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永冻土里的病菌与竞相升腾的热浪
第一节 病原体的新生
2016年那个受到诅咒的夏天，反常的热浪袭击了古人曾经称之为“土地的尽头”的西伯利亚冻土带边缘。此处位于北极圈以内，远离美国政坛的激烈交锋，但热浪既从地表升腾而起，也从上方猛扑而下，俄罗斯亚马尔半岛的气温达到了难以想象的35摄氏度。野火熊熊燃烧，极地通常冰冻的土壤之下，沼气翻涌。
没过多久，当地牧民的孩子们染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它，因此也不可能认出它是什么。一名12岁男童突发高烧，出现急性胃痛，随后死去。俄罗斯政府部门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将几百名生病的涅涅茨人牧民空运到萨列哈尔德最近的医院。
科学家很快查明了是什么在侵袭这些西伯利亚定居点。异乎寻常的高温穿透俄罗斯的永久冻土层，深度远超往年，土壤因而释放出了一种病菌，自从1941年的战火吞没整个世界以来，这种病菌一直被封存于地下。它是炭疽杆菌，几十年前它杀死了成群的驯鹿，然后被封冻于永冻土之中的动物尸体里。那年夏天，一具被炭疽杆菌污染的尸体解冻，升上地表，炭疽杆菌随即苏醒，它完好无损，威力不减当年。[2]炭疽孢子渗入牧场，感染了驯鹿，并传播到饲养驯鹿和以它们为生的牧民身上。炭疽杆菌从未消失过，它们就像仇恨和部落主义之类的人类社会中的病原体，在这个向前发展的新世纪里复活。它们蛰伏在冻土中，等待机会，直到极端的环境变化让它们升上地表，恢复生机。
远在地球的另一侧，一个国家正处于痉挛之中，引发痉挛的是一场选举。这场选举会令西方世界震动，它必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精神转折点，被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和剖析。那年夏天到秋天，以及随后的几年，诸如恶毒婆娘、边境建墙和茅坑国家的言论[3]纷至沓来，你经常会在某些圈子里听见令人难以置信的惊呼，“这不是美国”，或者“我不认识我的国家了”，或者“我们不是这样的人”。然而，无论我们了不了解、承不承认，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样子。
热浪在北极圈升腾，也在美国的无数次偶遇中升腾。那年夏末，在纽约市这个位于最保险的蓝色州的深蓝色避风港，布鲁克林一位白人艺术家在帮助一位中年白人女性，他拎着她采购的日用品走向开往斯塔滕岛的南向地铁。
在那段时间里，两个人不可能对选情避而不谈。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季。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名女性作为主要政党的候选人参与美国总统竞选。这位候选人的名字家喻户晓，她是个不喜欢说废话的公众人物，按某些标准说甚至资格过高；她保守而慎重，尽管反对者说她欠缺生气；无论被问及什么政策或危机，她都能良好地掌握局面。她的对手是个专横的亿万富翁，一个电视真人秀明星，喜欢侮辱与他不同的每一个人，从未担任过公职，专家认为他不可能赢得他所在党的初选，更别提当选总统了。
竞选结束之前，这位男候选人会在一场全世界直播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不停攻击这位女候选人。他会吹嘘自己如何乱抓女人下体，他会嘲笑残疾人，鼓励对媒体和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使用暴力。他的追随者嘲笑女候选人，在这个亿万富翁主持的大规模集会上高呼“把她关起来”。他的言论和行为被认为异常粗俗，以至于一些新闻报道在播出前会加上给家长的建议。[4]
《卫报》在2016年写道，这个候选人“明显没有资格参选，他的参选更像是个恶作剧，而不是在严肃地竞争入主白宫的资格”。[5]
从表面上看，这里并不存在美国通常意义上的种族问题。两名候选人都是白人，生来就属于这个国家有史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但女候选人代表的是个更自由的政党，大体而言，它由人道主义者和被边缘化者组成的松散联盟构成。男候选人代表的是个更保守的政党，近几十年来，它越来越被视为在保护一种旧有的社会秩序，其主要的受益者和支持者都是白人选民。
两名候选人是两个相对的极端，同样被各自对手的拥护者厌恶。那个选举季的极端情况迫使美国人选择阵营，宣布自己支持哪一方，或者想方设法避而不谈。就这样，在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日子里，布鲁克林艺术家帮年长的女人拎着东西，而她转向他，直言不讳地问他会投票给谁。艺术家，作为一名进步主义者，说他打算把票投给民主党那位经验更丰富的候选人。刚买完日用品的年长女人肯定也猜到了，她对他的回答表示不满。她和数以百万计在历史中占多数的其他美国人一样，也被那个排外的亿万富翁的直言不讳哄得非常高兴。
仅仅几周前，亿万富翁还说过，就算他去第五大道上开枪打死个把人，他的追随者依然会把票投给他，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忠诚。[6]拎不动日用品的女人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深蓝色的圣殿里，她听见他的各种言论，解读出了他的信息。她认为她有必要教训这个艺术家，让他明白他的想法是多么错误，还有为什么必须把票投给正确的一方。
“对，我知道他有时候口无遮拦，”她承认道，凑近有可能皈依正途的对方，“但是，他将恢复我们的统治权。”
就是这一刻，早在总统竞选辩论和一连串爆料到来之前，这位布鲁克林男人意识到，尽管存在种种不利因素，尽管有着那么多历史先例，这个真人秀明星——虽说在有史以来一切竞选者之中，他的从政经验最少——确实有可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
竞选变得不再只是一场政治竞争，而是一场为了争取主导地位而战的生存斗争，战场是其人口结构已经在我们脚下改变的国家。相貌类似于那位布鲁克林艺术家和前往斯塔滕岛的女人的人，祖先血脉能追溯到欧洲的人，早在合众国成立之前就一直是历史性的统治多数，他们在显而易见的等级制度中有着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种姓。然而，在这一刻之前的几年里，电台谈话节目和有线电视网已经在传播白人的总人口占比在逐渐下降的消息。2008年夏天，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根据他们的预测，到2042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白人将不再占人口中的大多数，在此之前，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其他的人口比例结构，没有过其他的存在方式。[7]
