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一章 五点钟的快车
1
他们继续前行，唱着《长眠不朽》，歌声一停，他们的脚步、马匹以及阵阵微风仿佛继续唱着这支不朽之歌。
路旁的行人为送葬的队伍让开了路，数着花圈，在胸前画着十字。出于好奇，一些人也加入到出殡的行列中，并问道：“给谁送葬？”——“日瓦格”，有人回答说。——“奥，原来是他。”。“不是他，是他妻子”。“一回事，愿她的灵魂安息，送葬队伍真庞大”。
最后时刻一点一点地流逝，无法挽回。“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及其万事万物，创造了大千世界以及世上的一切”。牧师一边诵吟，一边画着十字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撒了一小把土。人们唱起《安魂曲》，随后，大家慌乱地忙碌起来，盖上棺材，用钉子钉牢，放入墓穴。四把铁锹飞快地填着墓坑，泥土像雨点似的落到棺盖上，堆起了一个坟墩，一个十岁的男孩爬了上去。由于隆重的葬礼，人们感到恍惚和神智混乱。基于这种情况，大家都认为这个男孩可能要在母亲坟头说几句话。
他抬起头，从坟头有利地位，心不在焉地向光秃秃秋天的景色和修道院的穹顶看了一看。那张鼻子扁平的脸变得扭曲难看，他伸直脖颈。如果一头狼崽也这样仰起头，谁都知道它马上要嚎叫。男孩双手掩着脸，突然抽泣起来。狂风肆虐，夹杂着阵阵冰冷的雨点，无情地抽打着他的手和脸。一个衣袖紧绷、衣领尺寸恰好的黑衣男子走到坟前。这是死者的弟弟、依然哭泣的男孩的舅父，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他先前做过牧师，后应他本人要求而辞去牧师职务。他走到男孩跟前，领着孩子，走出墓地。
2
他们在修道院过夜，看在朋友的情份上，尼古拉舅父拿到一间单间小房。当晚正值圣贞女祈祷节前夕。第二天，他们就要去南方位于伏尔加河畔的省城，因为尼古拉舅父为一家当地进步报社工作。车票已买好，房间里放着打好的行李。车站就在附近，他们能够听到火车转轨发出的汽笛声在远处哀鸣。
那天晚上，天气异常的寒冷。房间有两扇落地窗户，窗外是闲置菜园的一角，远处是一条大路，路面有结了冰的水坑，再远处是教堂墓地的一偶，白天早些时候，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就埋在那儿。墙的周围长有低矮的洋槐和几圃萎缩了、冻得发青的白菜，除此之外，菜园里别无它物。阵风吹来，光秃的洋槐猛烈地摇晃着，横着倒在菜园小道。
夜里，敲击窗户的声音惊醒了尤拉。小屋黑暗、神秘，光亮忽隐忽现。尤拉穿着衬衣跑到窗前，将脸紧紧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根本看不见道路、墓地以及菜园，天空中惟有暴风雪在翻腾。仿佛暴风雪看到了尤拉，也意识到它自己的恫吓力，在空中咆哮、哀嚎，尽其所能吸引尤拉的注意。风雪不断地翻滚，犹如一段一段展开的白色织锦飘落而下，笼罩着大地。暴风雪充斥着整个世界，无与伦比。
尤拉从窗格上爬下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穿好衣服，到外面去做点什么。他担心窗外菜园的白菜被雪埋住，没人能挖出来；他害怕在荒野里风雪湮没了母亲，而母亲无助地下沉，越陷越深，深埋地下。
他又一次哭了，舅父醒了，给他讲耶稣基督安慰他。舅父打着呵欠，伫立窗前，沉思起来。这时，天已放亮，他们开始穿衣服。
3
母亲健在时，尤拉并不知道父亲早就遗弃了他们，一个人在西伯利亚过着孤寂的生活，将家里的钱财挥霍一空。尤拉常听人说，父亲在彼得堡做生意，又听说，他通常在伊尔比特某个大集市做买卖。
他的母亲一直病魔缠身。当确诊患有肺结核，母亲开始到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进行治疗。尤拉曾两度陪母亲一起去。其余时间，当母亲前去治病，他常常被托付给不同的陌生人家来照料。他习惯了这样变化不定的生活，习惯了这种混乱的、太多的、连续不断的变化。
对于家里没有父亲相伴，他认为是很自然的事。
