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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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幸福与肉体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课题。哪怕是读《幸福论》，读者的肉体状况也会成为问题所在。
例如读阿兰或希尔蒂的《幸福论》，病弱的读者和美式足球选手所获得的感受就截然不同。读后是觉得不屑一顾还是得到安慰，可以说完全取决于读者的肉体状况。
正是“读者”的肉体将书籍的“历史性”变为了“现时性”。阅读，如果可能的话，也需要读者在开始之前做准备运动和训练。
（假设现在要以时速100公里的气势阅读詹姆斯·乔伊斯[1]的《尤利西斯》，病人或者中高考备考生是不行的。要想“对抗”乔伊斯那种多汁性的语言，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胃和舌头，但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对抗”而进行的准备运动，很难达到阅读行为化的高度。要想真正具备将乔伊斯笔下的主人公赶回都柏林的实力——体力，那就是改善体质的问题了。）
席勒笔下最为著名的“友情论”叙事诗《奔跑吧，梅洛斯》，经由太宰治之手，瞬间被改造成了一种书斋式的心境。死刑犯梅洛斯，为了能赶上自己被行刑的时刻，从遥远的故乡翻山越岭奋力奔跑赶赴刑场。他不是为了自己的死刑，而是为了报答代替自己身陷牢笼的石匠赛利奴提乌斯对他的信赖。
梅洛斯为了回应舍身为己的赛利奴提乌斯的友情，拼尽全力赶往刑场，终于在赛利奴提乌斯被押上断头台即将执行死刑的那一刻赶到了。
那个见面的场景，在席勒的叙事诗中只是二人相视而笑，然后故事就结束了。因为席勒明白，在那个微笑中能领会到的幸福，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述的，一旦付诸语言，就会沦为感情的“解说”。
但是太宰治在那个场景中加入了“辩解”。塞利奴提乌斯说道：“梅洛斯，请打我吧！我在这三天之中，有过那么一瞬，怀疑了你，怀疑你根本没打算回来。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你产生怀疑。所以，若你不来狠狠打我，我将无法拥抱你！”话音落地，梅洛斯也开口道歉：“这三天之中，我也曾怀疑过你一次啊。”于是，两人互相打了对方后相拥而泣——这种饶舌的描述，让幸福被情绪消除了。两位主人公用彼此的行动去除了有如活化石般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段“沉默”，阻碍了幸福的思想理论化。
这种严肃主义精神的匮乏，并不是没有读者批判。三岛由纪夫就曾这样评价太宰治：“太宰治这个人，只要让他每天早上再早起三十分钟，出去跑个步或是做做器械体操之类的，就会主动改变想法了吧。”我对这个评价颇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点在于，三岛由纪夫是作为一个读者，在做健美训练之后读了太宰治才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不是法西斯，我没打算说若是一千万人都去锻炼身体做器械体操，太宰治那样饶舌的文字就会消失。因为并不是只要锻炼身体就能解决一切的，现在也不是一个肉体美能获得赞赏的时代，拥有大力神海格力斯或者人猿泰山般肉体的人，现在只能去当兵或者做体力劳动，是没办法适应社会的吧。
我只想说，在从书籍“历史性”到阅读“现时性”的变化过程中，仅仅要求作者锻炼身体，而不要求读者是不公平的。若要使这两者之间的“论”成立，肉体所承担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