同一年秋天，就在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当中，仿佛是为了宣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种姓有可能从山顶滑落，一名非洲裔美国人，一个出身于历史上“最低种姓”的男人，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上台既过早地宣告了后种族主义世界的诞生，也激发了一整场运动，其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证明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领导这场运动的正是2016年参选总统的那个亿万富翁。
低沉的吼声在水面之下悄然涌动，支配种姓[8]必将胜利的前景刺激了神经元，焦虑的人们找到了代言人。有些人因此变得大胆。新泽西南部的一名警长声称要像割草似的干掉非洲裔美国人，责怪民主党女候选人会“向所有少数族裔低头”。那年9月，他殴打一名被戴上手铐的黑人少年，而后者被捕仅仅是因为未经许可就在一个泳池里游泳。根据目击者所述，警长抓住黑人少年的头部，把它“像篮球似的”撞向金属门框。随着选举临近，这位警长对他的下属说，那个真人秀明星“是白人最后的希望”。[9]
全世界的观察家都意识到了这场选举的重要性。从柏林到约翰内斯堡，从德里到莫斯科，从北京到东京，2016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人们一直熬夜到第二天上午，等待从美国各个州返回的结果。美国之外的很多人完全无法理解：选举的结果不取决于普选票，而是取决于选举人团。这是美国从奴隶制的开国时代就发明的制度，各个州有权基于分配给它们的选举人票数和它们管辖范围内的普选结果来宣布哪一方获胜。[10]
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一共只有5次大选中选举人团或类似机制推翻了选民直接投票结果，然而其中有两次就发生在21世纪。两次中的一次正是2016年大选，这是一次不寻常情况下的碰撞。[11]
这次大选将引导美国走向孤立主义、部落主义、筑墙与自我保护、崇拜财富和以牺牲他人甚至整个地球为代价的巧取豪夺。计票结束和宣布亿万富翁获胜之后，全世界——特别是不太了解美国的种族与政治史的那些人——惊愕地发现，佐治亚州一个高尔夫球道上的男人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我了。他是南方邦联（即美利坚联盟国）的子弟，该邦联曾为了争取奴役他人的权力而向美利坚合众国开战。这次大选无论对他还是对他出生时的社会秩序来说，都是一场胜利。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记得有个时代，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现在咱们回到这个时代了。”
重返旧秩序、回归祖辈封闭的等级制度的情绪，很快就在仇视性犯罪和大规模暴力抢夺头条新闻的浪潮中传遍这片土地。总统就职日过后没多久，堪萨斯的一名白人射杀了一位印度裔工程师，他朝这位移民及其印度同事开枪时命令他们：“滚出我的国家。”接下来一个月，一名剃平头的白人退伍军人坐长途车从巴尔的摩来到纽约，前去执行屠杀黑人的“使命”。他在时报广场跟踪一名66岁的黑人，用剑将他刺死。这名袭击者将成为纽约州第一个因恐怖主义指控而被定罪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列拥挤的通勤火车上，一名白人用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口号攻击两名少女，因为其中一个少女戴着头巾。“滚他妈出去，”他咆哮，“我们这儿需要的是美国人。”三名白人男子出来保护两名少女，袭击者因此刺伤了他们。“我是爱国者，”袭击者在被送往拘留所的途中对警察说，“我希望被我捅的人都死了。”不幸的是，两名伤者没有活下来。2017年的那个夏天，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在一场因南方邦联纪念碑而起、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对峙中，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驾车冲进反仇恨抗议者的队伍，杀死了一位名叫希瑟·黑尔的年轻白人女性。
2017年将成为美国现代史上迄今为止死于大规模枪击的人数最多的一年。拉斯维加斯发生了美国最大的此类屠杀事件，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又一场大规模枪击，它们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公立学校、停车场和超市。2018年秋，匹兹堡的一所犹太会堂发生了美国本土最严重的一起反犹主义袭击事件，11位礼拜者遇害。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教区，一名男子试图撬开一座黑人教堂上锁的大门，闯进去向正在研习《圣经》的教友们开枪。他未能撬开门，于是前往附近的一家超市，杀死他见到的前几名黑人——停车场的一名黑人女性，她正要进超市买菜；一名带着孙子来买海报板的黑人男性。当时，一名持枪的旁观者碰巧在停车场见到了枪手，引起了枪手的注意。根据新闻报道，枪手对旁观者说：“别朝我开枪，我也不会朝你开枪。白人不杀白人。”
随后的几个月里，新上任的总统退出一个又一个条约，许多观察者对民主政治的终结感到绝望，为这个国家的命运担忧。这位新领导人凭着一己之见，带领美国退出了2016年的《巴黎协定》（世界各国借此协定共同对抗气候变化），任由无数人去哀悼这场已经走向失败的保护地球的竞赛。
不久，一群顶尖的心理学家（他们的职业只允许他们在一个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危险的情况下才能说出他们的诊断结果）走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他们提前警告美国公众，“自由世界”新上任的领导人是个恶毒的自恋者，对公众构成威胁。他当政的第二年，棕色皮肤的儿童被关进南部边境的监狱，他们前来寻求庇护，却被迫与父母分离。几十年来对空气、水和濒危物种的保护被草率地取消。腐败调查不断扩大，多名竞选顾问面临牢狱之灾，而一位在职总统被描述为外国势力的代理人。