他能够记得幼年时，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以他家的姓氏命名而被知晓，曾有过日瓦戈工厂，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大楼，日瓦戈领带别针，甚至还有一种日瓦戈松软蛋糕，它是用酵母发酵，在朗姆酒和糖浆中浸渍过而制成的一种蛋糕。曾几何时，在莫斯科，只要你向雪橇夫说“日瓦戈”，仿佛你就是在说“送我去廷巴克图！”他就把你带到一个优美无比的王国。你到了一个广袤、恬静的公园。乌鸦在低垂的云杉树枝上，白霜零零星星落下，它们的叫声就像干枝断裂所发出的噼啪声，回荡不绝。从新建的房屋后面，几条纯种狗窜出，越过大道，跑出那片空地。继续前行，暮色降临，华灯初上。
突然，所有一切都消失不见了。他家沦为了穷人。
4
1903年夏天的一天，尤拉和舅父坐着一辆四轮马车，驶过田野，他们去见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他是位教师、普及教科书的编者，住在科洛格里沃夫领地的杜普梁卡，在那里他经营着丝绸制造厂，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艺术赞助者。
正赶上喀山圣母节，也是收割大忙的时候。可能恰逢正午休息，或是因为过节，田野里不见一个人影。没有收割完的庄稼地，在太阳的照射下，就像是犯人只剃半边头的阴阳脑袋。小鸟在田野上空盘旋。天气炎热，田野寂静无声，只有长着沉甸甸麦穗的麦秆直直挺立着。
远处，麦地的麦茬上堆起了整齐的麦垛，如果你目不转睛地看过去，它们就像在移动，像土地丈量者写着什么，沿着地平线在走着。
“这些地是谁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问帕维尔，帕维尔给出版商打零工，他斜坐在马车的驾座上，隆起双肩，搭着二郎腿，很明显，驾车并非他固定职业。“这些地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
“这些地是地主的。”帕维尔正抽着烟，过了一会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那些地才是农民的！——驾，”他不时地朝马吆喝着，紧盯着马尾和马后臀，好像工程师密切注视着他的气压表。这两匹马和天下所有的马一样，驾辕的马天生憨厚，老实拉车跑着；而右边拉偏套的马，拱起它的头，像一只天鹅，似乎不谙驾车技艺，是个十足的懒惰者，想着到一定时候，奔腾跳跃，系着的响铃叮当作响。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随身带着由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写的关于论述土地问题书的样稿。由于出版审查制度越来越严，出版商要求作者修改此书。
“这里的老百姓失去控制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告诉帕维尔。“附近乡里一个生意人喉咙被割了，县里的种马场也被烧了。不知你怎么看这事？你们村里人怎么说？”
但是，很明显，帕维尔的看法甚至比出版审查员的观点还要悲观，审查员一直想要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减少对土地问题的热情。
“怎么说？农民们被宠坏了——对他们太好了。这对我们没什么好处。给农民行动自由，天晓得，我们立刻就会相互斗得你死我活——驾！，又来了！”
这是尤拉第二次随舅父一起去杜普梁卡。他以为他记得这条路。每当田野沿路向两旁延伸，绕着森林形成一条狭窄的边沿，他想他记得这个地方，大路应在这里向右转，拐过弯去，六英里长的科洛格里沃夫庄园的全景就呈现在眼前，还有那条河在远处闪闪发亮，以及河那边的铁路。然而，他每次都记错了。田野绵延不断，和树林交错相连。一片片林间交错的田野令他心驰神往，心旷神怡，令他遐想，憧憬未来。
没有一部能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成名的品作问世。尽管他的想法日臻成熟，但他不知道如何表达的更加贴切。不久，在当代作家、大学教授以及革命的哲学家中，他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分享他们思想体系上的东西，但除了一些专业术语，他与他们毫无任何共同之处。无一例外，他们都信奉某些教条，满足于咬文嚼字，不求甚解。然而，尼古拉神父曾担任过神职，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并且不停地继续探索。他充满热情，追求有灵感、易理解的思想，能够给人指明种种不同道路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像横空闪电或像滚滚雷鸣，即便是小孩和目不识丁者均可谈及的思想观点。他渴求新的东西。
