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乾隆三十三年（1768）恰克图章程
乾隆三十三年（1768）恢复恰克图贸易后，皇帝特别指示库伦办事大臣订定恰克图章程，拟定开市后对俄罗斯贸易策略。八月二十六日，寄信谕旨：
寄信瑚图灵阿、庆桂等，商人来时，明白晓示此次再开市与俄罗斯人贸易，非以前贸易可比，断不可显露情愿贸易，暗增俄罗斯物件价值，朕断难姑容。此特为尔等利益，若不令俄罗斯人倨傲，尔等始有获利，妄增价值致俄罗斯人倨傲，尔不能获利。要知道只有一体遵守章程贸易，若经查出有暗增价值贸易者，定行驱回张家口治罪。应通行明白晓示禁止事项：不得透露系官方交办、不得显露情愿与俄罗斯贸易之貌、商人亦不许暗增价值。着瑚图灵阿、庆桂知悉，密查制定，清楚饬交索琳，密示商人，应妥协办理。[53]
乾隆皇帝的意思为商人与俄罗斯贸易，不能表现情愿与俄罗斯贸易的样子，也不能私下给俄罗斯货物增价，并且不能透露官方介入。
乾隆皇帝交代库伦办事大臣瑚图灵阿等制定章程，瑚图灵阿与索琳商议，第一项是设置行头。瑚图灵阿说：“不肖商人只先到边口欲求获利，不顾前后，有将俄罗斯物件增给价值者，亦有将我们物件减价卖给俄罗斯者。尤有甚者，俄罗斯物件内，此人给价十两，那人在底下增给银十一两、十二两，为利争执时，俄罗斯人渐行知觉，故意抬高他们的货物价值，跟他们的人收税，又将白鼠皮、水獭皮等毛皮说是禁止之物，胡乱谎骗索取高价，因此先前为撤商事。”[54]因此，瑚图灵阿议定将商人按照内地贩卖布匹、茶叶、烟、瓷器等时，各有行头，以平稳货物价格。进库伦的货品分成八项：绸缎、布、绒线、细青茶叶、砖茶叶等粗茶、烟、砂糖干果、瓷器。商人中携带最多物品且人又老成者充当行头。行头会同商人统一定价，所定的价钱要禀告章京。
又，针对上述商人托卡伦章京噶勒桑代卖货物，清政府加强对恰克图商人的管制。蒙古地方旷野广阔，处处皆可通恰克图，由理藩院颁给“准许在恰克图贸易”字样钤印执照，经卡伦章京等验看后，再行通过卡伦。若无准许贸易字样院颁执照，俱不许通过卡伦而驱回。现存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十三年（1788）恰克图官员的《交代清册》中有《验销部票号簿》、《验销库伦路引号簿》，可见恰克图官员严格执行查验商人院票工作。[55]
其次，对于商品的价格，恰克图章京与商人秘密决定，并不可以透露给俄罗斯人知情：
将商人来到恰克图之日期应详细登载档案，务视来到日期之先后，挨次将先到商人系何项物件，卖完之后，再将后到商人的物件接续售卖，后来的人，不得逾越先来者而贸易。俄罗斯哪项物件应如何折价，如何依时应增价，应减价之处，亦照此由行头等会同各商人研商统一去买换，永远禁止暗中妄行加价争着买换俄罗斯物件。这些俱交给部院章京详查，严加管理。仍将官方交办情况，断不可透露给俄罗斯，在内秘密办理，商人内若有图利不遵守禁令者，章京巡查拿获，或被人首出，除商货入官外，仍送回边口交地方官治罪，如此我各项物件皆有定价，挨次贸易，以杜俄罗斯侥幸之心，对我商人亦能真正有利。[56]
恰克图官员的《交代清册》中有《三街进货报单》、《三街买货报单》、《议减俄罗斯货物价值册》，说明恰克图官员掌握商品价格，不能任由商人私自胡乱削价竞争，以确保商人利润。1852年，俄国人获知恰克图章程，并将其翻译成俄文登在《莫斯科新闻》上，提到：“恰克图官员每天晚上召集所有的商人在一起会商，会商后要向自己的负责官员提供一份报告，说明会商结果。扎尔固齐（官员）再做出最后的结论，于每天早晨向商界公布告示，指出不应当再换俄罗斯的哪些商品和应当增加自己的哪些商品。”凡违背扎尔固齐的每日商情告示而造成过失者，罚禁闭六天，然后禁止贸易半个月。凡向俄商透露商业秘密者，诸如：俄罗斯商品在国内的价格或者需求量等，就应当关禁闭。透露恰克图贸易章程或扎尔固齐每日商情告示的秘密者，杖五十，赶出恰克图，该商人的生意交给别人经营。[57]从库伦办事大臣制定恰克图章程可知，清朝皇帝、官员与商人共同策划管理贸易活动，以争取商人最大利润。