反对党在政府的所有三个分支中全面失势，他们心急火燎，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们在2018年总算赢回了众议院，然而这仅仅让反对党得到政府的1/6（也就是立法分支的一半），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犹豫不决，没有启动在其职权范围内的弹劾程序。许多人担心反弹，担心激怒这个亿万富翁的基本盘，部分原因在于，虽然这些基本盘只占总选民中的少数，但他们中的多数来自支配种姓。总统追随者的绝对忠诚和反对派的进退维谷似乎损害了政府机构彼此制衡的体制，而如此体制被公认为我们的立国之本，用南卡罗来纳州一位民主党高官的话说，这意味着美国暂时不再是一个“功能完善的民主国家”了。[12]
任期第三年开始，总统在众议院受到反对者弹劾，却在参议院被忠于他的人宣告无罪，投票完全按党派分布，这反映了国家整体上的分裂。这仅仅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弹劾审判。[13]到现在，300多天已经过去，白宫没有为此召开发布会，华盛顿也没有照例追责。事情悄无声息地过去，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一般规程再次受到破坏。这个国家正在失去感到震惊的能力，难以理解之事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4]美国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原因促使数千万选民选择改变所有惯例，把这个国家乃至于全世界交给一个从未经受过考验的名流？此人没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服过役，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他和他的每一位前任都迥然不同，他的奇谈怪论就好像极端分子的制导装置。[15]是煤矿工人和汽车工人在停滞不前的经济形势下感到惶惑吗？是美国腹地的人民在向东西海岸的精英发动反击吗？或仅仅是一部分选民想看到改变？
真的是正如两位资深政治记者所说，参加竞选的那位女性，第一位如此接近这个国家最高职位的女性，她把竞选活动搞成了一个“可怕的烂摊子”吗？[16]是都市选民（指黑人）没去投票，而福音派选民（指白人）都投了？这么多人，这么多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他们需要医疗保障和子女教育，需要保护他们饮用的水源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工资，怎么可能像许多进步主义者在政治史那个转折点的迷雾中所说的，“投票反对他们自己的利益”呢？这些都是事后风行一时的理论，其中有几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说在了点子上。
地球一夜之间变了样子，至少看起来如此。多年以来，我们认为引起地震的是构造板块之间的碰撞，一块地壳被挤到了另一块的底下；我们相信我们一眼就能认出地表下的内部推挤大赛。在一场典型的地震中，我们能感觉到大地在脚下颤抖和开裂，能看见地震如何改变地貌或掀起海啸。
科学家直到不久前才发现，我们比较熟悉的地震，也就是发生时容易探测、破坏力即时呈现的那些地震，往往在它们发生之前，在我们脚下30千米甚至更深的地方，早已出现了跨度更长、移动更慢而灾难性更大的破坏，但它们太深也太平静，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无法被感知和探测。它们和我们能够感知和探测的地震一样强大，只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被察觉到，因为它们悄无声息，直到大地震在地表造成破坏时我们才会见到结果。直到最近，地球物理学家才拥有足够先进的技术，探测到地心更深处我们看不见的骚动。它们被称为“无声地震”。同样直到最近，环境才迫使我们在这个人类分裂的时代，去寻找人类内心看不见的骚动，去挖掘我们不满的根源。
回到美国大选那决定命运的一年，全世界的最北端，西伯利亚人还在努力从几个月前袭击他们的高温中恢复过来。数十名当地牧民被重新安置，一些人被隔离，帐篷被消毒。当地开始对幸免于难的驯鹿及牧民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他们多年来一直没有接种疫苗，因为上一次疫情暴发已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属于历史。“显然这是个错误。”一位俄罗斯生物学家告诉一家俄罗斯新闻网站。[17]军队不得不考虑该如何处置两千头驯鹿的尸体，以防止炭疽孢子再次扩散。[18]仅仅通过掩埋尸体来清除炭疽杆菌是不安全的。他们必须在焚烧场以500摄氏度的高温焚烧尸体，然后用漂白水浸透灰烬和周围的土地以杀死炭疽孢子，从而保护人们在这里生活下去。[19]
2016年和新千年行将结束的第二个十年带来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消息，它的重要性超过一切，对全人类来说也极为可怕：地球海洋和人类内心日趋上升的热浪能够让埋葬已久的威胁死而复生，有些病原体永远无法被杀灭，只能得到暂时控制，最好用不断改进的疫苗来对抗它们可想而知的突变。
我们只能希望人类可以得到教训：对于一种古老而顽固的病毒，我们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而是认识到它会永远构成什么危险，我们必须做好防护，警惕其长久存在的力量，警惕其突变、求生和休眠等待被唤醒的能力。这些病原体似乎无法被彻底消灭，至少现在还做不到，我们只能像对待任何一种病毒一样，尽量管控和预测它；而目前最有效的解毒剂大概就是远见和警惕，明智地不对它们想当然，绝不低估其顽固本性。
历史为何至关重要
我们去看医生，医生在治疗之前必定会询问病史——不仅是我们自身的病史，还有我们父母和祖父母的病史。除非我们在走进诊所时接过的写字板上填写完许多页表格，否则医生都不肯见我们。医生必须了解我们几代人的病史，然后才能尝试着做出诊断。
我们在表格中填写我们的病史和目前的症状，假装没有出现某些不适，歪曲使得我们走到现在这个阶段的完整真相，这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几乎没有问题能通过视而不见得到解决。
深入探究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像是去了解一个人的家族成员有没有酗酒或抑郁的倾向，或者自杀的发生率有没有超乎寻常，或者是否遗传了导致乳腺癌的BRCA基因突变。你不该因为得知真相而愧疚或羞耻地蜷缩在角落里。假如足够明智，你就不会禁止别人提到这些事。事实上，你该采取相反的行动。你应教育自己。你应找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和研究它们的专家去交谈。你应了解它们的后果和障碍、选择和疗法。你应为此祈祷和冥想。然后你应采取预防措施，保护你本人和你的后代，想方设法确保这些事情——无论它们是什么——不至于再次发生。