尤拉喜欢和舅父在一起，因为舅父能使他想起他的母亲。像母亲一样，舅父也崇尚自由，容易接受新事物。像母亲一样，怀有崇高的情感，他平等对待所有的人。像母亲一样，他具有一眼就能看穿事情实质的天赋，具有一看到这些事情就能表达出自己思想的天赋。
尤拉很高兴舅父带他去杜普梁卡。那是个很美的地方，杜普梁卡使他想起了母亲，母亲酷爱大自然，经常带他到乡下散步。
尤拉也期盼再次见到大他两岁的尼卡·杜多罗夫，尽管尼卡可能看不起他。尼卡寄宿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是一名上学的男生。每次见面握手，尼卡总是握住手用力往下拉，头垂得很低，头发披下来遮住了前额，挡住了半边面孔。
5
“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读着修改过的手稿。
“我认为最好改用‘实质’，”伊万·伊万诺维奇一边说一边在校样上作改动。
他们在一个用玻璃封住的阳台上工作，阳台半明半暗。洒水壶和园林工具乱放一起，一件雨衣乱搭在一把破了的椅背上，一双沾着干泥巴高至臀部的长统橡胶靴伫立在墙角，高高的靴筒倒弯在地上。
“另一方面，死亡与出生的统计表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口述着。
“插入‘年度统计’，”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着并记了下来。
阳台上通风，几块花岗石块压在纸页上作为书镇，避免让风吹乱书页。
修改完书稿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立刻想起身回家。
“待会儿有雷阵雨，我们该回去了。”
“根本没有雨，你们别走。我们这就喝茶。”
“天黑以前我必须赶回城里去。”
“说什么也没用，我不会听的。”
从花园里飘进一股茶炊的炭烟味，使人闻不到花园里烟草和天芥菜花的味道。仆人端出了奶油块、浆果和干酪饼。此时，他们听说帕维尔到河里去洗澡了，把马也牵去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只好留了下来。
“趁他们准备茶点，我们也到河边去，”伊万·伊万诺维奇说道。
凭着与科洛格里沃夫的友谊，伊万·伊万诺维奇住了管家住房的两间屋子。带有小花园的这幢小房子位于花园中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紧挨着杂草丛生的废旧车道，除了前往沟里倒垃圾的车经过这里，再无其它往来的车辆。科洛格里沃夫是个百万富翁，他思想进步，支持革命，和妻子在国外。只有两个女儿娜迪娅和莉帕，以及她们的家庭女教师和为数不多的仆人住在庄园。
茂盛的黑刺李长成一道稠密的树篱，将管家房子和花园同整个花园、人造池塘、草地和主人的住宅隔开。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沿着这道开满鲜花的树篱旁边漫步，每隔一会儿，成群的麻雀从树篱飞出。有许多麻雀的黑刺李，以及麻雀的唧唧咋咋声，使树篱就像一条潺潺流水的管道。
他们走过温室、园丁的住房和一座大理石建筑物的废墟。谈论着科学和文学方面新的人才。
“是的，有不乏才干之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道，“不过，目前盛行各种各样的小组和社团。任何群体或社团都是平庸之辈的栖身地，无论他们崇尚的是索洛维约夫，康德，还是马克思。只有独立探索的人在寻求真理，他们回避任何社团，因为社团那些人所关心的并非真理。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值得我们忠诚？的确非常少。我认为人应该忠城于不朽，永垂不朽是生命的另一种表达，一种更为强烈的表达。人必须忠实于不朽——忠实于基督！啊，关于这一点，你嗤之以鼻，可怜的家伙。如同以往，你一点都听不进去。”