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初诗史的理解与误读

如上所列，将诸多元明易代诗人视作“明初”诗人，很容易割裂他们与元末诗坛的联系，从而改变对文学史面貌和进程的认识，对某些文学史现象的理解也由此出现偏差。考究历代对元、明诗歌的评论，其中形成的诸如“元诗近纤”、明诗“盛于国初”、“国初”诗分五派等看法，有在元末明初诗史演进的具体型态中进行重新审视的必要。本书第二章将就明诗“盛于国初”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此处主要对“国初”诗分五派的看法进行辨析。

明初诗坛分为五派的看法，是明清时期关于明初诗歌的一个重要认识。其说出自胡应麟的《诗薮》，他在谈到“国初”诗坛的格局时说：“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第格不甚高，体不甚大耳。”⁽⁴⁾同时又列举其时的诗坛闻人说：“国初称高、杨、张、徐。季迪风华颖迈，特过诸人。同时若刘诚意之清新，汪忠勤之开爽，袁海叟之峭拔，皆自成一家，足相羽翼。刘崧、贝琼、林鸿、孙蕡，抑其次也。”⁽⁵⁾诸人中，除了汪广洋、贝琼、袁凯等之外，其余的高启、刘基、刘崧、林鸿、孙蕡等人即为上述吴中、越、闽、岭南、江右五诗派的代表人物，而杨基、张羽、徐贲则都是“吴中四杰”的成员。

胡应麟以五派综括明初诗坛，一方面是出于艺术批评视野的选择，按照他的论诗标准，这五派诗人在当时居于主流，其领袖为当时处于第一层次的诗人，其中也包含了审美判断在内。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他对明初诗史的建构，受到了自身诗学观念和批评视野的影响。明代诗学批评的兴起，大致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其特点之一，即表现为鲜明的流派意识和地域观念。影响所及，后人探讨明代诗歌，多引述其中看法而少作辨析，往往直接将其等同于明代诗歌的“历史”，而较少考虑其中掺杂的“当代意识”：一种建立在流派意识和地域观念基础之上的明代诗史图像。近人王国维（1877—1927）在与日本汉学家林泰辅（1854—1922）讨论学术研究时曾提醒说：“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⁶⁾明初诗史的认识，亦当注重“事实”的考辨，审慎看待后世以流派意识建构的诗史图景。

胡应麟关于明初诗史图像的描述虽然只是略具轮廓，却对后世的明代诗史建构产生了影响深远，历来各家论及明初诗坛面貌，大体遵循以五派为基本框架的格局。对各派的成员构成，胡应麟虽未作更多提示，但从明代诗话的相关论述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等明诗选本中，仍能知其大概。其中除了群体性质比较明显的吴中、闽中、岭南，其他属于越地和江右的诗人，则多被归入越派与江右诗派当中。经此归并与分类，明初诗坛的面目逐渐变得清晰，形成颇为整饬的格局。

然而胡应麟的五派之说，对明初诗坛来说仍存在需待解答的疑惑：其一，若他所说的“昉”为“起始”“开创”之义，是否意味着高启、刘基等五人开创了这五个诗派，或者当时诗坛存在以五人为代表的五个诗派？“派”的内涵又是什么？其二，将五派都定格于“国初”（即明初），他们在年代上是否一致？是否能反映明初诗坛的整体面貌？其三，明初诗人的分布与群体活动，是否都具有如此明显的地域特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有了各派的称呼？类似问题的回答，自然离不开文献史料的支撑，但同时也可能需要放宽视野，跳出由明清诗学批评所构建的明初诗史图像，将元末与明初诗坛联系起来作整体观照。

具体到胡应麟所说的各个“诗派”，相互间情形并不一致，有的属于在当时虽已初具形态，却也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派”的特征；有的甚至只是出于后人的想象与建构，并非真有其派存在。其中吴诗派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但可以算是一个有着集体活动的诗人群体，而高启则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北郭十子”“吴中四杰”虽然都是后起的称呼，其成员也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不过高启等人确曾以诗唱和，只是时间主要是在元末，入明以后相互间尽管仍偶有唱和，却并无固定的诗社活动，各人也因为遭际的不同而星散各地，少有聚会，不复群体之称。⁽⁷⁾岭南诗派活动的跨度相对较长，然而也是元末较为活跃，入明以后相对沉寂，群体各人间的互动和唱和也不复从前。⁽⁸⁾关于闽中派和江右诗派，钱谦益曾说：“国初诗派，西江则刘泰和，闽中则张古田。”⁽⁹⁾刘泰和即刘崧，张古田即张以宁，二人均活跃于元末，入明以后并无突出的文学表现。而一般认为闽中派即是以林鸿为代表的“闽中十子”，其渊源则追溯至杜本及蓝仁、蓝智兄弟。

胡氏所说诸派当中，以林鸿为代表的闽诗派算是略具规模的明初诗派。周亮工在《闽小纪》中曾说：“前朝林鸿子羽诗文，一洗元人纤弱之习，为开国宗派第一。”⁽¹⁰⁾邵铜《鸣盛集后序》也称：“子羽林先生，吾闽善赋者之巨擘也，国朝诗派，起于先生。”⁽¹¹⁾尽管都不免乡里之私，然而若将时间限定在明初，却也有一定道理。与吴中、岭南的群体活动主要在元末不同，闽中派成员之间的唱和主要在洪武以后。诸人之间既曾结社倡和，兼且又有高棅编选《唐诗品汇》，算是有较为统一的理论主张，因而也往往被视作诗歌流派。而至万历年间，闽人袁表、马荧编选《闽中十子诗》，则可说是对这一流派的“最终认定”。⁽¹²⁾

相比之下，胡应麟所谓以刘基为代表的“越派”，却并不具备“派”的性质。刘基虽是元末明初重要的诗人，但他并无任何曾开创诗派的迹象，他在元末相与唱酬最为密切的是色目诗人石抹宜孙，二人唱和的诗集《少微唱和集》曾由王袆作序。入明以后，刘基的诗歌创作主要以内在情感表达为主，甚少与人唱和的作品。而相互间交往密切、唱酬应和的宋濂、王袆、胡翰等婺州文人，在元末和明初都主要是以理学和文章知名，从未以诗人群体的面目出现，这在上文已有所论。因而将其视为“明初”五个诗派之一，略显名不副实。

大略考察吴中、岭南、江右等地诗人群体的活动，可以发现，他们在元末诗坛都曾有丰富的群体活动和诗歌创作，只是在当时“铁体靡靡”、以杨维桢为中心的诗人群体的映照下，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同时也由于各群体的代表诗人在后世的文苑传、诗文评及诗选中被作为明代诗人，其在元末诗坛的创作活动及表现遭到遮蔽，未能进入元代文学史书写序列当中。由此返观元末诗坛，须将吴中、岭南等诗人群体与以杨维桢为中心的玉山雅集、铁崖派等诗人群体结合起来看待，对他们在元末诗坛的同台竞技应有更明晰的认识，充分意识到当时诗坛不只存在“铁体”一种声音，除此之外的喧哗众声也同样绚烂多彩。唯有如此，或能减少对文学现象和诗史进程的误读，对“元末—明初”诗史图景有更真切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