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线串珠：研究的理路

刘勰曾经批评陆云，“士龙思劣”，“敏于短篇”。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的研究可能亦如士龙，因为“思劣”，一向不善于“宏大叙事”，构筑宏大的理论体系。我的学术研究，通常是围绕一个研究对象，从具体问题开始，然后理线串珠，形成专著。

因此本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与拙著《魏晋经学与诗学》相同——不采用“通论”式，而采用“问题”式。所以本书仍然以专题论文为基本形式，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分章分题，展开论述。这种研究固然可能使问题的论述更加集中深入，避免重复研究，但是往往也可能使读者诸君只见树木而难见森林。——具体的“问题”研究，反而容易遮蔽对历史人物的整体认知，难以获得“知人论世”的完整印象。为了弥补这一弊端，本书开篇即综论人物，作为理解人物思想、创作的导引。这样反而使本书形成了一个明确理路：人物综论、异议考辨、理论分析、创作研究、因革扬弃、接受影响，庶几使作家与创作、文献与理论、历史与逻辑构成一种网状的逻辑联系。在章节安排上，依据内容，或合论，或分论，不拘一格。具体分为七个方面，九个章节：

“悲剧人生论”，揭示二陆人生悲剧的时代和个人的原因。与一般文人相比，二陆的悲剧浸染着更鲜明的时代性和主体性。白云苍狗的时代变幻，造就了二陆跌宕起伏的悲剧人生；华屋丘山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二陆出处行藏的艰难抉择；贵胄孑民的尴尬身份，决定了二陆高傲自卑的双重心态。而支撑二陆行为、心态以及价值选择的背后，则是其东吴文化与洛下文化碰撞、交织、融贯而形成的多元文化品格。其中，积极用世的观念、重铸家族辉煌的遐想，使二陆最终走出华亭旧里，游走于仕宦洛阳的刀锋之上，上演了一幕令人扼腕叹息的人生悲剧！

“生平著述考”，考证二陆的籍贯、行迹疑点及其著述、版本。稽考史料，辨正二陆之祖籍、出生地及其行政区划的变迁，重新论证“吴郡吴人”结论之可靠；驳斥了学界曾经流行的“被俘说”、“二次入洛说”及“太康二年入洛说”。二陆文集散佚，所著子书不存。今之所见，乃宋人“裒合散亡，重加编辑”而成。而且，世传的宋本二陆文集在抄录、翻刻过程中，又形成多种版本系列。本章放罗网佚，考证著述；爬梳剔理，论其版本。为此，笔者还专门赴台，考察流传于台湾地区的二陆文集的珍稀版本。其中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丛书堂明钞本《陆士龙文集》，乃海内孤本，版本意义尤其重要。

“文集异议考”，考证二陆文集中争论较大、至今尚存异议的作品，或典籍记载、《文选》注释、现存版本皆存讹误的问题。由于二陆集散佚严重，唐李善注《文选》时所见之二陆集就已经大量残缺，今之所见乃是宋人重编之《晋二俊文集》，因此后代文献记载互相抵牾者甚多。具体涉及两类问题：一是二陆集中的讹误、伪作（误收）、存疑作品；二是二陆集中的重要异文、篇名、错简。对于历代版本篇名之误、文集误收他人作品、《与兄平原书》以及序与正文的错简等，悉加考证，以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材料。

“思想体系论”，论述二陆思想特点及文学理论之贡献。在思想上，陆机以伏膺儒术为思想基点，恪守传统而又超越传统；陆云以玄体儒用为思想基点，汲取玄学而又超越玄学。如果说陆机思想尚存汉末士族精神的回响，那么陆云思想则是东晋士族精神的先声。在文学理论上，《文赋》以构思论、创作论、文本论为核心，分层论述了文思、文则、文术、文病、文用等系列问题。《与兄平原书》在谈艺片段中，论述了语言文体、情感意义、文气风格、文学功能等，构筑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创作和批评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抽象意义的美学范畴。在创作与批评、理论与范畴上，二者构成互补性的理论联系。

“文学创作论（上）”，论陆机文学创作。其诗歌既浸染洛下绮丽繁缛，又继承建安慷慨任气，并融入正始忧生之嗟，以“缘情”为质，“绮靡”为态，“质理”为骨，从而具有继承与解构建安风骨的双重文学史意义。陆机拓展了赋的题材范围，推进了赋的骈体化。色彩斑斓的体物言志，表现出强烈的主体色调；二元相生的抒情方式，深化了辞赋的艺术表达；清丽疏亮的语言风格，升华了辞赋的审美境界。其散文说理精微，风格遒壮；政论言论慷慨，说理警策；序文叠意回舒，互相映带；表笺昭明心曲，指事切要；韵文因体设文，因文敷辞。说理抒情或铺张扬厉，丽辞腴旨，或假喻达旨，圆润简约，或语言洗练，风格典雅。

