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绩的两种文集及其佚诗

前几天微信转发了田晓菲教授的大作《误置：一位中古诗人别集的三个清抄本》，可惜仅有《引言》和《结语》两部分，目录显示正文含《王绩与其文集的两位编者》《陆淳的真正编选标准探赜》《压制庾信》三节，全文刊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十五辑。该刊该期我是有的，混在一大堆书刊中，难以找到。好在大体意思已经明白，找来阅读反而有着意商榷之嫌。微信转发后，葛晓音教授评论：“王绩和庾信在诗歌风格和写作手法上的传承关系，我早在90年代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就已经论述过。”此书我也有，也不再翻读了，原因一样。我要表达的是另一些看法，与两位杰出女学者之所见，取径有别，所见合处并非有意抄袭，不同处也非立意反驳。不合规范，读者谅之。

一、王绩两种文集的不同命运

明清两代流通的是据说经过唐陆淳删节后的三卷本王绩文集，存诗仅五十多首。清代仅以抄本存留的五卷本《王无功文集》，经过韩理洲先生校订，1987年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引起唐诗学者的极大关注。两个文本比较，诗文皆有所增益。就文的部分说，仅增加《元正赋》一篇和赞六篇，其中《元正赋》在稍早刊布的敦煌文本中也有。赞六篇，加上三卷本所存之十多篇历代异人高士的赞文，我比较倾向于就是王绩编纂而久已不存的《会心高士传》赞文。就此而言，两种别集中文的部分，陆淳删刈不多，可以确认。诗的部分，五卷本存一百一十多首，三卷本仅存五十多首，删刈过半，其间原因，值得商讨，容下文再说。

三卷本虽是明清两代通行的王绩文集，但在宋代，通行的是五卷本而非三卷本，且三卷本可能出自后人之分拆。

一是见于唐末至宋元著录者，如《日本国见在书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所载，皆为五卷本。其中《新唐书》沿袭《旧唐书》，《通志》沿袭《新唐书》，《文献通考》沿袭晁陈二目，未必亲见，但至少《日本目》和《郡斋》《直斋》二目为实藏目，可以看到五卷本流通的情况。二卷本仅见《崇文总目》载《东皋子集》二卷，《宋史·艺文志》载陆淳《东皋子集略》二卷，提到的较少。今存陆淳《删东皋子后序》没有提到卷数，很可能三卷本更经后人拆分。

二是宋人大量引到三卷本以外的王绩诗，也可见五卷本的通行。全引者如：《古今岁时杂咏》卷三三引《九月九日》一首：“九日重阳节，三秋季月残。菊花催晚气，萸房避早寒。霜浓鹰击远，雾重雁飞难。谁忆龙山外，萧条边兴阑。”但收于崔善为诗后，缺署名，《全唐诗》卷八八二据以补为崔诗，误。《春旦直疏》：“春夜犹自长，高窗来月明。耿耿不能寐，振衣步前楹。怀抱暂无扰，自觉形神清。遐想太古事，俯察今世情。淳薄何不同，运数之所成。叹息万重隔，已闻晨鸡鸣。回首东南隅，□□□□□。谁知忘机者，寂泊存其精。”《分门纂类唐歌诗一·天地山川类》收录，《全唐诗补逸》卷一补出。《阶前石竹》：“上天布甘雨，万里咸均平。自顾微且贱，亦得蒙滋荣。萋萋结绿枝，晔晔垂朱英。常恐零露降，不得全其生。叹息聊自思，此生岂我情。昔我未生时，谁者令我萌。弃置勿重陈，委化何所营。”见《分门纂类唐歌诗》卷九二，《全唐诗》卷八八二据补。另《唐文粹》卷一六下收《初春》一首，《唐诗纪事》卷四题作《春日》，《全唐诗》卷三七据后书收录。《阶前石竹》，《全芳备祖前集》卷二七仅引英、生、情、萌、营五韵，《全唐诗》卷三七据录时拟题《石竹咏》。至于引到三卷本无而五卷本有之诸诗残句者，则有《韵语阳秋》卷一一录《被征（《韵语阳秋》作召）谢病》巾、春、贫三韵；同书同卷引《独坐》初、虚二韵，又引《咏怀》同、空二韵；同书卷一七引《围棋长篇》全、边二韵。《野客丛书》卷一九引《春晚园林》琴一韵，同书卷二〇引《端坐咏思》诗“咄嗟建城市”一句。《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八引《周氏涉笔》引《山园》经一韵。《杜诗赵次公先后解丁帙》卷四《送李功曹之荆州》注引《自答》“人间何劳隔，生涯故可知”二句，同书《戊帙》卷一〇《送高司直》注引《病后醮宅》“公干苦沉绵，居山畏不延”二句，同书《戊帙》卷六《秋日夔府咏怀百韵》注引《久客齐府病归言志》“沉绵赴漳浦”句。宋本《记纂渊海》卷六九引《被举应征别乡中故人》“自惟蓬艾影，叨名兰桂芳”二句，“芳”字出韵，为“芬”字之误。以上诸佚诗，《全唐诗》仅采及其中很少一部分，大多失辑。因为五卷本之刊布，其可信度自不容置疑。这些实例也证明，五卷本为宋代通行的王绩本，仅仅因为偶然的原因，五卷本进入明清两代，仅为个别藏书家所存，靠少数藏家的传抄，不绝如缕地得以幸存。这里，一切仅是偶然，很难用刊本或抄本理论来诠释。