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支吾了一声。伊万·伊万诺维奇头发金黄，稀疏，焦躁不安，活像一条鳗鱼，刻意蓄着的滑稽的山羊胡须使他看起来像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总是手抓弄胡须，不时用嘴轻啄它。“我没说什么。你知道，我对这些事的看法非常不同。但是，既然我们说到这儿了，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免去你的牧师职位的？。我敢说，你害怕了？他们没有革你出教门，是吗？
“你在转移话题。可是，为什么没有……革我出教门？是的，他们再没有那样做。但这事挺讨厌，影响蛮大的。比如，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得担任公务员，不允许去莫斯科或彼得堡。但这些都无所谓。刚才我在说，必须忠实于基督。我解释一下。你不理解的是一个无神论者可以不必知道上帝是否存在，或为什么存在，然而，要知道人不是活在自然状态，而是活在历史中。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历史开始于基督，基督福音就是历史的基础。那么，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有关死亡之谜的系统研究，是如何战胜死亡的不断探究。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发现了数字的无穷大和电磁波，为什么人类创作了交响乐。那么，没有一定的信仰，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没有精神装备，就不可能有所发现。而这一精神装备基本的要素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首先，爱邻人，它是人生命力至高无上的表现形式。一旦它深入人心，人们就精力充沛，为此而献身。其次，是现代人两个基本人生目标——如没有这两个目标，真叫人无法理解——个性自由和献出生命。注意，这是最新超的观点。从这点来讲，古代人没有历史。有的只是血腥，兽性，残忍和长着麻子脸的卡利古拉皇帝（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他没有想到每个奴役者是何等的无能。有的只是自诩为青铜纪念碑和大理石纪念柱般死亡后的永恒。直到基督降临之后，人才可以自由呼吸。直到聆听基督福音后，人们才开始真正的未来生活。人不再像狗一样穷困潦倒而死——而是在自己家中寿终正寝，载入史册，而探究战胜死亡的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他死在自己为之献身的这份工作中。喔唷，我非常激动，不是吗？但是，我也许在对墙壁说话。”
“这是玄学，我的老兄。医生禁止我谈玄学，我的胃口消受不了。
“哦，你真是没治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天哪，多美的景色，你这个幸运的家伙。我恐怕你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住在这儿反而视美景而不见。”
河面像一面抛光的金属片，反射刺目的阳光，看上去令人目眩。突然，水面出现条条波浪，一个大渡轮满载着手推车、马匹、庄稼汉们和他们的女人驶向彼岸。
“想想看，刚过五点，”伊万·伊万诺维奇说道，“就有从塞兹兰开来的快车，它五点零五分经过这里。”
远处平原上，一列整洁的，黄蓝色小火车从右向左驶过平原，因为距离遥远，火车显得格外的小。突然，他们注意到列车停了下来。火车机头升起一股股白色蒸气，随即传来一阵汽笛长鸣。“好奇怪，”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说。“有点不对劲，火车没有理由在那片沼泽地停下来，准是发生什么事了。走，我们回家喝茶去。”
6
尼卡既不在花园，也没在屋里。尤拉猜对了，他是在故意躲避，因为他让他们厌烦，而且，尤拉比他小，也说不到一起。舅父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到阳台上工作了，留下尤拉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房子附近转悠。