第二节 老屋与红外光
检查员把红外镜头对准天花板上一块古怪的隆起，不可见的光束在层层叠叠的板条中搜寻，探测肉眼看不见的东西。这座屋子是几代人之前建造的，我注意到一间备用卧室的灰泥角落里有个不起眼的破口，我将其归结为某种特色。随着时间推移，天花板上的这个隆起变成了波浪，尽管建造了新屋顶，但它依然继续扩大和鼓起。这个隆起不为人知地逐渐持续了许多年。老屋自有其热忱的一面，就像一位孀居的老姨妈，你甜言蜜语哄她，她就会讲个故事给你听；老屋也像一个谜团，或者一连串彼此相扣的谜题，等待你去解决。这个拱腹为什么藏在屋檐的东南角落底下？这块颜色不同的砖墙背后是什么？对老屋来说，整修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你也别指望会有做完的一天。
美国就是一座老屋。我们永远不能宣布修缮工作结束了。风、洪水、旱灾和人类的动乱都在冲击它的结构，而其原有基础中有待修缮的各种缺陷本来就在侵害这座建筑物。你在老屋中生活，多半不想在暴风雨过后去地下室，看一看雨水造成了什么损失。然而，选择不看，危害的是你自己的利益。任何一座老屋的住户都知道，你视而不见的东西不会自己消失。无论你选择看还是不看，潜伏的伤口都会溃烂腐坏。无知没法保护你，不作为的后果总会找上门来。无论你希望消失的是什么，它都会继续折磨你，直到你鼓起勇气，去面对你不愿见到的东西。
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民就像继承了一座房屋的屋主，屋子建在一块看上去很美的土地上，但它的土壤其实是不稳定的肥土和岩石，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起伏和收缩，裂缝得到了修补，但地底深处的断层已经悠然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很多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和这一切的开端毫无关系。我和过去的罪孽毫无关系。我的祖先没有攻击过原住民，也没有拥有过奴隶。”是的，很对。这座屋子建成的时候，咱们没有一个人出生。我们的直系先祖也许和它也毫无关系，但现在住在屋子里的是我们，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样的资产？门前街道有裂缝，墙壁拱起，地基开裂。无论好或不好，我们都是继承人。变形的柱子和托梁不是我们竖起来的，但现在要和它们打交道的是我们。
事实上，任何进一步的恶化都会是我们的责任。
若是不加处理，破损和对角裂缝不会自行修复。毒素不会消失，而是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扩散、溶解和变异。老屋里的居民会想方设法适应老旧建筑物里的特异之处和潜藏的危险。他们会在浸水的天花板底下放个水桶，撑起吱嘎作响的地板，跨过楼梯上那级朽烂的木阶。麻烦变得可以接受，而不可接受的仅仅变成了小小的不便。在老屋里生活得久了，难以想象的事物会变得平常。几代人之后，我们渐渐相信，不可思议的事物正是生活本来的面目。
检查员面对着天花板变形的难题，首先用传感器扫描表面，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潮湿。读数无法给出确定性的结论，于是他拿出红外线相机，拍摄类似于X光片的照片，其指导思想是除非你能看到问题，否则就不可能解决它。现在他能看到灰泥墙内部的情形，看到被墙纸或油漆覆盖的东西；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对我们所有人居住的老屋做同样的事情：检视一座多年以前建造的建筑物。
和其他老屋一样，美国也有一副从外面看不见的骨架，那是一种种姓制度，它是这个国家运作的核心，就像我们称之为家的建筑物中看不见的螺柱和托梁。种姓是我们彼此区隔的基础结构。它是人类等级制度的架构，是维持我们400年来社会秩序的潜意识指令。审视种姓制度就像对着光拿起这个国家的X光片来看。
种姓制度是一个人为的构造物，是对个人价值的固定和植入性的排序，它根据先祖和某些往往不可改变的特征，规定一个群体生而优越，而其他群体天生劣等；它所牵涉的特征从理论上说无关好坏，但在支配种姓的先祖设计的、有利于其自身的等级制度中被赋予了生死攸关的意义。种姓制度使用严格的、往往专横的界限来区分不同等级的群体，使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相互区隔。
纵观人类历史，有三个种姓制度极为突出。首先是纳粹德国的种姓制度，它悲剧性地加速发展，令人不寒而栗，已经正式宣告失败。其次是延续千年的印度种姓制度。最后是美国变化多端、不言自明、以种族为基础的种姓金字塔。它们每一个都依赖于给所谓的“劣等人”打上烙印，以让其待在社会底层所必需的非人化变得合理，为强制执行相关法规提供合理的借口。种姓制度能够恒久存在，是因为它往往被正当化，被认为是神明的意志，被认为源于神圣的文本或所谓的自然法则，从而在整体文化中得到加强，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种姓就像电影院里不言不语的引座员，手电筒的光束照亮过道，引导我们到指定的座位上观看演出。种姓制度中的等级与感情或道德无关，而与权力有关——哪些群体拥有权力，而哪些群体不拥有；它与资源有关——哪些种姓被认为值得拥有或获取和控制资源，而哪些不能；它也与尊重、权威和所谓的能力有关——谁天生就拥有它们，而谁没有。
作为将价值与特定的人类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手段，种姓时常在我们意识不到的地方引导着我们每一个人。它在我们的骨子里植入了对人类特征的无意识排序，它制定了规则、期望和成见，而这些东西曾被用来为针对人类内部某些群体的暴行辩解。在美国的种姓制度中，等级的标记就是我们口中的种族，它基于外表来划分人群。在美国，种族是种姓的首选工具、显而易见的诱饵和前台代理人。
种姓制度需要手段来区隔人群，种族完成了这个繁重的工作。假如说我们受到训练，用种族的语言去看待人类，那么种姓就是我们在幼年时期被写进潜意识的语法，一如我们学习母语那样。种姓就像语法，它会成为隐形的指导者，不但影响我们如何说话，更影响我们如何处理信息，影响我们不需要思考就能形成语句的自动组合过程。我们有很多人从没上过语法课，但我们从骨子里知道及物动词需要宾语，而主语需要谓语；我们不需要思考就知道第三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复数的区别。我们提到“种族”，是指一个人是黑人还是白人，是拉丁裔或亚裔还是原住民，而每一个标签背后，都有着长达几百年的历史，牵涉如何在人类等级结构中将既定观念和价值与生理特征联系在一起。
