部的平均人口密度，人口数量将增加两倍。这个比较也许过于极端，但表面看来人口密度的差异就是这样。我们的都市区比那些人口真正密集的地区看起来更拥挤。
我不认为人口过多是件好事，也不诋毁长期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不过，一个让人费解又没有预料到的转变就是美国近期的婴儿出生率开始下降。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人口增长就不会像人口学家所预测的那样恐怖。然而，即使出生率下降，人口还是会增加。数量足够的新生儿已经确保在未来二十年内我们的都市区将会增加数百万家庭。
哀叹这一事实毫无意义。他们会有足够的空间，土地也不少，人口数量也还不算多。总体来说，我们的都市区共占地3万平方英里——不到美国总土地面积的2%——而这3万平方英里中，还有几乎一半的土地未被利用。人口密度增加并不意味着让人们住进高楼大厦，而是更为集约地使用我们尚未使用或使用不当的土地，因而我们才能更好地生活。
我们的眼睛不会看错。我们认为最为丑陋的土地不是那些被过度利用的，而是大部分被空置或几乎没被利用的土地：枯竭的砾石场、废弃的滨水区、陈旧的货运场、很多空地以及高压电线下面的垃圾区。（最为凄惨的城市景观当属泽西岛公寓，除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广告牌，它的周遭空无一物。）同样糟糕的是一次性利用或短期利用的土地。例如，购物中心周围占据了大量高价土地的大面积沥青地面，仅在每年12月份被使用四天时间。
但是，废弃土地的存在意味着我们的都市区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土地利用方面的竞争加剧并不会危害城市，反而会促进土地利用的经济性和实用性。例如，开发商正在采用一种土地细分模式，更加小心谨慎地利用土地，且比传统模式更具吸引力。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规划师和建筑师说服他们这种方案更好——设计师和建筑师多年来一直在尝试说服他们——而是因为地价不断飙升，他们不得不采用新模式赚钱。
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开放空间和已开发空间。我们应该尽量保留可以得到的所有大型空间，但这种空间所剩无多。因此，我们必须更富创意地利用小型空间和被忽视的零碎空间，必须重新发现遍布都市区的公用事业用地。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留私人景观的主要特征，必须更加努力地率先探索空间使用权和创造开放空间。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容易接触到这些空间，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这些空间。说得夸张一点，我们必须聚集更多人口，还要让他们感觉不到拥挤。
我们不仅需要寻找空间，如果人们愿意，还要实现空间效果——幻觉。毫无疑问，这需要技巧，但是每一个好的景观都是技巧的产物。例如，英式乡村实际上就出自18世纪的景观建筑师之手。在技术应用方面，他们对于现实和幻觉的理解远比今天更为复杂。
我们不必等待宏大设计，实际上它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都市区结构早已被自然与人类、河流与山丘、铁路与公路设定好了。尽管选择很多，但规划的最重要任务不是设计出另一种结构，而是配合已有结构的各种优势，按照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体验看清楚这种结构。然而，要去理解和配合已有结构并非易事。因为已有结构不是一个清晰的形象，而是有着成千上万的形象。然而，在面对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时，人们将面临比在别处寻求完美设计更大、更刺激的挑战。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编排。简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及其带来的转变之后，我会谈到关于开放空间的一些政治现实。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正在规划大城市开放空间使用方法的一方与坚持大城市剩余开放空间不能开发的一方属于两个不同的团体。他们之间更大的分歧在于地方税基差异。已经拥有丰厚税收的社区获得了更多的工业和税收收入，而拥有开放空间的社区并非如此，所以，他们想要的是税收收入而非开放空间。
然而，对于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有很多措施可以采取来保留关键的开放空间。接下来，我会介绍保留关键开放空间的主要工具：治安权、购买土地，以及相对未曾使用的手段，例如购买、回租和收购私有财产的地役权。
令人惊喜的是，许多土地所有者很有可能被说服出让土地。由于税法变化，这样做比以往更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为说明这种可能性，我会谈到现在已经成立的一个小组，他们的工作类似于针对土地所有者的上门推销活动。这种做法虽然大胆，却行之有效。在“保护开放空间”一章，我们最后讨论如何解决侵占土地问题，以及土地在保留后如何不被公路工程师和他人占用。