二、吕才与陆淳编删王绩集的不同理路

吕才《王无功文集叙》云王绩“与李播、陈永、吕才为莫逆交”，李播为方士李淳风父，陈永不详，吕才则《旧唐书》卷七九有传，称其“善阴阳方伎之书”，并录其叙《宅经》《禄命》《葬书》三篇，及作乐制礼诸事，此必绩亦所擅长者。叙云：“君所著诗赋杂文二十馀卷，多并散逸，鸠访未毕，且编成五卷。”是编集时有各体诗文二十多卷，所谓“多并散逸，鸠访未毕”，可能是实写，但也可能曾有所删削。叙中述及王绩事迹较详，值得玩味的是以下几节。一是王绩年十五游长安，谒越公杨素，杨素始倨而后恭，“与谈文章，遂及时务。”即王绩少即通当世之务，杨素与他谈及早年其兄王通上文帝十二策事，认为“虽天下不施行，诚是国家长算”。二是述及隋末动乱之时，王绩因与夏王窦建德下中书侍郎凌敬有旧，遂“依之数月”。敬“知君妙于历象，访以当时休咎”，绩“以星道推之，关中福地也”为答，似乎已经预见唐兴而夏败。凌敬，事迹附见《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建德称帝，敬初为国子祭酒，后晋中书侍郎，为窦的主要谋士。当此天下大乱之时，王绩到河北四战之地看望旧友，似乎不能仅看作笃于友情。以他之早岁留心当世之务，当四海崩坏之时，奔走道途，目的不言自明。其兄王通即好谈王霸之术，另兄王度《古镜记》则借古镜言君臣遇合，引王绩语云“人生百年，忽同过隙，得情则乐，失志则悲，安遂其欲，圣人之义也”，即有乘间一展所怀之愿。再有其家族后人王福畤、王勃父子之行为，亦复如此，王绩乱时奔走四方，显然在寻求机遇。终于无成，自不妨继续行他的高蹈之志。虽无确证，可以揣测，在吕才编录王集时，应该已经在贞观末年，天下归于一统已成定局，王绩早年若有颂隋附夏之文字，大多已经删削殆尽。此吕才编辑王集之必有之义，以此尽友人后死之责，可以想见也。

