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文版序言

一百多年以来，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一直由李嘉图所创立的正统学说所主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正统学说一成不变。恰恰相反，这一学说一直在演变，其中那些变化的部分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然而该学说的假设前提、核心要素与思维方式却令人吃惊地保持原样。我本人正是在这样的正统学说以及它持续的转变下成长。我学习之、教授之、创作之。在圈外人看来，我也许还是他的信徒。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眼里，本书在本质上和正统学说一般无二。但是在撰写本书以及引发本书灵感的另外一本书的过程中，我本人已经清楚地知道，我将要与之决裂、对抗、背离，进而获得解放。这样的一种心态，可以解释我在此书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尤其是在某些段落所作的有争议的批注。本书的写作风格过于注重持特定观点的那些人，而忽视了其他的大多数人。我当时试图说服周边的人，便没能直接针对外界的意见作出回应。

三年后的现在，我已习惯于新的理论，并全然忘却旧时的观点，假如我重新撰写这本书，必将竭尽全力避免这一错误，并以更为清楚简明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之所以说这些，既是向法国读者作一番解释，也是为自己作一番辩解。与英国不同，在法国李嘉图正统理论的权威性甚至主导了当代学者的思想。在美国，情况与英国基本相同。但是在法国，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自二十年前处于鼎盛时期的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派结束后，便再无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派（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其影响力消失很久之后——也是我第一次成为《经济杂志》的一名年轻的编辑时——我还从他们那里传承了一份责任：为许多人给勒瓦瑟、莫利纳里、勒罗伊·博利撰写讣告）。

假如查尔斯·吉德能够拥有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同样的影响力和权威，法国的情况就会与我们英国更为相似。事实上，法国的经济学家是折中主义者，大多数的观点都没有根植于系统性的思考——我们英国只是偶尔为之。正因为如此，法国经济学家也许更容易理解我的观点。但另外一个结果是，当我说到古典学派和古典经济学家，法国的读者有时会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而我的英国批评者们则认为我是用词不当。因此，为方便法国读者理解，我认为有必要简短地说明我的思维方法和其他方法的关键差异。

我将我的理论称为通论。通论这个词指的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经济体系的行为，也就是总收入、利润总量、总供给、就业总量、总投资、总储蓄，而不是特定行业、企业或个人的收入、利润、产出、就业、投资及储蓄。我的观点是，针对孤立的个体得出的正确结论延用到整体，这种做法大错特错。容我举例说明。就经济整体而言，用于储蓄的收入——未用于当前消费的收入——等于且一定等于新增净投资，我的这一观点被斥为自相矛盾，并引发广泛争议。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储蓄和投资的这种等量关系，放在经济整体中是成立的，但放在个体中就未必总是成立，那么这个现象就立刻得到解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个人的新增投资与个人的储蓄存在某种关系。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个人的收入与其消费多少，投资多少没有关系。但我必须指出，我们不能由此结论忽视如下事实：个人的消费与投资是需求的两个来源，而需求又是其他个人收入来源，因此总收入并非独立于个人的消费与投资倾向；而既然个人的消费与投资倾向又取决于他们的收入，因此我们就在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而且将无可置疑且轻易地证明，两者之间是一种完全精确且必然的等量关系。

客观地说，这个结论看上去平淡无奇。但由此可以推导出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结论。一般认为，产出和就业的实际水平，不是取决于生产的能力或者前期的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生产者当下所作的生产决策，而这样的决策又取决于投资者当下所作的投资决策以及消费者当下所作的关于当前及潜在消费的预期。进一步而言，一旦我们知道了消费倾向及储蓄倾向（我的定义）——也就是如何分配给定收入的个体心理倾向，对一个经济整体带来的结果——我们就能计算，什么样的收入水平，进而什么样的产出和就业水平，能够使给定水平的新增投资，在利润上实现平衡，这样的计算结果可以推导出乘数理论。同样道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储蓄倾向的提高会导致收入和产出的减少，投资倾向的提高会导致收入和产出的增加。这样我们就能分析那些决定经济整体收入与产出的要素——我们就有了真正的就业理论。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和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财政、公共政策以及经济周期之诸般问题显著相关。

本书的另外一大特色，便是利率理论。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持有如下观点：一、当前的储蓄率决定了自由资本的供给，二、当前的投资率决定了投资需求，三、利率是储蓄供给曲线和投资需求曲线所决定的均衡价格。但如果总储蓄在普遍意义上必然等于总需求，那么很显然，上述解释完全不能成立。我们必须另寻解决方案。在我看来，利率所保持的，不是新增资本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而是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人们对于流动性的需求，与满足这种需求的手段之间的平衡。在这里，我要回顾一下19世纪之前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比如孟德斯鸠就相当清楚地洞察到这一真理。他在法国的地位可以和亚当·斯密相提并论，是法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凭借其敏锐的洞察、清晰的思维和良好的直觉——经济学家应有的品质，将重农学派抛在身后。孟德斯鸠的理论细节，我只能通过本书的文字加以阐述，我将拙作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我所关注的第三个要点——研究的对象是货币和物价。下述观点代表着我彻底摆脱了一度困扰我的货币数量理论。我认为，全社会物价水平的决定方式，和单个物价的决定方式一般无二，也就是说，都受到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技术条件、工资水平、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以及市场及竞争的状况，不仅决定了个体生产的供给条件，也决定了全社会生产的供给条件。企业家决策——提供了个体生产者的收入——以及那些个体如何分配那些收入的决策，决定了需求条件。价格——单个价格以及全社会物价水平——就是供需这两者作用的结果。在这个阶段，货币以及货币的数量并非是收入的直接影响因素。它们在更早的阶段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工作。货币数量决定了流动性资源的供给，从而决定了利率，并和其他一些因素（尤其是信心）结合，决定了投资倾向，并通过业已确定的供给和需求，进一步决定了全社会的收入、产出、就业以及物价水平（每一步都结合其他的一些因素）。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萨伊所创理论的主导范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诚然，他的“市场定律”早已被大多经济学家所抛弃，但人们却仍未摆脱其基本假设，尤其是，需求是由供给所创造这一错误的观点。萨伊的理论有一个隐含的假设，这就是经济体系总能实现其最大产能，因此任何新的经济活动总是以牺牲原有的经济活动为代价，而不会有新的增加。后来的经济理论几乎都是建立在这条假设之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必要条件。然而，建立在这条假设上的理论，显然没有能力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的问题。也许我可以用一句话向法国的读者解释这本书的主旨，这就是，我的生产理论是对萨伊理论的彻底抛弃，而我的利息理论则是对孟德斯鸠理论的一次回归。

J. M. 凯恩斯
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1939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