这地方是多么的诱人！金黄鹂以三种清脆的声音不停在鸣叫，每次停顿足够长时间，好让这恰似悲泣伤感的笛声，余音缭绕，传遍整个乡村。在空中，浓郁的香味仿佛迷了路，纹丝不动，由于闷热，聚集在花坛上方。使人回忆起法国东南部海港昂蒂布和意大利西北部港口波迪吉拉。尤拉左瞧瞧，右看看。梦幻般地，他听到了妈妈来自天国的声音，妈妈的声音随着悦耳的鸟啼和嗡嗡的蜂鸣回荡在草地上空。他时不时突然有种错觉，好像妈妈在呼唤他，召唤他。
他朝一条沟壑走去，沿着光秃的灌木林边缘，钻进到覆盖着桤木丛的沟底。
那儿到处是倒下的树枝，凌乱不堪，既潮湿又阴暗。几乎没什么花草，杉叶藻锯齿状的茎秆看起来很像他那本带有插图的《圣经》里面的拐杖，上面镶嵌着埃及人的饰品。
尤拉越发地感到孤独，他想哭。双膝跪地，突然痛哭起来。
“万能的上帝，我神圣的守护神，”尤拉祷告着，“请引我坚定跟主走，告诉妈妈，我一切都好，不要让她牵挂。如果死后有生，我的主啊，请带我妈妈进入天国，让她看见上真理之路，并且告诉妈妈，我在这儿很好，让她不要牵挂。如果死后有灵，主啊，请接纳我妈妈，带她进入天堂，让她见到光耀如星辰的圣徒们的圣容。妈妈做人非常好，她不可能是罪人。上帝啊，发发慈悲吧，不要让她受苦。妈妈！”——在心碎断肠的痛苦中，他呼唤着妈妈，仿佛她是上帝身边一位守护圣徒，突然，他再也承受不了，昏倒在地。
他昏厥不长时间，恢复意识后，听到舅父在上边叫他。尤拉回应着，开始向上爬去。这时，他忽然想起，还没有为自己那杳无音信的父亲祈祷，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曾教过他如何为父亲祷告。
一阵昏迷后，他感到轻松愉快，心旷神怡，他不愿失去这种感觉。他想，如果其它时间再给父亲祈祷，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吧。仿佛他在对自己讲，“让他等一等。”对于自己的父亲，尤拉没有任何印象。
7
米沙·戈登随父亲一起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他们在二等车厢，父亲在戈伦伯格做律师。米沙是个十一岁的男孩，沉思的面孔上长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他是体操学校二年级学生。他的父亲，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戈登前往到莫斯科一家新单位供职。母亲和姐妹们已经提前到达莫斯科，布置他们的新居。
男孩和父亲在火车上已经过了三天。
由田野、大草原、城市和村庄所勾勒出的俄罗斯在太阳的照耀下，如同石灰石般惨白，在灼热的尘雾中，从眼前飞驰而过。公路上行驶着一队队马车，吃力地前行，拐向铁道路口，从飞驰的列车上望去，马车仿佛是静止的，马匹好像在原地踏步。
每到一个大站，乘客们便急忙跳下火车，奔向小卖部，西斜的太阳从车站花园的树林后边照得车轮下面通亮，照着乘客们匆匆跑动的脚步。
在这个世界，分别看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处心积虑、目标明确，然而如果汇聚所有事情于一起，自然而然地，所做的事情全都融入到了生活的主流中。人们工作、奋斗，从事的每件事情均受自己的愿望驱使。然而，如果更高、终极意义上的自由不能引导和掌控这些愿望，摆脱个人愿望的纠缠，那么，这些愿望也不会有什么积极作用。这种自由来自这样的观点，人类生活彼此息息相关；来自这样一种信念，人类生活彼此相互变换，来自一种幸福的感觉，那就是所有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埋有死者的大地上，而且也发生在另外的某个地方，这地方有人称它为天国，有人称它为历史，也有人给它取别的名称。
对于这条普遍规律，米沙的情况是个例外，他闷闷不乐，甚至感到痛苦。忧虑一直伴随着他，安全感也没能使他摆脱忧虑，变得尊贵。他知道自己身上继承有这种特质，所以，不自然地、神经质般地留意自己身上有无这种特质的征兆。这使他痛苦，使他感到羞耻。