人们的相貌——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被指定或认为属于哪个种族——是其种姓的外在标志。那是向公众出示的历史性名片，规定了他们应该被如何对待，应该生活在哪里，有资格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担任什么样的职务，有没有资格就这个或那个议题发表权威性的意见，能不能在医院接受止痛治疗，其社区是否有可能毗邻有毒废物处理厂，水龙头是否会流出被污染的水，是否更有可能在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不因难产而死，执法人员能不能当街射杀他们但不受任何惩罚。
我们知道字母表里的字母是中性的，本身没有意义，直到组合成一个词，而这个词本身也不具备特别的内涵，直到被放进一个句子，得到说话者的诠释。黑色与白色被强加于人们身上，但这些人实际上既不黑也不白，而是深浅不同的各种棕色、米色和象牙色；与此类似，种姓制度将人们置于针锋相对的两极，赋予极点和两极之间的层级以意义，然后强化这些意义，在各个种姓过去和现在被分配、允许及要求扮演的角色中复制它们。
种姓和种族既非同义词也不彼此互斥。它们能够也确实在同一个文化中共存并相互加强。在美国，种姓是不可见的力量，而种族是它的可见媒介。种姓是骨头，种族是皮肤。种族是我们能够看见的、被任意赋予意义的身体特征，是一个人是什么人的速记符号。种姓是强大的基础架构，把各个群体钉死在其所属位置上。
种姓是固定而僵化的。种族是流动的、表面的，需要周期性地重新定义，以满足在当下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种姓的需要。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对白人的定义有过改变，但白人是支配种姓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恒定不变——无论在历史上的哪个时期，你只要符合白人的定义，就会被赋予支配种姓的法定权利和特权。更关键、更悲剧性的也许是，在阶梯的另一端，从属种姓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其他所有种姓绝不能接受的心理底线。
就这样，我们所有人从出生起就被扔进一场无声的战争游戏里，这场游戏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我们被列入并非我们自己选择的队伍。在这个将美国人分门别类的体系中，我们被分配到哪一方，由每个种姓所穿的队服决定，它标志着我们被假定拥有的价值和潜力。假如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跨越这些人为的区隔，建立起经得住考验的关系，那都足以证明人类灵魂的美好。
用可遗传的身体特征来区分内在能力和群体价值，这大概是一个文化能设计出的管理和维持种姓制度的最聪明的办法了。
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在谈到用身体特征来构成人群分类时写道：“作为社会与人群的划分手段，它的强度和依从性超过了其他一切标准，甚至包括性别在内。”[20]
第三节 一个美国“贱民”
1959年冬，马丁·路德·金领导了因罗莎·帕克斯被捕引起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在即将到来的庭审和胜利之前，他和妻子科雷塔来到印度孟买，拜访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父圣雄甘地的故乡。他们一下飞机，颈上就被戴满了花环，金对记者说：“去其他国家，我也许是个游客，但来到印度，我是一名朝圣者。”
他早就梦想着拜访印度了。两人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在印度待了一整月。金想亲眼看看这个地方，这里的人民为摆脱英国统治、争取自由的斗争曾激励他在美国为正义而战。他想亲眼看看所谓的“贱民”[21]，印度古老的种姓制度中最低微的种姓。他了解过这些人的遭遇，对他们怀着同情，然而，尽管印度在十几年前就获得了独立，这些人到现在依然被社会遗弃。
他发现印度的人民一直在关注他在美国受到压迫的同胞的受审情况，也了解他领导的巴士抵制活动。无论他走到哪儿，孟买和德里街头的人们都会簇拥上来请他签名。
一天下午，金和妻子来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的特里凡得琅市，探访家人曾经是“贱民”的高中学生。[22]校长为此做了开场介绍。
“青年们，”他说，“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一位来自美国的‘贱民’同伴。”
金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个词语会被用在他身上。事实上，刚开始他觉得很生气。他从另一个大洲飞到印度来，和总理一起吃过饭。他看不出自己与“贱民”之间的联系，不理解印度种姓制度和他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没有立刻明白在印度最低种姓者的眼里，他这个美国黑人贵客的种姓为什么和他们一样低，他们为什么会将他视为他们中的一员。“有一瞬间，”他后来写道，“对于我被称为‘贱民’，我感到有点震惊和气恼。”
然后，他开始思考他为之奋斗的那些人的现实处境——两千万人，在美国被贬为最低等级已有几个世纪，“依然闷在贫穷这个密不透风的笼子里”，他们在与世隔绝的贫民窟里，在自己的国家遭到放逐。
于是他对自己说：“是啊，我确实是‘贱民’，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个黑人都是‘贱民’。”[23]
就在那个时刻，他意识到，所谓的“自由之地”强加于国民身上的种姓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并无二致，而他在这个制度中生活了一辈子。这就是潜藏在他在美国与之斗争的力量之下的东西。
马丁·路德·金那天认识到的关于他祖国的真相，早在我们祖先的祖先第一次呼吸之前就存在了。美国独立战争前一个多世纪的时候，在后来成为美国的这片受到各方争夺的土地上，就已经形成了一套人类等级制度，它是天赋权利的概念，是一种有权扩张的诱惑，它将启动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度，并由此形成对人类价值与用途的等级排名。
当贪婪与自大蚕食了人的良知，人的思想会随之扭曲，从而去夺取他们自以为有权占有的土地和他人的身体。既然他们决心要按照他们的喜好去改造原始的土地并赋予其文明，那他们就会认为他们必须征服、奴役或消灭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将他们归为较为劣等的人类运送到这儿来，使其驯服和耕种土地，以攫取蕴藏在富饶土壤和海岸线上的财富。