恰克图章程第二项为蒙古与俄罗斯贸易章程，限制蒙古王公和喇嘛到恰克图贸易。恰克图附近有蒙古人买俄罗斯物件时，除价值百两银子以内物件，令其任意贸易外，若呼图克图之仓及四个部落各札萨克等派人去买其家用物件时，务必书写所携带物件及银两数目，差委人员名字。如系呼图克图仓的物件钤用商卓特巴印信，若系各札萨克物件，各自钤用札萨克印信，行文恰克图部院章京，由部院章京交给行头，将各项物件价值明白告诉来者，以与俄罗斯贸易，他们买来的物件，皆是他们家里需用的，并非售卖者。[58]乾隆四十二年（1777）上谕：“伊犁、乌鲁木齐均系新疆地方，距离哈萨克布鲁忒边界甚近，此项化缘喇嘛形同乞丐，如令伊等任意在新疆各处行走，偶出卡伦边界，流入哈萨克布鲁忒地方殊多关碍。非但不宜令往哈萨克布鲁忒地方，即喀尔喀地方与鄂罗斯境界相通亦不可令其前往。”[59]
乾隆三十四年（1769）恰克图郎中留保住奏与俄罗斯贸易情形，提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初八日起至今年正月底止，我商人陆续共有六十余队抵达，员外郎秦保带领回族人等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到达了。贸易货物清单与价值可参见附录1—1。留保住遵章程，议定“在商人内挑选老成者八名充当行头，会同各商人务照所定数目而行，估算前后共分五班，五日一次轮班贸易，将我商人物料价值数目大方地给俄罗斯看，照前将俄罗斯物件价值数目，十分减一二分、三分不等贸易时，仍间隔几日，视我货物项目内多寡、俄罗斯人求买多寡按时稍增、略减，亦视俄罗斯物件项目之多寡，应略为增减等处与商人会商定议，断不许在下私增价值争竞，致俄罗斯人倨傲”[60]。
附录1—1为留保住奏折附带的商品价格表。这些商品以“京布”作为计价标准，一桶京布等于3两。价格上分为“旧价”、“新价”，中国的商品价格被提高，而俄罗斯商品则被减价。以下分五项物品来讨论。
1.丝绸
恰克图的商品以绸缎最为昂贵，名目有杂色大贡缎、杂色小贡缎、杂色大洋缎、杂色小洋缎、杂色五丝缎、杂色立绒、杂色花绸等。丝绸是俄罗斯贵族阶层所需的货物，根据孟宪章主编的《中苏贸易史资料》记载，花缎的丝织品每年出口量为一至两万块，其他品种的丝织品每年共计600—4，000块。[61]
2.布匹
十八世纪中俄恰克图贸易，中国输出大量的棉织品，在西方资料中所谓的“南京布”每年进口可达三十万块，“大布”每年进口可达二十万至三十八万块，每块长13—20俄尺。棉织品在恰克图贸易中作用如此重要，以致其中之一的“南京布”，可以长期充当俄中贸易的交换单位。在棉布中，南京布占交易额的八分之七，大布占八分之一。南京布因其价格低廉，不仅在西伯利亚，在俄国各地特别是妇女喜欢穿着。大布仅在西伯利亚行销，在俄国几乎未为人所知。[62]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显示，南京布实为“蓝京布”，是南方的布匹在北京染色，依据布匹的产地可分以下几种。