从能够记事的时候起，他一直从未停止过思考，为什么有的人四肢发达，与其他人并无二致，言语、习惯也与常人无异，却与常人迥然不同，得不到人们的喜欢，更得不到人们的爱戴。他无法理解这样的情形，如果生来低人一等，即便努力，也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做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他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只会带来痛苦的无能为力的名称，能得到什么报偿或者公正的解释？
当米沙请父亲回答这个问题时，父亲说他设想的问题太荒谬，这样推理不对，但父亲也没能给出让米沙认为是深刻合理的看法，使他无言地向这一不可避免的事态低头。
因此，除了父母，米沙渐渐蔑视所有的成年人，他们将此问题搞得一团糟，又不能解释清楚。他确信，等他长大成人，他一定会将这个迷惑搞个一清二楚。
比如，就拿刚刚发生的事来说，没有一个人敢说，当那个精神病患者冲到外面站台时，他的父亲就不应该去追他；当精神病患者像跳水选手从跳板跳入游泳池一样，用力推开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拉开车门，头向下跳离列车时，列车就不应该停下来。
但是，正因为是他的父亲，扳了紧急制动闸，就是因为他们，列车看起来仿佛停了好长时间，说不清，道不明。
没人知道列车延误的真正缘由。有人说是突然停车损坏了气动刹车装置；也有人说是因为列车停在一个坡道上，没有一个冲力机车就启动不了。第三个声音传说因为自杀者地位显赫，与死者随行的律师坚持要让最近的科洛格里沃夫卡车站的官员来做调查。难怪助理工程师爬上电话线杆：铁路线检查的手摇车正向这里赶来。
虽然厕所用了古龙水除味，但车厢里依然可以闻到厕所散发的臭味，还闻到一股用脏兮兮蜡纸包着炸鸡肉的味道。几位两鬓灰白，来自彼得堡的女士，叽叽喳喳、高傲地谈论着，脸上的化妆加之煤烟使她们像浓妆艳抹的吉普赛女郎，可是，她们全然不顾，依然往脸上扑粉，用手绢擦着手指。她们走过戈登火车包厢时，挤过狭窄的过道，也不会忘记理理披肩，担心外表失色，她们噘起嘴唇仿佛对米沙嘘声说：“不是我们敏感，我们可不是一般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受够了。”
路基旁的草地上躺着自杀者的尸体，一条干蹟的血印流过死者的前额，看起来像一个取消符号划过脸庞。血迹好像不是从他体内流出的，倒像是外来的什么东西，像一片膏药，一块飞溅的泥浆，或像一片湿烨树叶。
好奇的旁观者和同情者一帮一帮围观着死者。他的朋友，随同一起的旅伴，那个身体矮胖、神态傲慢的律师，像一头纯种牲畜，身上裹着湿湿的衬衫，愠怒地，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看着死者。他热的几乎晕倒，用帽子不停地扇风取凉。对别人的问题，他都是耸耸肩，气呼呼地，身子都不转一下，回答道：“他是个酒鬼。这还不清楚？酒精中毒后一阵震战性谵妄，他就死了。”
一个消瘦的妇人，身着毛料连衣裙，披着一条带花边的头巾，三番两次走到死者身旁。
她是寡妇季韦尔辛娜，两个儿子是工程师，她和两个儿媳妇乘坐三等车厢旅行。两个媳妇头巾裹得很低，盖住了前额，一声不吭跟在婆婆身后，就像修女紧跟着她们修道院院长，围观的人群为她们让开了道。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在一次火车事故中烧伤身亡。距死者几步远的地方，透过人群夹缝，她可以看见死体，她叹息着，好像在比较着这两起事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她仿佛在说。“有些人死亡是主的旨意——瞧他发生的事——在家很富足，不好好享受，偏跑出来送死。”
所有乘客跑过来看过他的死体，但唯恐别人偷了他们的东西，才急匆匆返回车厢。