为了给他们的计划正名，他们利用自身占据中心地位的既有观念，通过对《圣经》做出对自身有利的诠释来巩固基础，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规定谁能做什么、谁能拥有什么、谁在上、谁在下和谁在两者之间。全球性的人类阶梯由此形成，占据梯级最上层的人来自欧洲，其中也分不同的层级，英国新教徒站在最顶上，因为他们拥有的枪支和资源最终将使他们赢得对北美洲的血腥争夺。其他人的梯级根据他们与被定为最优越之人的接近程度依次向下。排序一直往下，直到最底层：非洲奴隶，他们被运去建设“新世界”，一辈子为胜利者服务，一代接一代，延续了整整12代。
种姓制度基于人们的外貌在美国建立起来，这是一套内在的排序系统，不言而喻、不证自明，不为一般公民所承认，尽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这套制度，在潜意识中依照它采取行动，直至今日。种姓就像建筑物基础架构中的螺栓、托梁和横梁，对生活在它当中的人来说是不可见的。正是它的不可见赋予了它力量和长寿。虽说它或许会进出于人们的潜意识，虽说它也许会在动荡时期高涨和重申主张，在相对平静的时候悄然隐退，但它在国家运转中是一条贯穿古今的线索。
种姓不是一个经常被用来描述美国的术语。它被认为是印度或封建时代欧洲的专用词。然而，美国的部分人类学家和种族学者使用它已有几十年之久。在现代之前，最早拾起种姓概念的美国人是内战前的一位废奴主义者，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他在与北方的种族隔离抗争时使用了这个词。他写道：“波士顿的公立学校基于肤色或种族将孩子们分开，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种姓制度，因此违反了平等原则。”他还引用了另一位人道主义者的话：“种姓在上帝没有造出区别的地方造出了区别。”[24]
假如不考虑被编码进我们每个人大脑里的人类金字塔，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眼前的动荡或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转折点。种姓制度，还有捍卫、维护和废除等级制度的活动，它们为美国内战及其一个多世纪以后的民权运动奠定了基础，也渗透进了21世纪的美国政治。正如DNA（脱氧核糖核酸）是细胞发育的指令码，种姓是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互动的操作系统，从其得到孕育的那一刻开始就是这样。
1944年，瑞典社会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带领由其国内最优秀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写出了一部长达2800页的两卷本著作《美国困境》，这本书直到今天依然被公认为可能是对美国种族问题最全面的研究成果。默达尔认为，想要描述美国社会的运作状态，最准确的术语不是种族，而是种姓，也许只有这个术语才能用来指代一种对人类价值进行排序的顽固制度。他得出结论：美国创造了一套种姓制度，而“对于普通白人来说，维持种族界限的努力拥有支撑种姓制度本身的‘功能’，可以确保‘黑人安守本位’”。[25]
最早提出“种族是一种人类发明”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之一是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他认为种族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概念，而非生物学概念，在寻求理解美国的分化和不平等时，我们往往会陷入种族的困境和神话之中。他在1942年写道：“谈到美国的种族问题时，我们指的其实是种姓制度和种姓制度在美国制造出来的难题。”[26]
在20世纪的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眼中，印度种姓制度和美国南方种姓制度（那里拥有全美国最纯粹的法定种姓制度）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麦迪逊·格兰特，一位很受欢迎的优生主义者，他在他1916年出版的畅销书《伟大种族的逝去》中写道：“印度上层阶级的征服者为了保持血统纯粹性而付出的卓绝努力，直到今天还存在于他们精心维护的种姓制度之中。在我们南方各州，吉姆·克劳[27]车厢和社会歧视也服务于完全相同的目标。”[28]
种姓制度有一种向下渗透到每一个居民身上的能力；它的规定像泉水似的被吸收，设立了每个人在阶梯上应有的位置。耶鲁大学的学者利斯顿·波普在1942年指出：“一个没有别人可以被他瞧不起的底层工人，依然认为自己比黑人优越无数倍。有色人种就像最后一个前哨站，为他抵挡被社会遗弃的不幸。”[29]
1913年，南方的著名教育家托马斯·皮尔斯·贝利自告奋勇，编撰他所谓的“南方种族信条”。它相当于种姓制度的核心法则。这些法则之一是“让最低等的白人比最高等的黑人具有更高的价值”。[30]
同一年，一个男人从孟买来到纽约，他出生于印度种姓制度的最底层，生来就是中部省份的一个“贱民”。那年秋季，比姆拉奥·安贝德卡来到美国，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学习经济学，重点研究种族、种姓和阶级的差异。他的住处离哈莱姆只有几个街区，因此他将亲眼见到他在美国的对等人群的生活状况。1915年他完成论文时，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刚好在纽约首映，这部电影是对南方邦联的煽动性致敬。他将在伦敦继续深造，回到印度后成为“贱民”领袖和杰出的知识分子，帮助起草印度的新宪法。他努力废除“贱民”这个贬义词。他也拒绝使用甘地用来称呼他们的“哈里真”[31]一词，他认为这个词语是在轻视他们的智慧。他将他的人民称为“达利特”，意思是“受到损害的人”，由于种姓制度，这才是他们的本质。
我们无从得知接触美国的社会秩序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个人影响。但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和许多达利特一样，密切关注从属种姓在美国的情况。印度人早已知晓被奴役的非洲人和他们的后代在美国内战前遭遇的困境。远在19世纪70年代，奴隶制终结之后，黑人地位有所提升的短暂的“重建时期”中，一位名叫焦提巴·普勒的印度社会改革家在废奴主义者身上找到了灵感。他表示：“希望我的同胞能够以他们崇高的榜样为向导。”[32]
几十年后，1946年夏天，安贝德卡得知美国黑人在向联合国请愿，希望能作为少数族裔得到保护，他找到了当时最著名的非洲裔美国知识分子W.E.B.杜波依斯。他对杜波依斯说，他来自大洋彼岸，曾经是一名“研究黑人问题的学生”，他认识到了他们共同的命运。