陆淳的时代晚于王绩、吕才约一个半世纪，学术和文学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是中唐《春秋》学派的中坚人物，这一学派最重要的主张，是在安史乱后的特定环境中，重新发现《春秋》一书的现实意义，开宋学尊王攘夷的先声。此点在删略王绩诗时并无明白的反映。日人著《天台霞标四编》卷一存陆淳《送最澄阇梨还日本诗》：“海东国主尊台教，遣僧来听《妙法华》。归来香风满衣裓，讲堂日出映朝霞。”或疑伪托，对了解其文学趣尚没有价值。他之所虑，还以《删东皋子后序》所述为要。其说云：“庄叟之后，绵历千祀，几于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与物冥，德不外荡，随变而适，即分而安，忘所居而迹不害教，遗其累而道不绝俗。故有陶公之去职，言不怨时；有阮氏之放情，行不忤物。”即认为王绩是庄子以后千年，真能体会随变而适、随分而安的人物，览其集而想见其人，而以“等是非，遗物我”为极致。他为形塑王绩之此一出世形象，对吕才《王无功文集叙》作了大幅度之删削。前面引到的早谒杨素部分，全部删去，王绩游河北一节，仅存“隋季版荡，客游河北，去还龙门”几句，对吕才津津乐道的方术预见之言，入世不遇之迹，也大多删去。无他，服从于前述旨趣而已。至于删诗中对袭庾信诗风而文辞华丽骈偶部分之删削，可见中唐诗家风习之变化，毕竟那时庾信早已被时代超越了。

三、陆淳所删王绩佚诗所见他的多面人生

严格来说，陆淳《东皋子集略》二卷是一部王绩个人诗的选本，似乎在唐宋时期影响并不太大，但幸运地保存下来，且因五卷本王绩集在明清两代之不为世知，在很长时期内，多数学者认为王绩的诗就是他选出的这些。所幸五卷本也已为我们所知，得以了解王绩诗文写作的完整面貌——尽管这个面貌也是吕才遴择后的文本。当然，这里谈王绩的佚诗，其实是要谈陆淳没有选取的是哪些作品，这些作品为什么为陆淳删弃，比一般地谈选集的选取标准来说，有更大的难度。我手边正在做的王绩诗，逐首下已经标识了各自在两种文集中之有无和文本差异，区分开来读并不困难，读后更感到茫然。

首先应该说，吕才所传王绩生平，隐瞒了一些重大事实。佚诗中有《洛水南看汉王马射》：“君王马态骄，蹀躞过河桥。雨息铜街静，尘飞金埒遥。铁丝缠箭脚，玉片抱弓腰。日□矜百中，唯看杨柳条。”这位汉王应即隋炀帝之弟汉王谅，王绩早年曾入汉王幕府。他的《在边三首》，更写他曾“昔岁衔王命，今秋独未旋”，生活很艰苦：“穹庐还作室，短褐更为衣。”但守节不移：“犹擎苏武节，尚抱李陵弓。”汉王曾长期驻守并州，且与北边突厥有密切交往，此应为王绩早年经历。又《久客齐府病归言志》：“君王邸茅宽，修竹正檀栾。构山临下杜，穿渠入上兰。天人多晏喜，宾寀盛鹓鸾。王舄镇花簟，金环□果盘。斗鸡新市望，走马章台看。别有恩光重，恒嗟报答难。沉绵赴漳浦，羁旅别长安。玄渚芦花白，黄山梨叶丹。故人傥相念，应知归路寒。”这里的齐府，应是指武德间齐王李元吉府，是王绩曾在齐王府长期为客。吕才《王无功文集叙》云王绩“贞观初，以疾罢归”，以往认为是指待诏门下省事，结合此诗，应该是在玄武门事变齐王被杀后，遭遣散离开长安。这些诗均含较多的入世情节，陆淳将其删除，可以理解。

就一般情况看，陆淳确实删除了一些文辞繁缛之作，保存了多数简朴明快的作品，诸如《野望》一类清疏之作，《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之类有情趣之作，《独坐》《未婚山中叙志》之类谈家事之作，《食后》《采药》之类服食之作，《赠程处士》《醉后口号》之类愤世耽酒之作。其中五言四句的短诗保存尤多，但也保存了《赠梁公》《赠李征士大寿》《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等长篇作品。就组诗言，全取《古意六首》，但不取内容相近、文辞更显简朴的《山家夏日九首》。《题酒店楼壁绝句八首》，陆氏所选五首为：“洛阳无大宅，长安乏主人。黄金销欲尽，只为酒家贫。”“竹叶连糟翠，蒲桃带麹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倚垆便得睡，横瓮足堪眠。”“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酤。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不选的三首是：“欲识幽人伴，非是俗情量。有业开屠肆，无名坐饼行。”“或问游人道，那能独步忧。饮时含救药，醉罢不能愁。”“仲任书卷尽，君平卜数充。相逢何以慰，细酌对春风。”八首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去取之间很难看出明显的标准。