他们跳到路基上，摘几朵野花，或者散散步，活动活动腿脚，他们有一种感觉，觉得正是因为这场事故，这个地方才得以存在，如果没有这一不幸发生，那么，似乎道旁丘陵与沼泽交错的草地，宽阔的河流，以及对岸斜坡上那高高的教堂和漂亮的房屋也就不存在了。甚至连那傍晚羞怯的太阳仿佛也是这里惟有的特色。太阳的光线照着事故发生现场，战战兢兢地，好像附近牛群中的一头牛也过来溜达片刻，不时看看人群。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米沙感到非常震惊，起先，因悲痛和惊骇而失声恸哭。在漫长的旅途中，自杀者曾几次到过他们的车厢，同米沙的父亲谈话，一连谈论好几小时。他曾说，因为他具有崇高的道德礼仪，追求和平，领悟人生，而得以释怀。他曾问戈登许多有关法律方面的事情，诸如汇票、契约授权处理、破产和伪造等事宜。“是这样吗？”他对戈登的回答有点惊奇。“法律能像你说的那样仁慈吗？我的律师可不那么看，他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这个紧张兮兮的人一安静下来，他的旅行伙伴就从头等车厢过来拉他去车厢的餐厅去喝香槟酒。这位伙伴是一个体格粗壮、傲慢自大、脸刮得干干净净，穿着考究的律师，现在正俯身站在死者身旁，一点都不惊讶。他的委托人常常情绪激动，不知怎么地，这恰恰对他有好处，这一点让人难以理解。
米沙的父亲说死者是位著名的百万富翁，名叫日瓦格，他性情温厚，到处挥霍，对自己的行为不大负责。他来到他们的车厢，毫不顾忌米沙的存在，大谈他和米沙年龄相同的儿子和已故的妻子；继而又谈到他的第二个家，而这个家如同第一个家一样被抛弃。谈到这儿他又突然想起别的什么事，脸色惊恐而苍白，他的故事也就此断了主线。
对米沙，他表现出无法解释的爱怜，这也许是他对另一个人的情感寄托。他给米沙送了许多礼物，一到大的车站，就跳下车，跑到头等车旅客候车室的书店，那里也同样出售玩具和当地的纪念品。
他不停地喝酒，并抱怨说他已有三个月没睡觉了，然而，只要宿醉过后，神志清醒，哪怕短暂一瞬，他就得忍受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折磨。
最后，他跑到他们车厢来，抓住戈登的手，想要告诉戈登什么，却又没说出口，随即冲到车门的平台，跳下了火车。
米沙坐在那，查看着小木盒里从乌拉尔山采来的矿石，这是死者送给他的最后礼物。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另一条轨道上驶来了一辆手摇车。车上跳下来一个医生和两名警察，还有一位帽子上带有徽章的地方法官。冷冰冰的声音，例行公事般的问着问题，做着笔录。两名警察和卫兵笨拙地将尸体拖上筑堤，碎石沙土在他们脚下打滑，不住地向低洼处滚去。
一个农妇放声痛哭。乘客回到各自的车厢，汽笛又响了。列车继续前行。
8
“又是那个讨厌的家伙！”尼卡苦思冥想，环顾房间，寻思着跑出去的办法。此时传来说话声，客人已到门外，没有了退路。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尼卡的，一张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来不及思考，尼可一下子钻到第一张床下。
他听见他们喊他的名字，在别的房间里找他，他们奇怪到处找不到他。最后，他们来到了卧室。
“唉，真的就找不到他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道，“你先进去，尤拉，也许待会儿就能找到你的朋友，你们就可以一起玩了。”他们坐下来谈论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生的骚乱，尼卡在床下受煎熬长达二十分钟，真是滑稽可笑，有失脸面。后来，他们终于去阳台上了。尼卡轻轻地打开窗户，跳了出去，跑进花园。
前一天夜里，他没有睡着，所以感觉身体不适。尼卡已十四岁，他感到不悦的是还被人当成小孩看待。他整整一夜没有合眼，黎明时从屋子出来。太阳已经升起，花园里，阳光透过带有露珠的树叶，撒下一圈圈斑驳的、长长的树影，树影并不暗，呈深灰色，湿湿的感觉。清晨，缕缕清香，仿佛来自布满潮湿树影的园子，沁人心脾，缕缕阳光就像少女纤细的手指。突然，一条银带般的，晶莹透亮的露珠，像断线的珠子，在离他不远处流过。它不停地流动，并没有渗进土里。紧接着，它猛地一动，出乎预料，转了方向，消失不见了。原来是一条青草蛇。尼克不寒而栗。
尼克很奇怪，高兴时，他会高声地自言自语，像她妈妈一样，喜欢高谈阔论，喜欢谈论富有哲理的事情。
“活着多么美妙，”他暗自思忖。“可是为什么会常常伴有伤害？当然，是有上帝存在。不过，如果真的有上帝存在的话，那么，上帝应该就是我。”他从树梢到树根上下看着一棵微微摇曳的杨树，湿漉漉的树叶就像一片片锡箔纸。“我命令它停止摇动。”他拼命地用吃奶的劲，克制自己，憋住气，不出声，用尽其意志之力：“请静止不动，”这课杨树立刻纹丝不动。尼克开心地笑了，随即跑到河里去沐浴。