本书的第二部分讲述“空间规划”。在这里，我先说明一下关于“规划师”一词的使用。我主要指土地利用规划师，他们被政府机构直接雇用或者聘为顾问。由于规划师一词在本书频繁出现，我就省掉了那些说明他们属于某个特定学派的重复的限制性短语。当我批评规划师时，读者会明白我并不是针对所有规划师，而只是那些与我的意见相左者。那些提出我赞同意见的是优秀的规划师。如此露骨的表达虽然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做人应该坦率。
对于开放空间规划，几个学派的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开放空间主要作为规划师设计规划的一种手段。虽然这个观点差不多已成主流，但我认为这非常不合理。最好的例证是2000年都市区规划。它们划定了广阔的开放空间，将其开发成整齐的几何图案。但是如何才能保留这些开放空间？由于与用地或市场开发关系薄弱，它们无法保留下来。有些早在规定的目标日期前三十五年就失败了。
目前只有少数人认可的另一学派则认为，开放空间的规划应该从自然模式中得到暗示——地下水位、冲积平原、山脊、森林，最重要的是河流。他们已经采用不少独创技术将这种方法应用于特定区域。我赞同他们的想法，而且已经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的方法行之有效，别的方法却不行。与这方面极其相关的是英国的绿化带经验，我会用完整的一章介绍这次实验的历史和经验教训。
然而，广义绿化带方法的问题在于占地太多，且无法证明它的合理性。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保留太多开放空间。在讨论“连接带”的那一章里，我提出我们必须关注小面积开放空间和不规则的小区域，特别是那些可以连接成片的零碎区域。只要我们去寻找——废旧沟渠、废弃运河、铁路公用事业用地，以及已经被工程师改道至混凝土槽中的溪流，就会发现很多连接。
在第三部分“开发”中，我将讨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第一次从事开放空间工作时的理念是尽可能多地取得开放空间，让开发商吃亏。但是，这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开放空间和开发相互作用。将来要想保留更多的开放空间，我们将不得不寻求更为紧凑的方式去开发那些必须开发的空间。现在，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趋势，尤其是簇群开发，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开发商恳求城镇允许他们用一半的开发土地作为社区开放空间。
讨论完簇群开发的优缺点后，我把目光转向了“新城镇”运动。最纯粹的“新城镇”形式应该是位于内陆的独立自足的社区，它拥有都市的所有优点，却没有大城市的任何缺点。这个目标虽然是个好事，却遥不可及，而且不可救药的乏味。以雷斯顿和哥伦比亚为代表的一些最新社区正打着“新城镇”旗号建立起来，尽管它们不是纯粹的新城镇，但最终可能会成为人们的好住所。接下来，我将探讨与这些原型有关的最有意思的那个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使宏大项目看起来并不那么宏大？此外，我还会介绍建筑师和规划师如何处理新社区的空间。现在人们正在从事一项极富想象力的工作，即如何从孩子身上得到启发，向孩子学习。孩子们好像可以到处疯玩，除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第四部分讲述景观。实际上，这是我们在路边都可以看到的景观，却被我们弄得乱七八糟。不过，我们还有大好的机会来补救。我们可以借助潜在的分区权力遏制广告牌造成的景观破坏，更乐观的是，我们有权也有钱来扩展风景廊道。广告牌游说团体一直是景观修复的主要障碍，但是另一个几乎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官僚主义惰性。我会用第319条款的基金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国会提供了数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改善路旁景观，但是由于行政层面的蓄意阻碍，钱几乎全部投到混凝土里了。公路工程师现在说他们有宗教信仰，而且在讨论建设一个新的景观道路系统。但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地方行动迎来重大机遇，几个不知名的新项目可以通过机械化实现。这些项目不会被讥讽为“整形化妆”，因为它们只是需要做修剪而非添加。至少在我这个观察者看来，处在乡村边缘的景观有太多的乔木和灌木——比一个世纪前还要多——随着农场复苏后迎来二次发展，乡村景观被大片潮湿阴郁的绿植覆盖。它需要修整。
回到城市，也是极为不凡的机遇——复垦采石场，清理城市入口，开放城市滨水区。但是城市和郊区一样，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促使政府去考虑这些机遇，按照人们的看法，厘清城市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优缺点。但大多数城市在这方面表现不佳。
还有很多方面无法在本书讨论：大众交通、空气和水污染、噪声、固体废物的处理。我解决不了贫民窟或经济增长问题，也无法公正评判政府机构存在的各种重大复杂问题，或提出具体方案来处理这些本该解决的问题。
可是，我们不必因为这庞杂的一切感到束手无策。虽然我提出的只是土地利用的部分措施，这些措施却非常具有决定意义，而且能为当下提供选择。无论我们的未来计划如何，我们在1985年或2000年的生存环境将取决于我们在接下来几年所采取的土地利用决策。我们的选择很多，但都是受制于条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