前文说到陆淳特别赞赏王绩从儒入道，接承阮籍、陶潜放情出世之精神，就录诗遴选来说，既可以看到这样的立场，但也不难发现相反的例证。最得陶诗风神者如《春晚园林》：“不道嫌朝隐，无情受陆沉。忽逢今旦乐，还逐少时心。卷书藏箧笥，移榻就园林。老妻能劝酒，少子解弹琴。落花随处下，春鸟自须吟。兀然成一醉，谁知怀抱深。”得阮籍《咏怀》风神者如《独坐》：“托身千载下，聊思万物初。欲令无作有，翻觉实成虚。周文方定策，秦帝即焚书。寄语无为者，知君晤有馀。”《山夜》：“仲尼初返鲁，藏史欲辞周。脱落四方事，栖遑万里游。影来徒自责，心尽更何求。礼乐存三代，烟霞主一丘。长歌明月在，独坐白云浮。物情劳倚伏，生涯任去留。百年一如此，世事方悠悠。”很可惜，陆淳都弃而不取。再如《赠薛学士方士》（今人或认为“方士”二字为衍文）说“昔岁寻周孔，今春访老庄”，说明他从儒到老庄的转变，“物情争逐鹿，人事各亡羊”二句，更显示从世乱逐鹿到歧路亡羊经历中的人生感悟，可以说是王绩从入世到出世的转折之作。可惜，也不入陆淳法眼。

如果说从中唐诗学氛围来看，近体诗特别是七律已经成为主流作品，王绩集中仅有的两首七言近体却没有选取。一首是《解六合丞还》：“我家沧海白云边，还将别业对林泉。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彭泽有田惟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但愿朝朝长得醉，何辞夜夜瓮间眠。”虽然粘对很不合辙，但颈联以彭泽与步兵为对，恰符合陆淳赞王绩继承阮、陶精神之主旨，诗意也很出世。另一首是《过程处士饮率尔成咏》：“莫道山中泉石好，莫畏人间行路难。蜀郡垆家何必闹，宜城酒店旧来宽。杯至定知悬怪晚，饮尽只应速唱看。但使百年相续醉，何愁万里客衣单。”仍不合律，“杯至”对“饮尽”更属不妥，然“但使百年相续醉，何愁万里客衣单”，见其得陶公真传。在七律发展史上，这两首真可仔细讨论，难道陆淳就因声律不合而不存二诗吗？

因此，我觉得吕才与陆淳在相隔一个半世纪间，两次编录王绩的诗作，对王绩之为人与诗歌成就，有不同的取舍，从不同立场形塑王绩的人格精神，保存了诗人的两种文本，给我们提供了从不同立场、角度考量评价的机会。他们希望突出他们认可的理想人格，但又无法抹去诗人曾经的多面人生；他们就所处文学氛围存留诗人最优秀的作品，但又不可避免地显得顾此失彼，难以坚持始终。其实王绩是如此，阮籍、陶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阮籍为躲避司马氏而轰醉两月，陶潜在桓玄、刘裕幕府中参与机密，他们的人生态度与时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可贵的是他们能够走出来，将自己的感悟和体会传达给世人，方能成就他们的伟大。王绩也是如此。

三卷本不尽为陆淳原本，陆续有人将伪诗补入，如《北山》为王绩《游北山赋》中数句，《过汉故城》为吴少微诗，《益州城西张超亭观妓》《辛司法宅观妓》为卢照邻诗，《咏巫山》为沈佺期诗，读者应有所了解。近人所补《绩溪岭》一诗，我赞同已故陶敏教授之所见，为明景泰五年（1454）进士、直隶华亭人王绩所作，与唐初王绩无关。在此仅作提示，不一一说明了。

（刊（文史知识》2017年12期）

附言：本文发表后，《文献》杂志嘱我外审过一篇文章，认为明清所传三卷本《东皋子集》并非陆淳所删本，而是明人据唐宋典籍所存王绩诗编录而成，举证详赡，足可定说，谨附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