他的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分子，被判绞刑，但被沙皇暂时特赦，现强制服苦役。他母亲是埃里斯托夫家族的格鲁吉亚公主，是个被宠坏但漂亮的女人。她依然年轻，总是迷恋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同情反叛分子，支持叛乱活动，主张极端学说，吹捧著名演员，帮助不幸的失败者。
她疼爱尼卡，把他的名字，因诺肯提，改成很多听起来傻里傻气并且愚蠢的昵称，比如什么“伊诺切克”或“诺亲卡”，她还把他带到梯弗里斯给她家人显摆。在那里，尼克印象最深的是庭院里的一棵枝叶蔓生的大树。树干粗壮，生长在热带，树叶像大象的耳朵，足以遮住南方炙烤的太阳。尼卡不能苟同他们的说法，这棵树是植物，不是动物。
这个男孩随他父亲糟糕的姓氏不好，所以伊万·伊万诺维奇希望尼克能够随他母亲的姓氏，如果他母亲同意，伊万·伊万诺维奇准备请求沙皇允许尼克换成母亲的姓氏。他躺在床上，对整个世界愤愤不平，想到其它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认为他是谁，怎么能这样野蛮干涉他的生活？他要教训他在那里罢手。
那个娜迪娅！就因为她十五岁了，就有权利对他嗤之以鼻，像对小孩一样和他讲话吗？他会给他点颜色看看！“我恨死她了，”他不止一遍地自言自语道。“我会杀了她。我带她去划船，把她淹死。”
他的妈妈也非常精明。当然，离开时，她向他和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撒了谎。在高加索附近，她那儿都没去，就在最近的转轨站，换车向北前往彼得堡，现在正在和学生们一起向警察射击，可他却活活烂在这个鬼地方。然而，他比其他人都聪明，他会杀死娜迪娅，退学，跑去西伯利亚找父亲，进行反抗。
池塘四周长满了睡莲。小船驶入睡莲，船儿过处，沙沙作响；船驶过的地方，才显露出池塘的水，仿佛像西瓜汁从裂缝中渗出来一样。
尼卡和娜迪娅在采摘着睡莲。两人同时抓住了一枝结实的、坚韧的茎秆；茎秆将两人绞到一起，他们的头相撞，小船像被带钩的篙子钩住似的，向岸边移去。那儿莲茎更短，更加缠结；朵朵白花艳丽，花心放着红光，看起来犹如带血斑的蛋黄，随着水波，时而隐到水里，时而漂浮水面。
娜迪娅和尼卡继续采花，小船被压得越来越倾斜，两人几乎一起攀附在倾斜的船舷上。
“我讨厌上学，”尼克说。“是时候开始我自己的生活了——是时候步入社会挣钱谋生了。”
“我正要问你怎么解含有平方根的方程式。我的代数不好，差点就补考。”
尼卡听出她话里有话。不用说，这是提醒他还是个小孩子呢。平方根的方程式！尼卡压根还没尝过代数是什么滋味哪。
他丝毫没有表现出受侮辱的样子，满不在乎地问了一句，但随后立刻就觉得太蠢了：
“长大以后，你要嫁给什么样的人？”
“嗅，早着哪，还没想过。可能谁也不嫁。”
“请你别以为我对这事感兴趣。”
“那为什么要问呢？”
“你是傻瓜。”
他们发生了争执。尼卡想起了早晨他曾经十分厌恶女人的心情。他警告娜迪娅说，如果没完没了地叫嚷，就淹死她。
“你试试看。”娜迪娅回应说。他一把拦腰将她抱住，两人扭在一起，失去重心，结果一齐跌进了水里。
两个人都会游泳，不过睡莲缠手缠脚，而且还够不到底。最后，他们总算踩着陷脚的淤泥，躺水走到岸边。水像小溪一样从两个人的脚下和口袋里流出来。尼卡感觉非常疲惫。
如果这事发生在不久以前，比如说今年春天，他们一定会这样浑身湿透地叫嚷、嘲骂或是哈哈大笑起来。
然而，现在他们都一言不发，还没喘过气来，由于刚才发生的荒唐事而感到压抑。娜迪娅还在默默地生着闷气。而尼卡手脚和两肋像是被棍子打了似的浑身酸痛。
最后，娜迪娅又以大人的口吻说了声：“神经病！”尼卡也像个成人似地说：“请原谅！”
两个人向住宅方向走去，仿佛是两只水桶，在身后留下一道湿漉漉的印迹。他们穿过一片有蛇出没的土坡，离尼卡早晨见到蛇的地方不远。
尼卡想起了夜间自己那种奇怪的肉体亢奋，想起了黎明时刻自己那种无所不能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一切顺从他的意愿。现在他该做什么呢？尼卡在想。此刻，他最大的愿望又是什么妮？他觉得最想要的和娜迪娅再次一起滚到水里，而他将竭尽所能搞清楚是否这个愿望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