第一，京布。中俄贸易是实物交易，以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但计价的物质为布匹。根据乾隆三十四年（1769）所订的价格，小京布每桶作银3两，大京布每桶作价小京布的1桶4匹。所谓“长期充当俄中贸易的交换单位”的布匹为小京布。此外还有杂色九寸布等于3桶小京布。贸易的布匹还有青上海布、大平安布、小平安布、平乡布、绒花布等，价格都高于小京布。“京布”是北京染的布。京靛蓝布，南来细布在京染的称为京靛。[63]米勒、帕拉斯提到被俄国人称为“机泰咔”（Kitaika）的布匹最为畅销，这种布经久耐用，在所有中国棉制品中最为廉价，它还染成了红、褐、绿、黑四色。[64]科尔萨克提到各种颜色总是混合搭配装在一捆里并且不允许从中挑选。这段描述可证明这布为“三色小京布”，它以数百万俄尺的数量出现在俄国贸易的各主要市场上。[65]
第二，两湖布。刘秀生的研究提到运到口外的布有来自湖北德安府出产棉布长33尺、宽1.5尺的大布，细薄如绸。山西商人收购，称为边布，专门销往塞北。云梦县是湖北布销往塞北的中转站，该县城内宽间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闻之故老云：西客来处贩布，必经云城改捆，捆载出疆，历远不变色。不由云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黄河，布多霉暗。[66]
第三，上海布。上海梭布较京布细致，且染色也艺高一等。《当谱集》载，大凡色之夺魁者，红色头等是南红，南边染的，次等是（河北）南宫县。皂青京师染高者也，苏色以蓝为高。[67]
还有一种是南毛蓝布，是苏州染的，其形细而软。其色鲜而翠，又名曰对子蓝。[68]杂色毛布价格是小京布的两倍，每桶6两，加长毛布每桶9两。中国商人接受俄国商人为居民生产商品的长期定货，专门生产适合俄国人的各种布匹，这些商品都有特殊标志，其包装也适宜长途运输。[69]
毛布有杂色立绒、杂色毛布、加长毛布、绒花布等。大凡布上之绒毛是织成之时，就机以刀剐之。[70]新疆贸易的布匹名义上由藩司与织造两衙门承办，实则均系交商承办。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所定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将近一世纪，毛青布每匹价银都维持在三钱七分，拟定毛青布酌量每匹加银五分。棉布原定每匹价银三钱，加银二钱。[71]恰克图贸易的三色小京布每匹三钱，并没有官员反应价格不合理。
3.绒线
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生丝透过走私的方式运到恰克图，但还是满足不了俄国商人的需求。1747年和1755年，俄商在伊尔库茨克开办了两个绸缎工厂，以中国的生丝制造腰带、头巾和带子，仍以手工方式生产。[72]附录1—1中有足斤丝线、包子丝线，一普特（相当16.7公斤、28华斤）上等生丝价值150卢布；次等生丝价值75卢布。毛线也差不多进口同样的数量。[73]中国生丝的输入，促进了俄国丝织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1729—1796）在位期间，喜欢仿效西欧贵族时装式样的俄国显贵们对丝织品的需求大增。丝织企业的数量不但在欧俄各城市，而且在西伯利亚有所增多。[74]
4.茶叶