“印度‘贱民’和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安贝德卡写信给杜波依斯称，“我对后者的研究不但理所当然，而且必不可少。”[33]杜波依斯给安贝德卡回信说，事实上他对安贝德卡很熟悉，而他对“印度‘贱民’深表同情”。[34]杜波依斯似乎在为两个国家被边缘化的群体发声，因为他意识到了他们存在中的双重意识问题[35]。几十年前，正是杜波依斯引用了印度的概念来传达美国人民的痛苦呼声：“神为什么让我在自己的屋子里成为弃儿和陌生人？”[36]
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怀着类似的愿望，想要跨越大洋，更好地理解这一切在美国是如何开始的：为不可改变的生理特征赋予意义，几个世纪以来，金字塔结构一直在定义并指导着政治、政策和我们的个人交往。侵入每一个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人生际遇的等级制度的起源是什么，又是如何运作的？它如何以令人不安的频率和后果侵入我本人的生活？
开始探究美国的种姓制度之前，我研究了近20年南方种族歧视的历史，这套从奴隶制中发展出来的法定种姓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现在的许多美国人都有过切身体验。在写作《他乡暖阳》时，我发现我书写的不是地理和迁移，而是美国的种姓制度，一套人为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你能做的和不能做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取决于你的外貌，它在北方和南方同样有所体现。我书写的是一个被打上烙印的群体，他们有600万人之多，他们逃离南方的种姓制度，想要寻求自由，却发现无论走到哪儿，这个等级制度都会跟着他们到哪儿，正如我后来很快发现的，种姓的阴影会在印度人向海外迁徙时永远跟随他们。
就本书而言，我想理解的是将一个群体划分出来并凌驾于另一个群体之上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以及这样做对假定的受益者和被视为低于他们的那些人造成的后果。我在世间行走，自己就是种姓制度的一个活生生的体验者，我想理解我和其他千百万人为了完成工作和追求梦想所必须直面的等级制度。
为了做到这些，我首先剖析了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种姓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并研究在我们国家盛行的种姓制度和这一种姓制度之间的相似、重叠和差异之处。我也试图去理解纳粹德国实行的种姓制度是如何产生那种分子式的、集中的邪恶的，并从中发现美国与第三帝国形成之前那几十年的德国之间的令人震惊和不安的联系。我搜寻了三种等级制度的历史，翻阅了诸多学科对种姓制度的大量研究，然后开始以更系统的方式比较其中的相似之处，识别出这些等级制度间最基本的共同特征，我称之为种姓的八大支柱，这些特征令人不安地体现在所有的等级制度之中。
有些学者为研究吉姆·克劳种姓制度投入了极大的精力，美国依然在其阴影下艰难跋涉；还有一些学者对历经千年之久的印度种姓制度做了深入研究。学者们倾向于孤立地看待它们，专门研究两者之中的某一个。很少有人会将它们并列看待，这么做的人往往会遇到阻力。然而对我来说，这项研究已经成为我的使命，我不会畏缩；我想要挖掘出等级制度的根源和它导致的扭曲和不公。除了美国，我的研究还带着我前往伦敦、柏林、德里和爱丁堡，追随着传承而来的人类等级的历史脉络。
尽管本书试图考察等级制度对身陷其中的每一个人造成的影响，但它将最大的关注给了美国种姓制度的两级：一是处于顶层的欧洲裔美国人，他们是该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一是处于底层的非洲裔美国人，种姓制度将非人化的全部火力对准了他们。
美国种姓制度始于1619年夏第一批非洲人抵达弗吉尼亚殖民地后的那几年，殖民地在这段时间内试图完善谁将终身为奴和谁将免遭此劫之间的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的法律赋予英国和爱尔兰契约佣工比和他们一起工作的非洲人更大的特权，欧洲人融合成为新的身份，他们被归类为白人，也就是与黑人相对的一极。历史学家肯尼斯·M.斯坦普称这次对种族的定义建立了一个种姓制度，“它把那些外貌允许其自称拥有纯粹高加索血统的人，与那些外貌表明其祖先部分或全部是黑人的人区分开来”。按他的说法，高加索种姓的成员“信奉‘白人至上’，并保持高度的种姓内团结以确保这一点”。[37]
因此，你会在本书里看到我多次提到美国南方，也就是这个种姓制度的诞生地。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南方是从属种姓被允许生活的地方，因此也是种姓制度正式成形和执行得最残酷的地方。正是在这里，跨种姓关系的信条首先扎根，然后向全国扩散，作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1831年指出：“关于种族的偏见在已经废除奴隶制的各州似乎比在奴隶制尚存的各州更加强烈，而强烈得不允许异议存在的则是从未出现过奴役现象的那些州。”[38]
为了校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使用了也许更经常与其他文化中的人群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用来提出一种旨在理解我们的等级制度的新方法：支配种姓、统治多数、受优待的种姓或上等种姓，用来指代或补充说明白人；中等种姓，用来指代或补充说明亚裔和拉丁裔美国人；从属种姓、最低种姓、底层种姓、不受欢迎的种姓、历史上被污名化者，用来指代非洲裔美国人；原住民、被征服者，用来指代或补充说明美洲原住民。还有被边缘化人群，用来补充说明或指代任何种族的女性或任何一种少数族裔。
这些词语有些可能听起来像是外语。从某些角度来说确实如此，也是我的本意。因为，想要真正理解美国，我们必须睁开眼睛，看到种姓制度的隐秘作用，这个制度无名无姓，但在我们之中盛行，损害了我们的共同利益；看到我们彼此和我们本来会拒绝接受的其他文化之间有着更多的共通之处，并鼓起勇气来考虑我们想要的答案也许就潜藏其中这一事实。
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我贪婪地阅读了关于印度和美国的种姓制度的书籍。任何文章，只要其中有种姓二字，就会激活我的神经元。我在历史中发现了与我心心相印的灵魂，其中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作家，他们的作品带领我穿过时空，跨越一代代人。许多人曾经逆流而动，我感到我在继承一份传统，而不是孑孑独行。