“文学创作论（下）”，论陆云文学创作。情理兼擅的诗旨，意象晶莹的诗境，典雅灵动的诗格，经纬有致的结构，是其诗歌之特点；因情取象的情境，清省简约的表达，流泽无间的文气，是其赋之特点。散文辞锋通脱，舒卷自如，其奏启用笔端庄，情辞雅正；书信论人说理，委曲周详；杂体用笔诙谐，杂以嘲戏。韵文传颂兼被，赋写风雅，其诔文传体颂文，缠绵凄怆；颂赞赋笔敷写，因风入雅；箴文摛文简深，理逾针石，在西晋文章中乃是出乎类而拔乎萃之作。

“文化视域论（上）”，论陆机“缘情绮靡”及拟乐府、拟古诗的文化源流关系。“缘情”是诗歌的审美发生，“绮靡”是诗歌的审美特征；这一诗学范畴，既接受曹丕诗学，渗透佛教因子，又投映言志抒情的传统诗学影响。其拟乐府，在对象选择上蕴涵鲜明的主体审美取向，生命感喟中蕴涵复杂的现实人生内容，在艺术上有汲取，有扬弃，或雅正，或俚俗，变化多端，别构一体。拟古诗清晰的主体色调，超越的诗歌意态，饱满的生命张力，使二者在形式上是对汉代文学的回归，在主体、意态、风神上又是对汉代文学的革新。建安乐府和陆机拟古，是从精神与形式的相反两面表现出历史和时代的文化精神。

“文化视域论（下）”，论陆云本体诗学及赋体理境、《九愍》文体形态的文化生成本原。以“自然”为审美本体，以“清”为审美理想，是陆云本体诗学的核心，这一诗学观直接源于老庄的“自然”本体论。因象成思，藉思成理，由本质抽象到哲理升华，使象、情、理构成互生互证的圆融关系，是陆云赋理境营构的突出特点，这既拓展了屈辞之情境，又将宋玉以来赋之说理，由游离于文本书写体系之外而融贯于书写体系之内，从而刷新了赋的审美境界。其《九愍》内容模仿《九章》，兼采《离骚》、《渔父》；体裁源于汉代“九体”，又别取《九歌》，然而主体统一，取象连贯，意脉贯通，从而成为“九体”中最为圆熟的作品。

“文学影响论”，论二陆对于中古文学的贡献及其褒贬抑扬的文学史际遇。二陆与西晋文学是二维互动的关系：洛下文学的抒情体式、新声绝曲、文体意识，深刻影响了二陆；二陆创作的鲜明主体、孑民之痛、悲怆之音，也拓展了西晋文学的审美境界。二陆对六朝文学的影响，在表达内容上主要表现在玄理、性情和声色三个方面；在影响路径上，陆云本体自然的诗学观深刻影响了两晋之际的文风，陆机的“缘情绮靡”论则对晋宋、齐梁之际的文风影响尤深。然而，元嘉体之“顺从性情”、永明体之“音韵天成”、宫体诗之“委自天机”等理论，则使本体自然与缘情绮靡在情性、声韵、情色抒写中，获得有机统一，其文学史意义尤为重要。二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际遇，唐前褒奖者谓之“一代文宗”，明清贬责者谓之“魏诗之渣秽”。这种沉浮升降的不同际遇，在时间次序上，可分为三大阶段：两晋六朝，经典地位形成期；唐宋，经典地位确立期；明清，经典地位分化期。其中，陆机一直居于前台，陆云时时隐蔽幕后。但王夫之《古诗评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却推尊陆云，表现出别样的审美眼光。

简要言之，二陆虽然出身相同，文化同根，年龄相亚，声气互通，且政治上进退同趋，文学上切磋琢磨，但是性情、思想、文学观念以及创作的题材、体裁、美学风格却又各有不同。大致上说：性情上，士衡“言多慷慨”，偏于耿介；士龙“文弱可爱”，偏于温和。思想上，士衡“伏膺儒术”，偏于儒学；士龙“谈老殊进”，偏于道家。文学观念上，士衡“曲尽其妙”，重于工巧；士龙“雅好清省”，得乎自然。诗歌体裁上，士衡善五言，士龙善四言；美学风格上，士衡偏于繁缛轻绮，士龙偏于省净自然。在文学史上，士衡跫音空谷，回响热烈；士龙润物无声，潜移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