十八世纪茶叶出口为次要商品，白毫茶每年出口约12，500普特。但茶叶的需求不断增加，饮茶者有区域和身份上的区别，居住在俄罗斯亚洲的布里雅特人原是蒙古人，喜欢喝砖茶；居住欧洲的贵族喜欢喝珠兰茶、白毫茶、武彝茶等，所以茶的价格差距很大。珠兰罐茶由每罐34两提升为48两；白毫罐茶由每罐22两提升为36两；武彝箱茶每箱由11两提升为18两。至于粗茶如斤包青茶、砖茶、帽盒茶，价格相对低廉。有关茶叶的研究，将在后面章节详细讨论。
5.瓷器
中国销往俄罗斯的瓷器种类有细磁茶闭、细磁全闭、洋磁杯盘、洋磁壶、洋磁罐、洋磁酒樽、粗磁七寸盘、粗磁五寸盘、粗磁饭碗。所谓“茶闭”是盖碗加碟，“杯盘”则是一樽一碟。据说蒙古贵族使用的茶具也是茶闭。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所藏商人妻子的绘画，她饮茶用瓷盘，显示其富家气派。
此外，还有一些商品如陶器、玻璃、珊瑚、珠子、扇子、乐器、家具、漆器、搪瓷品、针、白铅、大米、蜜饯等。
商人共同议定价格的方式确实替商人赚得许多利润，科尔萨克说中国人有能力把像米泽里茨基呢这样的商品，在距离其产地9，000俄里之外的地方，卖得比在莫斯科便宜17%，但茶叶在离产地几乎同样距离之上，在俄罗斯的价格却是原产地价的四倍。[75]
松筠（1754—1835）于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六年担任库伦办事大臣，他在《百二老人语录》中提到：“俄罗斯与卡（恰）克图接壤处，驻一部郎，系由理藩院派往，三年一换。此部郎所司之事，最关紧要，其故何也？内地许多商人以缎布、茶、烟等物，历年由张家口贩往卡（恰）克图地方与俄罗斯贸易伊等黑狐等皮张、粗细毡片，携回张家口售卖。两边各物虽均有定价，而部郎尤需留意稽查管理换易，方有裨益。其章程大约由张家口所去之商民，均令在卡（恰）克图居住三月，商人等所换一切物件，禁止任意先后回口。必俟各商互易完竣，作为一队一同启程回口。从此商贾人等虽得先换物件，总不能先行进口，是以均各遵照原定价值缓缓与俄罗斯易换，价不至增可获厚利。且有三个月之期，部郎亦易督察矣。督察之道，凡商贾初次贩去之物件数目查明令开细单登记，继与俄罗斯何物换易伊之何物，又令开一细单。核计原物之价，仍将所换俄罗斯之等等物件亲为查阅，与原定价数额算相符，方准交易。若有增价贸易之人，照依定例治罪，将物件抄没入官。”[76]商人遵照议定价格与俄罗斯易换物品，不增价可以获得厚利。商人在恰克图居住三个月后，一起回张家口。理藩院郎中的任务在登记商人贩卖物品详目，以及和俄罗斯易换物品的清单。如果商人擅自增价，将依例治罪，货品抄没入官，以上基本上维持恰克图章程的规定。
乾隆五十六年松筠奏报后，双方商人不准欠账，还签订协议书。此因乾隆五十六年上谕：“适因俄罗斯人等恭顺请求通商，业已降旨照旧同俄罗斯贸易。惟我中国商人凡与外藩互相贸易时，当将双方买卖货物算明，即速果断结账。倘不即时结账，听其日久，以致互相欠账，定会产生争端。如今藏人与廓尔喀人贸易欠账，不便快速结账，廓尔喀人等又因藏人妄图侥幸而行勒掯，方致起衅，复兴战争矣。”西藏和廓尔喀的战争，促使乾隆皇帝谕旨库伦办事大臣和恰克图章京应留意双方贸易的债务问题。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松筠与俄国伊尔库次克省长签订协议书，规定“恰克图商人等，以和睦之礼，仍依照旧章通商。双方商人各自分别管理，所有货物，不超过相互约定日期，当即结账，不准欠债”。又对盗匪的规定“倘有持械杀人、明抢暗盗等事，即遵旧例，当即就近札饬踪迹，照原定限查拿，解往边境，由办事官员共同质审明白。中国人照内地条例办理，不必给俄罗斯官员验看；俄罗斯国人则照俄罗斯之法任意办理，中国官员等亦不必验看。各自界内依法办理事项，双方官员互相调取文书，晓谕出事地方之员，以固守戒律，赔罚掠夺什物之各项，悉遵行原定旧例十条，断不可违背办理，亦不可食言”[77]。