在研究的过程中，一些在美国开展工作、研究种姓的印度学者听说了我。他们邀请我在一场有关种姓和种族的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讲演，会议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举办，马萨诸塞正是W. E. B.杜波依斯的出生地，他的文件也保存在这里。
我在那里告诉听众，我写了一本长达600页的书，讲述美国南方的吉姆·克劳时代，也就是赤裸裸的白人至上的时代，但在论证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种族主义这个词。我告诉他们，在花了15年研究这个主题并听取了那个时代的幸存者的见证后，我意识到这个词还远远不够。种姓是一个更准确的词语，我向他们陈述了原因。他们既震惊又折服。可惜的是，在事后的招待会上，由于接连不断的提问和心得分享一直持续到夜里，人们好心地摆在我面前的一盘盘印度美食受到了冷落。
在我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办方在闭幕式上赠送给我一座青铜色的胸像，那是印度“贱民”的守护圣人比姆拉奥·安贝德卡，这位达利特领袖曾在几十年前写信给杜波依斯。
这感觉仿佛是加入某个种姓的仪式，只是我从一开始就属于这个种姓。他们一再分享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我则以个人认可的方式进行回应，甚至像是为了预测什么特定的转折或结果。让他们惊讶的是，我渐渐能够在周围的印度人里识别出哪些人出身高贵和那些人出身低贱了，但不是像在美国那样通过外貌，而是根据人类对等级制度的共同反应——对上等种姓的成员来说，那是姿态、言行和举止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确信，是对于身处中心地位的明显期望。
会议间歇，我走向女主持人，通过她与其他人的互动，我确定了她所属的种姓。我注意到她本能地站在达利特演讲者的前方，主动承担起了解释那位达利特女士刚才说了什么和意思是什么的任务，她像是凭借第二天性似的占据了权威的位置，很可能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对她说：“我猜你肯定来自上等种姓，对吧？”她显得很沮丧。“你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我已经那么努力了。”我们又谈了一个小时左右，我看得出她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才能控制住那种深入骨髓的优越感的无意识信号，她必须有意识地去克服种姓的程式化。我看得出，即便对一个致力于弥合种姓鸿沟的人来说，这也无比困难；而她确实是这么一个人，因为事实上，她嫁给了一个出身于从属种姓的男人，后者投身于实现平等主义的事业。
回家时，机场安检人员拦住我的行李，要开箱检查，我顿时被拉回了自己的世界之中。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凑巧是个非洲裔美国人，看起来只有20岁出头。他戴上乳胶手套，开始检查。他翻遍了我的行李箱，取出一个小盒子，拆开包装纸，把我获赠的安贝德卡胸像握在手里。
“X光照到的就是这个东西。”他说。胸像沉甸甸的，像个镇纸。他翻来覆去从各个角度检查它，视线停留在它的底部。他似乎担心里面会有什么违禁品。
“我必须做个防爆检查。”他警告我。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了，宣布没问题，我可以带着它继续旅行。他看着胸像那张戴着眼镜、发际线后退、表情坚定的脸，似乎很奇怪我为什么要随身携带一个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的图腾。
“所以这是谁？”他问。安贝德卡这个名字不会引起任何共鸣，我自己也是仅仅一年前才知道的，而我也没时间去解释美国与印度相似的种姓制度。于是我随口说出了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解释。
“哦，”我说，“他是印度的马丁·路德·金。”
“挺酷的。”他说。现在他满意了，似乎还有点自豪。他重新包好安贝德卡的胸像，就好像那是金本人，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回行李箱里。
一套看不见的程序
在两位20世纪末电影人的想象之中，不可见的人工智能力量已经超越人类，成功地在平行世界中控制了人类，每一个人的所见、所感、所听、所尝、所嗅、所触实际上都是程序。程序中还有程序，人类不但被程序化，而且有可能也事实上正朝着完全程序化的方向演化。何为现实与何为程序化为一体。互相交错的程序被视为生命本身。
系列电影《黑客帝国》里，伟大冒险的参与者是那些在设法摆脱束缚时认识到这个事实的人。[39]还有一些人，他们接受了程序对他们的安排，只能过着死气沉沉的肤浅生活，受到类似于现实的幻觉的奴役。他们是囚徒，表面上是安全的，只要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被囚状态。也许正是不假思索的默许，对自己受到囚禁视而不见，才是让人类保持被囚状态的最有效的方法。一个不知道自己是囚徒的人，不可能反抗束缚。
然而，觉醒的囚徒对母体的运行造成了威胁。任何企图逃脱囚笼的行为都要冒着被探测到的风险，因为那意味着对秩序的破坏，暴露了强加于人类的非现实的虚假性。母体这个看不见的主程序，它由自动化的集群智能的生存本能控制，对威胁其存在的事物的反应称不上友善。
在影片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一个男人求教于一个睿智的女人。男人不久前才觉醒，认识到他和他所属的整个物种都困在程序之中。女人是先知，似乎能够为他引路。男人迟疑而警惕，在女人身旁坐下，那张公园长椅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不是。女人用隐语和比喻说话。一群鸟落在他们背后的人行道上。
“你看那些鸟，”先知对男人说，“在某个时候，一个程序被写出来控制它们。”
她抬起头，扫视地平线。“一个程序被写出来监控树木和风、日出和日落。这个地方到处都有程序在运行。”
有些程序在不为人知地运行，完全适应于它们的任务，深深地嵌入了平凡的日常生活。“那些程序在完成它们的工作，”女人对男人说，“在做它们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是看不见的。你甚至永远不会知道它们的存在。”
种姓制度亦是如此，它默默地完成它的工作，正如潜意识受到傀儡师操控的人觉察不到的细绳。种姓制度的指令是对心灵的静脉滴注；种姓伪装成常态，不公看似公正，暴行看似不可避免，以此保证大机器的运行；种姓这个母体是对生命本身的模拟，其目的是维持囤积和紧握权力的那些人的主导地位。