乾隆皇帝上谕“严禁商民拖欠、加价，以及赌博奢华等事”，在张家口市圈通行晓示。库伦办事大臣松筠曾说：“恰克图商贩多有奢侈淫逸太过者。”[78]乾隆皇帝对商人奢华服饰提出针砭：“商民等服色国家原有定制，不得妄行僭越。内地商民虽富有巨万资本，服用亦不过布匹、羊皮，及遇有节令拜贺之事，亦仅外褂用绸面而已。恰克图贸易商民后来渐至奢华淫赌，以衣服饮食夸耀于人，甚至常穿绸缎细毛袍褂，特常宴会必用贵重之物，此岂本分。”[79]商人在恰克图买卖毛皮相当容易，但清朝以服饰区分贵贱阶层，商人穿着细毛皮属僭越行为，所以乾隆皇帝严加禁止。
乾隆年间库伦商民事务衙门登记商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领部票，在《库伦市圈商民等花名进口贩货次数册》上登录商民的铺户名称、携带货物数量，以及部票张数。商民的铺号图记也必须登记，乾隆五十四年（1789）库伦办事大臣的咨文称：“查库伦铺商内由口贩货者，只有五十三家。今将某铺伙计几人，每年进口依次开写花名册三分，本处与该监督处各存一分，其余一分咨送察哈尔都统大人存案备查。除册造有名商民外，如他商前来库伦请领路引赴口贩货概不准行。其每年所贩货物数目出口时呈验清单核对，庶不致有冒请路引私贩夹带出口之弊。相应移咨察哈尔都统大人商办。”[80]察哈尔副都统观明发现从库伦回来的商民中，有十八位商民与出口原册开载的名字相符，有四位靳鹤、张伯玉、曹裕锦、任尚古在原册中没有记录。因此，观明要求“发给路引之时，毋庸注写商民之名，即可添用该铺号图记，另注写清册一本，咨送本衙门以备查”。这案例说明察哈尔副都统职责之一为稽核商民照票。像靳鹤等四人无票者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81]
乾隆四十八年的档案称恰克图有中西东三街以及东升街。官员的交接清册中有《三街有部票铺户人名册》、《三街花名册》、《三街入甲甘结册》、《东街、东升街点名册》、《中街点名册》、《西街点名册》、《东街、中、西、东升街花名甘结》，可见商人受到严格管制。有部票的商人住在三街，居住恰克图衙门提供的官房中，必须接受点名并编入保甲中，所以有入保甲甘结册，商人之间互相联保。恰克图的东街、中街、西街铺户数参见表1—4.1、表1—4.2。
官员调查恰克图西街花名册记载铺户33家，共人数82人，其中一人铺户最多占57.58%。山西汾州府汾阳县40人，占48.78%，其次是陕西西宁府23人，占28.05%。西宁府的穆进朝、马有龙为大黄专卖的回商，是清朝政府扶植的商人，所有雇工（21人）都是西宁人。中街花名册记载铺户25家，共人数86人，山西汾州府汾阳县71人，占82.56%。东街花名册记载铺户12家，共人数37人，山西汾州府汾阳县29人，占78.38%。
表1—4.1 恰克图商人的籍贯
表1—4.2 恰克图三个街道上的铺户数
（续）
另一种是商人没领部票，从乌里雅苏台或库伦带着砖茶、烟、糖等货物到恰克图，官员记录进货报单，《恰克图贸易商民人数清册》为货物册档，放入市圈，听其售卖。[82]恰克图活动的人员若无部票者则编在《客工人花名册》、《菜园人花名册》，这些人另住东升街。[83]这些没领部票的商民造成恰克图存在许多小铺。以下讨论嘉庆四年（1799）的贸易新法，再予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